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残游记》之惊梦铃声

《老残游记》之惊梦铃声

○柳旭

清朝末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悍然轰开中国的大门，清政府无力抵抗，签下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身契，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乱世之中，仁人志士希望能够挽狂澜于既倒，还中华以清平，于是在文坛上掀起了“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浪潮。小说虽为俗文学，却胜在浅显易懂、乐而多趣，在当时被视为“文学之最上乘”。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的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文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于是一批反映社会现实、传播改良思想的小说应时而出，《老残游记》便是这一时期的佳作。作者刘鹗以笔传心，用二十回篇章记述了一个摇铃的江湖游医——老残于乱世中的所见所为。小说以浓郁的沧桑之感和家国之悲，唤人觉醒，且警钟长鸣，至今读来仍令人感慨万千，思绪联翩。

一、晚清末路——国家落后必挨打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给每一位中国人最深刻的教训，哪怕拥有无比辉煌的过去，一旦落后，国家仍难逃被他国欺凌的命运。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与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一道成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15世纪以前，中国在农业、建筑、天文、地理、冶金、医药等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我们发明了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生产的丝绸、瓷器蜚声海外，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其著作《中国·文明的国度》中说：“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是中国人。”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国家的发展亦然。随着瓦特发明双向运动蒸汽机，欧洲大陆的人们如获一盏“阿拉丁神灯”，迅速崛起壮大，掀起了工业革命的浪潮。这场革命“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短短几十年中创造的财富却比人类几千年来积累的还要多。然而在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中国却封闭了帝国的国门，对外界一无所知，自顾自地仍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直至英国舰队直逼国门，才猛然发现“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支三千年未有之强敌突然出现在眼前，落后挨打的厄运降临了。

《老残游记》第一回写当时的中国犹如一艘在洪波巨浪中险行的帆船：

原来船身长有二十三四丈，原是只很大的船。船主坐在舵楼之上，楼下四人专管转舵的事。前后六枝桅杆，挂着六扇旧帆，又有两枝新桅，挂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旧的帆，算来这只船便有八枝桅了。

这艘大船是清政府的象征。二十三四丈的船身是中国当时的二十三四个行省与藩属。船主自是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四个转舵人为四位内阁军机大臣，六枝旧桅指旧有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两枝新桅则是新设立的学部和那时的农商部。这艘船虽然骨架健全，但是却千疮百孔。

这船虽有二十三四丈长，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东边有一块，约有三丈长短，已经破坏，浪花直灌进去；那旁，仍在东边，又有一块，约长一丈，水波亦渐渐侵入；其余的地方，无一处没有伤痕。

东边约三丈长的地方是中国的东北三省，另一块东边一丈长的地方指的是山东省，这些国土正遭受着沙皇俄国和日本的残暴欺凌，而其余的地方居然也无一处没有伤痕。堂堂中华，国耻累累，究其原因是国力孱弱，而国力孱弱的背后则是清政府的愚昧与腐朽。

长期以来，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将自己与世隔绝，统治阶级一直沉浸于“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的国史辉煌中，对世界的巨大变化不闻、不知，亦不问，清政府从未对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差距做过横向比较。然而西方国家早就对马可·波罗笔下金光闪闪的中国垂涎三尺，中国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成为他们攫取的目标。鸦片战争，英国终于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开设通商口岸，落后自然是要挨打的。其实早在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就曾上书道光皇帝，主张“应当不惜经费”加强海防，却被皇帝斥为“无理、可恶，一派胡言”。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抵御列强，仍未被统治者理睬。我们不得不说，鸦片战争军事上的失败不是中国的致命伤，失败后统治阶级仍无动于衷，不总结军事失败背后的深刻原因，更没有改革图强的意图，这才是中国的致命伤。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先生认为：“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但中国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城后，才出现了民族的觉醒和进步，“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可以看出，清政府统治阶层故步自封、愚昧无知，对世界风云变幻缺乏清醒的认知，更无法对国家的发展做出正确的判断，在国家发展危急的关口，他们扮演着并不光彩的角色。小说中老残说大船上“驾驶的人并未曾错”，显然是作者身在其中没有办法超越时代的局限性所得出的并不客观的结论，但书中暴露的国家乱象仍值得人们警醒深思。

政治制度腐败必然带来时局的动荡不安。纵观中国历史，凡是政治清明的时代，王朝都是非常兴盛的，反之亦然。晚清时期，政治腐败、官吏贪污现象已非常严重，这使得本来就遭受外界风雨击打的中国更快走向了衰败没落。《老残游记》写到了那些象征着地方官吏的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甚至还杀了几个人，抛下海去。“坐船的男男女女”自然是中国的百姓。当此国难之时，这些地方官吏不思如何为国效力，反而无情搜刮民脂民膏满足私欲；不知抵御外辱，反而拿自己人开刀，成为不折不扣的“中国之蠹”。吏制的腐败使得本就处于内忧外患中的国家局面变得愈发不可收拾，社会矛盾加剧，国计民生遭到巨大破坏，百姓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更为可悲的是，当清政府这艘大船在洪波巨浪中颠簸漂流不知方向时，摇铃老残给这艘大船送去最准的向盘，希望大船能够驶向正确的方向。结果因为送来的向盘是外国向盘，老残竟被船上的下等水手和“演说的英雄豪杰”诬为“洋鬼子差遣的汉奸”！可见，腐败的清政府不仅不给这些新生事物提供生长的土壤，而且其自身就是这些新生事物发展的巨大阻碍，如筹建北洋水师的军费被挪用去重修颐和园，袁世凯泄密致使光绪被囚、维新运动失败等事件。愚昧腐朽的清政府拖住了中国前行的脚步。

《南京条约》以后，清政府又与列强签订了《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最终把中国推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种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机形势，正像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在《猛回头》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样：“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视黔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那一点，还有我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资产阶级维新斗士谭嗣同哭诉：“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就是落后的结果！这就是挨打的滋味！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二、官场殊途——清官苛政甚于虎

《老残游记》在第一回让读者意识到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后，便将笔触引入国家的内忧中来，尤其通过描写官吏的苛政反映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晚清时期，吏制异常腐败，贪官比比皆是，李宝嘉写的《官场现形记》就是专门写形形色色的贪腐官员。《老残游记》写的却不是贪官，而是“清官”，但这些清官对国家和百姓所造成的伤害却比贪官还要大，这不免让人对“清官”生出困惑。

所谓“清官”，《辞海》中解释是“公正廉洁的官吏，与‘贪官’相对。”清官之“清”，应具备清廉、清正、清明的品质。清廉即廉洁节俭，不谋私利；清正即刚直不阿，伸张正义；清明即忠于职守，明辨是非。将这些品质叠加起来，真正的清官应是毫无私欲，严于律己，明察秋毫，爱民如子，以天下为己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刚正不阿的寇准、爱民如子的范仲淹、断案如神的包拯、铁面无私的海瑞、廉洁奉公的于成龙都是人们心目中的清官。但凡遇到一位这样的官员，百姓必定能够安居乐业，但是《老残游记》中的清官却令百姓生活得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仔细看来，小说中的“清官”概念是绝对狭义的清官，他们只是摆脱了对金钱的追逐，不贪钱财而已，但是对名利的渴望非常强烈，甚至不惜将百姓的冤屈换作自己仕途的踏阶石，实际上是贪名之辈。小说主要刻画了玉贤和刚弼两个清官形象，他们名为清官，实为酷吏。

玉贤是曹州府的太守，上任不到一年，所治地方上竟有路不拾遗的景象，受到了上级宫保的赏识，打算专折明保他。但在曹州府衙门口立着十二架站笼，在未到一年的时间里竟站死了两千多人，人说：“冤枉一定是有的，自无庸议，但不知有几成不冤枉的？”可知玉贤是个视人命如草芥的酷吏。这位玉大人听闻有人说自己糊涂，好冤枉人，便称说话之人妖言惑众，将其关入站笼，不到两天那人便站死了。遇到官司，玉贤也不详加审问推敲，见卖布人的布与丢失的布匹颜色尺寸相符，也将卖布人扯进站笼站死了。百姓暗地里说玉贤“赛过活阎王，碰着了就是个死”，然而表面是万万不敢表现出来的，若有人访问玉贤的政绩，“竟是异口同声说好，不过都带有惨淡颜色”，玉贤真真做到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最令人发指的是玉贤审讯于家酿成的惨祸。于家本是庄上财主，与强盗有怨，因而被强盗栽赃。不过凭借几件前天城里失盗的衣物，玉贤便拿于家父子三人回城听审，也将其送入站笼。恰逢十二架站笼已满，没了空位。玉贤便令把大前天站的四个人拉来，见人还有点儿游气，传令“‘每人打二十板子，看他死不死！’那知每人不消得几十板子，那四人就都死了。”站笼腾出了空，于家父子进去，结果也可想而知了。于家的二儿媳吴氏想尽办法，磕头几千，也没能救成人，于是跪到府衙门口对着气若游丝的丈夫痛哭，而后自尽了。衙门里的班头、书吏觉得吴氏节烈，求玉大人怜悯，放她丈夫出站笼，以慰烈妇芳魂。

玉大人笑道：“你们倒好，忽然的慈悲起来了！你会慈悲于学礼，你就不会慈悲你主人吗？这人无论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将来连我前程都保不住。俗语说的好，‘斩草要除根’，就是这个道理。况这吴氏尤其可恨，他一肚子觉得我冤枉了他一家子。若不是个女人，他虽死了，我还要打他二千板子出出气呢！你传话出去：谁要再来替于家求情，就是得贿的凭据，不用上来回，就把这求情的人也用站笼站起来就完了！”

可以看出，玉贤贪恋自己的前程，且行事狠辣，斩草定要除根。也许他并非不知于家是冤枉的，连一个班头听下事情原委都知道这是强盗设下的圈套，他堂堂太守又怎会如此愚昧！后来，这伙强盗被抓了五六人，“有三四个牵连着别的案情的，都站死了；有两三个专只犯于家移赃这一案的，被玉大人都放了”。这样的父母官才最令人毛骨悚然。“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却忍受，更有什么法子？”这个可恨的酷吏用百姓的鲜血染红了顶珠，他才是真正的死有余辜之人！

另一位“清官”名叫刚弼，很显然是借“刚愎”的谐音，“清廉得格登登的”，小说以一桩十三条命案来写此人。命案的苦主，一家姓贾，一家姓魏，取其“假伪”之意。贾、魏两家本是姻亲，魏家的女儿嫁给贾家的大儿子，但贾家大儿子早亡，贾魏氏成为寡妇，贾家还有一子、一女。八月十四那天，贾家除了大女儿外，算上仆人全家一十三口全部丧命。后来贾家女儿告她的嫂子贾魏氏与人通奸，在月饼中下砒霜谋害一家十三口性命。案子落在刚弼手里，他办案从来都是“先有成竹在胸”，臆测一段故事，所以“一跑得来，就把那魏老儿上了一夹棍，贾魏氏上了一拶子”，弄得两人都昏厥过去，却没录得任何的口供。魏家仆人救主心切，通过门路拿钱给刚弼希望能平息此案，没想到此事反而成为刚弼审案的重要依据。刚弼说：“倘若人命不是你谋害的，你家为什么肯拿几千两银子出来打点呢？”断此等人命官司居然不就事论事，寻求证据，细细推究，反而因为嫌疑人家给他行贿便断定嫌犯有罪，而且不惜用重刑使其招供。刚弼令行刑的差役不得拶死贾魏氏：“但看神色不好，就松刑，等他回过气来再拶，预备十天工夫，无论你什么好汉，也不怕你不招！”果然，不到两天贾魏氏已气若游丝，又不忍年迈的父亲受刑，便真的招供了。这简直是《窦娥冤》的翻版，案中二女的罪名都是药死公公，贾魏氏的罪名更大些，她是药死了公公全家一十三口性命。窦娥是在受尽酷刑后，为了婆婆不得不招；贾魏氏是为了老父情愿招认。所不同的是一个审案的是贪官梼杌，一个审案的是清官刚弼，但他们都是千古奇冤的缔造者。

虽然清官之害人与贪官实同，但“清官”的危害却往往更加隐晦，让人难以察觉。因为贪官自知自己不是什么好官，又有把柄摆在那里，所以行事并不敢过分声张，还算有所顾忌，但是“清官”却因着自己清廉，以为全天下都是小人，只有他一个正人君子，于是做起事来更加草率狠绝，令百姓有口难言。《老残游记》是第一部揭露“清官”之恶的小说。小说中慨叹人们无比羡慕那些冻馁中啼叫的鸟雀，因为它们能够自由地发声，而百姓却不敢言语，如此上面官员自然也不知道实际情况，又兼“清官”做事的数量在那里摆着，所以这些“清官”常有不受贿赂、颇有政绩的美名，被提拔得很快。但这样的官吏官做得越大，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他们“守一府则一府伤，抚一省则一省残，宰天下则天下死”，“清官”乱作为所造成的危害绝不比贪腐的危害小。因此为官绝不能“一廉遮百丑”，官员不仅要成为奉公的“廉吏”，还得是具有仁心的“能吏”。

三、乱世突围——社会需要摇铃人

晚清社会遭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曾出现过的危机。为了挽救民族危局，许多豪杰志士殚精竭虑，努力为国家的发展做出各种尝试，却仍然找不到方向。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但利国之计在何方，中国人究竟该如何做才能使国家摆脱困境，这成为人们最大的困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比较清楚地知道问题“是什么”，能够分析出“为什么”，却难以回答该“怎么办”。能够知晓“怎么办”的人是智者，他们往往是时代的先驱者，是社会的摇铃人，他们用铃声警醒世人，启迪民智，凝聚力量，富国强兵。

《老残游记》是一部充满乱世悲情的作品。刘鹗自序中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那么他自己则是寄哭于这部《老残游记》。但刘鹗之哭并不是为个人的独哭，而是为我中华民族四万万同胞而哭，他想以这种哭诉唤醒世人。他设计了老残这个摇铃江湖郎中的形象，因为“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真正无下手处。摇串铃先醒其睡，无论何等病症，非先醒无法治。具菩萨婆心，得异人口诀，铃而日串，则盼望同志相助，心苦情切”。小说以老残一路所见种种不平之事，揭露社会的黑暗，哭百姓生活的艰辛，希望以此引发国人思想的共鸣。

老残以悲悯的目光注视着这个社会，他想到“现在国家正当多事之秋，那王公大臣只是恐怕耽处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的百事俱废，将来又是怎样了个局，国是如此，丈夫何以家为？”总会不觉地流下清泪。为了让百姓受到的迫害少一些，他尽可能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当山东巡抚张宫保想明折保举酷吏玉贤时，是老残写信给宫保，备述玉贤之事，使得宫保承诺再不明保玉贤。又是老残请来江湖朋友刘仁甫出山，使得盗贼不敢擅动，帮助玉贤属下申东造较好地解决了盗匪问题，百姓获得了暂时的安宁。遇到刚弼胡乱断案，老残再次写信请宫保叫停审案，更换主审官，解救了魏家父女两条人命。这位老残是有能之人，且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他本可以不摇铃去为官，张宫保就曾想举荐他为官，但被他拒绝。老残说：“摇串铃，诚然无济于世道，难道做官就有济于世道吗？”他对官场是绝望的，虽然有忧国之心，却无意于肮脏官场，因为即便是那做了很多好事的张宫保，也曾决意废民埝，致黄河决堤，酿成十几万人家的惨祸。老残认为：“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张宫保便是那无知的庸吏，仍为祸国殃民之属。还有官员黄人瑞，他与老残一样有仁心，是他将刚弼处置贾家人命案的事情告知老残，老残才想尽办法让此案真相大白，他又与老残一道解救出因黄河决堤而家破人亡沦为妓女的翠环，但这位黄老爷却也爱抽鸦片去消遣，可知当时中国整个官场都是病态的发展。而官场的病态致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也是老残哭之所在。

老残知道中国的处境“是什么”，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为什么”，这对当时的人来说已属难得。但他无法突破时代局限，如他认为大船“驾驶的人并未曾错”，封建制度本身是可以维持的，统治者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实现国家自救，这显然是受到英国、日本等国君主立宪制度的启发而有此论断，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君主立宪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同时，老残又否定义和团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甚至说“北拳南革都是阿修罗部下的妖魔鬼怪”，这都说明面对纷乱的时局老残是茫然的，等待他的只能是棋局已残人将老的现实，他的铃声终究无法真正地摇醒世人。

老残虽然没有摇醒世人，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伟大的摇铃人出现了，唤起工农千百万，齐参战，乾坤变！

《老残游记》是资产阶级提倡“小说革命”的产物。梁启超说：新小说应具备“熏”“浸”“刺”“提”四大功效。所谓“熏”，就是小说如烟雾一样，无孔不入，使人处于其包围之中，无法逃脱其感染；所谓“浸”，就是读小说者受其浸润，与主人公同欢乐，共悲哭，无法逃脱；所谓“刺”，就是受小说中的人物、事件、社会境况所刺激，当头棒喝，意味无穷；所谓“提”，就是通过读小说提神，提高思想认识，领悟人生哲理，顿悟经国治世之道。《老残游记》基本具备了这四个功能。不要说在当时，就是今天读起来，仍能感受到它“熏”“浸”“刺”“提”的冲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