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双璧并峙的“两司马”《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故事讲解

史学界双璧并峙的“两司马”

成语　异曲同工　殊途同归

解释　不同的曲调演得同样好，不同的途径到达同一个目的地。

比喻采取不同的方法而得到相同的结果。

出处　唐·韩愈《进学解》：“子云相如，同工异曲。”

《周易·系辞下》：“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司马迁撰写《史记》，开启了中华通史之端，赞美声经久不绝；司马光以历代兴衰为借鉴，编写《资治通鉴》，功更不可没。《史记》与《资治通鉴》，现已并列为中国史学界两部不朽的巨著，人们常说“史学两司马”，是耸立千年的中国文史界一对“双璧”，如同并峙于历史峻岭中的突兀双峰。两位司马，涉及时间历程长达数千年，在浩渺的史料中，他们各自直抒己见，直笔道出内心的感受。他们不信鬼神，不言天命，不谈神怪鬼异，只重人事，成就了两部伟大的史学巨著。

作为史学家，性格对他们创作影响，尤为深远。他们两人的人生经历，书写笔法，以及对后人的影响，迥然不同。他们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同样目的，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了。

司马迁生性洒脱无羁，自幼长在环山带水之间，深爱大自然美景。22 岁起外出游历，足迹踏遍江淮沅湘，上至会稽探禹穴，下去彭城窥项羽旧迹，又到齐鲁观孔子遗风。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见多识广，不拘形迹，后因李陵案受宫刑凌辱，他用泣血之言告诉世人，忍辱负重全为了成就《史记》。他是位热血男儿，敢于冲破正统思想樊篱，用“纪传体”记人，人物传记场面壮阔，情节起伏，语言生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光更不同一般。读过《通鉴》的人，仿佛见到司马光总是带着一副深邃的目光，神情严肃地向我们走来。大家都喜欢7 岁时“砸缸”救人的小司马光，却不太喜欢这位有些偏执、全部心思用在替赵姓皇帝编写“教科书”的老年司马光。这是位通达历史的长者，又是饱受儒学教化的智者，说教时有些古板，谈吐却很洒脱自如。他对史料喜欢追根寻源，尽力求真，要像教科书那般脉络清楚。

当司马光把花费十几年岁月写成的《通志》读给神宗听时，神宗皇帝连连点头称赞说：“书中记载的历史，真像一面镜子，可以常用来对照借鉴，检查得失。”因此，皇帝特地给这部书赐名为《资治通鉴》，把目光全集中在“鉴”字上。鉴，镜子也，自然让我们想起李世民说的话，“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人生轨迹的转变，往往受形势所逼。那一年，司马光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遭罢黜，闲居洛阳。他用圆木做了个枕头，取名“警枕”，将头枕在这块圆木上，入梦乡后，身子稍微一动，“警枕”滚动，他就被惊醒了。惊醒后的司马光立即起床，趴在书桌上，握笔疾书。他怎能忘记历代亡国之君的沉痛教训，呕心沥血十九年，取名《通志》。用他自己的话说，“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言精力，尽于此书”。成书后不到两年，他因积劳成疾离开人世。

史学两司马，一个是史学家存史，为治史者撰写案上必读之书；一个是为政治家著史，为治国者直抒枕边论著。两司马都以总结历史盛衰为己任，都能从历朝兴衰为镜，防患未然。两人写作方法又迥然不同，一个以纪传体为主，突出历史人物叙史；一个以编年体为主，以年月贯穿全书，二者同样获得一般史书难以达到的效果，这可谓是异曲同工了。

“异曲同工”这一成语，出自唐朝文学家韩愈的《进学解》，说的是汉代两位辞赋家司马相如与扬雄（字子云），两人曲调虽异，演奏却同样精妙；两人写出辞章同样精彩无比，都能达到同一目的。这与成语“殊途同归”是一个道理。“两司马”在史学界素有“同工”之妙，仍有许多“异曲”之处。

一是他们两人史观不同，司马迁持“异端”（ 儒家将儒学外学派统称异端）史观，司马光持的是“正统”史观。司马迁年轻时深入民间收集史料，与底层平民有很深的感情，受腐刑后，肉体与精神经受切肤之痛，他的思想得到升华，加深他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他笔下的人物，气势磅礴，帝王将相，食客侠士，个个悲壮动人。他抨击正统观念，对“正统”所不齿的游侠食客商贩走卒，敢于为他们做书立传。司马迁笔下，有成就的商贾、术士、游侠、门客和农民领袖，这些被排斥的人物都能与帝王将相一样受到重视。他热情赞美游侠，大胆揭露酷吏，对荆轲刺秦一事充满同情赞扬，还敢指责主宰自己生死的汉武帝放纵私欲。这些“异端”，对生活在主流上层社会终身为高官的司马光而言，简直匪夷所思，不屑一顾，也不敢为。

二是《史记》以人为中心叙事，视角面向社会各阶层。当他来到汨罗江畔时，在当年屈原投江处高声朗读屈原的诗，念完后痛哭流涕，挥笔写来。因此，司马迁笔下的刺客、游侠、近臣，都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感受到人物的音容笑貌。而《资治通鉴》是以时间年代为红线，按时间顺序叙史事，是以帝王将相为主干。司马光用追叙和终言手法，道出史事前因后果，给人有明晰的印象。他偏重于政治大事，就像梁启超说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一本家谱”，用今天的话说，《史记》是生动的人物特写，《资治通鉴》是严谨的调研报道。

三是司马迁主张变革，对变法充分肯定。而司马光守旧，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反对王安石变法。《资治通鉴》的精髓是，强调帝王将相责任感、使命感，重视领导才能、素质和品质，对家国兴衰的影响。司马光上书神宗时说：“修心之要有三：仁、明、武；治国之要有三：用人、信赏、必罚。”他成书严谨，就像一位道貌岸然的老夫子，在谆谆教导他的学生。无论《史记》还是《资治通鉴》，都有作者考察史料后获得的史实，更有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和思考。

1954 年，毛泽东与吴晗谈起《资治通鉴》时，毛泽东是这样说的：“《资治通鉴》这本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本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曾国藩说过：“读书有两个途径，一是修身，不外乎读经书；二是经济，不外乎读史书。”修身，是教你怎么做人；做人，就要读经书中的“为人之道”；经济，是如何经邦济世，这需要读史。只有读史上的案例，才知道怎么去操作，想怎样操作，就要认真读取史上那些成与败的案例，否则就只能是纸上谈兵了。

王夫之专门写了一篇《读通鉴论》，他说，读《资治通鉴》应该有三个境界，一是可以提升自己，自淑；二是可以与人分享，诲人；三是可以知“道”而“乐”。

这是多么精辟的见解啊！我们读《史记》与《资治通鉴》，就应该达到自淑、诲人、知道而乐这三个境界。司马迁和司马光都是史学巨擘，他们为后人提供了史学上的借鉴和启迪，在两位巨擘的辛勤笔耕下，我们经过细细品味，加以揣摩，就能领会什么叫“异曲同工”，什么叫“殊途同归”，什么又叫“双璧辉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