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小说理论批评

文言小说理论批评

目录学上的“小说”及其分类：“小说”一词出现得很早，可追溯至先秦。《庄子·外物》曰：“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但这个“小说”意思是琐屑、无关紧要的谈说，与后世图书分类的“小说家”、作为文学体裁“小说”的内涵相去甚远。东汉桓谭《新论》曰：“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这是最早对“小说家”的解释。桓谭指出“小说家”一类的著述，是辑合琐碎片段，无关于大道，甚至有背于儒术的文字；往往借用譬喻、寓言说道理，对于治身理家还是有帮助的。他既列举了小说的一些特点，又对小说的价值给予有限度的肯定。后世一般将古代小说的源头追溯至先秦时期，如胡应麟说：“古今志怪小说，率以祖《夷坚》《齐谐》。”（《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下）谢肇淛说：“《夷坚》《齐谐》，小说之祖也。”（《五杂俎》）清人苕上野客说：“原其始，无论《左》《国》，梦卜妖祥，实古今小说之祖。”（《魏晋小说序》）《夷坚》《齐谐》和《左传》《国语》中记载的梦卜妖祥，符合桓谭所谓“丛残小语”的小说家。

东汉时，班固《汉书·艺文志》首次将“小说家”列于“诸子略”十家之末。班固著录了十五家小说，既包括依托古圣先贤、语言浅薄迂诞、以“说”命名的《伊尹说》《黄帝说》等，也包含古史官记古事的《周考》《青史子》等，前者似“子”而浅薄，后者近“史”而谬悠。班固解释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如淳注：“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今世亦谓偶语为稗。稗官，小官。”稗官乃小官近民者，为县、都官的属吏，最接近民间，具备采集小说的条件。小说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具有民间性，这些民间谈说，琐碎零散，违经失实，故而是小道，但也有可采之处。清人罗浮居士解释说：

“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则凡天经地义、治国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心诚意，概勿讲焉；一言乎“说”，则凡迁、固之瑰玮博丽，子云、相如之异曲同工，与夫艳富、辨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辨骚之异制，概勿道焉。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蜃楼志序》）

这个解释非常贴切。自班固《汉书·艺文志》始，后世各类书目多在子部列“小说家”一目，小说在图书分类中占据一定的位置。不过，班固将“小说家”列于“诸子”之末，并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轻视甚至排斥的意味很明显。这种态度对后代有深远的影响。

至初唐时《隋书·经籍志》著录小说比较驳杂，但大致以谈说、琐言为主体，除了著录以“小说”命名的两种之外，还著录了如《杂语》《琐语》《世说》《迩说》《辩林》等以“语”“说”“辩”命名的书籍，甚至包括《座右方》《器准图》等无类可归的书籍。而大量在后人看来具有小说意味的杂传杂记如《列士传》《列女传》《列仙传》《搜神记》《述异记》等都著录于史部之“杂传类”，《隋书·经籍志二》曰：

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

这些叙事而杂以虚诞怪妄的书籍，就编撰者本身的动机来说，是求征实的。如干宝编《搜神记》，其序谓“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萧绮《拾遗记序》谓“纪其实美，……言匪浮诡，事弗空诬”。正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谓“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隋书·经籍志》认为这些都是“史官之末事”，值得文士采摭。五代时后晋刘昫编撰《旧唐书》就延续了《隋书·经籍志》的这种著录方式。

最早对“小说”进行分类的是唐初刘知幾。他在《史通·杂述》中说：

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从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宋人王应麟《小学绀珠》卷四引此十类后接着说“刘知幾《史通》偏记小说，其流有十”，意即这就是刘知幾“偏记小说”的分类。刘知幾站在史家的立场认识小说，他列举的十类“偏记小说”在《隋书·经籍志》多属于史部的杂史、古史、杂传、旧事、地理记、霸史类；“琐言”类书籍在《隋书·经籍志》中属于子部小说家类。在刘知幾的观念中，“偏记小说”几乎等于史流之杂著，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在《隋书·经籍志》里归入子部“小说家”，刘知幾则视为“琐语”（即琐言）；干宝《搜神记》之类在《隋书·经籍志》归入史部杂传类，刘知幾视为杂记。综合起来看，刘知幾的小说意识并不明晰，与其说他是给“偏记小说”分类，还不如说是给史流杂著分类，且他是把小说纳入史流杂著的。刘知幾谓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史通·采撰》），他批评杂史著作或“言多鄙朴，事罕圆备”，或“真伪不别，是非相乱”，或“无益风规，有伤名教”；但“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善于拣选别裁，也有益于“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这都是史学家的态度，而非小说家、文学家的立场。

北宋初欧阳修编撰《新唐书》，著录小说的方式有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新唐书》将《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传、杂史类中《搜神记》《幽明录》之类大量志怪小说移入子部“小说家”类。若唐临《冥报记》二卷，既著录于史部“杂传记”，又著录于子部“小说家”内，正是这种转移留下的痕迹。而真实性较强的，如“家传”类，依然保留在“杂传”中。二是《新唐书》子部“小说家”首次大量著录唐人传奇。《新唐书》子部小说家主要由琐语、志怪、杂录、传奇四类组成。欧阳修参与编纂的《崇文总目》将《隋书》《旧唐书》著录于史部“杂传”的祖冲之《述异记》、干宝《搜神记》、吴均《续齐谐记》、颜之推《冤魂志》四种移入子部“小说家”。这都说明了欧阳修对这些志怪、传奇类书籍的故事性、虚构性特征有了明显自觉的认识；把它们移入子部“小说家”类，显示出他对“小说”的故事性、虚构性特征的强调。

《新唐书》在北宋时就招致吴缜批评，撰《新唐书纠谬》揭其“八失”，其中之一为“多采小说而不精择”：“盖唐人小说类多虚诞，而修书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载，或全篇乖牾，岂非多采小说而不精择之故欤！”欧阳修本来就认为“传纪、小说，……皆出于史官之流也”（《新唐书·艺文志总序》），因此与唐人编撰《晋书》相似，也博采传闻故事，如《新唐书·列女传》采录了李公佐传奇《谢小娥传》故事，招致后人的批评。当然李公佐《谢小娥传》是一篇记述比较逼真的唐人传奇，其性质与《搜神记》等迥然有异，如果欧阳修在《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此书的话，应该著录于史部“杂传纪”类，而非子部“小说家”类。

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奠定了后代目录学著录小说家的基本方式，如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在《新唐书·艺文志》的基础上略加调整。但是郑樵《通志》子部“小说家”类著录的还是谈说、琐语之类明显带有“说”特征的书籍，若《搜神记》《灵鬼志》《幽明录》《传奇》之类传奇志怪书籍还是著录于史部“传纪”类。正如郑樵自己所承认的，“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通志·校讎略》）马端临《文献通考》著录小说则本于欧阳修、晁公武、陈振孙。马端临曰：

《西京赋》曰：“小说九百，起自虞初。”周人也，其小说之来尚矣。然不过志梦卜、纪谲怪、记谈谐之类而已。其后史臣务采异闻，往往取之，故近时为小说者始多及人之善恶，甚者肆喜怒之私，变是非之实，以误后世。至于誉桓温而毁陶侃，褒卢杞而贬陆贽者有之。今以志怪者为上，褒贬者为下。

马端临认为小说本是志梦卜、纪谲怪、记谈谐，因此他把《洞冥记》《拾遗记》《搜神记》《传奇》等神怪故事都著录于子部“小说家”。马端临还初步把小说分为“志怪”和“褒贬”两类，近似于后世“志怪”“志人”的分类方法，若《洞冥记》等是“志怪类”，而《世说新语》等则是“褒贬类”。当然马端临的“小说”观依然是驳杂的，把谈、说、话、语之类的杂书也列入“小说家”，倒是符合《隋书·经籍志》之例。

明代万历年间的胡应麟是一位著名的小说评论家。他继郑樵之后也感慨“最易混淆者，小说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他把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箴规六类。最后两类，如辩订类的《鼠璞》，《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于“小说家类”，《四库全书总目》就著录于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箴规类的家训如《颜氏家训》，《崇文总目》著录于“小说类”，《郡斋读书志》著录于子部儒家类，《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于子部杂家类。前面四类，志怪与传奇自《新唐书·艺文志》后一般都视为具有典范性的小说。杂录类如《世说》《语林》《琐言》《因话》等说、语、谈、话，也是传统的小说；而丛谈类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前者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著录于子部“杂家类”，后者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著录于子部“杂家类”，一般不视为小说。可见胡应麟的“小说”概念还是很粗疏驳杂的，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胡应麟小说观念有一些新特征。胡应麟对于小说故事的怪诞虚幻性有了明确的肯定性认识。他说：“说出稗官，其言淫诡而失实。”“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同上）他从虚实的角度品评唐宋小说，颇有意义。像《赵飞燕外传》《杨太真外传》在《郡斋读书志》中著录于史部“传记类”，在《遂初堂书目》中著录于史部“杂传类”，而胡应麟把二书都当作传奇，并说：“《飞燕》，传奇之首也。”对于唐传奇“诞妄寓言”的特征，他是有明确认识的。这样一来，志怪、传奇等虚构性叙事在胡应麟的小说分类中得到凸显。对于“杂录”类如《世说新语》，胡应麟说：“《世说》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刘知幾谓非实录，不足病也；唐人修《晋书》，凡《世说》语尽采之，则似失详慎云。”对于《世说》一类小说的评论，不应该以是否实录为标准，刘知幾批评它非实录，唐人修《晋书》完全把它当作真实，在胡应麟看来都是不恰当的。胡应麟说：“刘义庆《世说》十卷，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同上）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这是对人物形象的品评；简约玄澹，是从文章角度的评论。这才是文学家的态度。

至清乾隆年间，纪昀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小说家”提要曰：

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缉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

与胡应麟之分为六类相比较，纪昀将胡氏的丛谈、辩订、家规三类剔出“小说家”而列于子部杂家或儒家；《提要》的“叙述杂事”略相当于胡应麟的“杂录”，“记录异闻”“缀缉琐语”略相当于“志怪”。纪昀对小说的界定又回到了唐人以前的认识，即“掇拾传闻，构虚无据”，“诸事怪异”，“荒诞不足信”，“谐谑鄙俗之事”。胡氏列出的传奇类，被纪昀删除了。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一） 《四库全书》收入的是单部的著作，而唐人小说少单独成书者。

（二）“传奇”一词，明清时期逐渐混杂，如在《四库全书》中，《三国演义》《醒世恒言》《西厢记》等均被称为传奇，似扮演故事均可称为传奇，而非文言小说单独专名。

（三）纪昀论小说，旨在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的意义，而唐人传奇“其文淫艳”“词尤鄙俚”，出于依托，乃“委巷之谈，侈神怪以相耀”（《四库全书总目·〈汉杂事秘辛〉〈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精忠类编〉提要》），纪昀对这类多涉荒怪的唐人小说的确是轻视的。

（四）纪昀严格区分“才子之笔”和“著书者之笔”，唐人传奇中多有“嬿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从何而见闻，又所未解也”（冯镇峦《读聊斋杂说》引）。其中的一些戏场关目，多随意装点，凭空揣测，既不够雅驯，从“著书者”立场看又不近情理，故而不收。

唐传奇论：晚清时韩邦庆《太仙漫稿例言》说：“小说始自唐代，初名传奇。”如果从有意识地虚构、幻设故事的角度来看，韩氏的说法是正确的。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也说：“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唐人撰作传奇，已经明确意识到故事的奇异怪诞性。如沈既济撰《任氏传》是为了“志异”，沈亚之说《湘中怨辞》“事本怪媚”，李公佐径直称《南柯太守传》“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而窃位著声，冀将为戒。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段成式编撰《酉阳杂俎》，《自序》说：“固役而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虽然故事离奇怪诞，但作者努力要叙述得真切可信。有的事件就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如王度《古镜记》、李公佐《谢小娥传》；有的来自作者的亲闻，如陈玄佑《离魂记》、李朝威《柳毅传》、白行简《李娃传》；有的作者与故事中人物有过交游，亲闻其叙说经历，如沈既济《任氏传》；有的故事主人公是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如许尧佐《柳氏传》中的韩翃。即使狐媚妖怪故事，也是时地确凿。把奇幻的故事说得真实可信，正是唐传奇的妙处之一。元人虞集解释“传奇”说：“盖唐之才人，于经义道学有见者少，徒知好为文辞，闲暇无所用心，辄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为说。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娱玩，非必真有是事，谓之传奇。”（《写韵轩记》）唐人创作传奇小说的目的，或并非仅是“以相娱玩”。宋人赵彦卫曾说：“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云麓漫钞》卷八）传奇之兴盛可能与当时科举考试的温卷风气有关系，不只是“以相娱玩”。但虞集指出传奇作家“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非必真有是事”，这是符合传奇之实际的。明万历年间胡应麟说：

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彩无足观。本朝《新》《馀》等话，本出名流，以皆幻设而时益以俚俗，又在前数家下。惟《广记》所录唐人闺阁事，咸绰有情致，诗词亦大率可喜。（《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

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

六朝小说，未必尽幻设语，人鬼皆谓实有；至唐人始有意地志异传奇，叙述一些耸人听闻的奇异故事，以寄托情怀；宋代传奇虽然近实，胡应麟觉得“文彩无足观”，明初瞿佑《剪灯新话》、李昌祺《剪灯馀话》等虽然是“幻设”虚构，又落入俚俗。比较而言，胡应麟对唐人传奇最为推崇，称赞那些叙述闺阁故事的传奇“绰有情致”。

唐人小说出于文人才士之手，叙写文人才士的情爱故事，或寄托文人才士怀才不遇的忧愤，故而“绰有情致”是唐传奇的一大特征。早在南宋时，洪迈就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唐人说荟·例言》引）唐代传奇多叙写男女的爱情悲剧，浓郁的抒情性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洪迈把它与律诗并称为“一代之奇”，给予高度的评价。洪迈又说：“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颛门名家而后可称也。”（《容斋随笔》卷15）唐人传奇中狐妖花媚的幻设故事，曲折离奇，饶有情致。《虞初志》是以唐传奇为主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汤显祖《点校虞初志序》称赞唐人传奇“以奇僻荒诞、若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读之使人心开神释、骨飞眉舞”。这正是“绰有情致”的艺术魅力。汤显祖还说传奇的作者“意有所荡激，语有所托归”，借传奇小说来抒写怀抱，寄托情思。后来清人桃源居士也说：“（小说）尤莫盛于唐，盖当时长安逆旅，落魄失意之人，往往寓讽而为之。”（《宋人小说序》）周克达说：“唐人小说之善，此其人皆意有所托，借他事以导其忧幽之怀，遣其慷慨郁伊无聊之况，语渊丽而情凄婉，一唱三叹有遗音者矣。”（《唐人说荟序》）都认识到唐代传奇是文人之笔，文人借之抒写情感、寓托怀抱，唐人传奇具有浓郁的抒情性。

《聊斋志异》论：作者创作文言小说的动机，往往是复杂多重的，粗略分析，主要有三类：

（一）以文为戏，聊以自娱。如韩愈作《毛颖传》等杂传小说，就是“以文为戏”。这类游戏笔墨的文字，历代不绝。至清代，袁枚撰作《子不语》，是因为“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纪而存之，非有所感”（《子不语自序》）。

（二）寓托美善刺恶的讽喻鉴戒意义。如唐人李公佐撰《谢小娥传》，借君子之口曰：“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故作传以旌美之。”明代吴承恩撰《禹鼎志》，“亦微有鉴戒寓焉”（《禹鼎志序》）。纪昀（观弈道人）撰《阅微草堂笔记》，示人“前因后果验无差”；其中《姑妄听之》“大旨期不乖于风教”，《滦阳消夏录》“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这样，小说便担当起社会道德教化的功能，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发愤著书，借小说以抒写忧愤。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就是如此。据蒲松龄之孙蒲立德记载，蒲松龄“数奇，终身不遇，以穷诸生授举子业，潦倒于荒山僻隘之乡”（《聊斋志异跋》）。蒲松龄是科举仕途的失败者，一生穷苦潦倒，满腔忧愤，寄诸笔端。《聊斋自序》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当时与后世的读者多能体会蒲松龄的这种孤愤。余集曰：“先生少负异才，以气节自矜，落落不偶，卒困于经生以终。平生奇气，无所宣泄，悉寄之于书。故所载多涉诡荒忽不经之事，至于惊世骇俗，而卒不顾。”（《聊斋志异序》）古人说“文章憎命达”，正是如此坎坷的遭际、不幸的命运造就了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向使聊斋早脱韝去，奋笔石渠、天禄间，为一代史局大作手，岂暇作此郁郁语，托街谈巷议，以自写其胸中磊块诙奇哉！文士失职而志不平，毋亦当事者之责也！”（南村《聊斋志异跋》）《聊斋志异》是失志文人的不平之作，所以“非纨绔子弟所能解，亦非村学究所能读”（舒其锳《注聊斋志异跋》），唯有遭际和命运相同、相近的读者，才能感同身受地借蒲松龄的杯酒浇自己心中的垒块。嘉庆、道光年间的吕湛恩，为《聊斋志异》作注，蔡培作序说：“盖吕子之才识，不让于柳泉，而其功名之困顿，亦与柳泉等，士君子穷而在下，怀抱利器能不得展，往往托于文章，以自舒其抑郁无聊之气。则吕子之成是书，吾知其性情所寄，欲与柳泉为徒，岂沾沾于鬼狐仙怪云尔哉！”作者穷愁著书，注者同样是将满腔抑郁不平之气借评注舒泄于世。

此前胡应麟论小说曾说：“若私怀不逞，假手铅椠，如《周秦行记》《东轩笔录》之类，同于武夫之刃、谗人之舌者，此大弊也。”小说不能成为泄私愤、攻讦人身的工具。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发愤之书，但作者立意较高，能如《儒林外史》一样，做到公心讽世；而且笔意高古，字句典雅，“大半假狐鬼以讽喻世俗。嬉笑怒骂，尽成文章，读之可发人深省”（舒其锳《注聊斋志异跋》）。将志怪小说的思想意义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蒲松龄于每则故事之后有简短的“异史氏曰”，秉承《史记》“太史公曰”，阐义理，作论断。唐梦赉说：“其论断大义，皆本于赏善罚淫与安义命之旨，足以开物而成务。”（《聊斋志异序》）虽为泄愤之书，也多揭示了世道人间的至理，具有启示人生的意义。

古代文言小说的评论，一般是把小说当作文章看，很少关注小说的人物形象问题。刘辰翁批点《世说新语》略微触及人物的语言神情，汤显祖批点《虞初志》，眉批《李娃传》曰：“画出动人模样。”批《任氏传》曰：“酷肖是时情状。”算是偶尔论及人物形象，但总体上来说，评论人物形象不是文言小说理论的重心。正如冯镇峦所言，“读《聊斋》，不作文章看，但作故事看，便是呆汉”（《读聊斋杂说》）。古人在评论时，多从文章学的角度立论，如蒲立德云：“其事多涉于神怪；其体仿历代志传；其论赞或触时感事，而以劝以惩；其文往往刻镂物情，曲尽世态，冥会幽探，思入风云；其义足以动天地，泣鬼神，俾畸人滞魄，山魈野魅，各出其情状而无所遁隐。”（《聊斋志异跋》）何彤文云：“其运笔可谓古峭矣，序事可谓简洁矣，铸语可谓典赡矣。”（《注聊斋志异序》）这些都是品评文章的笔调。可见古代文言小说理论与以人物形象论为中心的现代小说理论是有明显差异的。

纪昀也从文章著述的立场对《聊斋志异》作出批评，提出“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的论断。他说：

《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干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伶元之传，得诸樊嬺，故猥琐具详；元稹之记，出于自述，故约略梗概；杨升庵伪撰《秘辛》，尚知此意，升庵多见古书故也。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惟此二事，则夏虫不免疑冰。

纪昀对小说文体的虚构性特征是认识不足的。他认为小说应该是“著书者之笔”，“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作者根据自己的闻见来叙述故事的首尾，而不应该像传奇戏曲那样随意装点。传奇作品往往随意点缀关目，逼真地描摹人物对话的情态和场景，纪昀诘责说，这些细微曲折、栩栩如生的“燕昵之词、媟狎之态”，人物自己不可能说出来的；这些私密场景，作者又无从闻见，故而不可能是代言。这是“才子之笔”，凭空杜撰，出于依托，不足称道。他批评《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既然是杂传小说，就不应该有这些凭空虚构的细节。纪昀所论，若用现代的理论来说，涉及叙事者的全知视角和有限视角的问题。他认为小说叙事，作者应该是有限视角，叙述耳目所及之事；若采用全知视角，凭空虚摹私密场景，是不合情理的。

对于纪昀的诘难，冯镇峦给予驳斥，解释得更为合理。他说：

文有设身处地法。昔赵松雪好画马，晚更入妙，每欲构思，便于密室解衣踞地，先学为马，然后命笔。一日管夫人来，见赵宛然马也。又苏诗题画雁云：“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此文家运思入微之妙，即所谓设身处地法也，《聊斋》处处以此会之。（《读聊斋杂说》）

赵孟（号松雪）画马，在密室中学为马的体态、动作，设身处地去揣摩马的神态；苏轼诗篇赞美陈直躬画出了雁未经人扰的自然神情，这些都不是艺术家闻见所得，而是来自设身处地的想象、揣摩，也就是说，艺术创作离不开虚构想象。如何虚构想象呢？冯镇峦说：

说鬼亦要有伦次，说鬼亦要得性情。谚语有之：“说谎亦须说得圆。”此即性情伦次之谓也。试观《聊斋》说鬼狐，即以人事之伦次、百物之性情说之。说得极圆，不出情理之外；说来极巧，恰在人人意愿之中。虽其间亦有意为补接凭空捏造处，亦有大段吃力处，然却喜其不甚露痕迹牵强之形，故所以能令人人首肯也。（同上）

对《聊斋志异》有意补接、凭空捏造的虚构想象，冯镇峦是给予肯定的。这些虚构想象，符合人物身份，切合生活情理，合乎故事脉理，说得圆巧，不露痕迹，不显得牵强，故而人人首肯。

显然，与纪昀相比，冯镇峦对小说的艺术想象和虚构问题的认识更为合理，更为深入，体现出小说理论的进步。后来钱锺书《管锥编》进一步指出，《左传》也有一些设身处地、想当然的记言，“《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