“民惟邦本”背后的千年隐痛《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故事讲解

“民惟邦本”背后的千年隐痛

成语　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

解释　邦：国家。人民是立国之本，人民安居乐业则国家太平。

出处　春秋·鲁·孔子《尚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大约在三千八百年前，大禹治水成功，得了天下，王位从他开始，奉行世袭制传给儿子，很快就传到了禹的孙子太康那里。此人荒淫无度，贪图享乐，整日在外打猎，长期不归，最后连他的国都也被一个叫后羿的部落头领侵占了。

百姓们都为他的不争气感到悲哀。太康的五个弟弟被赶到了洛河边。五个兄弟想起自己祖先好不容易创下的基业，心里十分悲伤。忍不住用厚重古朴的痛惜感情，在洛河边吟出了“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亲近），不可下（轻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君主亡国的叹息与劝诫，也是最早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

这首歌词体现了最原始的治国方针：君王只有与老百姓同甘共苦，保持亲近，才有巩固的基石。只有树木之根加固了，枝叶才能茂盛。国之“本”坚固了，邦才能安宁。如果君王歧视民众，君民之间产生裂痕，就会像太康那样无法得到“邦宁”。这就是“民惟邦本”的由来。

岁月如同白驹过隙，过了一千多年，到了春秋时代。那是中国人最难得的大好时期：诚信、包容、敢说敢当、可以大胆亮出自己的观点……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遵循这个原则，于是诸子兴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思想得以开放。

不甘寂寞的士大夫，在诸侯各国的“人才市场”里排着队，进进出出，他们为了出仕，争着去“应聘”。君王们当然也没闲着，他们在各自的宫殿里忙着面试、提问、洽谈，认真倾听各路诸子百家给出形形色色的治国方针，然后决定取舍，最后是否聘用。

孔子坐着简陋的牛车，一路颠簸地来到鲁国宫殿参与面试。鲁国公室的力量很弱，鲁定公十分忧虑，他想吸引人才，但不知怎样摆正君臣关系，于是虚心向孔子请教：“君使臣，臣事君，该如何？”

孔子想以礼义约束君臣关系，当时回答得也很干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只要君对待臣有礼，臣会对君尽忠。看起来，他主张的君臣关系，好像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合同契约。就像职场中职员与老板的关系，臣对君，员工对老板，是有条件的忠诚。鲁定公认为这不利于他的统治，不利于“君为本”，当即将孔子提出的观点封存起来。孔子只得无功而返，也就是没有被聘用。

接下来，轮到因使楚有功而为齐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晏子粉墨登场了。齐景公颇有兴趣地盘问机灵过人的晏子：“我曾听孔子对他的学生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晏子告诉他，所谓“和”，就是“君甘而臣酸，君淡而臣咸”。他的意思是，臣对君不能光是投其所好，也不能随便附和。并提醒他“良臣死于社稷，不死于昏君”，他认为，为昏君而死的人都是愚蠢的，不值一提。齐景公听了很高兴，笑道：“这下我明白了！天下一色，反而失色。”他真是心有灵犀，一点就通，也知道满朝上下，不能只有一个声音。

本来嘛，以君为本就得强调苟同、盲从、附和。满朝文武一个味，大家都得听君主的，这样一来，国家没有创造力，没有凝聚力，也就没有战斗力。晏子希望的是，君主要甜的，大臣应该拿酸的；君主说是淡的，大臣应该说是咸的。只有这样，君臣间才能各抒主见、相互斟酌。反之，满朝一个腔调，国家就没有生机，就像齐景公早年喜欢穿紫色王袍，全国臣民都穿紫衣，紫布紫绢大幅涨价，扰乱了市场。楚王喜欢细腰女子，全国女子都投其所好，不吃饭减肥，一个个都饿成水蛇腰，还有什么娇美可言。

待到了烽烟四起的战国时代，被后人称为“亚圣”的孟子崭露头角。他提出的理念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民众是君权的基础，社会的依托。孟子一再告诫那些统治者，要爱民、利民，听政于民。他强调“民”，与君相比，民比君更重要，这是《五子歌》中“以民为本、民为邦本”思想的再次体现。

孟子对位爱热闹、爱听三百人吹竽的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说的这种君臣关系，类同于当下的“双向选择”：君主待臣子如手足时，臣子就把人君当作心腹；君主看臣子如犬马，臣子就把人君看成路人；人君看臣子如草芥，任意践踏，臣子就会把人君看作仇敌，怒目相对。总之，你怎样待别人，别人也怎样回报你，这很像一面形影不离的镜子。孟子说的这番话很有道理，也被列代的明君采纳。难怪唐太宗李世民就是这样认为的：民是水，君是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诗经·小雅·北山》中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孟子却不同意。他说：这首诗并不能按照字面上那层意思，解说《诗经》的人，不能望文生义，影响对词句的理解。他还举例说，舜既然做了天子，他的父亲瞽瞍怎能不去做他的臣子呢？（《孟子》卷九曰：“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千年来，皇帝自称“朕”，玉玺上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表明他的皇位是天经地义，老百姓只有仰视帝王和权贵的份儿，只有俯首帖耳的命，没有独立的人格。

数千年来，一场场农民起义，一次次改朝换代，全都在做低层次的循环，你方唱罢我登场，根本不会触及君权与民权的辨识。君主们老是惦记着“奉天承运”，并把它作为圣旨的开场白，既然皇帝是遵照“上天”旨意办事，那就不管臣民什么事了。

“奉天承运”的发明者是朱元璋。他刚当上皇帝，就迫不及待强化皇权，自称受命于“天”，站在奉天殿上，一副得意扬扬君临天下的气势。这位农民出身，造反起家，当过和尚，做过盗贼，对文人抱有抵触情绪的皇帝，看到孟子说的“臣视君如寇仇”这句话时，大为恼怒。他实在气不过，孟子不把皇帝当回事，却把百姓高看了。加之他的文化劣势，造成对士大夫的记恨，下令把孟子的牌位从文庙里撤出来，取消孟子配享资格，从此不再享用冷猪头了。

满朝文武顿时慌了手脚，幸亏钦天监的星象专家出来说话了。他说“荧行于惑”，意思是陛下是不是有什么事做错了，什么话讲错了，让上天感到不安？现在老天发怒的先兆已经出现了。朱元璋迟疑了。他终究是农民出身，从小习惯靠天吃饭，对老天爷素有敬畏之心。既然老天爷发怒了，他不能不在乎，他的命还掌握在老天爷手里呢，于是他做出了让步，立即撤销圣旨，让孟子在祭孔时也享用一盘冷猪头。

又过去二十年，到了洪武二十二年，满朝文武早把此事忘得干净，没料到朱元璋对孟子的憎恨情结又一次发泄出来。他下令取缔《孟子》这本书，又叫人写了一本《孟子节文》。这本《孟子节文》里，将他最反感的，主张“民重君轻、民惟邦本”的词句全都被删掉了。

明朝开国皇帝如此不堪，他的子孙皇帝自然也够呛。明朝皇帝将大臣视作家奴，随意廷杖大臣，草菅人命，就是朱元璋开了一个极坏的头。明代十六朝，只有建文、弘治、泰昌等少数几朝没有杀大臣的记录，其余各朝或多或少都有，杀戮大臣最重的是洪武、永乐、嘉靖、崇祯四朝，这都是君主臣民关系扯不清造成的。

再过五百年，到了1901 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慈禧与光绪匆忙逃亡西安，来自海外的政治流亡者和一些绅士们的奏折，纷纷向西安呈递，要求朝廷变革，这些奏折中出现一个全新的名词叫“国民”。“国民”究竟是何物？这是慈禧和光绪从未听说过的，中国几千年来，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只知有臣民，不知有国民，这是一件多么可悲之事。

数千年来，藏在“民为邦本”背后的隐痛何止这些。辛亥革命以后，虽然皇帝被推翻，君主没有了，但是一百多年来，“以民为本”的理念仍未形成。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虽然时不时也宣传“民本”思想，但其中的“民”，只不过是唐太宗心里用来“载舟”的臣民，而不是拥有国家财产，能行使国家主权的国民，说到底，臣民仍是依附于君主的附属物。两千年来，始终没有走出封建专制的范畴，说是“以民为本”，到头来还是以“君”为本，仍然依赖特权者操控国家之一切。

漫长岁月的洗礼，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个祖先早就下的训诫，看似简单，却是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它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得以深入人心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