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诗言志”和“以意逆志”

“赋诗言志”和“以意逆志”

采诗：诗在古代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诗乐担负着沟通上下的重要功能，上层统治者既通过诗乐了解底层百姓的苦乐、民间社会的风俗，也通过制作雅乐教化百姓，移风易俗。远离政治中心的下层民众，通过诗乐表达现实生活情怀，向上传达对社会治乱、文教兴废的反应。诗乐这种沟通作用之所以能够得到实现，很大程度上依靠采诗制度。

关于先秦的采诗制度，最早的记载是《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谏晋悼公时引《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至东汉，则有更明确的记载。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又载：

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

采诗是由一种专门官职“行人”负责的。行人，也就是遒人，掌邦国宾客之礼，迎送宾客使者以亲诸侯，因此能够在春季至各诸侯国采诗。又《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大约饥劳之歌闻于天子，需要经过层层上达的过程，最初是由年老无子的男女深入民间求诗，后再经过“行人”振木铎以采纳，才进入朝廷。这种采诗观风的制度，在周代前期，是有序地进行的。随着周王朝的衰微，到了孔子时代，就已经颓废不行了。孟子曰：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

清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迹’盖‘䢋’之误。”许慎《说文解字》：“䢋，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王者之迹熄”就是采诗制度熄止了。

采诗后须献于朝廷。史书有关于周朝时公卿列士“献诗”的记载。《国语·周语》记载周厉王时召公谏弭谤的事，召公谏曰：“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典，乐典也），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周天子听政，公卿列士献诗，瞽、师、瞍、矇等乐师配以音乐，歌诵于朝，传达百姓对政治制度的态度，以供王斟酌，这样可以做到事行而不悖。周代是否真的存在完备的采诗制度，已不可究诘，就像国人将“三代之治”理想化一样，采诗制度也被视为君民臣贤、上下交泰的政治文化理想，为后世所垂念和神往。如中唐白居易就咏赞道：“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采诗官》）

赋诗言志：至春秋时，各诸侯国已不再有公卿列士“献诗”的事，这或许是孔子感叹礼崩乐坏的一个方面。春秋时诸侯之间外交频繁，行人往来，不绝于道。各国外交重视礼，“文辞以行礼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卿士大夫非常普遍地“赋诗言志”以应对外交场合，表达自己的意旨和态度，表明双方之间的关系。《诗》作为“雅言”，运用于外交场合，显得庄重典雅，委婉得体。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的郑国七子赋诗，是一次著名的外交“赋诗言志”场面：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馀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襄公二十七年，晋大夫赵武自宋返国，途经郑国，郑国君在七子的陪同下，在垂陇设宴招待赵武，赵武让七子赋诗言志。在这场外交辞令中，赋诗，既表达了赋诗者对受诗者的称赞，同时也让受诗者通过所赋之诗，观察出赋诗者的志意，这正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七子赋诗，其中子展赋《召南·草虫》，取“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诗句意，以君子称赵武，表达向往之情。所以赵武谦虚地说“不足以当之”。子西赋《小雅·黍苗》四章，取“肃肃谢功，召伯营之。列列征师，召伯成之”诗句意，把赵孟比作召伯。赵孟谦逊地说一切成功应归之于晋君，非我赵武之能。子产赋《小雅·隰桑》，取“既见君子，其乐如何”诗句意，表达相见的喜悦。子大叔赋《郑风·野有蔓草》，取“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诗句意，表达对这次不期而遇的惊喜。印段赋《唐风·蟋蟀》，公孙段赋《小雅·桑扈》都是称赞赵武能尽礼文。赵武也谦让一番。但是伯有却赋了《鄘风·鹑之贲贲》。《鹑之贲贲》据《诗序》是刺卫宣姜淫乱之作，而且其中有“人之无良，我以为君”两句，比较直接地怨刺君上。因此赵孟回答说：这是床笫上的私言，不能传之于外，更何况在垂陇这郊野之地。通过各人所赋之诗，赵武观察出各人的志意，推测各人的前途。宴后，赵武在叔向面前评价各人志意，认为其他人都是数世之主，但是伯有“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一定不能长久。叔向也同意他的看法，说伯有五年之内必被杀。果然，三年后即襄公三十年，郑人杀伯有。从这段外交赋诗的记载可以看出，在外交活动中，赋诗言志是非常重要的。所赋之诗不仅要贴切具体场景，恰如其分地表达赋诗者对受诗者的态度，而且赋诗也袒露了赋诗者的心胸志意，直接影响到赋诗者留给受诗者的印象。“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外交酬酢中赋诗，是一种礼仪，可以使宾客荣耀，也可以展现双方的言辞才能，达到政治目的。熟练地掌握《诗三百》并能在政治外交场合灵活运用，是政治人物的基本素质。

外交场合的赋诗言志，一般都是即景生情、随心所欲地从整首诗中摘取一章或几句，赋诗者和受诗者各取所求，断章取义，而不顾及整首诗的意义。这已成为春秋时士人用诗的基本态度。但这是建立在大家对诗句意义有较为接近的理解的基础上，否则一方赋诗言志，另一方可能不知所云。《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一》曰：“诗，所以会古今之恃也。”恃，即志侯马盟书：“敢有志”。志，读“恃”，见黄德宽《古文字谱系疏证》第102页。知“恃”“志”古可通用。，心意。诗能够会通古人和今人的心意。《国语·鲁语》下，师亥曰：“诗所以合意，歌所以咏诗也。”后句即“歌永言”的意思，前句“合意”即“会古今之恃”。这里对“诗”字义的解释，非常贴切赋诗言志。赋诗言志就是古人和今人在诗意上的会通，借古诗之意来传达今日之意，接受者听到的虽是古人之诗，而此情此景，赋诗者之志已心领神会。

赋诗言志的现象，到了战国以后逐渐消歇了。一方面战国时礼崩乐坏的现象更为严重，外交斗争更为复杂激烈，人们不再是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而是尔虞我诈，剑拔弩张，赋诗言志的外交方式也相应减少。另一方面战国时《诗》作为独立文本在士人心中逐渐明确。在春秋“赋诗言志”活动中，《诗》不是单纯独立的文本，而是作为外交活动的思想和文化资源，往往把一些诗句从完整的诗篇中分离出来，纳入赋诗、引诗的具体语境中，赋予它特定的意义，没意识到诗篇自身独立的完整的意义。如从《论语》记载孔子说《诗》情况来看，孔子完全是从礼仁的观念读《诗》的，由《诗》的一两句引到礼义、仁德的修养上。如《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欤？”子曰：“赐也，始可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这种“告诸往而知来者”的引诗说理现象，普遍存在于《左传》中，至《荀子》、刘向《说苑》、《韩诗外传》依然不绝。

战国时期，开始有人提出《诗》意义的独立性、完整性问题，他就是孟子。孟子提出“知言养气”“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三个命题。其中“以意逆志”就是关于如何读诗的问题。

知言养气：孔子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这是《论语》最后一篇《尧曰》的最后一句。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知言养气”。《孟子·公孙丑上》：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这是著名的“知言养气”论。知言与养气是什么关系呢？宋儒张九成解释说：“浩然之气既已成就，则非道非义之言一经吾耳，皆能识而辨之。”（《孟子传》卷六）意即孟子是“自养气而知言”，养气是知言的条件。所谓养气，是在性本善的先天禀赋的基础上，配义与道，加强后天的道义修养，扩充人的志气，乃至大至刚，充沛浩然之气，形成大丈夫的伟岸人格。养气是知言的人格基础。何谓知言？《孟子·公孙丑上》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透过偏颇的言辞，知道言说者遮蔽了什么；透过放荡的言辞，知道他沉溺于什么；透过邪僻的言辞，知道他违背什么正道；透过躲闪的言辞，知道他理屈之处。《左传·昭公九年》曰：“志以定言。”志意充满，虑之于心，从而决定了言语。人心不同，其言各异。《周易·系辞下》曰：“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察言可以观志识人。但是言语之于志意，不是像照镜子那样完满无颇，所以不仅要考察一个人说了什么，还要考察他没有说什么，考察他的言说方式，以便更深入准确地了解其真实内心。《左传》记载大量知言、观志、知志、知人的事例，说明知言以知人是古代政治生活中重要的智慧。孟子说他修养道义，扩充本善之性，颐养浩然之气，情志端正，人格伟大，故而非道非义之言，一经其耳，便能识而辨之。儒家论语言，更重视语言背后的人格根基，不论是言说者，还是倾听者，背后的人格才是保障语言交流的真正力量。

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孟子知言的具体方法，是“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即，不拘泥于个别言辞，而须结合上下文和全篇，并联系诗歌产生的时代环境和作者的生平来理解诗意，不能断章取义，随意比附。这是在中国文论史上首次提出阐释《诗》的原则和方法，中国文论自一开始就关注文学的理解和接受。支配这种释《诗》原则方法背后的深层理念，是把《诗》当作独立、完整的意义文本，认为诗的意义不在于个别语句，而在于完整的篇章，个别语句的含义要联系整个篇章才能理解；诗有独立的意义，不是任何赋诗者临时附加的，而是由创作者在具体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中产生的、通过语言传达的、稳定的意义。《孟子·万章上》载：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这是咸丘蒙与孟子之间关于舜是否以其父瞽瞍为臣的论辩。此前，孟子已经驳斥咸丘蒙关于尧率诸侯北面朝舜的说法，所以，这段开头，咸丘蒙说：“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咸丘蒙接着又提出了舜以其父瞽瞍为臣，并以《诗·小雅·北山》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作为论据，既然天下没有一人不是天子的臣民，那么瞽瞍应该也是他儿子舜的臣民。这看似很合乎逻辑，但是很显然，咸丘蒙这里还是采取过去赋诗、用诗的路数，没有顾及这几句在整篇诗中的用意，即臣民因“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而发出的感叹，所以遭到孟子的批评。孟子从全诗完整性出发，解释所引四句诗意是“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这与《北山》诗的整体意义相一致。孟子进一步推论说，假如按咸丘蒙那样不顾及全诗的本意而妄加推论，那么《大雅·云汉》“周馀黎民，靡有孑遗”，说周朝没有一个百姓存留，不是太荒唐了吗？于是提出说《诗》原则：“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文指夸张、比喻等修饰性文采，辞是言辞，意指作品的意旨，志指作者的情志。解释《诗》时，不要纠缠于个别夸张、修饰性语言作机械的理解，迷失了言辞的本来意思；不要胶着于言辞的片面意义，望文生义，迷失了作者本来所要传达的情志；而应该从作品整体出发，把握作品整体的精神实质，探究作者的创作意旨。咸丘蒙所犯的错误，就是“以辞而已”，仅仅专注于诗句的言辞，没有顾及全篇的意思，更没有考虑到作者的创作意图，仅根据个别言辞妄加引申推论。孟子所批评的，正是春秋时士大夫赋诗言志时较常见的错误，所以他严辞以辩，反复诘难，以作品意义的整体观取代过去赋诗言志中的“断章取义”现象。

后人对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有不同的理解，关键在于“意”，是读诗者之意，还是诗歌作品之意？从孟子和咸丘蒙的论辩，以及《孟子》一书引《诗》情况看，孟子对《诗》的理解比较接近诗歌本来意旨。清代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缘起》解释为“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是切合孟子本义的。但是后人多理解“意”为读诗者之意，以读诗者之意去逆（迎接）作诗者之志。如赵岐注云：“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意矣。”朱熹《四书集注》云：“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意即读诗者调动自己的审美感受力，凭着自身的阅历经验去体会作家作品的意义。赵岐、朱熹的解释也是有道理的。意，有臆测的意思。《吕氏春秋·重言》：“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此“意”字，即根据对方举止脸色，揣度他的心思。“他人之心，余忖度之。”人心相通，读诗者和作诗者通过“以意逆志”可以达成一致，重要的是读诗者的修养、方法和路径。读诗者须要具有良好的诗歌修养，对诗人创作要有真切的了解，以正确的方法去品味、领会诗歌的意蕴；将“意”解释为读诗者之意，为读诗者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参与文本意义的再创造，甚至“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提供了理论的支持。后来刘克庄所谓“诗必与诗人评之”（《跋刘澜诗集》），王夫之所谓“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薑斋诗话·诗绎》）等命题，都与“以意逆志”有着渊源关系。这正体现出中国文论关于文本阐释具有切己会心和开放灵活的特点。

孟子还提出了与“以意逆志”密切相关的另一命题“知人论世”。《孟子·万章下》：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友古人”是中国文化关于立身行事的重要原则，是重要的文化传承观念。善士不仅与身边的善士交朋友，与本国的、天下的善士交朋友，还要与古代的善士交朋友。《孟子·万章下》载孟子语：“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受到古代有德之士的风节的感化，可以促使人转化性情，提高品格。这正是“尚友”古人的意义。古人已死，尚友古人，就要讽诵、研讨古人留下的诗书，领会古人诗书中的精神意蕴，通过诗书而超越时间和生死，达到古今精神相通。要正确、完整地领会古人作品的精神意蕴，需要了解作者的生平情志；而了解作者的生平情志，就需要考察作者所生存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这是“知人论世”的含义。

“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关于阅读的两种基本原则和方法。“知人论世”是从作品意义生成的角度强调阅读时要同时考察作品赖以产生的作者生平思想和社会环境。“以意逆志”是从作品意义呈现的角度，强调读诗时不能孤立于只言片语作机械理解，而应该领会全篇的整体意义和作者的精神实质。诗书作品具有独立完整的稳定意义，对这种意义的认识，需要联系作者的生平思想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作整体的考察。“以意逆志”时要“知人论世”，“知人论世”可以更好地“逆”（迎）作者之志；而把握了作者之志，也有助于“知人论世”，用今天的话来说，文学批评应该将内部分析与外部考察结合起来。清代顾镇《虞东学诗》“以意逆志”条说：

所谓“逆志”者何？他日谓万章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正惟有世可论，有人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夫不论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故必论世知人，而后“逆志”之说可用之。

后来王国维在《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里也说：“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这都强调“知人论世”是达到“以意逆志”的前提条件。孟子尊重诗歌意义的独立性、完整性，把领悟作者情志作为读诗的归宿；不能仅局限于文本自身，还需要联系作者创作时的生平和社会情状来领会诗书的意义。他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原则与方法，开创了中国古代阐释理论的优良传统，在后世得到遵循和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