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散论

骈散论

骈文：汉语词汇的一个特点是音、形、义三位一体，构句长短自如，灵活自由，因此汉语文章以奇句散行为主。同时，单音节独字成词又便于对偶句式的构造，古人很早就在文章中运用对偶。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丽辞》所言：“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大致来说，先秦和西汉的文章以散体奇句为主，自东汉以降，讲究骈偶、用典的现象日益频繁，文章趋于骈俪化，至六朝时出现了骈体文。刘勰虽然批评当时的文风爱奇浮诡，采丽竞繁，但对骈体文本身并不否定。不仅《文心雕龙》自身采用的是骈体文，而且其中《丽辞》和《事类》等篇，就是探讨骈体文的对偶、用典等基本特征。他指出对偶若用得好，可以达到“契机者入巧”、“精味兼载”的艺术效果；用典若恰当，文章会“理得而义要”。刘勰还提出“叠用奇偶”的原则，偶句和奇句交替使用。萧统《文选》选文的重心在六朝，选文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与“义归乎瀚藻”，因此被视为骈文的典范读本。

至唐代，骈文依然是朝廷通行的正宗文体，章表疏奏等高文典章依然采用骈体，张悦、苏颋、陆贽、李商隐等都是一代骈文高手，即使在中唐时韩愈、柳宗元等提倡古文，对骈文加以狙击，也并没有发生普遍的影响而彻底取代骈文。《文镜秘府论·北卷·论对属》曰：“在于文章，皆须对属。其不对者，止得一处二处有之。若以不对为常，则非复文章。（若常不对，则与俗之‘言’无异。）”这可以代表中唐以前人们对于文章的基本看法，即以骈文为正宗。五代时刘昫《旧唐书·元稹传》标举为“一代文宗”的，是骈文大手笔令狐楚，而非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不过与六朝相比，唐代骈文总体倾向是显得平易明畅。至宋初，杨亿、刘筠依然沿袭唐人骈俪文风，弥漫文坛近四十年，柳开、穆修、石介等则重新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旧弊未除，又滋新疾。如石介的文风趋于奇怪。迨欧阳修出，以韩愈古文倡导天下，三苏、王安石、曾巩等起而和之，宋代文章革新运动才真正取得实效，散体古文取代骈偶文，成为有宋文章的正宗。当然，骈文在宋代并未绝迹，而是吸收散体文的游荡之气，化板滞为朗畅，演化为宋四六文。四六文句式整齐，声律和谐，便于宣读，因此“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洪迈《容斋三笔》卷八）。欧阳修、苏轼等古文大家同时也是四六文名家，不用典故，纯作白描，将古文的神气贯彻到整饬的骈体之中。南宋时，汪藻、孙觌、洪迈、周必大等皆工四六文，还出现了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等专书。

元明以降，骈体文渐为绝响。然明代八股文正文提比、中比、后比、后二小比四个段落两两对偶，实际上是揉骈入散，骈散合一。到了清代康熙、乾隆朝，先后两次开考博学宏词科，后又开设四库馆，招延天下学士，掀起重视浩博、稽核学问的风气，为文追求闳丽高华。先后出现了陈其年、毛奇龄、胡天游、袁枚、汪中、洪亮吉等骈文名手，乾嘉时的骈文可谓盛极一时，足以与桐城派古文分庭抗礼。其中袁枚不仅有骈体文集传世，还在理论上为骈文张目。在《胡稚威骈体文序》中，袁枚针对世人“先散行，后骈体”的现象指出，自然事物存在奇和偶，文章同样也可以散骈相济，“古圣人以文明道，而不讳修词。骈体者，修词之尤工者也”。不仅如此，“散行可蹈空，而骈文必征典，骈文废则悦学者少，为文者多，文乃日敝”。骈散之别，取决于文人腹笥之丰俭，还关系着学问的升降。大体来说，清代中期骈散之争背后有着汉学与宋学冲突的学术背景。骈文家多重视名物训诂的实学，甚至本身就是汉学家；古文家讲究义理，倾向于程朱理学。

古文家多排斥骈俪，骈文家一般都接受刘勰“叠用奇偶”的观点，不排斥散句。郑虎文《邵齐焘墓志铭》说：“古今骈散殊体诡制，道通为一。”李兆洛《骈体文钞序》也说：“奇偶不能相离，……吾甚惜夫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毗于阴阳也。”他的《骈体文钞》收入秦汉一些多骈偶句式的散文，如李斯《谏逐客书》、司马迁《报任安书》、诸葛亮《出师表》等，这实际上是以骈包散，是骈文家持骈散合一观念而确立的骈文统绪。至民国时期，孙德谦在《六朝丽指》中提出“骈散合一乃为骈文正格”，借散体的神气融化骈体的板滞。

随着骈文创作的兴盛，有论者提出要与古文争正统。如凌廷堪《书〈唐文粹〉后》就曾质疑古文的正统地位：“盖昌黎之文，化偶为奇，戛戛独造，特以矫枉于一时耳。故好奇者皆尚之。然谓为文章之别派则可，谓为文章之正宗，则不可也。”至道光年间（1821—1850），汉学家阮元为了与桐城派争夺文章地位，不惜曲解孔子的“文言”和刘勰的“文笔”论，重提《文选》“沉思”“翰藻”之说，排斥散文，尊骈文为文章正宗。在《文言说》中，阮元抨击桐城派古文“单行之语”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而非孔子之所谓文；“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意即孔子已经明确地提出了骈文用韵比偶的文体规范。在《学海堂文笔策问》等文中，阮元按自己的骈文观重释刘勰的文笔论，说：“盖文取乎沉思、翰藻，吟咏、哀思，故以有情辞声韵者为文，……直言无文采者为笔。”按照这种解释，桐城派的古文是笔而非文，只有骈体才是文的正宗。阮元在道光朝主持文坛数十年，他的理论鼓舞了骈文派的气势，发生了较大的影响。到晚清时，同乡刘师培完全赞同阮元的文笔论，认为后世文家奉韩愈古文为正宗，“是均误笔为文者”，“文章之必以‘彣彰’为主焉”，即讲究藻绘声韵，甚至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提出：“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唯资斯体。”可谓是一种执拗的骈文观。

古文：文论史上的“古文”，是与“今文”相对的。梁简文帝萧纲曾在《与湘东王书》中称潘岳、陆机、颜延之、谢灵运等的骈体为“今文”，称扬雄、司马相如、曹植、王粲等的辞赋为“古文”。隋唐时期不断出现对骈体“今文”的抨击，如隋代李谔《上隋高帝革文华书》批评这种流行于江左齐梁的骈俪文“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描写的都是风花雪月，只讲究辞采的华美，而没有实实在在的内容。但是这种浮华无实的骈体文在唐代有科举制度的支持，依然是文章正宗，于是对骈文的非难也不绝于耳，甚至愈益激烈。初唐时陈子昂提倡风雅，力革浮侈，“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卢藏用《陈伯玉文集序》），成为后来古文运动的先声，萧颖士称赞“近日陈拾遗子昂文体最正”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引，《全唐文》卷三百十五。。天宝以降，随着国家危难的日益严重，改革文风的呼声愈益高涨，李华、萧颖士、贾至、独孤及、梁肃、柳冕等无不将矛头对准这种骈体文风，给予抨击。柳冕《与滑州庐大夫论文书》甚至说：“淫丽形似之文，皆亡国哀思之音也。”把对骈俪文风的批判上升到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这些论者传承有序，声气相通，虽操文柄，而爵位不称，尚不足以形成一种掀动骈体根基的运动。至韩愈、柳宗元正式揭橥古文运动的旗帜，才发生一呼众应的影响。

韩愈赋予文体改革以更为崇高的意义，将改革文风与恢复儒家道统联系起来。他在《答李秀才书》中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又在《题哀辞后》中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他所谓的道，核心是周公、孔、孟的儒家之道。“学古道”才是通古辞、为古文的最终目的。将古文与儒家之道联系起来，是后世古文家的共识。只有这样，才能确证复兴古文的合法性。

韩愈所谓的“古文”“句读不类于今者”，是与当时流行的骈文不同的三代秦汉之书。在《答李翊书》中他说“非三代秦汉之书不敢观”，可见其为文师法的对象，是师古圣贤人的道与文。正如韩愈《与冯宿论文书》所说“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骈文作为当时通行的实用文体，韩愈未能免俗一概不作，但基本态度是提倡古文，黜斥骈文的。刘昫《旧唐书·韩愈传》说：“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务反近体”就是反对当时流行的骈体文。

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曾自道学文的经历：年轻时作文章“以辞为工”，成年方才知道“文以明道”，不再做那些“务采色、夸声音”的骈体文，而是本于五经，参以《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和《史记》。这与韩愈所谓“非三代秦汉之书不敢观”的取径是一致的。柳宗元为堂弟柳宗直所编《西汉文类》作序，说：“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这正是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所持的文学史观，西汉及以前的文章才是真正的古文，是为文取法的对象。当然，正如唐代诗人苛刻贬斥六朝诗歌而又从六朝诗歌汲取营养一样，古文运动倡导者严厉抨击六朝骈体，又不同程度地受到骈体文影响，他们所作的古文，并非就是秦汉古文的复活。他们或有意识地区别于骈体而矫枉过正，走向奇怪生涩；或吸收骈体的因素，化骈为散。正如清人刘熙载所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艺概·文概》）

宋代以降，论者根据自己的古文观念建构一条排斥六朝骈俪的古文统绪，古文家的文统意识愈益明晰。柳开《应责》定义“古文”曰：“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根据这种观念，他极力推崇韩愈，建构了他的古文统绪：“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道统和文统是合而为一的。欧阳修重新发掘了韩愈文集，高扬韩愈的古文；苏轼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此后虽然出现过如朱熹对韩愈道学的批评，但都不足以否定韩愈在道统和文统上的崇高地位。欧阳修和苏轼接过韩愈的大纛，延续古文的文统。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里标举孟子、韩愈、欧阳修的文章一脉贯之，而“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意即欧阳修延续了孟子、韩愈的文统。王十朋《读苏文》称赞唐之韩愈、柳宗元和宋之欧阳修、苏轼“四子并驾而争驰”，是学文的典型。至元人编纂《宋史》，在《文苑传序》中又为这脉文统加上了王安石和曾巩，古文的文统已清晰可见。元末，朱右编纂《秦汉文衡》和《六先生文集》，恰是构筑了一条古文家的文统。《六先生文集》16卷，选录唐韩愈、柳宗元，宋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文凡320篇，“六先生”实即为“唐宋八大家”称号的雏形，后人有的径直称之为《八先生文集》。朱右在《新编六先生文集序》中重申“文以载道”的观念，并据此评论历代文章说：

载道之文，莫大于六经。孔孟既没，遭秦虐焰，斯文或几乎坠矣。汉兴，贾谊、董仲舒、刘向窥见涯涘，不用于世，徒载空言。若司马迁、相如、荀、扬、班固之文，虽杰然为后学之宗，犹未免于戾道之议。自是而降，三国、晋、宋、齐、梁、陈、隋以逮于唐，未闻有能振起斯道而奋乎百世之下者。独韩文公上接孟氏之绪，而又翼之以柳子厚；至宋庆历，且二百五十年，欧阳子出，始表章韩氏而继响之。若曾子固、王介甫及苏氏父子，皆一时师友渊源，切偲资益，其所成就，实有出于千百世之上。故唐称韩、柳，宋称欧、曾、王、苏，六先生之文，断断乎足为世准绳，而不可尚矣。（《新编六先生文集序》）

这部《六先生文集》又称《唐宋六家文衡》，与《秦汉文衡》相呼应，在明初继续刊刻。朱右所持的是古文家所谓八代为衰的文学史观，以唐宋八家上继秦汉文统，为后世作文的准绳。明初，方孝孺曾有意“断自汉以下至宋，取文之关乎道德政教者为书，谓之《文统》”（《答王秀才》），作为学文者的范本，可惜该书并没有编定。其实，朱右的《秦汉文衡》和《唐宋六家文衡》就是这样的一部《文统》。

在唐宋八大家的古文统绪中，明代前期的台阁文臣取法的对象实质上只是欧阳修的文章，因为欧阳修的文风雍容醇厚，适应台阁体的需要，博得皇帝和文臣的喜爱。杨士奇《圣谕录中》载，仁宗皇帝对他说，欧阳文忠文雍容醇厚，气象近三代，有生不同时之叹；且爱其谏疏明白切直，数举以励群臣。杨士奇的文章就是“学欧而近”。官至吏部左侍郎的叶盛，文章“纡馀委备，详而不厌，要知为欧学也”（李东阳《叶文庄公集序》）。但是欧阳修的文风偏于柔弱，学之不善，容易落入孱弱萎靡。明初台阁体弥漫的是雍容纡馀、宽平冗沓的风气。李东阳说：“后之为欧文者，未得其纡馀，而先陷于缓弱；未得其委备，而已失之覙缕，以为恒患。”文风关系着士气世风。于是，有些先觉者由唐宋转而上溯秦汉，如授翰林编修的张元祯，“文字简严，必欲造贾（谊）、马（司马迁）、刘（向）、班（固）之门，深其堂奥”（林俊《东白集序》）。官为翰林编修的王鏊感慨：“文至欧苏可谓畅矣。其末也，流而为弱，甚则熟烂萎苶，冗长而不足观！”（王鏊《容春堂文集序》）盖非四子者过，学之者过也。他编选了《春秋词命》，日以讽焉。弘治初，周瓘编选《两汉书疏》，宋人陈鉴《两汉文鉴》得到重刊，文坛上逐渐兴起一股学习、效法秦汉古文的热潮。其理论和创作实践的代表，是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复古派。

明代古文理论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文章典范的选择上。“前七子”倡言恢复古学，文必秦汉，特别是李梦阳，以执拗的态度，取法乎上，东汉以后文章皆不入其法眼，然而拘守古法，字拟句模，不免矫枉过正，暴露出理论的褊狭。嘉靖年间，便有一批文人从“文必秦汉”的迷雾中幡然醒悟，取法乎近，转而学唐宋，即唐顺之、王慎中、茅坤等人的唐宋派。《明史·文苑传》载：“（王）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下无可取。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王慎中的转向进而影响了唐顺之。《明儒学案》载，唐顺之“初喜空同诗文，篇篇成诵，下笔即刻画之。王道思（王慎中字道思）见而叹曰：‘文章自有正法眼藏，奈何袭其皮毛哉！’自此幡然取道欧、曾，得史迁之神理。久之，从广大胸中随地涌出，无意为文而文自至。较之道思，尚是有意欲为好文者也”。促使他们转向的根本动因是王阳明和王畿的心学。王慎中和唐顺之都表达过对阳明心学的认同，特别是唐顺之的本色论就直接是心学影响下的产物。唐顺之看似无意为文，实际上还是重视文章法度的，晚年编选一部《文编》，在序中称“是编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文编》分体选录秦汉和唐宋文，于唐宋人主要收录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文（唯例外地选了白居易《哀陆长源郑通诚文》一篇）。据清人李绂言，王慎中、唐顺之“曾录《唐宋六家文》，以三苏为一家。未及板行，而二君殁。鹿门颇饶于赀，因其所录，刻为《八家文钞》”（《与方灵皋论所评欧文书》）。茅坤在王、唐所编的基础上编撰成《唐宋八大家文抄》164卷，盛行海内，家弦户诵，正式揭橥“唐宋八大家”的说法，确立唐宋古文的统绪。茅坤曾勾稽古文统绪云：

孔孟没而《诗》《书》六艺之学不得其传，秦皇帝又从而燔之，于是文章之旨散逸残缺。汉兴，始诏求亡经，而海内学士稍得以沿六艺之遗，而转相授受。西京之文号为尔雅，其最著者，贾谊、晁错、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是也。魏、晋、宋、齐、梁、陈、隋之间，斯道几绝。唐韩愈氏出，始得上接孟轲，下按扬雄而折衷之。五代之间，寖微寖灭。欧阳修、曾巩及苏氏父子兄弟出，而天下之文复趋于古。数君子者，虽其才之所授小大不同，而于六艺之学，可谓共涉其津而遡其波者也。由此观之，文章之或盛或衰，特于其道何如耳。（《文旨赠许海岳沈虹台二内翰先生》）

茅坤反对李梦阳等所谓“唐以后且薄不足为”的观念，反对在字句上模拟因袭而强调因文以明道。他论文重视作家独特的禀赋和专一的学问，在《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中称誉司马迁、刘向、班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七君子者，可谓圣于文矣”。同样是属于唐宋派，王慎中取法曾巩，但曾巩严谨有馀，文采不足；茅坤标举的是欧阳修。他说：“宋诸贤叙事，当以欧阳公为最。”（《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因为欧阳修文章裁减有法，中多感慨俊逸处。欧阳修的文章结构上前后照应，风格简洁妥帖，与当时的八股文更为相近，这是不少明人偏爱欧阳修文章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唐宋派并非仅仅学习唐宋，而是由唐宋上溯至秦汉。正如艾南英对秦汉派后劲陈子龙所说：“夫足下不为左氏、司马氏则已，若求真为左氏、司马氏，则舍欧、曾诸大家何所由乎？”（《答陈人中论文书》）学习唐宋大家文章的法度，而领会秦汉文章的神气，是“唐宋派”的路径。

与唐宋派同时，“后七子”复古派还在延续“文必秦汉”的论调，如李攀龙《答冯通府》曰：“秦汉以后无文矣。”可见在嘉靖年间，文坛上尊秦汉与尊唐宋两派之间存在矛盾。两派的交锋不仅表现在取法对象上，还表现在对辞与理的偏执。李攀龙在《送王元美序》中提出像李梦阳那样“视古修辞，宁失诸理”才是古文的正路，批评王慎中、唐顺之“惮于修辞，理胜相掩”，意即唐宋派“理胜于辞”。秦汉派更重视修辞，为了修辞，宁愿失诸理。这显然再次将复古派的理论弱点暴露于世，招致偏爱唐宋古文的归有光的讥讽。归有光曾调侃说：“近来颇好剪纸染采之花，遂不知复有树上天生花也。偶见俗子论文，故及之。”（《与沈敬甫》）剪纸染采之花，显然是指李攀龙、王世贞等学秦汉乃假古董，无真气。在归有光看来，李攀龙的视古修辞，以琢句为工，自以为追模秦汉，实际上不过是剽窃齐梁之馀而已。归有光与王世贞曾发生过交锋，而最终是王世贞晚年自悔，“手东坡集不置，又亟称归熙甫（归有光字熙甫）之文”（钱谦益《答唐训导论文书》），似乎唐宋派占据上风。

秦汉派在万历年间还受到公安派的激烈抨击。秦汉派复古，公安派则尚变，袁宏道《雪涛阁集序》说：“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据此而扫荡了李梦阳、李攀龙等人的蹈袭之风。秦汉派尊尚格调高古，公安派则尚俗尚真，袁宗道说：“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论文上》）文章应该用今言记今事，不避口语化。这是对李攀龙文章“嫌时制不文，取秦汉名衔以文之”等泥古做法的矫正。公安派与唐宋派也有不同，唐宋派尊奉欧阳修的醇厚纡馀和曾巩的谨严质朴，公安派则喜爱苏轼的超然自得。公安派还脱去了过去古文家“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褒衣大袑，崇尚机活灵趣。

唐宋派、秦汉派、公安派之间斗争延续到明末，甚至在清代也忽隐忽现，总体上说，是唐宋派占据上风，因为归有光的文脉得到钱谦益等的延续，进而成为清代桐城派的不祧之祖。

钱谦益治学为文深受归有光的影响，曾说：“余少壮汨没俗学，中年从嘉定二三宿儒游，邮传先生之讲论，幡然易辙，稍知向方，先生实导其前路。”（《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他校订刊刻了归有光文集，扩大了归有光文章的影响。纳兰性德曾说归有光的文章“源本性灵，取材经史”（《与韩元少书》）。这八个字与钱谦益所谓“诗文之道，萌折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题杜苍略自评诗文》），多么相似！钱谦益生活于易代之际，故而多了“蛰启于世运”这个要素。而方苞品评归有光的文风是“朴实发挥，明白纯粹，如道家常事，人人通晓”（《钦定四书文·正嘉文》卷六）；“其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子长，故能取法于欧、曾，而少更其形貌耳。”（《书〈归震川文集〉后》）说的是以《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为代表的抒写至亲天伦之情的作品。归有光这类作品，叙写日常生活，对琐碎细节作简笔白描，姚鼐评曰：“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引）方苞发展了归有光的这一类文章路数，并作出修正。他《书〈归震川文集〉后》说：“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认为归有光文章写得俚而繁，并不符合雅洁的要求。适应康熙朝的文治需要，方苞主张清空、雅正、简质的文章风格。他的古文，得曾巩之严谨和欧阳修之简洁，但缺少风神逸韵。

方苞之后，刘大櫆极为推崇归有光，说：“欧、苏既没，其在明代，惟归氏熙甫一人。”（《汪在湘文集序》）至姚鼐编撰《古文辞类纂》，明代唯有归有光一人入选，上继欧、苏，下接方、刘，构筑了桐城派完整的古文统绪。

“桐城三祖”强调古文的纯粹雅洁，忌讳骈俪、小说和语录掺入古文。方苞“卑视魏晋，有如隶奴”（刘大櫆《祭望溪先生文》），他苛责柳宗元文章“辞繁而芜，句佻且稚，……仍六朝、初唐馀习也”（《书柳文后》），意即柳宗元古文还沾染了六朝初唐骈体的铅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不收魏晋以降的骈体文，对古文持有严格的辨体立场和尊体态度。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叙》说：“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法愈严而体愈尊。”

但是，随着骈体文在清代的中兴，古文家对它的态度也作了调整。姚鼐弟子对骈文的态度就有了很大的转变。梅曾亮“少喜骈体之文，近始觉班、马、韩、柳之文为可贵”（《复陈伯游书》），他学文的道路是由骈体转向古文，《柏枧山房全集》中就收录了骈体文上下二卷。刘开《刘孟涂集》也收录骈体文二卷，他在《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中提出骈散合一的主张：“骈之与散，并派而争流，殊途而合辙。……故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废。”这封书信本身就是骈散合一的。这是桐城派后学对骈体文态度的重大转变。道光年间，桐城派之外的包世臣、蒋湘南等也主张迭用奇偶。包世臣《文谱》说：“讨论体势，奇偶为先：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仪厥错综，致为微妙。”奇偶句式构筑文章的体势：偶句凝重，奇句流美。骈体文参以奇句，文气流转；散体文植入偶句，健骨撑柱，文势紧健。因此，骈散应该错综为用。这是通达的见解。至曾国藩，张大桐城派而能不为所囿，作文奇偶错杂，在理论上也主张骈散合一，指出“天地之数，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奇一偶，互为其用”（《送周荇农南归序》），文字之道也是如此。班固毗于用偶，韩愈毗于用奇，但韩愈对于班固，“相师而不相非”，意即韩愈提倡古文，但并非完全排除骈俪句法，古文家完全可以汲取骈体之长，化骈入散。

不论骈文派还是散文派，都从文章学的立场对语录体加以贬斥。方苞论文强调雅洁，因此对于语录尤为忌讳，其《答程夔州书》曰：“即宋五子讲学口语，亦不宜入散体文，司马氏所谓言不雅驯也。”与他声气相通的李绂撰有《古文辞禁八条》，第一就是“禁用儒先语录”，因为语录体过于鄙俗，不符合“辞气斯远鄙倍”的传统原则。姚鼐《复曹云路书》曰：“当唐之世，僧徒不通于文，乃书其师语，以俚俗谓之语录。宋世儒者弟子，盖过而效之。然以弟子记先师，惧失其真，犹有取尔也。明世自著书者，乃亦效其辞，此何取哉？愿先生凡辞之近俗如语录者，尽易之使成文，则善矣。”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曰：“古文之体，……忌语录。”这是古文家的一致立场。同样，骈文家更是忌讳语录，与之格格不入。李兆洛《答高雨农》批驳方苞义法后，紧接着不屑地说：“宋之诸儒，矫之以义，而讲章语录之文出焉，则又非也。”直至晚清梁启超等人对俗语文学有了新的认识之后，才给予宋人语录新的评价。梁启超《小说丛话》说：“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宋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其一则儒家、禅家之语录，其二则小说也。”“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后，胡适也大力肯定宋人用白话讲学在国语文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