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的箴言：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故事讲解

千年的箴言：民以食为天

成语　民以食为天

解释　指人民以粮食为自己生活所系，说明民食的重要。

出处　《汉书·郦食其传》：“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

“民以食为天”，这是一句中国亿万民众耳熟能详，且又颠扑不破的千古箴言。这个带有劝谏与警诫双层意义的成语，折射出中国二千多年来各个王朝的兴衰更替，道出多少王朝统治者心里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百姓们心里最关切的又是什么。这短短五个字，浓缩了“民”与“食”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从它那里，又可谱写并追溯中华饮食文化、中华五谷文化以及华夏文明最为深远的历史渊源。

两千年来，中国老百姓心里惦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天天能吃饱肚子，不要挨饿。先民们开始将五谷之首，定为“粟”，又称粟为稷，老百姓俗称小米，因为它耐旱，便成为远古时代北方先民首先考虑能填饱肚子的粮食作物，更由于粟的耐旱、耐瘠、耐储以及耐寒等特性，培养出华夏子孙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

粟，历经上古时夏、商、周三朝，夏文化和商文化，有时就被称为“粟文化”。《逸周书》中记载有“天雨粟 ，神农耕而种之”，可见神农氏创建农耕技术是与粟有关。《淮南子》中有“仓颉作书而天雨粟”，这是告诉后人，仓颉的功德感动了天地，上天才赐予谷子雨，可见仓颉发明汉文字与粟有关。这与《历代名画记》中的“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有异曲同工之妙。山西农村至今还有人把带皮的五谷（粟、黍、麻、麦、豆）搅在一起，磨成面，捏成疙瘩，煮着吃，说这样可免病避灾，可见粟文化已深深印在国人的心中。

有了粟，先民们才有赖以生存的粮食，才有社会的繁荣与国家的昌盛。“厉兵秣马”这一成语，告诉我们要磨好兵器喂饱马，才能准备作战。“不食周粟”成语，是讲伯夷与叔齐两兄弟不吃“周粟”（周朝的粮食）饿死在首阳山的故事，这是形容古代文人气节高尚的成语，但从现代人看来，这种不合时代潮流，与统治者“死磕”到底，以死相拼是不可取的。

在古代，粮食产量的高低，决定了国家与地区人口的数量。面对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嘴，粟尽管是五谷之首，但它的产量低下，难以满足人口不断增多的需要，于是小麦在秦末汉初时崭露头角了。小麦因为口感好，产量稳定，很快普及到中国北方地区。

秦国的关中平原，气候适宜种小麦，秦军才能连年获胜，统一天下，还凭着关中平原富庶的麦田与丰足的粮仓为后盾。这一点，司马迁看得很清楚，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秦国所处关中之地，只占天下的1/3，人口占天下3/10；然而财富却占天下的6/10”。他还说，“秦败亡时，全都在那里争夺金银珠宝，唯有任氏一家，独自储藏粟，后来楚汉连年战火，粟价每石涨到一万钱，任氏卖谷，大发其财。”但是项羽却不懂这个道理，他将富庶的粮仓，全留给了他的对手刘邦，自己一心想衣锦还乡，匆匆带领数十万大兵，去了他自己的故乡彭城。

古时打仗很重视屯兵、屯粮、屯田，让驻军垦田是怕断了粮草。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因为战争永远离不开粮食供给，几万或几十万大军最怕饿肚子。楚汉战争中，刘邦想把成皋让给项羽，有个叫郦食其的书生很有学问，刘邦想听他的看法，郦说：“王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楚军不守粟仓，是上天赐给你成功机会，你不能放弃成皋，把粮仓让给敌人，只有固守粮仓，才能改变局势。”刘邦照他说的去做，终于取得胜利。三国时的官渡之战，曹操军中缺粮，正在焦头烂额时，恰逢敌营中许攸背弃袁绍，前来投奔，并为曹军献上偷袭袁军屯粮地乌巢之计，曹操终于化险为夷，并以弱胜强，仅以不足两万兵力，击败袁绍十万大军。

民以食为天，治民就是“治肴”，治理国家，就是分配食物。先秦时，王或诸侯的内管家称“宰”，是专门主持分配祭祀用的牲肉。汉相陈平小时候当过乡里的“宰”，主持宰杀牺牲，分割祭肉，被乡人誉为“分肉食甚均”，后来他跟了刘邦，担任“宰割”天下的官员，当上汉初的宰相。

细读中国历史的人会发现一个规律，或者说一个秘密，那就是一个王朝能否有“盛世”出现，取决于当权者对“民以食为天”这条箴言是否敬畏，是否重视。王朝的根基是农民，农民的主力军是自耕农，每个朝代，在其鼎盛时，处理政事都会想到管子的治世名言：“仓癝实，而后知荣辱，衣食足，而后礼义兴。”粮仓充足了，才能顾及礼仪，重视荣辱；让百姓吃饱穿暖，丰衣足食了，才会有安定康乐知礼义的社会。民以食为天，盛世当然离不开粮食富足，贞观之治和文景之治，都是因为休养生息，扩大粮食种植面积，获得粮食产量爆发增长而形成的。

西汉初期，朝廷非常注重关中平原上的小麦，关心自耕农的种粮、收粮、缴粮。汉文帝曾两次下令“除田租税之半”，实施劝课农桑，休养生息与轻徭薄赋的政策，使小麦丰收，这才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太仓里的粮谷极为丰盈，新粮压在旧粮上，一直堆积到粮仓外；库府里积攒大量的铜钱，由于多年不用，穿钱的绳子也烂掉了多次。

唐代是小麦产量的光高峰时期，唐王朝扩大小麦种植面积，使全国耕地达8 亿亩，这和今天的18 亿亩相比，已达到一半左右。贞观年间，天下安定，丰衣足食，当时的一斗小麦只卖四五钱，百姓不愁吃，不愁穿，过上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小康生活。唐代诗词：“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充分体现关注民生情怀。

宋朝初年，从安南引来的优质水稻被泉州商人带到福建，水稻就此粉墨登场了。宋真宗曾经派人到福建取来稻种，发放给长江地区的百姓种植，鼓励当地农民采取麦稻轮种。于是粮食生产的重心开始转到南方，沿着大运河，南粮源源不断北调，宋王朝的经济也就迅速发展，粮库堆满了粮食，出现繁花似锦的富庶景象，由于水稻的引入和推广，激发宋朝住户增到一千万户，人口增加一倍，已超过五千万人。宋王朝还以每年十万两白银，送给北方游牧民族，换取北宋边境的“百年安定”。从11 世纪到12 十二世纪的北宋粮食经济已遥遥领先世界各国，当时的都城汴梁，已成为世界上最富庶的百万人大都市。水稻与小麦双双成为粮仓的主角后，历经宋金元明清五个王朝九百多年的时间，每个朝代的寿命增加，平均达到两百年左右。

从另一角度来看，社会在分配食物时，地位越高者，得到的越多、越好、越早；地位越低者，得到的越少、越差、越迟。当两极分化激烈，百姓无粮时，便要挣扎，若遇到天灾人祸，饿殍遍野，易子而食时，更引起骚动，觅不到食时，就揭竿而起，举兵造反。汉末的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都是由于巧取豪夺，土地兼并，食货俱废，粮食搜刮一空，连树皮草根吃光了，饥民扶老携幼逃入绿林山，起兵造反。隋炀帝连年大兴土木，不断用兵，繁重的徭役与兵役使田地荒芜，食不果腹，山东江淮地区的种粮农民，纷纷举兵起义，更证实了民以食为天不可怠废，导致历代王朝覆灭的农民起义军，往往起源于粮食的主要种植区。

哥伦布发现美洲形成的“蝴蝶效应”，让美洲的玉米和地瓜，经过漫长之路来到中国。玉米产量高，对中国贫苦农民来说，好比久旱逢雨，雪中送炭，让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农民填饱了肚子。假如玉米和地瓜能早一百年进入中国，明末大批贫苦农民或许不会饿殍遍野，李自成就不可能率领百万流民打到京城灭掉大明，大清的铁骑也没有机会逐鹿中原最终取得江山。但是历史不允许假设。

清初，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玉米和马铃薯，给挣扎在底层的农民提供活命的机会，它们可以在贫瘠的山区种植。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向无主的丘陵地带，在山坡上种植玉米，在山脚下种植地瓜，粮仓充实了，多几个孩子也能养活了。仅仅一百年，经过康乾盛世，全国耕田从五亿亩跃升到八亿亩，人口实现翻一番，突破了三亿大关。没有三亿多自耕农上交的皇粮，清朝的八旗子弟哪能整天架着鸟笼斗鸡听戏那样潇洒自如？

纵观三千年的粮食发展史，可见盛世离不开民以食为天。文景之治，是小麦取代粟成为粮仓的主力军；贞观之治，是水稻小麦双双成为民众口中的“天”；康乾盛世，又是玉米、地瓜、水稻、小麦一起进入粮仓，成为民众不可或缺的“食”。如果没有粟、麦、稻、玉米、地瓜等粮食作物充作民之“天”，康熙和乾隆就算是天纵奇才，也无法把达到极限的中国人口翻一番，没有丰衣足食，哪来的康乾盛世？又哪来一个个被载入史册的盛世？

20 世纪60 年代初，一场浮夸风、共产风、虚报粮食产量的歪风席卷全国，带来持续三年的全国性饥荒，华夏大地，到处都是饥肠辘辘的人群，民众节衣缩食，苦苦忍受饥饿折磨，才好不容易熬过了这场饥荒灾难，这再次证明了“民以食为天”是一句颠扑不灭的箴言，是来不得一点点含糊的。

今天的“民以食为天”又有了新的含义。我们祖先食用的糙米、全麦粉和谷子原本都是天然健康成分，然而现代人为了口感越来越好，粮食加工精度也越来越高，不惜丢弃了原生态胚芽和麸皮等大量有益成分。现在，人们由过去的营养不良，转变为营养过剩或营养素缺乏。当今要加强杂粮推广，调整五谷膳食结构，慎用或不用转基因食品，控制转基因食品生产，强化食品管理，尽量不用食物添加剂，让亿万民众的食物回归大自然。确保食品安全，吃得放心，这才是今日各级政府“父母官”在遵循“民以食为天”这一千年箴言时，必须考虑的一项重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