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之情感共鸣

《西厢记》之情感共鸣

○周海燕

法国哲学家罗素说过这样一段话：“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这些感情如阵阵飓风，吹拂在我动荡不定的生涯中，有时甚至吹过深沉痛苦的海洋，直抵绝望的边缘。”美好而真挚的情感带给我们精神的成长和心灵的愉悦。古往今来，无论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还是默默无闻的平民百姓，不管是历经沧桑的白发老者，或是初经世事的稚嫩少年，都会为爱幸福或者为爱所苦。唐玄宗与杨玉环，梁山伯与祝英台，项羽与虞姬……这样的人物和故事不胜枚举，其中的直达肺腑之痛或是苦尽甘来之喜，直到今天仍让一代一代人唏嘘不已，也带给我们关于情感的思考。

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里也有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对历经情感风波的恋人：张生（张珙）和崔莺莺。张生在普救寺巧遇相国小姐崔莺莺并对她一见钟情，正愁无可亲近，遇到叛将孙飞虎率兵包围寺庙，要崔莺莺做压寨夫人。张生得到崔母许婚，借助好友白马将军杜确之力解除了危机。可崔母却悔却前言，失信赖婚。张生相思成疾，几经波折后与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西厢记》产生于戏曲兴盛的元代，是我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的一部杰作，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合称为“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璧”，有“旧杂剧，新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的赞誉，明末清初的大批评家金圣叹将它列为“六才子书”加以评点。作品以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思想性和华美精致的艺术性获得学人读者的青睐。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高超的语言艺术、华丽细腻的文笔都让人不禁拍案叫绝，而作品在人物情感方面的深刻探索和真实描摹更是丰富了其内涵，建构起不同于以往作品的超绝魅力，也同样给处于现代社会情感迷雾中的人以启示。

一、纯正不杂的自发情感直抵人心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宗法制度下的包办和买卖婚姻，青年男女对自己的婚姻没有发言权和决定权，情感被排除在考虑因素之外，婚姻的缔结和解除完全由双方家长决定，他们往往成为家族利益的牺牲品。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言：私有社会的个体婚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是一种由父母安排的、权衡利害的事情”“是由双方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青年男女结合之前甚至是素未谋面的，更谈不上情感如何，纯粹出自爱情本身的婚姻几乎毫无可能。

《西厢记》中最打动人心的并非最后的大团圆结局，而是张生与崔莺莺这两个刚开始体验情感的年轻人出于对爱情本真的追求所做的一系列勇敢行为。他们以纯正不杂的爱情反抗礼教的约束，使作品呈现出震撼人心的魅力。对于纯真爱情的渴望、强烈的情感冲动是《西厢记》情节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张生与崔莺莺本色的感情流露依稀与《诗经·国风》中的篇章一脉相承。比如《国风·卫风·氓》，其开篇部分写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诗中抱布贸丝的男子真正的用意是“来即我谋”，《西厢记》中张生同样如此，佛堂之上见过崔莺莺之后，“魂灵儿飞在半天”“刚刚的打个照面，风魔了张解元”“小姐呵，则被你兀的不引了人意马心猿”。他竟然就此做出了一个决定：不往京师应举。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应举考试对读书人来讲是“鲤鱼跃龙门”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一旦成功，社会地位、声望名利将纷至沓来。出人头地几乎是每个读书人的狂热追求，但张生却如此“轻率”地改变了计划。他第二天便到普救寺向长老提出租住禅房做早晚温习之用，实则是希望有机会再睹芳容：“倘遇那小姐出来，必当饱看一会。”功利因素并不在他考虑的范畴之内，甚至连传统的伦理规范在情感追求面前也难保庄重意味。《西厢记》共五本，第一本叫《张君瑞闹道场杂剧》，张生听到要为崔相国做道场后一本正经地对方丈说：“小姐是一女子，尚然有报父母之心；小生湖海飘零数年，自父母下世之后，并不曾有一陌纸钱相报。望和尚慈悲为本，小生亦备钱五千，怎生带得一分儿斋，追荐俺父母咱！便夫人知也不妨，以尽人子之心。”张生振振有词，俨然是一个知礼有德之人，实则他关心的是“那小姐明日来么？”做道场本是追祭亡灵的仪式，而一个“闹”字极为恰切地写出了情感处于炽烈时期的男主人公的精神状态。张君瑞自己也说：“人间天上，看莺莺强如做道场。”追祭父母成了他接近莺莺的手段。之后更是百般营求，最终与崔莺莺成婚。

而崔莺莺对于纯粹的情感的追求也很明显。她在初上场时唱的是：“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她是服丧中的大家闺秀，但在佛殿上偶遇张生后是“尽人调戏”“只将花笑拈”，离开佛殿时是“回顾觑末（张生）”，使得张生“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崔莺莺既有青春的躁动，又有对爱情的渴望。按照当时对女子，特别是未出嫁女子的要求，这都是不该有的行为。张生的住所与莺莺所住的西厢仅有一墙之隔。一天晚上，莺莺同红娘在园中烧香祷告，张生隔墙高声吟诗一首：“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非但没有“非礼勿听”，反而毫不犹豫地说：“好清新之诗，我依韵做一首。”她的和诗是：“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隔墙唱和、月下联吟，何其大胆的行为！使崔莺莺有情的是因为张生“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的风度和此“清新”之诗中显现的“一天星斗焕文章”的才华。她埋怨“老夫人拘系得紧”，讨厌红娘“影儿般不离身”，苦于和张生“难亲近”而“情思不快，茶饭不进”“坐又不安，睡又不稳，我欲待登临又不快，闲行又闷。每日价情思睡昏昏”。崔莺莺没有表现出对张生出身及处境的任何嫌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倾慕。

当然，王实甫并非停留于对崔张二人一见钟情的描写上，而是通过上述所说的联吟、寺警、听琴、赖婚、逼试等事情，一步步写出张生和莺莺成婚的爱情基础。他们从两情相悦到偷期密约，最后到喜结良缘，驱动他们走向完满的始终是相互之间的爱慕，没有任何的社会功利因素。

反观现在的一些人，物质条件量化计算是排在情感前面的。车、房、存款，某种程度上已成当下许多人择偶时看重的“新三件”，成为很多人面对婚姻情感问题的标配式考虑。毫无疑问，现代社会越来越包容，婚恋价值观也越来越多元，但人毕竟是感情动物，再多的金银财宝、锦衣美食都无法填补情感的空虚，不能带来发自人性的愉悦，像张生与崔莺莺不计外物的情感状态才能从内心深处激发其真正的幸福感。

二、深挚热烈的自主情感冲击人心

《礼记·昏义》中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说的是婚姻并非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而是传延宗族、接续后代的工具。在这种制度下，男女在结为夫妻之前有无感情并不重要，双方的家世门第等才是关键，所以古代男女失去了婚姻自主权，只能遵父母之命，听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特色，《孟子·滕文公下》中写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说的是不经父母同意和媒人说合的结合被认为是伤风败俗、大逆不道，是不被社会认可的。家长掌握着子女婚姻的绝对权力，家长的意志大过婚姻当事人的意愿，他们形同玩偶、摆设，绝无一点儿自主权。很多爱情悲剧是因父母的强烈干涉而酿成的，一些有情人相思成疾、郁郁而终。比如，南宋大诗人陆游，他和唐琬就是父母之命下的苦命鸳鸯。陆游和唐琬青梅竹马，结婚后情意甚笃，但陆游的母亲觉得二人情感耽误陆游学业，加之结婚几年唐琬都未生育，遂强行要求陆游休妻。无奈之下，陆游和唐琬只好结束了本该长久的夫妻关系，各自婚娶。十年之后，两人在沈园意外相遇，陆游感慨万千，在沈园的墙壁上题了一首《钗头凤》。唐琬后来读到，也和了一首《钗头凤》，不久便郁郁而终。这样的悲剧还有很多，其根源都在于这种婚姻制度对男女情感的无视和践踏。

但是，过度钳制激起的反叛可能更强烈。罗素也曾经说过：“回避绝对自然的东西意味着加强。”当情感被克制在种种纲常伦理的框架中时，一旦遇到强烈的刺激，往往可能导致封建家长最不愿意看到的后果。崔、张二人即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性。

长久接受礼教教育的相国之女崔莺莺写信邀约自己心仪的男子夤夜相会，虽然用一首类似谜语的小诗传达心意，其胆识已经足以使人惊诧。对于腹有诗书且痴情的张生，崔莺莺没有嫌弃他书剑飘零，反而抵抗住封建传统的压力，努力追求炽烈的爱情，虽然中间有约了张生却又变卦的一段。老夫人在孙飞虎之围得解之后，请张生赴宴，却让二人以兄妹相称，是出于门第家世之成见，正可见其乃封建制度封建家长的化身或者说是代言人。她步步设防，对崔莺莺严加约束，但崔、张二人在红娘的帮助下私传书简，崔莺莺表现得极为“过格”。第三本第二折中，莺莺试探了红娘并未在老夫人处说了什么后，在简中赫然相约张生后花园里相会：“待月西厢下……疑是玉人来”，至此传统的大家闺秀形象发生变化。此后，莺莺更为大胆，在张生病后央求“好姐姐”红娘前去送药方：“桂花”摇影夜深沉，醋酸“当归”浸。面靠着湖山背阴里窨，这方儿最难寻。一服两服令人恁。忌的是“知母”未寝，怕是“红娘”撒沁。稳情取“使君子”一星儿“参”。这里的“桂花”“当归”“知母”“红娘”“使君子”“参”都是中药名，崔莺莺巧用中药名写成药方，其意为：在桂影摇曳的月夜，穷酸秀才要就寝的时候，在太湖石背阴处深藏起来。最忌老夫人还没有就寝，最怕的是红娘拿出来胡说，此方可使张生的病有一星（一点儿）痊愈的可能。张生听完药方后大喜过望，这是一封约会他的书信，他的病也就因此好了很多。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莺莺最终选择了爱情而背叛了礼教，与张生私自结合，“停眠整宿”，这对年轻人勇敢地、自主地摘取了爱情之花。尝到情感甘美滋味的崔莺莺“出落得精神，别样的风流”，被母亲看出“语言恍惚，神思加倍，腰肢体态，比向日不同”，因而猜出“那穷酸做了新婿，小姐做了娇妻”。在拷打红娘之后，老夫人被现实和红娘的劝说打动，为了相国家的门风，不得不再次许婚，但她又以崔家“三辈不招白衣女婿”为由，强逼张生上京应试，“拆鸳鸯在两下里”。

后来张生“得了头名状元”，他为免莺莺挂念，派人送去书信：“张珙百拜奉启芳卿可人妆次：自暮秋拜违，倏尔半载。上赖祖宗之荫，下托贤妻之德，举中甲第……重功名而薄恩爱者，诚有浅见贪饕之罪。他日面会，自当请谢不备……”背离娇妻、求取功名实非张生所愿。功名既得，准备迎娶娇妻之时，谁料老夫人听信郑恒之言，以为张生已经另娶，所以又答应将莺莺嫁给郑恒。无论是赖婚还是悔婚，她从来没有考虑过女儿的情感，完全从家庭利益出发。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封建社会的王公贵族，“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但莺莺和张生的爱情之火越烧越旺，他们打破了封建礼教的重重束缚，冲破了老夫人设置的道道障碍，背弃了父母之命，更不用媒妁之言，私下里结成夫妻，情感占据了上峰并最终获得胜利。这种对情感和婚姻的自主性要求和努力正反映出作者王实甫思想的进步性。他高度肯定这对恋人“不恋豪杰，不恋骄奢，生则同衾，死则同穴”的忠贞爱情，在剧作的结尾更是借张生之口高调表达其爱情观：“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是对敢于反抗和背叛封建礼教的主人公的美好祝愿，也是对合理的婚姻制度的向往和召唤。主人公崔莺莺的不可替代在于她表达了人们心中对于爱情近乎不掺杂任何世俗因素的渴望。她从纠结犹豫到义无反顾地投入张生的怀抱，冲破世俗的种种桎梏，这光辉的形象照亮了很多后来人。《西厢记》对《红楼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崔莺莺和林黛玉都是追寻自由理想的爱情、面对封建礼教表现出无所畏惧的女子，她们看似柔弱，实则内心刚烈；她们才貌兼具，对待爱情忠贞不渝。

所以，情感的热度是强大的精神力量，丰富的情感体验洋溢着生命的气息，迸发出巨大的能量，驱动美好情感的完成进程。崔张二人就是这样的典型。

三、志诚不渝的专一情感震撼人心

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席勒曾说过：“真正的爱情是专一的，爱情领域是非常狭小的，它狭到只能容下两个人生存；如果同时爱上几个人，那便不能称作爱情，它只是感情上的游戏。”张生是个多情之人，在邂逅崔莺莺后便一眼定情，决定“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不去在乎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将爱情放在第一位，并对莺莺展开了猛烈的追求。自此以后，他的心里、眼里只有莺莺一人。他在这份情感中获得了丰富的人生感受。张生对莺莺的感情，经历了钟情——追求——失望——相爱——挫折——团圆的过程，真可谓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其间的喜、怨、伤、甜、苦、痛种种，张生一一尝过。初见莺莺，他是内心狂喜，作品对他的心理刻画较多，“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他的表现是“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则着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美貌的崔莺莺单从外貌上就带给张生巨大的心灵冲击。他以“温习经史”为名借住寺中，希望跟莺莺更加亲近，傻乎乎地跟莺莺的贴身丫头红娘自我介绍：“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紧接着又问：“敢问小姐常出来么？”种种行为，使一个受强烈情感驱使的年轻人形象跃然纸上、如在眼前，他痴迷、冒失、挚诚、钟情、傻气，真成了“不酸不醋的疯魔汉”，让人既觉得他是开玩笑，又为他的多情而动容。张生害了相思病，托红娘传书信给莺莺，信写得情深义重，真挚热忱。“珙百拜奉书芳卿可人妆次：自别颜范，鸿稀鳞绝，悲怆不胜。孰料夫人以恩成怨，变易前姻，岂得不为失信乎？使小生目视东墙，恨不得腋翅于妆台左右；患成思渴，垂命有日……后成五言诗一首，就书录呈：相思恨转添，谩把瑶琴弄。乐事又逢春，芳心尔亦动。此情不可违，芳誉何须奉？莫负月华明，且怜花影重。”他将自己的辗转思念、痛苦不堪尽力写出，他的“悲怆”“垂命”都是肺腑之辞。罗素说：“我寻求爱情，首先因为爱情给我带来狂喜，它如此强烈以致我经常愿意为了几小时的欢愉而牺牲生命中的其他一切。”张生确实体会到美好情感带给他的狂喜和沉痛。

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的张生是专一的。《西厢记》的故事来源是唐代元稹的《会真记》。《会真记》中张生对痴情的崔莺莺是始乱终弃，反映了爱情理想被社会任意摧折的人生悲剧，宣传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糟粕思想。《西厢记》中张生却自始至终只有莺莺，他从来都是把崔莺莺放在第一位的，一心一意从未辜负。老夫人说“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得官来见我，驳落休来见我”，这也没难倒张生，他说“小生这一去，白夺一个状元”。虽然不舍得与莺莺分离，但是他的责任心使得他强忍痛苦上京赶考，在路上他日思夜想，满怀赤诚。第四本中在草桥店梦到崔莺莺：“想人生最苦离别，可怜见千里关山，独自跋涉。”“不恋豪杰，不羡骄奢；自愿的生则同衾，死则同穴。”其深挚真诚带给读者情感的愉悦和美感。张生言出必行，情话也是出自真心，每一句承诺都在行动中得到了证明。夺得状元后，对莺莺还是一如既往的好，“自离了小姐，无一日心闲”，先派人给莺莺带去消息，自己也快马加鞭地赶回莺莺身边。这一形象跟以往作品中背信弃义的男主人公完全不同。张生在那个讲究门当户对的时代，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他不顾世俗之人的质疑和冷眼，从未放弃，老夫人的赖婚也不能阻止他追求情感的脚步。他虽然不能像现代人一样勇敢和有主见，但是较之于《董西厢》中张生过多的轻狂和庸俗已有很大进步，这一形象已足以打动人心。

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的张生虽然遗留着一些贪色的市井无赖气息和当时文人的软弱无能，但其努力已是难能可贵。古人常云：男儿膝下有黄金。张生为白衣秀才，他在追求莺莺的过程中共下跪了三次。第一次是第二本第四折中，老夫人毁约让莺莺拜张生为哥哥，张生喝了闷酒，老夫人让红娘扶他去书房中歇息。他向红娘下跪，说道：“小生为小姐，昼夜忘餐废寝，魂劳梦断，常忽忽如有所失……小娘子怎生可怜见小生，将此意申与小姐，知小生之心。”他在追求爱情的艰难途中，为了获取帮助向一个丫鬟下跪。第二次是莺莺闹简之时，他又拉住红娘下跪哭云：“小生这一个性命，都在小娘子身上。”其痴情、无助让人忍俊不禁又充满同情。第三次是莺莺自荐枕席，张生跪莺莺云：“张珙有何德能，敢劳神仙下降，知他是睡里梦里？”在一个男尊女卑且男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礼仪有着严格的规定，而张生足足向女性跪了三次，可以看出他是个真真正正的志诚种。

崔莺莺对情感的专一更是不需多说。在长亭送张生去赶考时，她说的是：“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则怕你‘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由此可见莺莺对爱情的态度非常执着。让张生上京谋取功名时，莺莺则轻功名重别离：“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而后在浓重的相思之下，更是“悔教夫婿觅封侯”！当时的人，无论男女，对于功名利禄都尤为热衷，但是崔莺莺只看重感情，不愿承受因求官而带来的长期别离。

元曲名家贾仲明在《凌波仙》中说王实甫：“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无论是对作者还是对作品而言，这种评价都很恰切。《西厢记》能得到当时广大市民阶层的欢迎和后世无数青年读者的喜好，因为它石破天惊地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张。文中纯正不杂的自发情感直抵人心，深挚热烈的自主情感冲击人心，志诚不渝的专一情感震撼人心，王实甫将人人有所想却并非人人皆可为的情感通过张生、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加以呈现，将幽婉曲折、百转千回的情感体验与共鸣凝练成戏曲史上最为经典的作品，使《西厢记》拥有了跨越时空的群体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