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士和程器

文士和程器

文人：文学观念的自觉，一个重要表征是对文学创作者即“文士”身份有独立性认识。“文士”身份的确立，存在一个由朦胧而明晰的过程。文士脱胎于先秦的士。士居四民之首，在社会结构中地位重要。早期的士或称“国士”，一般指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随着孔子推行儒家教育，士风发生丕变，知书识礼，逐渐儒士化。在攻伐吞并的战国时代，侠士和策士又蔚然兴起。当时如《韩非子》《吕氏春秋·去宥》都有“文学之士”的说法，指的是学道立方者，精通古代文献典籍的人，非擅长作文章的文士。

纵横策士上承春秋时的行人，下启汉代的文士之风，是汉代文士的又一重要来源。到了西汉，朝廷采取扬儒抑侠的措施，游士逐渐衰落，渐为儒士所取代，文士的身份在其时还是不清晰的。如《史记》为屈原和司马相如立传，都没有把他们视为单纯的文士。蔚然兴起的辞赋家，不过是被俳优蓄之，仅贤乎博弈而已。不论作为个体还是阶层，文士的身份在西汉政治结构中是不明晰的。到了东汉明帝、章帝时期，皇帝崇儒好文，文治大盛，文士阶层崛起，文士意识也随之逐渐明晰。朝廷设置东观著作、校书郎和兰台令史等官职，掌上书奏记，撰述国史，校书定字。奖佑文才，汇集文人，才培育了文士阶层的成长。后来列入《后汉书·文苑传》的文士多数都有入兰台、东观的经历。

东汉班固给汉武帝时的人才分类，把“文章”单独列为一类，《汉书》卷五十一为贾山、邹阳、枚乘、路温舒等能文之士合传，已透露出了朦胧的“文士”的意识。与班固同时的王充，面对新近兴起的著作文人，及时地给予推波助澜式的肯定和称誉。王充把儒士分为文儒、世儒两类：“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论衡·书解篇》）著作者是明、章二帝时期“著作东观”的文士。文儒和世儒的区别，启发了后世正史《儒林传》与《文苑传》的分野。王充说：“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杨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文章之士有奇伟的才能，不须依靠他人称誉，通过文章即可传名后世，可见文儒事业的意义不在世儒之下。王充第一次对士作出明确的分类和品第：

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论衡·超奇》）

所谓儒生，指知古不知今、无益于时的儒士，在王充心目中，儒生仅高于俗人，在通人之下。所谓通人，指累积篇第，文以万数，但只是董理前代文献，并非自我创造，司马迁、刘向属之。通人虽胜儒生，却在文人之下。所谓文人，指能精思著文、造论著说，连结篇章的鸿儒。文人论发胸臆，文成手中，最为可贵。“文章之人滋茂汉朝者，乃夫汉家炽盛之瑞也”（《论衡·超奇》），个人应该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文人，国家应该积极培育一代文才。王充的“文人”论，及时地肯定了东汉明、章时期文人渐趋兴盛的社会现象，高度评价了文人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反映了在天子右文的明章时期“文士”身份观念的日益明晰。

但是王充推重文士文章，主要不是从审美的意义上欣赏其辞藻之美妙，而是从事功的角度肯定文章的实用功能。《论衡·佚文》曰：“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文人作文，宗旨在劝善惩恶，对国政世风发生实际功用，而不是虚饰华辞，徒为炫目。他反复称道的文人文章，主要是诸子、史传、奏记、论说等实用文，而非诗歌辞赋。王充对文章审美属性还没有自觉的认知。

世儒与文儒的分化、经术与文章的分途，是东汉而下的基本趋势。到了东汉末期灵帝时期，朝廷设置鸿都门学，重才艺而轻德性，士风发生了新的变化。曹操父子就网罗了当时擅长辞赋、诗歌、尺牍、书法的文人。至更尚文辞的曹魏时期，文人真正与儒士分道扬镳，而专指擅长辞章的文人。曹丕《典论·论文》评论当时的文人群体：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

这里的“文人”指擅长撰作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的文士。曹丕在文中还评论建安文人于文体各有偏擅，品评他们文章的风格，显然是立足于论文的立场。如果说王充是泛论士人而推崇其中的文士的话，那么到了曹丕《典论·论文》则专门为“今之文人”立论，标明了文士意识和观念的真正确立。因为文士身份得到确立，文士阶层的崛起，两晋南北朝时期才出现了大量的《文章志》和《文士传》之类著作。至刘宋时期，范晔《后汉书》第一次设立了《文苑传》。其《文苑传赞》曰：

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彫非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淫费。

文章之作乃是因为内心情志的感动，文章应该真切地呈现作者的思想情怀，由于作家个性的差异，思想怀抱的不同，文章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一致的原则是“丽而则”，不可过于华丽，不必费辞。这与他《狱中与诸甥侄书》所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文章观念是一致的。范晔《后汉书》“文苑传”的创立，是文人身份观念最终确立的标志。从此以后，以文人创作为论述对象的专门文论著作如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等纷纷涌现，呈现出文学理论批评的繁荣。

文以气为主：早在先秦《周易·系辞下》就有云：“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不同性格、不同心理状态的人，发为言辞也具有不同的风貌。这只是在论“辞”，与文章还不完全一样。东汉后期作家创作风格日趋多样化，社会上流行人物品评，认识并肯定作家的个性特征。至汉献帝建安末年，曹丕提出“文气说”，首次明确提出作家的气质才性决定作品的风格。《典论·论文》云：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古人认为气是世界万物的本源，阴阳二气交感和合，化生万物。人由阴阳二气和合而成，气聚而生，气散而死。王充《论衡·无形篇》曰：“人禀气于天，气成而形立。”又《率性篇》曰：“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贤、愚之别在于禀受元气之多少。《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曰：“凡气从心。心，气之君也。”心是气的主宰，人禀受天地之元气而为心气。心气不同的人，其声音的风格也是不同的。《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篇》曰：“心气华诞者，其声流散；心气顺信者，其声顺节；心气鄙戾者，其声斯丑；心气宽柔者，其声温好。”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指出气是文章的主宰。这个气指作者先天禀赋的气质、才性，作家之气流贯于文章之中，形成文章之气，即文章的风格。“文以气为主”指作者的气质、禀性决定着文章的风貌特点。曹丕多以气论文，如谓“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典论·论文》）；“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与吴质书》）体弱即气弱。这些例子中的气既指作家的气质、个性，也指其流贯在作品中呈现的风貌特征。作者的气质、禀性决定文章风貌，作品的风貌特征与作家的个性气质是一致的。作家之气或偏清或偏浊，不可勉强改变，就好像音乐一样，虽然曲调节奏有一定的规则法度，但演奏者运行其气不相同，音乐也就有巧拙之异。作家之气禀于先天，难以传授、难以继承。曹丕所论，值得注意者：

一、他所谓气是作家先天的气质禀赋，与孟子“养气”说重在后天“配道与义”的修养工夫具有显著的差异。曹丕“文气”说是源于汉代的自然元气论，没有儒家的道德内涵。

二、汉魏六朝时期言“气之清浊”，往往有高下、美恶之别，如西晋袁准《才性论》曰：“物何故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浊气之所施也。”曹丕所谓“气之清浊”应该含有高下之义，指作家才气的高下，也指文章的高下。后来刘勰《文心雕龙·体性》说“气有刚柔”，与曹丕的清浊含义不完全相同。

三、曹丕认为作家的气质才性和作品的风格是不可传授的，这有一定道理。文章创作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作家的先天禀赋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创作的一般规则和技巧可以传授，而作家的先天禀赋难以传授，也不可以遗传给后代。曹丕之所以这样说，与当时整个社会论才艺时更强调先天的自然禀赋有关。但所论是有片面性的。他没有认识到后天的学习、阅历和环境熏陶对于培养作家才能学识、形成作品风格的意义。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随着阅历遭际的变化，前后作品风格有明显的变化。至刘勰《文心雕龙·体性》论作家的主体性提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既有先天的禀赋，也包括后天的读书和环境熏陶，更为全面。

曹丕“文气”说是中国文论史上的重要命题。从理论上对建安时期作家个性和作品风貌的多样性给予肯定，并阐释了二者的关系，对于文论史上的作家论和风格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风骨》引曹丕“文气”说，说明具有风骨的作品都重气，是情与气偕；唐代李德裕《文章论》引曹丕“文气”说后加以引申，提出“气不可以不贯”的命题。这是从不同角度对“文气”说加以相应的发挥。

才、气、学、习：关于作家主体性和作品风貌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在曹丕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文心雕龙·体性》曰：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内心有情理的触动，自然需要借助言辞把它表现出来，隐含在内心的情理通过言语符号显现于外，自隐至显，内外一致。刘勰将作家的主体个性分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四者分别与作品的辞理、风趣、事义、体式有对应关系，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一、才。刘勰非常重视作家禀赋的才能。“才有庸俊”，有的人才能平庸，有的人才能超群。有人文思敏捷，寓目辄书；有人思考谨慎，文思缓慢。在才思迅捷和迟缓之间，他并没有做出高下之分。《神思》篇曰：“机敏故造次而成功，虑疑故愈久而致绩。”迟缓或迅捷，都可以写出好文章。

二、气。气或称血气，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气质。《声律》篇曰：“声含宫商，肇自血气。”人一生下来，发出的声音就有轻重长短高下的变化。“气有刚柔”，天禀的气质偏刚或偏柔，决定了作品风趣的刚或柔。

三、学。主要指对前代典籍故实和优秀作品的学习。经典和载籍，都是作家学习的对象，只有平时“综学在博”，创作时才能“捃摭经史”。《神思》篇曰：“积学以储宝。”以宝喻学，可见刘勰对于博学的重视。刘勰所论的文章范围至广，几乎一切文字记载都包括在内，即使专就诗赋来说，六朝时期的作家也重视运用事义典故。刘勰提出“事义深浅，未闻乖其学”。当然博不是堆砌学问，而应该为主题服务，以主旨一线贯穿。《神思》篇曰：“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事类》篇曰：“综学在博，取事贵约。”博观而约取，才是对待学问的正确态度。

四、习。习指后天环境的熏习，作家在不同的环境中受到不同的熏习，或雅正，或俚俗，在作品的风格上会得到相应的体现。刘勰论述时代给予文学的影响时注重作家所受熏习的环境，如《时序》篇论屈原、宋玉“炜烨之奇意”，“出于纵横之诡俗也”。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政治环境和世俗风气对作家的深刻影响，即这里所谓“习”。

汉魏时期论作家写作才能，一般都强调先天的自然禀赋。刘勰则列举了才、气、学、习四个方面，认识更为深入，更为中肯。这四个方面“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才和气是情性所铄，先天的禀赋；学和习是陶染所凝，后天的努力和环境的影响。先天与后天对创作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文心雕龙·事类》云：

夫姜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迍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

创作文章当然需要后天的学习，但若要做到“能”，还得依靠天资。天资即才，发自于本性，是盟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学是后天获得的，具有辅助性意义。一个作家若要真正取得创作上的成绩，需要“主佐合德”，既具有优秀的天资，又能勤奋学习。否则偏激于一方面，则“虽美少功”，都不免有遗憾。显然与曹丕仅仅重视先天之气不同，刘勰提出后天学和习的意义。即使是同样认为先天禀赋具有决定性意义，曹丕重在气，刘勰重在才。才是先天禀赋的一种潜质，需要后天的锻炼发展。《体性》篇曰：

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刘勰用制作器物和染丝比喻“学慎始习”的道理。儿童刚刚学习创作，应该先模仿典雅的作品，否则若不慎重而模仿了庸俗之作，一旦定型就很难纠正了。这是“摹体以定习”的问题。同时刘勰还说“因性以练才”，即根据自己的天资而加以锻炼，将潜质发挥出来。“练”是后天的学习，但需要“因性”即顺乎天性。欧洲古希腊罗马时期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都既肯定天才的作用，也强调后天的学习和训练。如贺拉斯《诗艺》说：“有人问，好诗要靠天才还是靠技艺，依我看，勤功苦学而无天生的品赋，或者虽有天才而无训练，皆无用处，因为两种必须彼此协助互相亲睦。”这与刘勰论作家并重才气和学习有相通之处。

程器 刘勰《文心雕龙》设有《程器》篇，程器即衡量文人的器局才干。他首先破除“文人无行”的陋见。 “文人无行”是几乎与文人观念一同出现的一个否定判断。它是将孔子所谓“有言者不必有德”这一“或然判断”绝对化变为“必然判断”，于是真理就走向了谬误。曹丕《又与吴质书》曰：“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从此“文人无行”论便在社会上颇为流行。鱼豢《魏略》记载，三国时韦诞就苛刻地评论过建安文人。谢灵运是公认的文章作手，但“（宋）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宋文帝束缚于“文人无行”的成见，并没有重用他，导致谢灵运常怀愤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朝野的这种成见导致了文人的无行。刘勰《文心雕龙·程器》对“文人无行”论首先予以批驳，“文既有之，武亦宜然”上自管仲、下至王戎等武人将相也多无行，但他们因为名崇而讥减；而文人贫贱，处于下位，故多招致非议，可谓是双重的不幸！况且像忠贞的屈原、贾谊，机警的邹阳、枚乘，淳孝的黄香，沉默的徐干等文人比比皆是，于是反激出“岂曰文士，必其玷欤”的诘难。刘勰在这样一部“深得文理”的论文著作中，驳斥并抛开“文人无行”论，对于矫正世人苛责文士的偏颇和错误，为文人正名，还文人以公道，提高文人的社会地位，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社会上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不因为少数人的纠正而顿然改变。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还举大量例子说明“自古文人多陷轻薄”，不过他能进一步从文章创作的特性予以解释，说：“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也。”创作文章，须任情使气，甚至露才扬己，不够矜持中庸，容易招致祸端。他谆谆告诫子孙可以努力成为学士，没有天才，别奢想成为文士。

刘勰强调文人应具备练达于政事的实际才干。《程器》篇云：“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文人应该“达于政事”，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撰作文章应该服务于筹划军国大事，成就实际事务。他所论文章如诏、策、檄、移、章、表、奏、议等多是政治生活中的实用文体，因此格外重视“成务”才能。如《议对》篇所论的是讨论朝廷政务的文体，作者可以各执异见，但一定要达政体、明治道，做到“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能发挥“熔世”“拯俗”的功能，而不能迂阔地舞笔弄文，不切实际地高谈阔论。魏晋以来随着士、庶分化，士族掌握政权，主宰文坛，居高位而轻庶务，缺乏实际的治才，“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在道德文化上表现出优越感，《晋书·刘惔传》载孙绰诔刘惔云“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一针见血地概括了东晋上层士人的行为和精神状态，占据要职，却不理事务。正如干宝在《晋纪总论》所概括的，“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导致晋代的孱弱不竞。刘勰重视文人的“成务”才能，正是对这种不良世风的矫正，具有讽时救世的用意。他说：“君子藏器，待时而动。”激励文人练就才干，在政治中获得机会，施展才能，提高地位。后世文论所云“先器识而后文章”，“馀事作诗人”，“一旦为文人（意即辞人），便无足观”等等，都是在继续强化文士与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云“文以明道”“有为而作”等等都是在继续强化文学的实用性功能。这正是中国文学与文论不可回避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