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经世思想与文学界革命

晚清的经世思想与文学界革命

中国文化史上流灌着一脉坚韧的经世致用传统。即使至乾嘉时期重视实学，戴震、焦循等人也并非完全与现实隔膜，他们所思考的更多是如何恢复和保存传统文化的精粹，通过恢复原始儒家的正统文化，以矫正当前思想意识形态的偏颇，如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对“性”“理”等儒学范畴的重新辨正以矫正宋儒的误读，就是如此。随着康乾盛世的衰颓，嘉庆、道光之际的学者对现实社会的关切，要比前代学者更为迫切。刘逢禄、庄存舆等今文经学的兴起，就体现了学术上的转向，即由“实事求是”的主旨转向对现实的介入和关切，通经以致用，表现出经世致用思想的日益高涨。

文论中的经世思想：中国古代文化，儒家重视入世经世，以内圣外王为理想。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文论，重视文学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义。经世济用是传统文论的重要观念。特别是在危难深重的“世变”时代，儒家经世致用精神往往在文学和文论中自觉地高涨。明清易代之际，顾炎武曾说：“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至道光、咸丰年间，面对“日之将夕，悲风骤至”（龚自珍《尊隐》）的衰危时世，龚自珍、魏源等今文学派，发扬通经致用的精神，以学术研究关切时政。龚自珍“少好读王介甫《上宋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张祖廉：《定盫先生年谱外记》，《龚自珍全集》第633页。，是近代开风气的人物。魏源在鸦片战争前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有力地推动近代的经世致用思潮，以后数十年间，“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俞樾《皇朝经世文续集序》）。

经世致用是晚清文学理论批评的主旋律。魏源论文章功用说：“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默觚上·学篇二》）张际亮论诗说：“通于诗者乃通于政。”他称赏杜诗所讽切陈述，“可谓深通政体矣”（《答姚石甫明府书》）。林昌彝激赏魏源“有裨益经济，关系运会”的诗文（《射鹰楼诗话》卷二）。甚至于谢章铤论词也说：“谁谓长短句之中不足以抑扬时局哉！”（《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余治也有以戏报国的梦想，“一腔心事托歌谣，安得遇有心人，提倡登高，主张风教。……并愿得播弦管叶笙匏，转瞬间默化潜移同风一道，即是我区区志与人同善，书生报国此勤劳”（《庶几堂今乐解题》）。面对满目疮痍、岌岌可危的时局，文学理论批评在自觉地做出调整，充分发挥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

本来桐城派的领袖如方苞、姚鼐是尊奉程朱理学的，论文没有多少现实内容。但桐城派的文论发展至近代，也能顺应时代大势，重视文学的经世意义。姚莹是桐城派古文大师的嫡传弟子，道光年间屡任边疆大吏，对于国家危机、时政弊端、民生艰苦，具有感同身受的体察和洞见，论文强调经世致用，“以为文者所以载道”（《复吴子方书》）。他修正了姚鼐提倡的“义理、考据、文章”三原则，提出读书作文“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与吴岳卿书》）。经济，在其他文章里或表述为“经济世务”，是对现实社会各种问题发表切实有用的见解。其后，曾国藩又将姚莹的文章四要端发展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

重视文章经世的实用功能，是晚清文学理论的共同特征。这是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儒家的“文以载道”“诗以通政”的思想，除了强调文学的现实性、实用性外，并没有太多的新内容。如冯桂芬开出来的救世药方只是恢复远古的陈诗制度（《复陈诗议》）。曾国藩说：“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诸弟》）义理是经济之本，经世济民的具体措施不能违背圣贤经典所规定的基本法度。这种思想上的局限，使得他们的文学经世论新意不足，现实力量也很有限。“药方只贩古时丹”（龚自珍《杂诗》），已不能医治晚清社会的新问题，不能给文学带来新生机。

诗界革命：近代史上的东南诸省，遭遇外强入侵，首当其冲。外来的侵略激发了国人御侮抗敌的斗志。文论中的经世思想也以东南为盛。而且对时世的关切，又促使论者对文学自身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促进了文学的新变。黄遵宪、梁启超已经开始自觉地摆脱传统思想中落后因素的束缚，酝酿并提出“诗界革命”的理论主张。与前代诗论发展之动力来自诗歌自身问题不同，“诗界革命”的提出是响应危难时代的召唤，是时代社会向诗歌提出新的要求。

黄遵宪是一位关心时务的政治家、出色的外交家。早年就认识到“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感怀》），显示出热切的淑世情怀和远大的政治抱负。这种睁眼看世界的现实态度自然与“俗儒”的“好尊古”“日日故纸研”是格格不入的。黄遵宪鄙弃那些“日夕雕肝肾，俪语配华叶”的“可怜古文人”，在21岁时就提出“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杂感》）的口号，要摆脱古人的羁绊，以当前的俗语俗事入诗，表达诗人对当前社会的情感和认知。黄遵宪诗歌的最大特征是崇尚新变和切合时事，正是他诗学主张的艺术实践。

光绪三年（1877年），黄遵宪出使日本。他采问风俗，创作了《日本杂事诗》。来自大国的优越心态，曾使他对日本文化持不屑态度。但此时正值日本明治维新，黄遵宪对这场革旧鼎新的变革开始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随着阅历见闻的增长，特别是游历欧洲以后，他发现“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悟出了“穷变通久之理”，乃相信日本“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于是“颇悔少作，点窜增损，时有改正”（《日本国志自序》）。《日本杂事诗》摆脱了传统诗歌“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的拘谨，叙述外国风土人情，记载方言俗语，错综事迹，感慨古今。更为可贵的是，他在记述日本杂事时寄寓了对于中国社会命运和前途的关注和探索。正如王韬《日本杂事诗序》所云：“大抵意主纪事，不在修词，其间寓劝惩，明美刺，存微旨，而采据浩博，搜辑详明，方诸古人，实未多让。”

义和团运动时，黄遵宪的满腔忧愤亦寄托于诗。其弟黄遵楷回忆说：

适拳匪肇乱，凡百乖张，遂举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仰天椎心，不敢告人之语，一泄之于诗。酒酣耳热，往往自歌自哭，自狂自圣，谓：“他日之读我诗者，其亦忽喜忽怒、忽歌忽泣乎？非所知也。”（《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

黄遵宪既亲历了国内战祸和外强侵凌，又游历东西洋，广泛接触外国文明，因此练就了开放通达的眼光，其诗歌能够摆脱传统的束缚，而真实地表现身之所历、心之所感。他在理论上提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的命题：

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迄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人境庐诗草自序》）

如果只单独来看“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那么似乎并无新意。陆游就提出过“工夫在诗外”的观点；“诗之中有人”更是晚明以来诗学的基本主张。但是联系上下文来看黄遵宪的主旨，有这样几个特点：（一）诗境。摆脱复古袭貌的束缚，以文为诗，以文章之法行于诗中，而又不失比兴之义。（二）取材。不管经史诸子，还是闲书杂稗，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为采用。（三）述事。自己亲身经历的当代物事，即使是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也可以任笔抒写；今日的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也可寄之笔下，不受古人所拘泥。（四）风格。作诗要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其中心思想就是摆脱拘牵，切于今事成为“我”之诗。如果与当时宋诗派的诗论对比，可以发现黄遵宪诗学的创新意识尤为鲜明。曾国藩之孙曾广钧就称赞黄遵宪诗歌善变，谓“世变无穷，公度之诗变亦无穷”（《刘甔庵盆瓴诗集序》引）。黄遵宪对于晋宋以后诗歌渐失去比兴之义、兴观群怨之旨，就颇致不满；对于清朝的诗歌，他也批评其弊“极于肤浅浮滑，人人能为诗，人人口异而声同”，没有独立的个性，没有独特的情感和见识寄寓诗中。黄遵宪说：

上溯汉魏，下逮有明，能以诗名家者，大抵率其性之所近，纵其才力聪明之所至。创意命辞，各不相师。（《刘甔庵盆瓴诗集序》）

这种标新立异的创新精神，是黄遵宪诗学的闪光点。他曾说：

诗之为道，性情欲厚，根柢欲深。此其事似在诗外，而其实却在诗先，与文章同之者也。至诗中之事，有应讲求者：曰家法，曰句调，曰格律，曰风骨，是皆可学而至焉。若夫兴象之深微，神韵之高浑，不可学而一至焉者。蓄积于诗之先，讲求于诗之中。（《养浩堂诗集跋》）

这里论诗中所应讲求的事，近似明胡应麟所谓“格律声色”“兴象风神”的意思，还是传统诗学的审美规范。至1902年底，黄遵宪《致丘菽园函》说：

思少日喜为诗，谬有别创诗界之论。然才力薄弱，终不克自践其言。譬之西半球新国，弟不过独立风雪中清教徒之一人耳。若华盛顿、哲非逊（杰斐逊）、富兰克林，不能不属望于诸君子也。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仆老且病，无能为役矣。执事其有意乎？

黄遵宪的一生都在不断地求新求变，即使到晚年也要将未能成功的创新使命托付后辈。正是这种不断创新的自觉追求，促使他创作了大量“新派诗”黄遵宪《酬曾重伯编修并示兰史》：“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风》《雅》不亡由善作，光、丰之后益矜奇。文章巨蟹横行日，世变群龙见首时。手撷芙蓉策虬驷，出门惘惘更寻谁？”，于诗界开辟一新国土，在当时赢得崇高的声誉，产生积极的影响。

梁启超生平论诗，最倾倒黄遵宪，称颂他的诗为“诗史”，赞誉黄遵宪的诗歌“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20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饮冰室诗话》）。黄遵宪在诗歌创作实践上辟境开新的经验，促进了梁启超的理论探索，进而提出“诗界革命”的号召。

梁启超虽然不以能诗著名，但未尝放弃对于诗歌的理论思考。早在1899年12月25日《汗漫录》（又名《夏威夷游记》）中，他就痛斥传统词章家的诗歌，呼吁“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他说：

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麦哲伦），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饮冰室诗话》）

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在理论上肯定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蒋观云等人诗歌创作的大胆创新，为诗歌发展指出了新方向。他推尊黄遵宪、夏曾佑、蒋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特别是黄遵宪，梁启超说：“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饮冰室诗话》）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创作典范，“诗界革命”是对黄遵宪诗歌创作的经验和预示方向的理论概括。据《饮冰室诗话》记载，在1896年、1897年，夏曾佑、谭嗣同等人就“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创作新诗。当时这些人创作上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喜好用翻译过来的西方词语典故入诗，给一般读者造成阅读障碍。这就是“诗界革命”三要素中的新语句。只有黄遵宪“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梁启超检讨了这种新语句大量入诗的弊端。他在《汗漫录》中说：

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

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

也就是说，新语句与旧风格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当二者出现矛盾时，应该以不失旧风格为优先。当然，运用新语句而不损于旧风格，更值得钦佩。他称赞丘逢甲《己亥秋感八首》（遗偈争谈黄蘖禅）：“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入诗，而能雅驯温厚乃尔，得不谓‘诗界革命’一巨子耶？”又评谭嗣同诗歌“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也即“以新理想入古风格”，不失诗之为诗的审美风格，且能表达新的思想精神。梁启超对诗歌的形式风格并没有太多的革新主张，《饮冰室诗话》所谓“渊懿之风格，微妙之辞藻”，所谓斟酌于雅俗之间，等等，与传统的诗歌风格论没有太大的差异。梁启超曾热情推崇一些关切时政的长篇叙事诗，为教育和宣传起见而强调诗歌配以音乐，不过这并没有真正突破旧风格的范围。

上引《汗漫录》中的话还有一层意思是，若过于注重新语句的运用，则可能喧宾夺主而忽略了对欧洲精神的输入，影响到对新意境的创造。《饮冰室诗话》云：

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不尔，则徒示人以俭而已。

梁启超“诗界革命”主张的最根本着眼点是新意境，其他新语句、旧风格两点相互制衡，创新但又不能走得太远。只有新意境才是“诗界革命”的要点所在。所谓新意境也就是“革其精神”，在当时的主要内涵是“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梁启超所谓的“革其精神”，是革除传统词章家的流连光景、消遣应制，转而提倡启迪民智、激发国民精神的诗歌。他尖刻地讽刺传统词章家为“鹦鹉名士”。传统词章家的诗歌理论和创作，一般局限在士大夫阶层之内，与整个社会的民众没有太大的关系，对于国民也没有多少真正的影响。而梁启超思想的立足点是宣传、教育、唤醒社会民众，因此他论诗首先就要将诗歌从传统词章家狭隘的生活中拯救出来，投入整个社会的维新改良之中。就《饮冰室诗话》来说，他论欧洲真精神，强调的更多是“尚武精神”。他感慨中国人因为音乐靡曼等原因导致“无尚武精神”。那么“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他称赞康有为《登万里长城》诗，“于我民族伟大之纪念，三致意焉”；品评《过昌平城望居庸关》等诗，“读之尚武精神油然生焉”。黄遵宪《军歌》精神雄壮活泼、沉浑深远，梁启超赞叹曰：“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从梁启超称赏的这些诗歌来看，其采取的形式、表现的风格还是源于中国文化和诗歌传统，并没有直接运用外来语句，而其基本精神已大为改观，是歌颂爱国自强、争取自由独立的近代精神，而这才是“诗界革命”的真正目标。

梁启超“诗界革命”口号，其新语句、旧风格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不久就遭到提倡白话的现代诗学的抛弃；其新意境也只具有特定的时代内涵。但是，“诗界革命”把诗歌从传统词章家的狭隘生活中拯救出来，投入到宣传近代思想、教育民众、激发大众爱国情感、培养大众近代意识的维新改良运动之中。这在整个诗学史的演变中是个转折点。传统的诗学，总体上说是士大夫诗学，其着意的问题往往局限在文士的生活范围之内，而20世纪现代诗学的主流，则转向社会民众，以启迪、教育、激发民众为指归。这个转向是从“诗界革命”开始的。“诗界革命”的基本主张新意境、新语句、旧风格三要素并没有过时，民国时期的旧体诗人多遵奉这三要素为作诗的原则，直至今天也值得珍视。

小说界革命：穷则思变，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晚清是家国多难的时代，也是求新求变的时代。在这时代氛围里，文学理论批评走出范古为高的藩篱，因时适变：先是从传统文化内部汲取资源和力量，高唱经世致用，主张文学关切社会问题和现实危机；再是借鉴东西洋文明，接受进化论、天赋人权等新思想，号召文学传播新理想以“新民”与强国。在传统文学理论批评的近现代转型中，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是关键的一步。

传统的变是通变，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并不能开启新制度、萌生新文明。于是，一些新型知识人便将眼光投向域外，从西方文明中汲取激发社会变革的思想资源。1897年，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出版，首先向国人较为完整地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此警告国人假如不自振作，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进化论立即引发了维新人士的共鸣，成为他们主张维新变革的理论武器。梁启超读《天演论》后“喜幸无量”（《与严幼陵先生书》），立即接受了这种新的世界观，将达尔文的进化论视为一种左右世界的学术，不仅是生物学法则，“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新民丛报》1902年第1期。正因为接受了这种新的世界观，才使他真正摆脱传统的通变循环、宗经复古观念，认识到社会变革的方向，并以此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史：

寻常论者，多谓宋、元以降，为中国文学退化时代。余曰，不然。夫六朝之文，靡靡不足道矣。即如唐代韩、柳诸贤，自谓起八代之衰，要其文能在文学史上有价值者几何。昌黎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余以为此即其受病之源也。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小说丛话》）

过去正统的文学史观念，大体认为宋、元以后的文学不足观，而梁启超能摆脱窠臼，高度肯定宋、元以后俗文学的“大发达”，且认为“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这一卓见，显然是得益于进化论的启发。

基于这种进步的世界观，梁启超既高度肯定小说的社会价值，又严厉抨击传统旧小说大都不出诲盗诲淫两端，从而倡导“小说界革命”。早在1898年底的《清议报》第一册上，梁启超就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有鉴于欧洲和日本政治改革中政治小说发挥极大的舆论宣传和思想启蒙作用，梁启超提出以《清议报》为阵地翻译印行政治小说，直接翻译欧洲和日本的政治小说来教育和启迪民众，为维新变法运动作舆论宣传和思想准备。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小说》，“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这是近代第一份以刊登新体小说为主，兼载诗、文、戏曲、理论等的文艺刊物，也是“小说界革命”的主要阵地。在《新小说》第一号上，梁启超发表了“小说界革命”的纲领性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全面论述了小说的社会作用、艺术特点和文学地位，鲜明地提出革新小说以适应于政治变革的主张，主旨在提倡一种呼应“觉世”“新民”思想诉求的新小说，该文开辟了近代小说戏曲改良的新局面，产生了较为普遍的影响。梁启超开篇就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此文的结论是：“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似乎小说革新是社会变革的灵丹妙药。

梁启超首先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小说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之所在。他强调，大众之所以嗜好小说，并非因为小说文字浅显、内容有趣，而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小说能够引导读者从“顽狭短局而至有限”的实际生活境界中超脱出来，进入“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的艺术的、理想的境界；（二）小说能将大众心之所想、身之所历，“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使人们对“行之不知，习矣不察”的思想行为，不仅知其然，而且能知其所以然。这两点正符合人类希望广阔地了解世界和深切地认识自己的本性恒情。因此，“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梁启超指出前者是“理想派小说”，后者是“写实派小说”，这是受西方小说理论的启迪，第一次在我国将小说分成理想派和写实派两种。

梁启超颠倒了文学和现实的关系，将“吾中国群治腐败总根源”归咎于小说，认为是旧小说导致国民愚盲迷信、蝇营狗苟、权谋诡诈、轻薄无行，甚至于社会暴乱、农民起义也是小说的影响所致。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通过革新小说来革新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乃至人心人格，最终达到革新一国之民的目的。在文中，梁启超总结小说支配人道有熏、浸、刺、提四种艺术感染力，并结合具体作品加以细致分析，为古代小说批评史增添了新内容，但是谓小说具有这“四力”就可以规模一世，化育万众，“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之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显然过高地估计了小说的社会作用和影响力，并没有为小说找到准确的社会定位。

梁启超是从服务于政治维新运动的立场来倡导其“小说界革命”的。他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把小说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号召小说通过自身的革新而改良国民，制造舆论，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并对小说的艺术特征和感染力量有深入的认识。这些观点，为维新派的小说理论定下了基调，在整个文坛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狄葆贤在梁启超文章的基础上一改传统轻视小说的态度，进一步申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点，“以文学之眼观察之”，指出小说具有重在描写、真实具体、形象直观、通俗普及、虚实结合等艺术特点狄葆贤：《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新小说》1903年第7号。，算是梁启超文章的补充。但是，梁启超颠倒文学和现实的关系，过高地估计小说的价值和地位，对传统小说一概否定，显然是十分错误的，也给晚清的小说理论和创作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以“新民”思想为核心的文学界革命，与传统经世文学观既有很大的不同，也存在内在的联系。传统儒家文论重视对民众的教化，即以源自远古经典的道德规范教化民众，移风易俗；而文学界革命转向启蒙，即向民众宣传一种异质的、在当时被视为进步的新文明，以开启民智，塑造国民精神和人格。传统儒家文论尚雅忌俗，道光、咸丰时期的士大夫文论依然如此，其理论关涉的文体主要是传统的诗文；但是服务于“新民”的文学界革命，注重文学的通俗性，突破传统的文学传播阈限，利用报刊等近代新兴传播形式面向社会大众宣传新思想，塑造新国民，其理论所关涉的文体更偏重于俗语文学。即使“新民体”文章取材大半原本于西籍，也特别注意一一皆熔铸之，以适于中国人之用，适合于国民之脑筋，而使之感动，使之受用。经世文论主张“文以载道”，其所谓道，还是基于儒家经典；文学界革命以文学为手段来宣传“新民”思想，其实也是“文以载道”，但这个道的内容已经换成近代西方的政治文明和思想文明。文学界革命和传统的经世文论都着力在文学的思想内容，重视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表现出强烈的功利性。正如1905年王国维所言：“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论近年之学术界》）梁启超等人不过是把诗、文、小说当成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的工具，来为他的“觉世”“新民”思想服务，基于此而过分抬高文学的实用价值。1907年，黄人《小说林发刊词》说：“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文学界革命的提出，是从社会思想变革的角度向文学提出了其承担不了的任务。其强烈的功利性，秉承了传统文论的质素并加以改造，后又流灌到现代文论中，启发了“文学人生论”“文学革命论”等命题。文学界革命在中国文学与文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起到了重要的过渡作用。

梁启超从政治家的立场认识文学，视文学为社会变革的工具，着力在社会思想的革新而忽略对文学的艺术特性的探索，存在严重的局限性。这场文学界革命总的基调是重在思想和精神的革新，而不在改造旧形式和旧风格。这在“诗界革命”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古典诗歌的审美范型，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形成较为稳固的传统，具有沉重的思想惯性，黄遵宪和梁启超等都没有走出这种古典美，他们理想的诗歌当为镕铸新理想于旧风格。但事实上，新理想、新语句与旧风格又是相背离，相矛盾的，诗歌内容革新了，甚至语词、句法也变化了，风格就不能不变。梁启超对旧风格的怀念，给“诗界革命”理论带来严重的缺陷，限制了“诗界革命”的实绩。周树人在《摩罗诗力说》中感慨说：“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也。”周作人批评维新派的实用功利主义文学论“不外实利之遗宗，辗转未尝蜕古者也”独应（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河南》1908年第4期。，意即其骨子里依然是旧的。胡适后来说：“这种革命的失败，自不消说。”（《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为了纠正“文学界革命”的失误，既注重内容的变革，也强调形式的革新，算得上是在文学界革命的基础上的再次革命。胡适等人提倡白话诗，正是觑定“诗界革命”存在垂念旧风格的缺陷，大胆倡导形式的革命，破坏旧体诗的一切规则束缚，再造新声。五四以后的新小说，也摆脱传统章回体的一些限制，而借鉴欧美小说叙事、布局、对话、描写方面的技巧，在文学形式上发生真正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