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小说之外论

通俗小说之外论

通俗小说之褒贬：在今天的文学视域中，《搜神记》《世说新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都统称为小说，属于同一种文学体裁，但是在古人的观念里并非如此。小说一目虽然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已列在子部，为十家之末；但是像《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通俗小说，后世却往往被排斥在公私图书分类目录之外，如清代乾隆时期官修《四库全书》就未著录通俗小说。不过，随着通俗小说的日益兴盛，至明代嘉靖年间，一些有卓识的私人藏书家已开始著录小说。如晁瑮《宝文堂书目》子杂类既著录了大量的唐传奇，也著录了《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宣和遗事》《三国通俗演义》等通俗小说。高儒《百川书志》子部“小说家”类著录了《世说新语》《幽怪录》《传奇》等以及其他杂录，把《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列入史部野史类。王圻《续文献通考》在史部传记类著录了《水浒传》。但总体上说，通俗小说在古代图书目录序列里是没有地位的，白话通俗小说与文言小说相互分离，很少有人将二者归入一类加以认识。清人刘廷机《在园杂志》说：“盖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有些论者还在士大夫文言小说和通俗白话小说之间做出褒贬分明的轩轾。如清人桃源居士《宋人小说序》肯定了出于宋代文人士大夫之手的文言小说“朴雅有馀”，“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同时又贬抑宋代说话、话本小说“鄙亵弛颓，为官家供奉物，不足佐解颐、广知识，则非斯集可比”。不过这恰说明了，通俗白话小说并不是士大夫文言小说的自然发展，二者并不属于一个序列。

明代汪道昆（署名天都外臣）的《水浒传叙》开篇就说：“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显然，他指的是说话话本之类的通俗小说。其实唐代如郭湜《高力士外传》、段成式《酉阳杂俎》等文献中就有关于“说话”“市人小说”的记载。南宋时朝廷设有供奉局，其中有“说话人”，近似后来的说书人。说话话本之类的通俗小说在宋代比较流行，多次见诸记载。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四记载宋徽宗崇宁、大观以来在京城的瓦肆伎艺，其中之一即小说。宋人吴自牧说：“说话者，谓之‘舌辩’。”（《梦粱录》）有四家数，即小说（又名银字儿）、谈经、讲史、合生，“但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小说可以根据需要加以虚构，故事情节更为扣人心弦。稍后，罗烨对于话本小说的艺术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话本小说“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言其上世之贤者，可为师；排其近世之愚者，可为戒。言非无根，听之有益”（《醉翁谈录·舌耕叙引》），以通俗的语言和故事演绎大义，具有警戒世人的意义。说话者“须凭实学是根基”，需要有真才实学，熟悉历代史书、琐闻轶事、诗词佳句，能够插科打诨，“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万馀言，讲论古今”，令听众或喜或悲，或愤或愧，受到强烈的艺术感染。从这些零星的记载可知，宋代时“说话”这种文艺活动已经非常兴盛，自京都至民间都有它的消费市场，它促使了话本、讲史演义等通俗白话小说的兴起。

但是，如何评价这种得到市民阶层喜爱的通俗小说？这在古代一直是一个问题。明嘉靖年间的田汝成说：“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西湖游览志馀》）竟然说《水浒传》这类通俗小说作者是在作恶，恶有恶报。但几乎同时，李开先《词谑》引唐顺之等人的话说：“《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对于《水浒传》，褒之者如袁宏道，把它与《金瓶梅》并尊为“逸典”（《觞政》），贬之者把它与《西厢记》并斥为“诲盗”“诲淫”。这种褒贬截然的态度其实正是传统社会里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论者对待小说的矛盾态度。杜濬曰：“吾谓与其以诗文造业，何如以稗史造福；与其以诗文贻笑，何如以稗史名家！”（《十二楼序》）对于诗文和稗史的轩轾，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大体来说，受到明代后期王学左派影响如李贽、袁宏道、金圣叹等人，对于通俗白话小说这种新兴的市民文艺形式能给以正面积极的肯定，而拘守于程朱理学思想的论者则多基于正统文学观念而排斥、贬抑通俗白话小说。如清代中期维护程朱理学的章学诚说：

小说、歌曲、传奇、演义之流，其叙男女也，男必纤佻轻薄，而美其名曰才子风流；女必冶荡多情，而美其名曰佳人绝世。世之男子有小慧而无学识，女子解文墨而暗礼教者，皆以传奇之才子佳人为古之人、古之人也。今之为诗话者，又即有小慧而无学识者也。有小慧而无学识矣，济以心术之倾邪，斯为小人而无忌惮矣，何所不至哉。（《文史通义·内篇五·诗话》）

直至晚清时，强汝询还说：

昔许文正公有言：“弓矢所以待盗也，使盗得之，亦将待人。”信哉斯言！自文字作而简策兴，圣贤遗训藉以不坠，而惑世诬民之书，亦因是得传。有为书至陋，若嬉戏不足道，而亦能为害者，如小说是已。《虞初》《齐谐》，其来已久，魏晋至唐，作者浸广；宋以后尤多，其诡诞鄙亵，亦曰益甚，观者犹且废时失业，放荡心气，况于为之者哉！下至闾巷小人，转相慕效，更为传奇、演义之类，蛊诳愚蒙，败坏风俗，流毒尤甚。夫人幸而读书能文辞，既不能立言有补于世，汲汲焉思以著述取名，斯已陋矣，然亦何事不可为者，何至降而为小说，敝神劳思，取媚流俗，甘为识者所耻笑？甚矣其不自重也！然亦学术之衰，无良师友教诲规益之助，故邪辟污下，至于此极，而不自悟其非。呜呼可哀也已！魏晋以来，小说传世既久，余家亦间有之，其辞或稍雅驯，姑列于目而论其失，以为后戒焉。（《小说类序》）

这简直是视小说为洪水猛兽，败坏风俗，毒害人心，罪大恶极，非通通禁绝不可。这种轩轾褒贬的对立，一直贯穿于古代小说史之中，特别是否定论者往往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持。社会稳定期的上层统治者强化文化管理，对于小说戏曲时松时紧地采取查禁和销毁等措施。

即使是在这种极为艰难的文化环境中，小说这种文学体裁还是在倔强地发展，正如胡应麟所言“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文言小说是如此，白话小说更是如此。至清乾隆年间，罗浮居士曰：“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宗也。”（《蜃楼志序》）白话通俗小说终于成了小说的正宗，其地位得到了有识之士的肯定。

通俗小说动机与功用论：针对社会上存在对通俗小说的轻视和贬抑，通俗小说的创作者有意识地强调它是有为而作，对社会民众具有劝诫教化的意义，一些评论也格外重视通俗小说惩恶扬善、警醒人心的功能。

关于文学创作的动机，中国文论史上有“发愤著书”的传统，通俗小说与文言小说一样，也接续了这一传统，主张小说乃作者“发愤”之作。有的作者关切、怨愤的对象，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朝纲之不振、吏治之腐败、社会之黑暗，甚至亡国易代的重大变故。李贽《忠义水浒传序》提出《水浒传》是作者发愤之作，作者“虽生元日，实愤宋事”，在小说中寄托了对朝政和时局的忧愤。金圣叹发挥了李贽的观点，在批点《水浒传》时揭示了社会矛盾根源是“官逼民反”，胸怀才智者，不遇明君，沉落下僚，各级官吏残害百姓，逼得百姓走投无路，起而反抗。施耐庵与司马迁在著述精神上是相通的。天下无道，庶人则议，《水浒传》作者借人物之口痛骂官吏，痛骂秀才，“其言愤激，殊伤雅道，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奚责焉？”（《金圣叹批评水浒传》第十八回回前批）小说的创作动力来自严重的社会问题逼压出的满腔怨愤。经历了明清易代而以遗民自处的陈忱，晚年托名“古宋遗民”撰著《水浒后传》，他的创作动力就是“发愤著书”：

嗟乎！我知古宋遗民之心矣，穷愁潦倒，满眼牢骚，胸中块垒，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也。……虽然，更为古宋遗民惜。浑沌世界，何用穿凿？使物无遁形，宁不畏造化小儿所忌？必其垂老奇穷，颠连痼疾，孤茕绝后，而短褐不完，藜藿不继，屡憎于人，思沉湘蹈海而死；必非纡青拖紫，策坚乘肥，左娥右绿，阿堵堆塞，饱餍酒肉之徒，能措一辞也！（《水浒后传序》）

意思是说，这部小说乃穷愁在下者“发愤”之作，非达官贵人所能措一辞。他的《水浒后传》秉承《水浒》愤书的精神，是一部“泄愤之书”，“愤宋江之忠义，而见鸩于奸党，故复聚馀人，而救驾立功，开基创业；愤六贼之误国（按指蔡京、高俅、童贯、王黼、杨戬、梁师成），而加之以流贬诛戮；愤诸贵幸之全身远害，而特表草野孤臣，重围冒险；愤官宦之嚼民饱壑，而故使其倾倒宦囊，倍偿民利；愤释道之淫奢诙诞，而有万庆寺之烧、还道村之斩也”（《水浒后传论略》）。虽然作者穷愁潦倒，但是其所愤者，并非只是个人的坎坷遭际，而是奸党横行，奸臣误国，各级官吏欺压百姓，乃至释道淫奢等各种社会问题，其主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通俗小说作者，一般都是志高才大，而沉落于社会下层，胸中蓄积巨大的悲苦怨愤。所以在小说中所发抒之愤，更多是个人的垒块与不平，所谓骨鲠在喉，必欲一吐为快。清初的天花藏主人，撰著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说，“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合刻七子书序》），在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中寄予了作者几多感慨和辛酸。张竹坡《金瓶梅闲话》说作者是“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呜悒，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乾隆年间，吴璿“屡困场屋，终不得志”，于是撰著《飞龙全传》，他在序中说：“稗官野史亦可以寄郁结之思，所谓发愤之所作，余亦窃取其义焉。”道光年间陈森撰著《品花宝鉴》，序中说，“及秋试下第，境益穷，志益悲，块然磈礧于胸中，而无以自消，日排遣于歌楼舞榭间，三月而忘倦，始识声容伎艺之妙，与夫性情之贞淫，语言之雅俗，情文之真伪”，于是创作了这部小说，虽然其中的故事是虚构的，但是“所言之情，皆吾意中欲发之情”，显然是借他人之杯酒浇自己之垒块。古代的文人小说，往往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小说是作者发愤之作，其中寄予了作者浓郁的悲愤怀抱。

当然，原本只是“街谈巷语”的小说，也有“以文为戏”的传统，有的作者创作通俗白话小说，只是游戏而已。如凌濛初撰著《初刻拍案惊奇》，“聊舒胸中垒块，非曰行之可远，姑以游戏为快意耳”（《二刻拍案惊奇小引》）。当然，“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即使是游戏之作，作者也多强调其作品的教化意义。如凌濛初就说其“初刻”与“二刻”《拍案惊奇》，“说鬼说梦，亦真亦诞，然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后先一指也”（同上）。

从功能角度说，古代小说理论非常重视小说的教化功能，正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冯梦龙称《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普通民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警世通言叙》）小说通过生动的情节和鲜明的形象表达了忠孝节义的观念、尊重性情的思想，对于读者具有深入骨髓的潜移默化作用。作为一个小说编撰者，冯梦龙的“三言”就是“颇存雅道，时著良规”（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序》），将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寄予在叙写世情之中，传递给读者。在外有倭寇骚扰、内有西北兵变的万历中期，李贽特别强调《水浒传》小说的忠义主旨及其教化意义：

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腹心，乌在乎？在水浒。此传之所为发愤矣。（《忠义水浒传叙》）

李贽发掘了《水浒传》所蕴含的忠义主题，在书名前冠以“忠义”二字，认为有国有家者不可不读此书。一读此书，则君明臣贤；忠义在朝廷，在君侧，在干城腹心。这实在是夸大了小说的社会意义和教化功能，但是对于抬高小说的社会地位，改变世人对小说的轻蔑，又是不无意义的。所以在古代小说理论批评中充斥着大量关于小说惩恶劝善、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论调，认为“夫稗官野史足以翼圣而赞经者”（西湖钓叟《续金瓶梅集序》），甚至具有经史所达不到的感化效果。

的确，通俗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发挥功能，产生艺术效果具有特殊性。首先，其语言是适应社会普通民众的通俗语言，受众面更为广泛。因为其通俗性，所以在警醒人心、辅时化俗方面往往能收到经史所达不到的效果。静恬主人《金石缘序》曰：

小说何为而作也？曰以劝善也，以惩恶也。夫书之足以劝惩者，莫过于经史，而义理艰深，难令家喻而户晓，反不若稗官野乘，福善祸淫之理悉备，忠佞贞邪之报昭然，能使人触目儆心，如听晨钟，如闻因果，其于世道人心不为无补也。

通俗小说家喻户晓，它示人因果不爽的道理，惩恶扬善，如暮鼓晨钟，发人深省，具有强大的心理陶染力量。在古代，底层社会民众的教育程度低，真正能读四书五经的人是很少的；而白话小说，以其鲜活的人物形象、奇异的故事情节、通俗的语言吸引广大读者，具有经史所达不到的社会效果。听说书、读小说与正襟危坐地阅读四书五经不同，读者往往在莞尔一笑的会心之处获得警醒惩创的心灵震撼，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某种社会观念。

其次，通俗小说以耳目习近的悲欢离合故事、曲折生动的情节、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感染读者，读者在审美愉悦中领会其蕴含的劝善惩恶之心，“化血气为德性，转鄙俚为菁华”（大涤馀人《刻忠义水浒传缘起》），获得教益，提升思想境界。古人对小说“寓教于乐”的性质多有自觉的认识。如草亭老人编《娱目醒心编》，“既可娱目，即以醒心”。娱目的同时获得醒心的效果。吴沃尧说：“寓教育于闲谈，使读者于消闲遣兴之中，仍可获益于消遣之际，如是者其为历史小说乎？”（《两晋演义序》）“盖小说家言，兴味浓厚，易于引人入胜也。”（《痛史序》）“兴味浓厚”正是小说作为艺术所具有的特点，这是一般经史所不具备的。

第三，通俗小说作用于人的情感，发挥泄导郁悒、陶冶情操、慰藉心灵的意义。明人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深察人类普遍的心理特性，论述这部小说的教化意义，说：“人有七情，忧郁为甚。”一般人能够“以理自排，不使为累”，但天机下劣的人，忧郁之情“不出了于心胸，又无诗书道腴可以拨遣，然则不致于坐病者几希”。民众的忧郁情绪，需要疏导化解。这部《金瓶梅》小说，“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示人轮回报应、乐极生悲、天道循环的道理，读者“庶几可以一哂而忘忧”。这部小说虽然“语涉俚俗，气含脂粉”，但它“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具有警醒人心、劝善诫恶的教化意义。佚名《新刻续编三国志引》说：“夫小说者，乃坊间通俗之说，固非国史正纲，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晚清时蠡勺居士论小说功能：

予则谓小说者，当以怡神悦魄为主，使人之碌碌此世者，咸弃其焦思繁虑，而暂迁其心于恬适之境者也；又令人之闻义侠之风，则激其慷慨之气；闻忧愁之事，则动其凄惋之情；闻恶则深恶，闻善则深善，斯则又古人启发良心、惩创逸志之微旨，且又为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之大助也。（《昕夕闲谈小序》）

小说怡神悦魄，能驱散人们焦虑烦郁的心情，使人心暂时进入恬适的境界；又可以激发读者的情感，获得心理的认同，从而提升人的道德境界。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更全面地总结小说“支配人道”具有熏、浸、刺、提四种艺术感染力。大体而言，熏即指小说具有陶冶情操的作用，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之间受到感染，久而久之改变了性情。浸指小说使读者身入其境，其思想感情受到渗透而不断变化。浸和熏都是潜移默化的力量。刺小说通过触目惊心的艺术形象强烈地震撼读者的心灵，使读者情不自禁地受到感动，接受教育。提指小说中艺术形象切合读者的心理，产生一种移人的力量，使读者感情完全融入小说之中，与主人翁合二为一，获得精神境界的提升。他如此细致地分析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为古代小说批评史增添了新内容。

当然，通俗小说是否果真能产生教化意义，还须看读者是否善读，能否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读小说。传统儒家文化重视“返躬自省”的意识，读者阅读通俗小说，也需要反求诸己，作自我反思和检省，从而实现道德人格境界的提升。蒋大器（署名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曰：

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有益。若只读过而不身体力行，又未为读书也。

静恬主人《金石缘序》亦曰：“（读者）当反躬自省，见善即兴，见恶思改，庶不负作者一片婆心。”读者应该将自身置于小说的艺术情境之中，与小说中的人物相对照，时刻反省自思，转恶向善，升华人格境界。清人刘廷机曰：

嗟乎！四书也，以言文字，诚哉奇观，然亦在乎人之善读与不善读耳。不善读《水浒》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读《三国》者，权谋狙诈之心生矣；不善读《西游》者，诡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读《金瓶梅》，先须体认前序，内云：“读此书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读此书而生效法心者，禽兽也。”然今读者多肯读七十九回以前，少肯读七十九回以后，岂非禽兽哉！（《在园杂志》卷二）

小说中往往叙写美与丑的冲突、善与恶的斗争、正与邪的较量，读者应该善于领会作者劝善惩恶的意图，欣赏其中的美好、善良和正义，并受其激励与感染，唾弃和批判其中的丑陋、邪恶。就《金瓶梅》来说，对于主人公沉湎于酒色财气终至灭亡的命运，读者应该生怜悯心。若尤而效之，则是不善读书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