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与文集

文体与文集

文体划分的细密和文体观念的明晰，是文学理论批评自觉的一个重要表征。虽然各种文体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的五经，或如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所言“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但对文体的自觉划分是从曹丕开始的；后经陆机、挚虞等，至刘勰《文心雕龙》和萧统《文选》，文体分类意识和文体观念得到了真正的确立。

四科八体：曹丕最早对文体进行分类，列举八种文体的四种风格。其《典论·论文》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本与末原指树的根本和末梢，曹丕用此二字比喻文章，末是指后面列举的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各种文体，本相当于本质。两汉时期关于文之本质的认识，可以刘熙《释名·释言语》“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词谊，如文绣然也”的解释为代表，文章是会集众字而成的，即用语言文字表达思想情感等内容，后世形成了不同的体裁。这八种文体的并称和排列是有讲究的。奏是臣下向皇帝上书陈政事；议是审事宜，在朝廷上发言谋政，所以两种文体并列。在朝廷上献言议政，风格应该雅，即典雅、雅正。书、论指子书和论说文，都是阐论道理的，宜理即合乎情理，可为取法施行。曹丕善于作论，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称其《典论》“辩要”。曹丕《典论·论文》批评孔融“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所谓“理不胜辞”指辞采高妙，而义理不足。《与吴质书》中称赞徐干的《中论》“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这就是宜理。桓范《世要论·序作》云：“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书论宜理”的含义。铭记述人的功德，诔陈述死者的德行。两种文体含义相近，故合在一起，共同的要求是尚实，不管是记录生者的功德，还是死者的德行，都应该实事求是，不虚美，不夸诞。桓范《世要论·铭诔》抨击“爵以赂至，官以贿成”的社会风气和撰写铭诔“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的虚假，可见当时社会铭功诔德的文章大量存在虚假失实之辞。曹丕谓“铭诔尚实”不仅是一个理论原则，对现实丑恶现象也有针砭意义。“诗赋欲丽”，诗、赋并称，自古而然。欲丽即扬雄所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丽”。前人论诗或谓“诗言志”，或说“发乎情，止乎礼义”，曹丕则仅用一丽字要求诗歌；论赋之丽，没有提及则，可见他对于诗赋文辞华美的重视，这是对东汉后期文人五言诗逐渐兴起，并重视辞采之美的创作倾向的理论肯定。当时卞兰的《赞述太子赋》曰：“著典宪之高论，作叙欢之丽诗。”前句赞颂曹丕著《典论》，后句称赏曹丕诗歌之丽，可见这是当时人们的一般认识。这八种文体，奏议是在朝廷上议论国家大事，书论是阐述道理，铭诔是关于个人的德行，诗赋的实用功能更低。如此排列次序，显然是根据它们实用功能的大小。但是在具体评论时，他并没有轻视诗赋，如《典论·论文》特别称道王粲、徐干的赋，曰：“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与吴质书》称赞刘桢“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品评王粲“独自善于辞赋”，都可见得他对于诗赋的重视。

曹丕还提到“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如王粲擅长辞赋，“然于他文，未能称是”；陈琳、阮瑀擅长章表书记，都是于文体各有偏擅。曹丕的偏才论，是当时人的一般认识。曹魏时刘劭《人物志》专门辨析人物才性，认识到人材不同，能各有异，对偏才作出多方面的辨析和阐述。《材能》篇谓“凡偏才之人，皆一味之美”；《八观》谓“夫偏才之人，皆有所短”；《材理》篇谓“情有九偏”。《流业》篇将人才分为12类，其中，“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是谓口辩，乐毅、曹丘生是也”，认识到口辨言辞与文章著作是两种不同的才能。《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乐令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请潘岳为表的故事。《文心雕龙·体性》篇谓“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扬雄不善言辞，但文章却有深沉的意味。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将此现象概括为“文人、谈士，罕或兼工”。刘勰称桓谭“长于讽谕，不及丽文”；萧纲《答湘东王和受试诗书》称裴子野“乃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文士才能各有所偏，似已成为定论，后世文学批评少有异议。这是当时才性论在文学理论上的反映。

体有万殊：由吴入西晋的陆机在《文赋》里对文体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和阐述。他列举十种文体，言简意赅地阐述它们的属性和风格特征：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

“诗缘情而绮靡”是陆机提出的一个具有重要文论意义的命题，标明此时诗学对于抒情性和审美性的重视。（参见第五章第一节。）“赋体物而浏亮”，第三章第三节已作过阐述。

“碑披文以相质”，指碑文须透过文采以揭示出述亡者之事迹。刘勰《文心雕龙·诔碑》论“碑”云：“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意近乎“披文以相质”。

“诔缠绵而凄怆”，诔文是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谥。自东汉末年傅毅以后，诔文“序述哀情”，成为通行的规则。刘勰《文心雕龙·诔碑》论“诔”的体制是“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陆机论“诔”也着力在叙述哀情，故曰“缠绵而凄怆”。

“铭博约而温润”，博约谓意深而文约。刘勰《文心雕龙·铭箴》曰“义典则弘，文约为美”，即博而能约。铭是刻在器上记述功德的，刘勰《文心雕龙·铭箴》说“体贵弘润”，即陆机“温润”的意思。

“箴顿挫而清壮”，箴是针砭过失，以资警戒的文体。《文选》张铣注曰：“箴所以刺前事之失者，故须抑折前人之心，使文清理壮也。顿挫，犹抑折也。”刘勰《文心雕龙·铭箴》云：“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针砭过失，须确切深刻，令人反躬自思，顿然警醒。

“颂优游以彬蔚”，颂是歌颂人的功德以告于神明的文体，应该从容典懿，文采华盛。

“论精微而朗畅”，论是阐论、辨析道理的文体。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云：“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即陆机所谓“精微”。朗畅，即刘勰所谓“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刘勰评毛公训《诗》、王弼解《易》等论体“要约明畅”，即陆机所谓的“朗畅”。

“奏平彻以闲雅”，《文选》李周翰注曰：“奏事帝庭，所以陈叙情理，故和平其词，通彻其意，雍容闲雅，此焉可观。”陆机之前，曹丕就说过“奏议宜雅”。

“说炜晔而谲诳”，若战国时纵横辩士的游说之词，往往是明晓前事，光彩炫目，谲幻奇诡而易溺陷人心。刘勰《文心雕龙·论说》对陆机“说炜晔而谲诳”很不以为然，说：“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而陆氏直称‘说炜晔以谲诳’，何哉？”如果不是欺骗敌人的话，应该胸怀忠信。陆机所谓的“谲诳”是针对战国策士辩说而言的；刘勰所论则是汉代以来朝廷上的辩说，所以应该“披肝胆以献主”，本着忠信的情怀以献策进言。“说”体自身在演变，其特征也发生了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陆机还提出“禁邪而制放”的原则，从后面“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二句看，“禁邪制放”应该兼包辞和理，不合乎儒家义理，可谓之邪；文辞冗长而不合文体要求，可谓之放。这都是应该避免的。当然，陆机在理论上认识到“无取乎冗长”，而在创作实践上则显得过于繁缛，正如刘勰所批评的那样，“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文心雕龙·才略》）。

陆机之后，挚虞《文章流别论》也阐论了各种文体的性质，可惜已残佚。刘宋时范晔撰著《后汉书》，在《文苑传》和其他列传之后，往往按体著录传主的文章，如《文苑·赵壹传》载“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已具有非常明确的文体分类意识。

文笔：随着魏晋以降文体意识的日益明晰，出现了文体归类的“文笔”说。唐人撰著《晋书》多次记载传主有“文笔”传于世，但这或许是《晋书》纂者之言，不一定是晋人的常语。大约在刘宋（420—479）初期，“文笔”之辨就正式出现了。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云：“手笔差易，于文不拘韵故也。”手笔就是“笔”，笔是无韵的文体，因为不拘韵，更容易写作。与范晔同时的颜延之对“文笔”提出过另一种解释，原文虽不可见，但刘勰《文心雕龙·总术》引曰：“颜延之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颜延之在“文笔”之外，又提出“言”。揣其意，言即记言，较为直白地记述他人的言辞为言，笔是在记述言辞的基础上作一些修饰而使言有文采。颜延之说经典是记述圣人言辞的，是言而非笔，转述经旨的传注类著作是笔而非言。颜延之重视文采，其诗如错彩镂金，因此嫌经典没有文采，是言而非笔。刘勰很不赞同颜延之的解释，专门给予批驳。在刘勰看来，“圣文之雅丽，衔华而佩实者也”（《文心雕龙·征圣》）。经典不仅蕴含圣人之道，且文质彬彬，是后世文章的典范，如《易》之《文言》是“言之文也”，怎能说经典没有文采，只是言呢？刘勰认为，言和笔的差别，前者为口头表达，后者是形诸文字；经和传的差异，前者是不刊之常道，后者是阐述经旨的文字，二者不是按照有没有文采来区分的。刘勰《文心雕龙·总术》开篇正面解释“文笔”：“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

文笔是自刘宋时期开始出现的关于文章分类的一对概念，刘勰解释说，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意即文与笔根据是否用韵来划分，文是韵文，笔是无韵文。《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阐论三十余种文体，其中《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十篇列在前面，是有韵的文；《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十篇列在后面，是无韵的笔，刘勰“论文叙笔”划分得非常清楚。当然，刘勰划分文、笔，与近代的纯文学、杂文学并不能相互对应，许多实用的文体如颂、赞、祝、盟、铭、箴之类，均是有韵的，但不能说是纯文学；无韵的笔并不都是杂文学，如贾谊的《过秦论》就合乎今天纯文学的要素。

稍后，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云：

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维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揺荡。

古代的学者分为儒与文，后世儒又分流为儒与学，文又分流为文和笔。章、奏属于笔，诗不属于笔而属于文。这与刘勰所谓“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相一致，不过梁元帝论文更强调文的抒情性（“情灵揺荡”）和辞采音律之美（“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指出：“盖其时文章界域，极可弛张，纵之则包举万汇之形声，严之则排摈简质之叙记。必有藻韵，善移人情，始得称文。其不然，概谓之笔。”就是本于萧绎的文笔观。近人从萧绎的文笔论中寻绎出纯文学、杂文学划分的中国源头。

五言居文词之要：魏晋南北朝，四言诗逐渐退出诗坛，五言诗取而代之，成为诗坛主流的体制。创作上的这种新趋势在理论上的反映显得略微滞后。挚虞尊四言为正，对其他诗体明显有贬抑之意；刘勰认识到四言和五言用于不同场合，风格也有差异，但依然尊四言为正体，直到梁代钟嵘才真正揭示五言的优越性，提高五言诗体的地位，他的《诗品》就是专论五言诗人的诗学著作。当时七言体制主要用于民间俳谐唱乐的场合，只有如鲍照等少数诗人染指，还没有充分进入理论的视野。

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曰：

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

挚虞认为诗歌应以四言为雅音之正，其他五言、六言、七言、九言，虽然音节增多，节奏更多变化，但都不是“音之正”。这是出于对儒家经典《诗经》文体的尊重，没有认识到五言诗兴起的历史趋势。颜延之《庭诰》曰：“至于五言流靡，则刘桢、张华；四言侧密，则张衡、王粲。若夫陈思王，可谓兼之矣。”流靡意谓流丽绮靡，侧密意谓细微缜密。这是首次指出五言和四言两种诗体不同的风格特征。刘勰从宗经的立场出发，辨别四言、五言的高下，说：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文心雕龙·明诗》）

正体即《文心雕龙·章句》所谓“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流调”即世间流行的格调。雅润和清丽是四言和五言两体不同的风格特征。与挚虞标四言为正，贬斥其他一切“非音之正”的偏激做法不同，刘勰以为四言诗风格雅润，五言诗风格清丽，两者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功用不同；作者因才情的不同，对四言、五言各有擅长。刘勰所谓正体、流调的用语，还蕴含着尊推四言的传统看法。梁代钟嵘通过与四言诗相比较而突出五言诗艺术表现上的优越性，其《诗品序》曰：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烦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

写四言诗可效法《风》《骚》，但是易成而难工，文词烦复却又难以尽意，所以世人很少写作四言诗；而五言虽仅增加一字，但是音节、结构更为灵活自由，增强了表现力，在叙事抒情、摹象写物方面更加详尽切要，因此能适应社会上一般人的趣味。五言诗艺术表现力的丰富性超越四言诗，得到诗人们的喜爱，成为流行的主要诗体。钟嵘之论，一方面是五言诗蔚然兴盛的创作形势在理论上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张本。稍后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里基于崇尚新变的立场提出“五言之制，独秀众品”的重要论断，进一步肯定五言为主流的诗歌体制。

四部分类与早期集部：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著作的积累，需要对图书加以分类。图书分类是人类文化知识分化和进步的必然要求，从中可以看出学科的分化、独立和学科观念的确立。早在西汉后期，刘歆“总群书而奏其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诗赋为“七略”之一。班固《汉书·艺文志》依刘歆“七略”著录篇籍，其中诗、赋共106家1318篇。《隋书·经籍志》载：“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四部之名始于西晋的荀勖，四部为甲、乙、丙、丁。甲部相当于后世的经部；乙部相当于子部；丙部相当于史部；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相当于后世的集部，但尚未以“集”命名。至东晋时，“典籍混乱，（李）充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晋书·李充传》）。李充所编书名为《晋元帝四部书目》，“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调整了乙部、丙部的次序，后世遵之。刘宋时秘书丞王俭撰《七志》，其三曰文翰志，纪诗、赋。文翰即文辞，包罗范围比诗赋更广。至梁武帝普通年间（520—526），阮孝绪博采图书撰辑《七录》，其四曰文集录，纪诗、赋。阮孝绪《七录序》云：“王（俭）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刘宋时期盛行编辑文集的风气，即阮孝绪所谓“顷世文词总谓之集”，故而他以“文集录”代替“文翰志”。阮氏《七录》的“文集录”包括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部。至《隋书·经籍志》正式分为经、史、子、集四部，集部又分为《楚辞》、别集、总集，奠定了后世图书分类的基本格局。图书分类上的“文集录”或集部所涵盖的基本上是当时文章概念所涉的范围。萧统《文选》所选的骚、诗、赋和其他各类文体，除了史述赞外，都属于后世的集部。六朝时期的文章学就是集部之学，唯刘勰《文心雕龙》所论文章范围至广。《颜氏家训·勉学》载北齐文士曰：“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当时人认为文集只应该有诗赋铭诔等文章，论经书的不应该收入文集。当然，文集并非就是今日的纯文学。如果说古代的诗赋属于今日的纯文学范围的话，文集包含的不仅是诗赋，大量实用性的文章也在文集之内；而小说、戏曲是今日纯文学的正宗，一般是不包括在文集之内的。

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楚辞一名，始自刘向。四库馆臣曰：“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篇，是为总集之祖。”可惜原书不存。现存《楚辞》最早者为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王逸又增益己作《九思》与班固二叙，为十七卷。刘勰《文心雕龙》列《辨骚》入“文之枢纽”，而非文体类，足以见得对屈原和《楚辞》的尊重。萧统编《文选》，分体编纂，列骚目分上下二卷，选屈原《离骚》《九歌》六首、《九章》一首、《卜居》《渔父》，宋玉《九辩》五首、《招魂》，刘安《招隐士》。在《文选序》中，萧统论屈原曰：“骚人之文，自兹而作。”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风》属于经，自不成问题；《骚》（即《楚辞》）非一人之作，不属于别集，与一般的总集也不相同《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楚辞类”提要：“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而其地位尊贵，于是独立为集部之一类。

别集是单个人文章的结集。由于早期书写材质的限制，文人一般不太重视保存自己的文章，如西汉辞赋大家司马相如，时时著书，为他人取去，未尝有书。临死前一卷书，死后汉武帝派人取去。整理别集，最初是朝廷的举措。东汉建初八年（公元83年）东平王刘苍去世，章帝下诏收集刘苍的章奏、书记、赋颂、歌诗等。刘苍是皇室，不是普通的文士。至东汉末年，曹丕“深好（孔）融文辞，每叹曰：‘杨、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后汉书·孔融传》）。汉末瘟疫流行，文人多死于非命，曹丕有感于此，重视文集的编纂，借此令作者名声不朽。他自己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百馀篇，珍视自己的篇翰，或许也有编集之意。曹植虽然说过“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的话，其实很重视文章，曾删定自己的赋，撰辑为《前录》，并序曰：

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皜皜，与《雅》《颂》争流可也。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

他认为“君子之作”可与《雅》《颂》争流，将文人著作与经典并列，这是石破天惊之论。他们大约是最早编辑自己文集的人。西晋时陈寿曾编撰《诸葛亮集》。陈寿《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曰：“亮言教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并列出《诸葛氏集目录》。晋人编文集尚不普遍，唐人所撰《晋书》，叙两晋150馀年作者之著作，曰文集者有卢谌、傅玄、陶潜等九人，叙传主所著之诗、赋、论、议等具体文体者16例。即使这九人的文集很难说就是当时人所编，更可能是南朝或隋代所编，晋人多数文章当时尚未编纂成集。沈约撰《宋书》叙刘宋60年作者之著作，曰文集者有蔡兴宗、范泰、沈怀文等九人，而叙传主所著之诗、赋、论、议等具体文体者仅3例，可见编撰文集的风气在刘宋时期较为盛行。随着书写介质纸的普遍使用，人们对编撰文集越发重视。《隋书·经籍志》著录《楚兰陵令荀况集》以下个人作品之结集者为“别集”，合存、亡者凡886部8126卷，可见“文章之士”数量之庞大，文章著述之繁多。《隋书·经籍志》叙“别集”云：

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年代迁徙，亦颇遗散。其高唱绝俗者，略皆具存。

别集是裒辑单人之作，每人志尚不同，风格也迥异；别集是心灵的载体，编纂别集，方便后学领略前人的文风，窥探前贤的心灵。辞人有意识地“自记载”，裒辑自己的文章，以传后世。但真正能传之于后的，是那些高唱绝俗的文章。

总集是两人以上的文章的结集。《隋书·经籍志》叙总集云：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又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总集可追溯到曹丕编撰《建安七子集》。曹丕《与吴质书》云：“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人都是曹丕身边的文士，曹丕欣赏他们的文章，哀痛他们遭遇瘟疫早逝，于是编撰他们的遗文为一集，可惜此书后世不存。唐初编撰《隋书》尚可见的最早总集是挚虞《文章流别集》，其书后已亡佚。据《隋书·经籍志》，挚虞的这部总集当是一种选本，对前人文章进行“采擿孔翠，芟剪繁芜”的删选，据“自诗、赋下各为条贯”一语可知是分体编选的总集，现残存的《文章流别志论》就是对各种文章体裁的源流和性质的说明。

西晋石崇的金谷园诗会，近三十人“各赋诗以叙中怀，……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石崇《金谷诗序》）；东晋王羲之等二十六人兰亭修禊赋诗，“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王羲之《三月三日兰亭诗序》）。《金谷园诗》和《兰亭集》纪一时文学之盛，可谓是特殊的总集。

《隋书·经籍志》著录挚虞《文章流别集》以下总集，通计存佚合249部5224卷，可见南朝时编撰总集之盛况，总集的容量相当庞大。这也确证了文士阶层的崛起、文士队伍的庞大，社会对文人创作成果的珍视。编撰总集，有的旨在保存文献，谢灵运曾编纂过《诗集》五十卷、《诗英》九卷（或云十卷）、《诗集抄》十卷、《回文诗集》一卷，钟嵘《诗品序》曾说：“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这是文献学的态度，而不是文学批评。有的则是根据自己的文学眼光作一定的取舍，荀绰曾编纂《古今五言诗美文》，既称之为美文，当是按一定标准作了取舍。《梁书·昭明太子传》载：撰“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既称善者，当也是按照一定标准有所取舍。刘孝绰编撰《诗苑》，只取何逊两首诗，“时人讥其不广”（《颜氏家训·文章》）。这些都是具有一定文学批评意义的诗歌选本。萧统《文选》明确地将文章与经、子、史划清界限，史书的赞、论三类，须“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方能入选，提出“以能文为本”，体现出了明晰的文章观念。随着诗文作品总量的日益扩大，这类选择精粹、删汰庸劣的选本式总集对于指导后生学文具有重要的意义。萧绎《金楼子·立言》曰：

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二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其弊者，只以烦简牍，疲后生。往者既积，来者未已，翘足志学，白首不遍。或昔之所重，今反轻，今之所重，古之所贱。嗟我后生博达之士，有能品藻异同，删整芜秽，使卷无瑕玷，览无遗功，可谓学矣。

面对庞杂繁芜的文集，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甄选出一部没有多少缺憾的选本，是博达之士的责任，这样的功业算得上是选本批评。选本批评是后世文学批评的一项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