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朋党之争《党同伐异·恶之欲其死》故事讲解

历史上的朋党之争

成语　党同伐异　恶之欲其死

解释　前者指结帮分派，偏向同伙，打击不同意见的人。后者指讨厌一个人时，总想叫他死掉，极度凭个人爱憎对待人。

出处　《论语·颜渊》：“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朋”，是古代货币单位的别称，五贝为一朋，甲骨文里的“朋”字，就像将五个贝币，用绳子系在一起。

几个人相聚在一起，以同门为“朋”，同道为“友”，同门意为出于一个师门，同道意为志趣相同，这说明“朋”与“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相同利益聚在一起，称为“朋”；为志趣相同、心思一致，而聚集一起，称为“友”，所以有“同利为朋，同心为友”之说。

孔子说过，“君子朋而不党”。他把“朋”和“党”分开，想劝人不要结党。但不少人为了切身利益，拉党结派，结成朋党，视不同政见的人为仇敌，欲将其置于死地，这才有朋党之争。

古代君主与官僚为了争夺利益，结成朋党，种类繁多。官僚之间，有官僚朋党，宦官之间有阉党，宗藩之间有藩党，外戚之间有戚党，后妃有后党，士大夫有士党，就连皇帝本人，也成了朋党的招牌，称作“帝党”。

宋仁宗时，主张改革的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以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极力反对改革。他们并不直接去攻击新政，却极力攻击主持新政的范仲淹个人，诬蔑范仲淹和欧阳修等人结成“朋党”。任你如何清白，只要戴上“朋党”的帽子，万事休矣。因而气得欧阳修牙根痒痒，赶紧给宋仁宗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朋党论》，予以回击。

欧阳修在《朋党论》里，将朋党划分为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两者颇有区别。他认为君子之间以“道”结党，小人之间以“利”结群，在这里，欧阳修按“道”与“利”予以区分。他认为同“道”为朋是君子，同“利”为朋是小人，小人重利，君子重道。凡小人利益一致时，互相援引，勾结成朋党。

尽管如此，凡成朋党者，往往以“小人”朋党为多，君子不屑于互相援引，结成朋党后，恐遭人非议。大凡朋党宗旨是，凭好恶待人，对同党姑息迁就，尽量让他活得舒坦，对异党，恨不得让他马上死。这就是成语“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对朋党的真实写照，此话出自孔子的《论语·颜渊》。

有一天，子张问孔子：“怎样才能提高品德，识别迷惑？”孔子回答说：“坚守忠诚与信用，可使品德高尚。若爱一个人，要他活得好，一旦厌恶了，又要他死去，这就是迷惑。”

真是太可怕了。你喜爱一个人时，就让他活着，讨厌时，就让他早点死掉，这完全是凭个人爱憎待人。尽管此话说得极致，但史上还真有这样可怕的事，三国曹魏时，就发生过一个典型事例。

魏晋“竹林七贤”的领军人物嵇康，天生一副傲骨，且性格豪放，面对司马氏血腥统治，拒绝入仕，由此招来忌恨。显赫一时的关内侯钟会，是司马集团的忠实走狗。嵇康对此小人厌恶至极，曾朝他反唇相讥，由此钟会记恨在心，结下仇隙，一心想报复他，但苦于没有机会。

263 年的一天，机会终于来了。嵇康的好友吕安蒙遭冤案，他出于义愤，为吕安做证辩解，这下触怒了司马朋党之首司马昭。钟会趁机陷害嵇康，给他安上罪名，恶之欲其死。嵇康是曹操的孙女婿，与被司马懿杀掉的何晏，有姑侄之亲。司马昭心生忌惮，下令将他逮捕入狱，后又听从钟会之意，将吕安与嵇康处死。

行刑前，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要求赦免嵇康。司马昭不准，面对一个拒不合作而又广有影响的人，司马昭寝食能安吗？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他看到嵇康在文士中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更决心杀死他。耿直不屈的嵇康，因不向司马朋党屈服，终究死在这个专制王朝的屠刀下。

洛阳东市执行死刑的刑场上，临刑前的嵇康神情安详。当刽子手的大刀尚未举起时，他抬起头，瞥一眼刑场上的日影，推测出行刑尚有一段时间，便坦然向监斩官提出要求，想最后亲手抚完一首《广陵散》，监斩官允诺了。

嵇康从前来与他诀别的哥哥嵇喜手里，拿到他熟悉的琴。他将琴端放膝上，双腿盘坐在刑场上，扬起双手开始演奏。荡气回肠的琴声伴随着激愤凄厉之情，传到四周肃立的送行人群中，顿时，人们流下一串串痛惜与悲愤的泪水。

一个即将斩首的犯人，临终前能解开套在颈脖上绳索，在刑场弹奏一支琴曲，恐怕只有嵇康一人。这一天，他刚满四十岁，英才就此陨落。噩耗传出，士人们悲痛欲绝。

《广陵散》描写的是战国时聂政刺韩相故事，其旋律慷慨激昂，嵇康被聂政的侠肝义胆所感动，特地留下这个断琴辞世的悲壮镜头。从此《广陵散》声绝天下，再也无人能弹出这首歌颂义士感天动地的琴曲的意境。这是两种价值取向与两种思想体系的冲突，在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中，最从容潇洒并慷慨面对生命终结的，当数嵇康一人。

因恶之欲其死，因讨厌豪放不羁的嵇康，就要将他置于死地，这是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这种专横跋扈，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恶劣行径，在历史上的朋党之争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公元前51 年，汉宣帝当政，安静的皇家藏书楼石渠阁里，突然人声鼎沸，一群儒生在阁楼内吵得不可开交。凡持观点一致者，视作同党，攀附纠合，对观点不同的人讥讽攻击，排除异己。参与朋党之争的人认为：党同，就得伐异，不伐异，难以党同。《后汉书》把这种行为称作“党同伐异”。

历史上的党同伐异，源远流长。东汉时，有阉党与戚党之争，史称“党锢之祸”，它以“党人”之罪，禁锢士人终身，生不如死。唐代有牛（牛僧孺）李（李德裕）党争，从宪宗开始直到宣宗结束，持续40 年，死者不计其数。宋代有元祐档案，是变法与守旧之争，后又成了蔡京打击政敌的利剑，被屈死者无数。明万历时，朝政腐败，东林党与阉党之争迭起，因恶之欲其死，致不少东林党人痛不欲生。康熙时又有“皇子党”与股肱大臣的朋党之争，祸起萧墙，骨肉相残。孝庄皇后曾说：“但凡一个皇帝，都怕党争，但又不能没有党争。”到了晚清，更有光绪“帝党”与慈禧“后党”之争，致“六君子”血溅菜市口。李鸿章树起“乡党”大旗，提出“宁用淮奴，不用湘才”，导致党争连年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