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之众生群相

《儒林外史》之众生群相

○孙丹丹

在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个盛世——清代乾隆时期的中国文坛上，两部古典小说的巅峰巨著先后出现，那就是《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红楼梦》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从俗文学提升到雅文学的文化品位，《儒林外史》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从市井文学提升到文人文学的文化品位。中国古典小说中只有这两部作品被鲁迅先生认可为“伟大”。而胡适则说：“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如果拿曹雪芹和吴敬梓二人做一个比较，我觉得曹雪芹的思想很平凡，而吴敬梓的思想则是超过当时的时代，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

为什么说《儒林外史》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其思想越过当时的时代？是因为它以高超的艺术彩笔，刻画了一幅惟妙惟肖的众生群相。这群众生相既是腐朽的专制制度、礼教制度和科举制度的产物，具有特定的历史性，同时它们又是人性丑恶一面的表现，又具有恒久的时代性。因此，惺园退士在序中写道：“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天目山樵评价《儒林外史》道：“描写世事，实情实理，不必确指其人，而遗貌取神，皆酬接中所频见，可以镜人，可以自镜。”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仍然轻易不敢读三百多年前的《儒林外史》，因为一打开此书，在书中描摹的众生群相中，一不留神，就看到了身边人们的影子，甚至于自己的影子，后背不禁惊出几丝冷汗。今天，我们就透过《儒林外史》这面镜子，反照众生群相，镜人镜己，获得启迪。

一、科举出仕滋生功利主义

“儒林”，寓意主要描写对象为儒林文士，“半生落魄已成翁，笑尽天下读书人”，如鲁迅先生所说，“机锋所向，尤在士林”。书中人物，大多有当时真人真事的影子，但为了避免清代统治阶级的迫害，吴敬梓假托明朝，完成书稿。清代人在阅读《儒林外史》的时候，就经常把《儒林外史》当作儒林群相的一面镜子来看，透视科举时代的现实社会和世态人情。“儒”虽然今天很少提及，但是我们清楚任何时代都不缺乏读书人。读书人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而读书人群体的精神风貌也影响着时代的兴衰，关乎着家国的运势。我们借由《儒林外史》去体味一下科举出仕所滋生出来的功利主义，同时也期望找到读书人理性面对功利的前行方向，为社会与时代正确引航。

读书有没有功利目的呢？当然有。儒家的最高理想“修齐治平”，第一步是齐家，即首先要承担起最基本的家庭责任，行有余力之后才能再去帮助社会，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愿，而承担家庭责任最基本的就是安身立命，即保障一家老小的吃穿用度。因此，功利是人生逃不开的命题。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这是宋真宗的《励学篇》，其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两句被人们所熟知，可见读书的功利性是一个千古课题。然而，当这种功利性畸变成功利主义，彻底取代了风骨精神，取代了理想人格，并且渗透到人生的各个领域，从安身立命到读书科考，从亲情到爱情，转而成为人生的主宰，那么它实质上就已经将人异化，最终成为一种桎梏人灵魂的枷锁。

书中第十六回“大柳庄孝子事亲，乐清县贤宰爱士”，这位事亲孝子就是匡超人，他出身贫困，却纯洁朴实，对父母兄嫂克尽孝悌，博得乡亲称赞、县宰赏识。后来逐渐热衷举业，功利心逐渐膨胀、失控，为二百两银子，冒坐牢之罪，潜入学道考场，替“一字不通的”童生考取一个秀才。他拿这钱，典房、娶妻、生女。接着他迅速飙升，混到京城，停妻再娶，当上给事中的甥婿。从“超人”蜕变为“非人”，不仅失去纯良天性，更失去了道德底线，言谈举止不堪入目，成为读书人中的败类。匡超人之所以快速地被异化腐蚀，说明儒林群体中不乏如此为人做事的前辈和同辈。讽刺的是，他们都是熟读圣贤书的所谓儒生，可是他们并没有真正领会书中的道义真言，或者说是放弃了道义真言，只留取了书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这种功利主义的读书之道，只会使读书人在面对诱惑、强权、暴政的时候退化成动物，屈从于动物本能，失节失志。真正的读书人应该在内心之中稳住“道义之锚”，面对不同人生境遇时，都能坚持仁、义、礼的原则，以道进退。

科举出仕滋生出来的功利主义，不仅改变了人的纯真本性，而且改变了人的伦理亲情。范进连考二十余次不中，贫困潦倒，听到中举的消息，竟至发疯，直到挨了丈人胡屠户的耳光才清醒过来。打完女婿，胡屠户“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然后“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胡屠户这个丈人对女婿的态度是前倨后恭、大为不同的。中举前称范进为“现世宝”“没用的人”，骂他“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范进中举后，胡屠户马上变换了称呼，称之为“贤婿”“老爷”“天上的星宿”“文曲星下凡”。范进中了秀才，胡屠户大摇大摆地进他家里“道贺”，只拿一副大肠和一瓶酒，“吃的醉醺醺的”，却又唠唠叨叨地教训范进一顿，然后“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去了”。范进中举后，他却备了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来道贺；范进清醒后回家，他一路低头替范进把滚皱了的衣裳后襟扯了几十回。胡屠户将人性中的功利主义暴露得淋漓尽致。

胡屠户固然不是读书人，他的异化似乎和读书科举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真的如此吗？无论在哪种社会体制中，平民尊敬什么样的人？有社会地位和名望的精英阶层，他们的品德受人尊敬，他们的行为受人传扬，所谓的上行下效大抵如此。如果社会中受人尊敬与传扬的东西不再是人格修养，不再是知识智慧，不再是道德水平，而是权势、地位，至此权势与地位获得了精英阶层的认可，获得了充分合理的证明，获得了道德上的通行证、资格证甚至是荣誉证，继而就是获得全社会的争相效仿。因此，社会上就会出现更多像胡屠户一样“前倨后恭”的人，这种人在弱者面前表现为“倨”，在强者面前表现为“恭”，他们衡量人的唯一标准是对方的权势地位，反而缺少对人最基本的尊重。而践踏别人的尊严，也暴露了自己人格的低贱，反而是对自己的自轻自贱。《儒林外史》所写者，即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包括这个社会中拥有话语权的读书人和蝇营狗苟的芸芸众生。

科举制曾经为寒族读书人提供了跻身上层社会、实现自身价值的机遇，虽然在后来的时代僵死没落，但它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曾经发挥了非常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莫道科举误，诗书不负人”，更应该反思的是读书的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总理的少年壮志，任何时候读起来都让人钦佩。我们或许缺乏这样的宏志，但是它或许能提醒我们不要走向极端的反面。

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说过一段话：“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钱教授的话给我们以振警，如果社会的精英阶层都是如此行事，那么又应该由谁去承担社会责任，由谁去引领价值走向，由谁去实现家国抱负？这是读书人，尤其是精英阶层应该深思的问题。

二、功名富贵扭曲众生人格

在《儒林外史》的第一回楔子中有首《蝶恋花》，其中两句是：“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首篇诗词就开宗明义，点明了功名富贵的主题。书中第一回又说道：“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

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功名富贵不应是褒义词，也不应是贬义词，它向哪一边倾斜都会打破这个社会应有的平衡。它是一把双刃剑，正面用之，它激励人们奋斗，只争朝夕；反面用之，它容易使人误入歧途，迷失方向。我们作为芸芸众生、世俗之人，谁也逃不脱现实的羁绊和枷锁，我们就借读《儒林外史》来看看迷失在功名富贵中的众生，也可反躬自省，自己是否是吴敬梓笔下的那些可怜众生之一。

时代在变，历史发展的规律却总是相似的，对于功名富贵的追求古今一辙。功名富贵的佳处不消多说，我们从范进的人生转折就能窥视一二。范进，一个生活在最底层的知识分子，人到中年，仍旧是一贫如洗，事业毫无起色；爱情，仅是娶了一个屠夫的女儿。中举之后，生活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张乡绅家又来催着搬家，搬到新房子里，唱戏、摆酒、请客，一连三日。总之，中举前，他是一介穷书生，备受讥讽嘲笑，清贫压抑；中举后，他是一名官老爷，尽享众生仰慕，举世皆亲。

诚然，功名富贵人人皆爱，但是在追寻的过程中，如何恪尽本分，而不是放弃尊严，在得到之后，能否抱有初心，而不是迷失自我，这是对大多数人人性、定力的考验。

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评价此书：“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由是观之，被功名富贵扭曲的人格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种，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

周进就是这样一个因为没有考取功名居于人下者。周进皓首穷经，六十多岁仍然是个老童生。他依靠在私塾教书勉强糊口，之后随姐夫经商记账，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在贡院参观时，“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放声大哭起来……周进也听不见，只管伏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膀子。他那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后来商人们看他可怜，为他捐了一个监生进场，“周进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骡变马，也要报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周进如此被功名富贵所累，已经忘却或者从来不知人生还有多种可能，可怜、可悲、可叹。借此反思我们是否也被裹挟在了某些旋涡里苦苦挣扎，希望我们所追寻的种种，不至陷我们于如此痛苦和失去尊严。

第二种，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

说到骄人傲人者，梅玖之流可谓是当仁不让。周进在没有功名之前，几次遭到秀才梅玖的嘲弄。一次，薛家集众人给周进接风，周进年长，又是主宾，但是梅玖却道：“你众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只是今日不同，还是周长兄请上。”虽然座位勉强屈尊周进之下，但是还得表明自己的秀才即老友身份是高于周进这个童生即小友身份的。梅玖又念了一首一字至七字诗给周进：“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不揭开，纸笔自己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念罢，“把周先生脸上羞的红一块，白一块”。梅玖觉得自己考中秀才是天命使然，说：“就是侥幸的这一年，正月初一日，我梦见在一个极高的山上，天上的日头，不差不错，端端正正掉了下来，压在我头上……彼时不知甚么原故，如今想来，好不有准！”在当时，秀才和童生的差别并不很大，二者都无法取得为官的资格，梅玖的自大让我们觉得好笑至极，面对稍不如己的人，优越感立刻油然而生，这种骄傲我们今人是否也应该时刻引以为戒？

第三种，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

从科举制开始，士人就将学而优则仕作为出人头地的重要途径，然而有些人却想走“终南捷径”，代之以更便捷的方式实现目标。唐朝书生卢藏用因为没有考取进士，便隐居终南山。其隐居的原因比较特殊，是想凭借隐居之举抬高自身声望，以此来谋求官职。朝廷往往也会任用隐居的人，以表示自己对人才的重视。《儒林外史》中的杨执中和权勿用等人也可看作是一心渴望功名，却又假托无意于此的代表。他们以退为进，以隐邀名，近乎诡道，赢得广泛的社会声誉。杨执中通过在市井中讲时事赢得了一定声望，从而得到了娄家公子的多次拜访，并以之为民间的贤人。可是作为读者的我们却看得清清楚楚，他并不具备经世济用的真才实学，被人识破耻笑。我们或许很难做到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至少我们可以做到实事求是、才配其位。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当今，一个社会如果纯粹以是否取得功名富贵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那么这个社会是低级的、落后的，人格也是扭曲的、畸形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个熙熙攘攘的社会里，至少清楚我们不要成为什么样的可悲、可叹、可恨之人。这就需要我们有自己的清醒认知，有自己的价值取舍，有自己的理想追求，有自己的人格坚守，同时尽量保持自己的一丝纯良、一丝质朴。人随心安，留一份自由给别人，留一份潇洒给自己。

三、精神独立追求高格人生

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说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是书有焉。”讲的是美好的东西能够感奋激发人美好的心灵；丑恶的东西能够惩戒人的纵欲放荡之心。我们在这本书中都可以看到。正如他的总结，《儒林外史》中不仅描摹了以上种种被科举、功名、富贵异化的儒林众生，值得欣慰的是，其中尚有“异类”，即闲斋老人所说的最后一种人：“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吴敬梓让我们看到了诸多“遗世而独立”的高拔人格，他们才德出众，卓尔不群。让我们随着吴敬梓的笔触去领略敢于超脱俗世的真正的儒士阶层，去膜拜独属于他们的精神独立。

说到儒生的精神独立性，“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是孟子金声玉振的名言，闪耀着独立精神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舞不少志士仁人，这才是真正儒生所追寻的正“道”，而在书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些“道义”的继承者。

开篇有王冕——避官不做，率性生活。

王冕出身贫寒，七岁丧父，十岁便辍学给人放牛。东家给的钱，他都攒着买书来读。加之天性聪明，不满二十岁，就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学贯古今，但他性情孤傲，远离富贵功名。后来，在放牛之际，靠自学画得一手好荷花。靠这门手艺，王冕卖画赚钱补贴家用，孝敬母亲。知县来请，王冕也不赴约；朝廷征聘王冕做官，他连夜逃到会稽山，自此闲云野鹤，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隐居终老。王冕避官不做，与书中那些追名逐利、迂腐固陋之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寄托了吴敬梓理想人格的楷模。

中间有真儒——鄙视世俗，安贫乐道。

所谓“真儒”是与“儒林众生”相对应的，被称为“中流砥柱”的正面人物，他们轻视功名富贵和科举制度，不刻意钻营与权贵相交，注重“文行出处”，即文人的学问、品行和对待出仕隐退的态度，如杜少卿、虞育德等人。

杜少卿对科举功名不甚热心，中过秀才以后就不再考了，甚至还装病不应征辟，就留在南京“看花，吃酒”，后来穷到以卖文为生，仍然“心里淡然”。他最著名的一件事乃是携着妻子的手游清凉山，吓得两边的游人目眩神摇，不敢直视。这并不是他一时兴起，唐突作秀，而是他一贯的精神主张。他反对纳妾，笃于夫妇之情，“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他的这种思想在当时可谓是惊世骇俗的，今天看来都足以称道，这种不流于俗的思想行为正是他独立人格的外在彰显。

虞育德人称虞博士，他四十来岁中举。中举以前，虞博士也过着像周进那样乡村塾师的清苦日子，妻子有病，他无钱买药，每天只吃三顿白粥，他却安贫乐道，心泰无不足。孔子曾称赞他的弟子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借此教导学生，“士”应当安贫乐道。孔子教导弟子“安贫乐道”，并不是让他们与功名富贵绝缘，而是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不能因为外物而放弃“道义”。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如果能像颜回、虞博士这样做到人格自足，就不会为了追求外物而痛苦、而疯狂，更不会变得寡廉鲜耻。试想如果谁能做到尽管生活清贫，但内心是平静快乐的，这在任何时代都可以称为富足之人，他得到了人格上的自我完善，精神上的相对超脱，心理上的平静和谐。

结尾有四客——不求功名，坚守爱好。

结尾四客乃是四位市井奇人：荆元抚琴，王太爱棋，季遐年写字，盖宽作画。四位的才华皆可为他们带来盛名财富，但他们选择不入仕途，全凭热爱，自得其乐。如果功名富贵是追求外在的辉煌，那么琴棋书画是讲求内在的精神，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如果富贵合乎于道就可以去追求，虽然是给人执鞭的下等差事，我也愿意去做；如果富贵不合于道就不必去追求，那就还是按我的爱好去做事。四位奇人正如孔夫子所讲，称得上是真正的儒士。

陈寅恪在1929年作王国维纪念碑铭，碑文如下：“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应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更应该成为所有华夏子孙的理想人格，而这种价值取向和理想人格恰恰是我们获得高格人生和生命意义的保障。每个人一生下来都会被文化传统、时代氛围以及家庭背景打上各种各样的烙印，教育正是让人们摆脱客观环境的限制，走向广阔开放的人生空间，而不是将我们洗脑成僵化的心态和惯势的思维。希望我们都能在时代、社会、群体的洪流之中，保有一丝独属于自己的独立精神，而不是成为千人一面的千分之一。

1754年，吴敬梓客死扬州。他的朋友金兆燕为其买棺收殓，将其归葬于南京。金兆燕在悼念诗中写道：“著书寿千秋，岂在骨与肌。”的确，斯人已逝，但是《儒林外史》成了不朽的经典篇章。经典之所以成其为经典，自有其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儒林外史》对于世情的描摹、人性的表现，能令读者，尤其是身处今日之“儒林”者，在读此书时，能依稀看到自己。其感受或悔、或愧、或惊、或惧、或坦然、或喟然，都能在这种映照中，更清楚地认识自我。正是由于读者与文本不停地心灵碰撞，才使《儒林外史》具有永恒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