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解文本，价值的重新定位与审视

面对文本，诗人的心灵感受着真实，也摆正了反思的目光。在鉴赏、感悟与再创造的同时，诗人的心灵也对既定的价值进行了全新的定位与反叛。

女性的情史本是一页带泪的空白，但诗人驻足其间，却看到了全新的内容。于是，诗人“剖开一段湘妃竹，看到了洪荒时期的爱情”。诗人认为，“娥皇女英之于舜，不仅是其妻子，更是其呵护人”，她们的呵护使舜得以脱险，成就了舜至德至孝的英名。但由于中国文人总是在寻找着心灵的替身，并喜欢在其上交叠起自己的怅叹，于是娥皇女英便始终以一身寒气出现在文人的诗篇中。诗人无疑要拂去历史的烟尘，为其寻求一种历史的本真。因此，诗人在这里大胆地提出一个疑问：究竟是“谁辉煌了谁？是舜辉煌了娥皇女英？还是娥皇女英辉煌了舜？”这一发问可谓回肠荡气，正是对长久以来既定价值的彻底反叛。在诗人笔下，这种高贵与单纯、肃穆而伟大的女性之爱已升华为一种力量，成为男性成就事业的强大支柱，辉煌了史书的一角。在《望夫石》中，诗人又对这种女性之爱顶礼膜拜，将之誉为“三种时空里的女人”，并欣然礼赞：“三种时空里/生命正在拔节”，更将这种爱提升到极致。这种大胆的见解将传统的价值观击得粉碎，还原了女性的自然本真。

诗人同时也对君主专制下的文人命运予以透视，并进而探讨其相应的文化品格，一反传统的将文格与人格简单等同的价值观。以皇帝为首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将人的价值贬抑到最低限度，对文人来说更是一种强大的不可否定的力量，使他们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压力。他们侍立于皇帝之侧，稍有不慎便有杀身之祸。因此，在儒家的进身之道与道家的明哲保身中交替着自己的尴尬角色，便成为中国文人独特的生存状态。这种进亦忧、退亦忧的两难处境自然导致了文人复杂的文化人格。东方朔与司马相如正是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走过了他们各自的心灵历程。司马相如刚直不阿，却长期穷困潦倒，东方朔取悦于皇帝赢得了富贵荣华，却为后世所不齿。这种戏剧性的对立，正是君主专制下文人品格的真实写照。东方朔之诙谐取容是其进身之道，更是其明哲保身的一种手段，其人格之卑下，是复杂的生存状态使然。司马相如虽以文采名重于当时，却因人格超俗而陷于困境，盖缘于此。诗人不禁发出疑问：“一个经历了生前的悲哀，一个经历了死后的悲哀，其哀之切，孰更甚耶？”进而指出：“若单纯地将文格与人格相对应去建构文人形象，于古于今都不负责任。”并委婉地以“司马相如/本应成为一名剑客”作结，给人以苦涩的回味与反思，从而揭示了文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生存现实，也显示了人性固有的真实与流动。

不难看出，常华的咏史诗文注重于对唐诗韵味的深入体验，并力图使之成为最能体现自身情感的“有意味的形式”。《品唐诗习典故》以其细微深入的体味能力和从容自适的艺术感知熔铸了作者对人的价值与艺术形式的大胆探索，升起于历史水面的慢板，如歌如吟，如泣如诉，引导人们沉浸于唐诗的无穷魅力之中。

张中莉

20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