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之历史力量

《史记》之历史力量

○孙丹丹

哲学上有三个著名的终极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类渴望让自己的思想和影响更加久远，这是人类对永恒的追求。美国现代哲学家詹姆士在《人之不朽》中如此说：“不朽是人的伟大的精神需要之一。”历史正是具有这样不朽的力量。作为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度，中华民族有着世界上最为完备的、从未间断的历史记载，这是我们民族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历来十分重视历史的借鉴功能，有着“以史为鉴”的古训。读历史，才能读史明志，知古鉴今。

想了解中国历史，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便是《史记》。它是中国正史第一部、二十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在中国古代，最初史学并不属于独立学科，仅隶属于经学范畴。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里，仍附在《春秋》之后。自司马迁著成《史记》之后，被后世史家继承，专门的史学著作才逐渐兴起。西晋的荀勖顺应时代，将历代的典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甲记六艺小学，乙记诸子兵术，丙记史记皇览，丁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史记》除了在历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着不容小觑的地位。《史记》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为我国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丰碑。西汉的刘向、扬雄等评价《史记》道：“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意思是善于说明事理，说得清楚明白又不显耀，语言朴素大方又不粗俗。唐代大文豪柳宗元评价《史记》：“朴素凝练，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鲁迅先生更是赞誉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同时《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将相、英雄侠客、官吏富贾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因而，《史记》不仅是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而且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学母题。

作为“二十四史第一书”的《史记》，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有本纪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表十篇、书八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史记》的传记体裁为中国史书开辟了历史的母本。

《史记》宛如一座文化宫殿，嵯峨雄伟，金碧辉煌。今天，让我们怀着敬畏之心，步入殿堂，去瞻仰先人的创造伟力，去汲取历史的力量，为我们的生命淬火加钢。

一、藏之名山——经典之力量

在转瞬即逝的时间之流中，人总想抓住些永恒的东西，这是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一种凡世的永恒价值。说到永恒和不朽，中国历史上就有所谓的“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司马迁曾经说过，他写《史记》的志向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以说他的“一家之言”铸就了永恒不朽的历史经典。

那么什么样的著作能堪称经典呢？经典的本质是不屈从，不屈从于一时一刻的审美、政治、阶级和思潮。《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自述：“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为什么要“藏之名山”，好好的书为什么不可以光明正大地传之后人呢？可见司马迁对自己书中的内容有清醒的认识，一些不达时宜的内容未必会得到当朝者的认可。司马迁刚直不阿，秉笔直书，《史记》中记述了太多“当朝不喜欢的史实”，例如：汉高祖刘邦背信弃义，才占得先机大败项羽，最终称王，一统天下后又借故诛杀功臣，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汉文帝“大义灭亲”，诛杀兄弟；汉景帝刻薄寡恩，冤杀周亚夫；汉武帝一心向道，追求永生，醉心“封禅”，好大喜功。司马迁如此写当代帝王，应该做足了最坏的打算：这部《史记》可能会被销毁或宣为禁书，因此可能得“藏之名山”，改朝换代之后才能“传之其人”。坊间有很多传言，有说武帝看过自己和父亲的本纪大为光火，责令整改，包括让后来的史家对《史记》口诛笔伐；又说武帝时期《史记》一直是“藏之名山”的，直到汉宣帝时才重见天日；还说司马迁将《史记》正本藏入太史公府，才得以传世；等等。无论历史如何，万幸，《史记》流传了下来。

经典的特征是稳定性，经典意味着稳定的价值和文化地位。这就要求它关注的不是某时某刻的热点资讯、流行趋势或者政策解读，而是恒定不变的人性、规律、文化和价值。

司马迁对人性的关注，在《史记》中俯拾即是。《史记》中描写了大量的小人物，如游侠、隐者、食客、赘婿、卜者、滑稽者等。《史记》重视社会下层，努力歌颂小人物，《史记》中很多的大事件是靠小人物驱动的。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这些大人物能够成就一方霸业，诸多的小人物起着关键的作用。侯嬴、朱亥帮助信陵君窃符救赵；冯谖等助孟尝君脱离秦国，另辟事业；毛遂、李同搬来楚兵，帮平原君坚守围城。《史记》记录的这些小人物是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可见司马迁关注各个阶层各式各样的人物。不仅有帝王将相，也有平民百姓；不仅书写伟大的政治家、学者，也记录农民起义的领袖和失败的人物。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写陈涉、项羽，每个人物都是用悲悯的视角穿透纸背。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司马迁对起义英雄的赞颂，对下层人物的同情，具有这样的人本思想和革新精神是非常不易的，是超越当时的时代的。

司马迁对经济规律同样有超出时代的认知。《史记》包罗了政治、历史、天文、地理、哲学、文学、经济、军事、法学、医学、水利等各方面的知识。它的包罗万象让人惊叹，即使西方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关于经济的问题。自秦以来统治者认为，商人不归属于劳动者，他们并不创造财富，而是通过非法手段攫取利益，他们被看作是对整个社会发展毫无裨益的。封建主义绘制的理想社会蓝图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是小国寡民、强本弱末的。司马迁却主张农、工、商、虞齐驱并驾，反对统治者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重农抑商”的思想。司马迁这种超越时代的、今天看来都十分卓越的经济思想被压抑了两千多年。我们不妨大胆设想，如若从司马迁那个时代开始，“工农商虞”四者并重，那么或许中国古代史，甚至世界经济史都将是另外一种景象，然而历史没有如果，这恰恰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司马迁对中国文化也有深刻的阐释，他批判地接受先秦诸子，评价阴阳家“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评价法家“严而少恩”；评价墨家“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认为他们黜衣缩食，有违人的感性欲求。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期，武帝启用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司马迁却有着自己独到的价值判断，他评价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认为他们礼节烦琐，不够通达；而肯定了道家的“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认为这样才有利于人的个性才能的全面发展。可见司马迁从文化的最初角度探讨它的价值，即文化是为人存在、为人服务的，而不仅是如儒家一样，先行规定，教化人伦。司马迁把“人”作为出发点，从人的生存和欲求出发来审视、评定文化的价值。这种对于文化价值的清醒判断，不仅是在“独尊儒术”的封建文化专制时代，即使在现代都有着极为深刻和合理的现实意义。

凡此种种，就是司马迁以不同世俗的“一家之言”而铸就的经典。历史虽然逝去，但经典从未走远。品读经典，可以使我们每个人的人格更加完善，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自我、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个人与民族、物质与精神这诸多关系，用一种正义、温情、真诚、美好、和谐的底蕴濡染自己的心灵。我们带着这样完善的人格去参与社会，继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理想的人文气候，这就是经典的力量。

“不流于俗，便寡于众”，《史记》向我们证明此语未必适合“经典”。从当时当刻看，经典似乎不流世俗，高深悠远，曲高和寡，然而穿越历史长河，众多流于世俗的应景之作早已淹没在时间洪流中，而经典却一再被翻阅、玩味，一再被解读、审视，从历史脉络的纵向上看，经典才是曲高而和者众的永恒力量。

二、发愤著书——人格之力量

《史记》这部著作固然伟大，然而它的作者更加伟大，“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伟大的人格才能成就伟大的经典。可以说司马迁与《史记》，皇皇巨著，巍巍人生，相融相铸，熠熠生辉。让我们穿越历史长河，去靠近这个执着而苦难的人，这个屈辱且坚强的人；去了解他所经历的，去体悟他所感受的；走近他，理解他，去接受他给予的感动和震撼、陶染和洗涤。

司马迁是个执着的人，执着于他的历史和真相。他执着于历史，因为那是他和家族的使命，他努力承担着这份责任。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他的先祖是周朝的史官，其父司马谈在汉武帝前期官为太史令，有志于著述汉史，临终嘱咐司马迁记汉事、修史书。司马迁10岁通“古文”，后来博览典籍，善于诗赋，精于散文。他20岁开始远行，遍游长江与黄河的中下游地区、长城内外，还奉使于西南，侍从汉武帝巡游各地。他到处调查访问，搜集资料，了解风俗，为修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官为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记事、图书、档案，开始著述历史。司马迁42岁时开始写《史记》，历经13年，直到55岁，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

司马迁执着于真相，他不媚权贵，坚持实录，实事求是书写历史。或许大家觉得作为一个史学家，直录历史似乎是最基本的职业操守，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专制制度之下，敢于真实记录历史需要莫大的勇气和坚贞的品格，即使同时代的史家对司马迁的评价颇有微词，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人格操守。西汉的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武帝一生好大喜功、征伐不断，对匈奴、对南越、对东越、对朝鲜、对大宛、对西南夷等等。然而除了对匈奴的战争是师出有名的正义自卫战争，其他多属于汉武帝自己的野心扩张。司马迁明录于史，甚至表现出了对被侵略一方的同情。他认为没有任何民族可以去压迫、侵略和掠夺其他民族，各民族应该友好一家，这种民族思想正是我们今天所支持的，它是我们团结、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与保卫神圣家园的强大精神力量。

然而正是因为他对真相的执着，让他遭受了苦难。在他47岁时，在满朝文武三缄其口的李陵事件上，他缺少政治敏感，直言不讳，为李陵辩护，终于触怒汉武帝，获罪被施以宫刑并投入监狱，三年后才得以出狱。李陵之祸带给他身心的创痛是异常惨烈的，他在给好朋友的信《报任安书》中写道：“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可见这已经不仅仅是苦难，这是莫大的屈辱。古时候“刑不上大夫”，士大夫遭遇宫刑，皆视之为奇耻大辱，之后的选择大多是自杀以明志。但是司马迁没有如此选择，他认为“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选择隐忍不屈，去完成太史公的使命。他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古时圣贤在历经困厄之后，多有发愤而为的著作，因此这些磨难不仅没有影响他的修史工作，反而促使他更加发愤著书，最终完成《史记》，万古流芳。

《史记》的巨大价值是和司马迁本人的悲剧命运息息相关的。恶人恶报，善人善报，这是理想的因果世界。悲剧不是简单的因果世界，悲剧是好人遭受厄运，并在与厄运的抗争中彰显出人性的高昂品格。因此，冥冥之中或有意为之或无意为之，司马迁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寄予自己深切的同情。譬如推行变法的吴起、商鞅，主张削藩的贾谊、晁错等人，为了实现他们的正确主张，无一例外地付出了惨重代价，甚至献出了生命。再譬如贯高、荆轲等人，尽管他们的悲剧性不是体现了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要求，然而他们死得非常壮烈，在他们身上闪现出的人性光辉，几千年来一直照耀后世。再如，他笔下的虞卿、范雎、蔡泽、魏豹、彭越等人，或在穷愁中著书立说，或历经磨难而愈加坚强，或身被刑戮而自负其材，欲有所用。所述这些苦难的经历都带有悲剧性，其中也暗含了司马迁自己的人生感慨。司马迁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盛衰有无”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他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在完成对三千年历史的轮廓勾画和细部描绘后，太史公或许也超脱了个人命运与天道人伦的对抗，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大境界。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赞誉，同时也是对司马迁的赞誉。“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和屈原，《史记》和《离骚》，同样高拔的品格让人钦佩不已，同样不朽的经典使人荡气回肠，历史终会给他们公平的评价，他们的人格让后世膜拜瞻仰，给后人以无穷力量。

三、以史为鉴——智慧之力量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见证了数不清的动荡，承载了无数朝代的兴衰与更迭。《史记》无疑是对这几千年历史的最好解读。读《史记》可知王侯将相兴衰之道、先哲圣贤治世之方。普罗大众也可在《史记》的字里行间中寻找到古为今用的智慧力量。

“厚德载物”历来是中华民族的智慧根基，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多次提到“德”乃人的立身之本。《史记·孔子世家》中，“《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道德高尚之人像高山一样令人景仰，像大道一样使人遵循。司马迁借此句来表达对孔子的景仰之情，而“景仰”一词正出于此。《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桃李之树虽不说话，树下却自然会被人踩出一条小路，虽然是小事情，蕴含的是大智慧。李广对国忠诚，爱兵如子，即使“李广难封”，依然赢得了很多人的拥护。《史记·礼书》中，“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要想使别人信服，就得拥有良好的德行，并将此德行拓展开来以影响更多的人，所谓“德配其位”。有德行的人一定会得到他人的尊重，因为他们不会私心自用，而是怀有一颗博爱之心，用真诚去感化众人。

“信”乃人的成事之基，人无信不立。《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中，“楚人谚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在这里，司马迁借一句楚国谚语强调了诚信的重要作用。秦朝末年，政治腐败，社会混乱。当时，楚人季布面对这种社会现实，立志要成为除恶济贫的侠士。他不但练就了一身武艺，还养成了信守诺言的品格。在如此混乱的社会秩序下，人人都为自己的安危着想，很少对别人施以承诺；即使做出承诺，也很少有人真正做到。而在这种背景之下，季布能够做到一诺千金，这正是他得以闻名于世的原因所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产生于春秋战国，兴盛于汉初，在平民中兴起的这一社会阶层追求道义和公平，但又比较狭隘，在官方看来，他们都是些违法乱纪、危害社会的人。韩非在《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将这一阶层比作社会的蛀虫。司马迁却认为，游侠的行为固然不合于礼法禁令，但他们重义气、讲信用，为道义可以忘记生死，继承了战国墨家的优良传统，是有可取之处的。那么如何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呢？人总有难以做到的事情，如果因为做事之前不考虑其中的可行性而轻下承诺，会给自己徒增麻烦，或失信于人，因此老祖宗教导我们“讷于言而敏于行”。然而一旦做出承诺，应该尽力做到言而有信，才能使自己拥有良好的信誉和口碑。

《史记》告诉我们想要成就一番事业，莫不是先要练就一套动心忍性的克己功夫，有意塑造自己的品性，正如司马迁本人。因此我们认识了好学而乐道的颜回，认识了功成而身退的范蠡，认识了显贵归故里的苏秦，认识了取履得兵书的张良，也认识了忍胯下之辱的韩信。《史记》告诉我们人生如棋局，高明的棋手总能看得更远，从而步步领先。或引而不发、虚与委蛇，或假痴不癫而内心洞明，有谋事、成事的韬略，致人而不致于人。因此我们看到了姜子牙垂钓渭水，看到了吕不韦奇货可居，看到了楚庄王一鸣惊人，看到了勾践卧薪尝胆，还看到了晋文公退避三舍。《史记》还告诉我们古人崇尚“义”，“义”者“宜”也，是合宜、应该的意思，君子活在这个世界上，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足矣，这是他们对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根本价值思考之后的清醒追求。因此大禹过家门而不入，周公一饭三吐哺，程婴大义救赵孤，苏武放牧不丧节。《史记》让我们看到道义、仁义、侠义、节义，这些都是人间大义。我们领略的只不过是《史记》中的沧海一粟，如若能详读《史记》全本，所得之智慧可以成为取之不竭的人生力量。

《有的人》是现代诗人臧克家的诗，诗中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司马迁虽已逝去，化为历史的尘埃，但司马迁的精神智慧和《史记》的历史力量则永垂不朽。作为后人，我们要借助历史的力量，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把握当下，奔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