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之名士风度

《世说新语》之名士风度

○赫灵华

名士风度即魏晋风度。近几年来，人们对魏晋风度越来越感兴趣，越感兴趣就越刨根问底，许多人都问道：魏晋风度的核心精神和主要内容是什么？它凭什么在中国历史上矗立起了阮籍、嵇康、山涛、刘伶等一批特立独行的风流名士，凭什么在中国艺术史上创作出了《兰亭集序》《女史箴图》《桃花源记》等一批影响深远的艺术作品，凭什么在中国语言史上创造出了望梅止渴、鹤立鸡群、标新立异、覆巢之下无完卵等一批言简意赅的成语典故……这个问题提得好，如果不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辜负了先人们为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而进行的呐喊与抗争，我们就浪费了魏晋风度中所蕴含的精髓和真谛。

要了解魏晋风度，必须认真研读《世说新语》一书。该书由南朝宋刘义庆编撰，全书共一千多个故事，每个故事少则十几个字，多则一二百字，虽然文字简约，但“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从言谈、举止、轶事等方面，把魏晋风度描摹得惟妙惟肖，把魏晋风度的精神实质揭示得深刻透彻。难怪鲁迅称其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冯友兰把它当成“中国人的风流宝鉴”，傅雷把它推荐给儿子阅读，季羡林一生最爱的十本书里就有《世说新语》。

今天，我们就怀着敬畏之心，走进《世说新语》那字字珠玑、意味隽永的艺术世界，将魏晋风度中尚有温度、尚有光芒、尚能与当今社会呼应的文化精神梳理出几端，与大家分享。

一、率性而为的旷达心境

魏晋风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率性而为、不事修饰、追求率真的人生。《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了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王徽之，也就是王子猷，住在会稽山北面，一天夜里突然大雪纷飞，他一觉醒来，推开房门，命仆人斟上酒，看到四面一片洁白。于是他起身徘徊，吟咏起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怀念起戴安道。当时戴安道在剡县，王子猷即刻连夜乘小船去拜访他。船行了一夜才到，到了戴安道家门前，他没进去就转身返回。有人问他为何这样，王子猷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意思是：我本来是乘着兴致前往，兴致没了自然返回，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戴安道呢？这是大家熟悉的一则轶事。位于江南的山阴之地很少下雪，雪夜皎洁的景色使富于生活情趣的王子猷油然兴感，想起左思的《招隐诗》，而诗中写的就是寻访隐士和对隐居生活的羡慕之情。因此他不由得想去剡县造访一位叫戴安道的高士，这种兴致在于本身的偶发性，并不以功利为目的，即不以见不见到戴安道为目标，而是以精神的自适作为最大的满足。故而兴发而行，兴尽而归，表现了当时名士率性任情的风度和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在这里，“兴”就是目的与乐趣，寄兴趣于过程中体现的价值，而不拘泥于目的，追求快意而不计得失，这是何等的洒脱和自在！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的追求，过程往往比目的更有趣味。比如有人请你吃一顿美餐，未去之前，想得很多，并寄很大兴趣，可吃饱以后，又觉索然；恋爱是浪漫的、美妙的，而结婚以后，又很难找到恋爱时的感觉了，就像钱钟书所说，婚姻像一座城，外面的人想冲进去，里面的人想逃出来；又如创业，虽然过程很艰苦，但值得玩味，回忆颇多，而一旦成功，也就如此这般了。所以我们要活在当下，享受当下，珍惜当下，就像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样，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旅行去哪里不重要，也不是最终的目的，旅行的兴致和心境才是最有价值的。

关于王子猷洒脱自在的故事还有很多。大家听说过《梅花三弄》的曲子吧？这其实是东晋名士、音乐家桓伊和王子猷的一次邂逅造就的经典。《世说新语·任诞》记载王子猷某次奉召赴京，在青溪渚停舟休憩，正巧遇上桓伊从岸上经过。王子猷虽早闻桓伊大名，知道他是冠绝江左的笛圣，但二人并不相识。今日偶遇客途，王子猷便派人前去传话：“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这时的桓伊早已不是江湖散人，已然声名显贵，身居要职，也久闻王子猷的大名，听到这个不情之请，他更无一言，当即回身下车，坐在胡床上，为王子猷吹了三支曲子。“弄毕，便上车去。宾主不交一言。”演奏完毕，主客双方谁也没说话，各自离开了。两个人之间的交往，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交谈和切磋，把两个人的心灵拉拢在一起的是对音乐美的欣赏。在这里，不看重世俗地位，不在乎是否相识，这种无功利的音乐欣赏，体现了魏晋士人共同的志趣和追求，又是何等的纵情和超凡不俗！

王子猷我行我素，过着潇洒自在的生活，这也是有传承的。王子猷的父亲，大书法家王羲之就是一个不拘泥于外物的真性情之人。有一个成语“坦腹东床”，又叫“东床快婿”，就是发生在王羲之身上的故事。《世说新语·雅量》中讲道：太尉郗鉴要给女儿挑选女婿，就派门客送给丞相王导一封信，想在王家的门生子弟中挑选。王丞相对郗太尉的使者说：“您到东厢房里去，任意挑选好了。”门客回去后，禀告郗太尉：“王家各位公子都值得赞美，很不错，听说来选女婿，各自做出一副庄重严肃的样子，有些矜持。只有一位公子在靠东边的床上裸出肚子躺着，好像没听见此事一样。”郗鉴说：“就这一位好！”派人去查访，原来这位东床坦腹的人就是王羲之，于是便把女儿嫁给了他。后人就用东床比喻女婿。别的门生子弟一听说来选女婿，都变得不自然，整理整理衣服，调整调整坐姿，唯独王羲之，不被外在的情势所动，保持自己的本色，不滞于物，潇洒旷达。王羲之后来辞官，与东土人士营山水弋钓之乐。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王羲之说：我当快乐到死。这句话很容易让人想起《兰亭集序》里面的一句话：“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魏晋士人追求快意人生、超然自得，在言行上或是放达，或是玄远，或是任情，一方面是士人们的审美理想与精神追求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对魏晋社会状况的一种反抗。

二、不拘礼法的自由追求

汉末的社会大动荡，冲垮了传统的礼教，同时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传统思想中对道德的尊崇转变为对人格的尊重。魏晋名士中最有代表性的“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因常在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因此得名。“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意指超越儒家的各种伦理纲常束缚，任人之自然本性自由伸展。弃“名教”而独举“自然”，实际上是放弃违逆自然人性的“名教”，但对符合人性积极进取的“名教”精神则有所保留。提倡顺应自然本性，不顾及社会的清规戒律，不理会社会的褒贬评价，即使行为怪诞，亦是性情所具。

阮籍是个不拘礼法的典型。年少时曾度过一段游侠式的浪漫生活，年长之后，“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山临水，经日忘归”。出身仕宦之家的他，也曾对未来有一番远大的期许，他饱读诗书，满怀济世之志，但时局的变化使他看透了政治的黑暗，不愿卷入权力斗争之中。为了平衡政治生活上的苦闷，阮籍在日常生活中，以蔑视礼法出了名，司马昭曾想让儿子司马炎迎娶阮籍女儿，利用政治联姻，笼络名人学士，而阮籍为了避开当朝者的拉拢，一来求亲就醉酒，日日迷糊不清醒，索性大醉两个月，司马昭只好作罢。

《礼记·曲礼》规定：“嫂叔不通问。”明文要求嫂嫂不得与丈夫的弟弟讲话。但这些自古制定下来的礼俗对向来作风特异独行的阮籍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当他见到嫂嫂准备返回娘家省亲的时候，立即发乎自然之情与嫂子道别，其举止马上引来旁人非议，讥笑他的行为不合乎“礼”。阮籍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道：“礼岂为我辈设也？”他根本不认同那些不合时宜的礼制，当然也不觉得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后世即用“礼岂为我辈设也”，比喻那些不为礼教、流俗所拘泥的人。

《世说新语·任诞》记载：“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说的是阮籍的邻家有个卖酒的美丽少妇，阮籍和王戎常常到她店里去买酒喝。阮籍喝醉了，就睡在那位少妇身旁。那家的丈夫起初特别怀疑阮籍，就暗中探察他的行为，发现他自始至终也没有别的意图。还有一回，阮籍邻家有个女孩没出嫁就去世了，阮籍根本不认识这家人，却跑去大哭一场，哭够了才回家。阮籍的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对虚伪礼教的蔑视。

《礼记·丧大记》中记载：“期终丧，不食肉、不饮酒。”但阮籍母亲去世了，服丧期间，他在司马昭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当时的司隶校尉何曾就对司马昭说：“您正在用孝道治理天下，可是阮籍身处母丧期间，却公然喝酒吃肉，应该把他流放到偏远的地方，以正教化。”而阮籍仍旧吃喝不停，神色自若，根本不理会何曾。当阮籍母亲下葬的时候，他蒸了一只小肥猪，喝了两斗酒，然后和母亲诀别，发出一声哭号，当场口吐鲜血，倒地不起，表现出失去母亲的悲恸至情。可见，阮籍在乎的是人发于内心的自然情绪反应，而非执着于礼教的形式规范。

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位以喝酒著称的刘伶常常纵情狂饮，放荡不羁。有时脱得一丝不挂地待在屋中，有人看见后讥讽他，刘伶却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意思是：我以天地作为房屋，以居室作为衣裤，各位先生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子里头来呢？刘伶嗜酒如命，常常坐着鹿车，带一壶酒，使人扛着锹跟着，说：“如果我醉死了，就把我埋了。”刘伶看不惯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以放达形骸、畅快豁达的行为，成了蔑视礼法、纵酒避世的代表。

魏晋名士这种不拘礼法的自然追求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美学思想，同时对魏晋山水画、游仙诗的兴起，放诞逍遥审美人格的形成皆有很大影响。潜藏在这种离经叛道、放浪不羁背后的是人性的觉醒和个性的张扬。

三、坚守本心的方正人格

方正，指品行正直不阿，有自己坚守的人格和操守。这也是魏晋名士的一种风骨。它起源于对礼法利禄之士的鄙视，表现为一种简傲之气。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可谓魏晋时期的精神领袖。同为七贤之一的山涛，是七个人中最年长的大哥。山涛当时任吏部尚书，向朝廷推荐嵇康接替自己的位置，嵇康却勃然大怒，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因为嵇康不想和司马氏集团有任何瓜葛，更不会为他们效力，因此对于朋友的好意力荐却以绝交表明自己坚定的立场。

嵇康对于钟会更是态度强硬。钟会其人，是司马氏的鹰犬，多次参与对曹魏名士的迫害，而且为人阴险，虽有才能但品格卑下，嵇康很看不起他。而钟会却屡屡想求得精神领袖嵇康的赏识，他写了一本书，叫《四本论》，很想让嵇康看看，给予指点，就把书放在怀里，到了嵇康家，却不敢进去，“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徘徊很久，无奈之下，从门外把书扔到院子里，随即掉头快步跑开了。）结果嵇康根本没看他煞费苦心送来的书。钟会等回音，一等就是三年，实在等不及了，就带着一群贤能才俊之士一起去找嵇康，嵇康当时正在树下打铁，向秀在一旁帮他拉风箱。嵇康不停地挥动铁锤，头也没抬，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好久都没有说话。钟会起身要离去，这时嵇康问了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这一次专程拜访受到冷遇，因而怀恨在心，常对晋文王进谗言说嵇康的坏话，最后成为杀害嵇康的主谋。嵇康被押到刑场受刑时，神情自若，大义凛然，索要琴来弹奏，当场弹了一曲《广陵散》，一曲终了，他说道：“当年袁准要学习弹奏此曲，我舍不得，不肯教他，从今以后《广陵散》就要失传了！”当时三千名太学生上书朝廷，请求拜嵇康为师，不被允许。嵇康为了坚守内心的操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更为后人所敬重。

《世说新语·方正》还记载了南阳郡人宗世林的故事，他和曹操是同时代的人，宗世林很鄙夷曹操的为人，不和曹操交往。后来曹操做了司空，总揽朝廷大权的时候，曾经委婉地问宗世林：“我们现在可以交往了吗？”宗世林回答道：“松柏之志犹存。”不管曹操有多大的权势、多高的地位，宗世林仍然坚持自己的本心，犹如松柏一般傲然挺立。魏晋名士中像宗世林一样的人物还有很多，当年，魏文帝曹丕称帝的时候，大臣陈群满脸愁容，文帝问他：“朕顺应天命登基，你为什么闷闷不乐？”陈群回答：“我和华歆都曾衷心拥戴前朝，现在虽然也为圣朝的建立高兴，但是怀念故主恩义的心情还是会在脸上显露出来。”陈群和华歆不假矫饰，遵从内心，不见风使舵、趋炎附势，这样的人反而更应该得到重视，是值得信赖和仰仗的人。

此外，魏晋时代不乏刚正不阿、崇尚气节、德行至上的名士们，有割席分坐的管宁，有直言父友失信无理的陈元方，有临危若安、至纯至真的谢安，有爱竹如命、“何可一日无此君”的王子猷，有“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的毛伯成，有不委曲求全、无视权贵的王羲之，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这些名士们的言行有的是为了表示对浊世的鄙视，有的是出于对富贵的漠然，有的是对清白人格的证明……总之，表现为恢宏不凡的修养气度和对自然、自在、自我的执着追求。

四、妙语连珠的言语智慧

《世说新语》的三十六门中有一门专门讲言语。记述在各种语言环境中，为了各种目的而说的佳句名言，多是一两句话，非常简洁，可是一般却说得很得体、巧妙，或哲理深迢，或含而不露，或意境高远，或机警多锋，或气势磅礴，或善于抓住要害一针见血，很值得回味。

《孔融让梨》的故事估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融四岁，能让梨”，一个四岁的小孩，能够懂得兄友弟恭、尊长谦让的美德，实属难得。《世说新语·言语》中还记载了孔融的一段佳话。讲的是孔融十岁时，随着父亲来到洛阳。当时担任司隶校尉的人叫李膺，也就是李元礼，是掌管京师和属郡百官的督察。李膺当时名望很大，登门拜访他的都必须是才子、名流、内外亲戚，才能准许进门。孔融来到他家，对门房说：“我是李府君的亲戚。”经通报后，他入门就座。李膺问道：“你与我有何亲戚关系啊？”孔融说：“过去我的祖先孔子曾向您的祖先老子问学，有过师徒关系，如此我与您就是老世交了。”因为孔融是孔子第二十四世孙，老子又名李耳，两家的祖先确实是师徒关系。听到此言，李膺和在场宾客无不赞赏孔融的聪明。后来太中大夫陈韪来了，别人就把孔融的话告诉他。陈韪听后，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也就是说小时候聪明伶俐，长大了未必出人头地。孔融听后说：“想君小时，必当了了。”意思是：那您小时候想必一定是非常聪明。陈韪听了，很难为情。李膺听了孔融对陈韪的嘲讽，大笑不已，连连称赞孔融长大之后必为伟器。“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故事，是孔融进入名流社交圈的第一击，他借由敏捷的才思，成功地打开了知名度。

十岁的孔融思维活跃、能言善辩，那我们再看一下比孔融还小的徐孺子。徐孺子就是东汉的徐稚，因不满官宦专权，不入仕途，人称“南州高士”。徐孺子九岁时，一天在月下游戏，有人和他说：“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意思是：如果月亮里面什么都没有，是不是会更明亮些？徐孺子说：“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也就是说：不会这样，就好像人的眼睛里有瞳孔，如果没有瞳孔，一定什么都看不见。徐孺子避开谈月亮，把着眼点放在有物无物上，借由人的眼睛的特点发挥，有理有据，聪慧过人。关于徐孺子的聪慧还有一则故事：他有一次和父亲去拜访当时的大学者郭林宗，一进门就看到几个人在砍一棵大树，问其缘由，郭林宗说：“房子四四方方像个‘口’字，院子当中长着一棵树，‘木’在‘口’中就是‘困’，这很不吉利。”徐孺子听后觉得好笑，看郭林宗实在迂腐，他便装出吃惊的样子，说：“先生，这房子也不能住人了。房子四四方方像个‘口’字，房子里住着人，‘人’在‘口’中就是‘囚’字，那住在房子里的人都会成为囚犯喽！”郭林宗听罢，哑口无言，以后再也不做那些迷信的傻事了。

魏晋时代，清谈之风大行，不仅要求言谈寓意深刻，见解精辟，而且要求言辞简洁得当，举止必须挥洒自如。受此风影响，士大夫在待人接物中特别注重言辞风度的修养，悉心磨炼语言技巧。《世说新语·言语》第五十七则：“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蚤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讲的是顾悦和简文帝同岁，可是头发早已白了。简文帝问他：“你的头发为什么比我的先白了呢？”顾悦回答说：“蒲柳的资质差，一到秋天就凋零了；松柏质地坚实，经历过秋霜反而更加茂盛。”这话让简文帝很受用。可见，言语中充满智慧。有的时候，一句话可以化解危机，一句话可以表明立场，一句话可以力挽狂澜。得体的语言，巧妙的应答，能看出一个人的学识水平、思想高度和应变能力。

魏晋名士的妙语连珠、睿智幽默，如果换到今天，那就是一个个金句频出的段子手，一定会有众多的粉丝追捧。我们从《世说新语》的一则则简短精练的记述中，也会有所启发，体会语言的精妙、语言的艺术，锻炼自己高超的言谈本领。

毫无疑问，魏晋风度中的文化精神是丰富多彩的，但从以上四端我们就可以看出，魏晋名士是那个特殊时代不拘礼法的逆行者，魏晋风度中的文化精神是那个特殊时代思想文化星空中的一抹亮色。因此，错过魏晋，中国的诗篇再没有那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光芒；错过魏晋，中国名士们再也不能群体张狂、恣意放达；错过魏晋，中国读者再也看不到闻美人殁而往吊之、闻自己死而叹琴曲绝世的另类抒怀……今天的我们，穿越历史时空，品味魏晋风度中的文化精神，是要站在历史先人的肩头上，来激发我们的生命力量和生命情调，来构建我们崇高的精神趣味和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