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之经典人格

《水浒传》之经典人格

○孙丹丹

人和文化是天地间神奇的存在，人离不开文化，文化也离不开人。无论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江湖游侠、山乡老妪，都是文化的人，他们心中都有一套结构不同的文化密码，都是按着文化密码制导的方向走完文化的一生。对此可能有人要问，梁山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草莽英雄们，难道也是文化的人，他们的人生也是一道文化轨迹？这个问题提得好，因为《水浒传》从它问世以来就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水浒传》是盗贼书，宣传强盗逻辑，违背伦理道德，到处攻城破狱，打家劫舍，如此必然造成天下大乱。因而，他们咬牙切齿，恨不能将书付之一炬，将作者挫骨扬灰。据说，朱元璋看了《水浒传》抄本后震怒，当即批示：“此倡乱之书也。此人胸中定有逆谋，不除之贻患。”并下令逮捕施耐庵，后经多方周旋，施耐庵才免于一死。

也有人认为《水浒传》是英雄书，不畏强权，揭竿而起，惩恶扬善，杀富济贫，痛快淋漓，大快人心。因此，它面世以后备受欢迎，广得称道。例如清朝怪才金圣叹高度评价《水浒传》，认为“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传》右者。”梁启超说：“施耐庵之著《水浒》……因外族闯入中原，痛切陆沉之祸……以雄大笔，作壮伟文，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以为排外之起点。”

我们用第三只眼睛看《水浒传》，认为它是文化书。它把儒、释、道三家文化写在了八方聚义的梁山上，写在了金戈铁马的战场上，写在了绿林好汉的骨子里，写在了终极关怀的归宿中。现在几百年过去了，它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个鲜活的文化人格。与文化人格对话，自然能获得智慧的启发。

一、修身进取的儒家人格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文化，就如《周易》中的乾卦，勇猛精进、自强不息。从孔子开始，儒学的基本精神就是积极奋斗、积极参与、修身进取、刚健不息。由于千百年来儒学的影响，儒家文化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已经内化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成为读书人人格结构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水浒传》诸多人物中最能体现儒家思想观念的莫过于宋江。

宋江出身刀笔小吏，曾任郓城县押司，“自幼曾攻经史”，可见其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他同时也是符合儒家规范的理想人物，身上具有儒家高度评价的忠义仁孝的美德。

宋江的“忠”在《水浒传》中随处可见。宋江虽是满腹抱负，但最初对于造反还是抗拒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最终被逼落草为寇，也仍然忠心不改。第五十六回“吴用使时迁盗甲，汤隆赚徐宁上山”，宋江劝徐宁到梁山落草之时，表露心迹：“宋江执杯向前陪告道：‘现今宋江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非敢贪财好杀，行不仁不义之事。万望观察怜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可见虽已逼上梁山，仍然心系朝廷，以受奸臣排挤的忠良自居。水泊梁山受命招安后，宋江认为自己“再见天日”，成为“国家臣子”，为了不负“天子洪恩”，带领诸兄弟冲锋陷阵，不改初衷。第一百二十回“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宋江临死对李逵说：“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赐药酒与我服了，死在旦夕。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将你来，相见一面。昨日酒中，已与了你慢药服了，回至润州必死。”可见宋江对忠义的追求，至死方休。也有人诟病宋江“不忠”，不忠的首要原因就是宋江私放晁盖，认为宋江舍国家法律于不顾，只取兄弟情义，这便是宋江“不忠”的铁证。然而宋江深受“忠君”思想的影响，不认可贪官污吏是忠于朝廷之人，因此他私放晁盖，除了二人私交甚厚，“不救他时，晁盖性命便休了”，还有晁盖所劫的是梁中书送与蔡京庆生的民脂民膏，这既是“替天行道”，也是变相“忠于朝廷”，前者是梁山队伍的宗旨之一，后者是宋江安身立命的信仰所在。

宋江的“义”，从他的别称“及时雨”就可见一斑。“及时雨”，皆因他时常接济贫苦落难之人，得到江湖人士的认可，名传四海。第十八回“美髯公智稳插翅虎，宋公明私放晁天王”，宋江一出场，我们对他的“义”就有了足够深刻的印象。“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曾有一首《临江仙》赞宋江义行：

起自花村刀笔吏，英灵上应天星，疏财仗义更多能。事亲行孝敬，待士有声名。济弱扶倾心慷慨，高名水月双清。及时甘雨四方称，山东呼保义，豪杰宋公明。

宋江的“孝”也有别称，叫作“孝义黑三郎”。“孝”字是形声字，上有“老”，下有“子”。老在上，子在下，这是一种儒家推崇的家庭中的秩序，认为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宋江杀了阎婆惜恐连累了父亲，宁可担负了“不孝”的罪名，“告了忤逆，各户另居”，让父亲出面告他忤逆，与父亲划清了界限，以免连累家人。他带领众人投奔梁山，半路得知父亲“病故”，哭得发昏，不顾众人的苦苦挽留，抛下一切，星夜赶回家行孝。父亲告诫他不要在梁山入伙，即使晁盖等人苦口劝说，他仍坚持“家中尚有老父在堂”“免累老父仓皇惊恐”，不肯入伙梁山。当他被梁山兄弟救出虎口，在梁山安顿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回乡接父亲，“以绝挂念”。宋江一心想要青史留名，这也是出于光宗耀祖的想法，其实仍是另一种意义的“孝”。功成名就之后，他衣锦还乡，厚葬父母，祭奠亡灵，也是尽最后的作为人子的责任。宋江的孝顺之心溢于言表，“孝义黑三郎”绝非浪得虚名。

宋江的“仁”更是有迹可循。书中写宋江有“养济万人之度量”，其宽广胸怀可见一斑。宋江胸襟开阔，不计前嫌，有人假借宋江之名，抢夺民女，李逵莽撞信以为真，污泥浊水倾泻而下；但是当李逵负荆请罪之时，宋江宽容其过失，让他戴罪立功。对于降将呼延灼，侠骨豪情的宋江忠诚相待，不仅不计前嫌，而且还令李忠等人归还宝马。他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为请武艺超群、声名显赫的卢俊义上梁山共谋大事，他宁可让位与人。而后来收服董平、力保张清都可以看出其礼贤下士的姿态。他胸藏韬略，含而不露，为兄弟赴汤蹈火，为百姓除暴安良，带领众弟兄招安于朝廷，寻求最终的安身立命，深谋远虑为众兄弟谋得长久出路。这样的境界正是儒家所宣扬的最高境界：仁。

宋江能够稳坐梁山第一把交椅，正是凭着这些今天听来似乎早已过时、早已老掉牙的老皇历。然而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人性亘古依然，儒家文化中仁、义、礼、智、信这些人性中的文明智慧，不会因为时代的改变而掩去光芒，只会在浮躁的年代更加彰显其历久弥新。我们应将“圣人之言”作为约束自己的圭臬，而不是评判别人的利器。我们不做仅流于表面的“伪君子”，而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纯粹本心。反之“己所欲而施于人”，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就去付出一个什么样的自己。

二、虚静自守的道家人格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源流据考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经老子、庄子发扬光大，于汉代建立道教，历经各个朝代，一直到今天。可以说中国人的骨子里都有着很深的道家文化基因。不同的朝代对儒、释、道三教都有所偏重，宋朝就是一个崇道的朝代。宋代以道教为国教，历代皇帝都册封天师，宋徽宗更是好道，甚至自封为“神霄王府真主宣和羽士虚靖道君皇帝”。道教从产生之日起似乎就与绿林起义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汉末张角等人的黄巾军起义开始，道教的教义和法术就被起义者们加以利用，成为号召和组织大众的工具。

在《水浒传》中被渲染得最为神通广大的就是道家。书中三位法力高强的神仙都是道家人物，他们就是张天师、九天玄女和罗真人。全书开篇的楔子“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就为全书笼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说是天下大疫，医药不济，宋仁宗差殿前太尉洪信去请张天师“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把道教圣地龙虎山描绘得正大庄严，把张天师写得未卜先知、法力无边。九天玄女的两次出现对宋江可谓是恩重如山，有重生、再造之德。罗真人是当世的活神仙，站在梁山好汉一边，传授公孙胜“五雷天罡正法”，助梁山事业成功。对道家的尊崇足可见之。这些道教神仙的所作所为，一方面提高了道教的威信，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梁山事业顺应天意的正义性。

在一百零八人中，之前道士有两位：公孙胜和樊瑞，后来皈依道教的还有朱武和戴宗，他们无一例外得到了善终。这充分反映了作者对道教人物或者说是道家精神的偏爱。

“入云龙”公孙胜，上应天闲星，自幼师从罗真人学道，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一柄“松纹古铜剑”更是从不离身。每当他嘴里念念有词的时候，总是风云突变，飞沙走石，掀起一场大战的序幕。这位“天闲星”下凡的出家人却有一颗热切的用世之心，他与梁山好汉意气相投、出生入死：主动投奔晁盖，劫取生辰纲；征战沙场，九宫八卦阵克敌制胜，善用法术助宋江屡建奇功。及至功成名就，在忠义堂上稳坐第四把交椅，身份仅次于宋江、卢俊义和吴用，与吴用同为山寨中的“总参谋长”，共掌军机，属于梁山领导层核心成员。最终他却选择退隐山林，出世修行，一说是在征大辽后，一说是在征王庆后。但不管怎样他是谨遵师命，功成不居，辞别众兄弟飘然而去，成为少数没有参加征方腊之役的梁山头领之一，获得善终。

神行太保戴宗是梁山中的又一位道教代表人物。在宋代，人们称巫者为“太保”。戴宗“日行八百里”，果然如同神助，他每次做神行法，又要吃素，又要拴上“甲马”（承载一些道符能力的符纸），用完后还得取出一串纸钱来烧化，愈发显得神秘莫测。因其功绩，他名列水浒英雄榜第二十位，征讨方腊，戴宗负责飞报文书、打探消息、传达将令等。平定方腊，戴宗作为幸存的十二位主将之一，由于南征北讨有功，被封兖州府都统制。戴宗不愿为官，辞别宋江到泰安岳庙，“陪堂求闲”。忽然一日无疾而终，书中写道，戴宗“后数月，大笑而终”。看来这样的归宿应该是符合他的心愿的。此后他在岳庙里屡屡显灵，最终成神。正如宋江所言：“生身既为神行太保，他日必作岳府灵聪”。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语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能做到功成身退，确实不易，需要过人的智慧与定力。在世人看来，似乎道家是方外之学，寻求出世，修道成仙。然而我们在《水浒传》中看到的道家人物，无论是道家神仙，还是修行道人都秉承天意，达成使命后，才离俗遁世。这与儒家所倡导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达”不仅指自己的亨通显达，也可喻世道之太平昌盛，此时自然可以如儒家般进取不息；“穷”也不单指自身的困厄囧境，也可表世间之乱世凶年，此时大可效法道家飘然而去。道法自然，顺势而为，需要入世之时便做中流砥柱，选择兼济天下；功成名遂之后也可急流勇退，选择独善其身。

对于芸芸众生，江山社稷似乎遥不可及，然而人生在世，通达阻遏随时都能遭遇。我们也如水浒英雄，置身江湖之中。江湖之大，身不由己吗？其实拥有了道法自然的智慧，从心所欲也就不远了。

三、慈悲为怀的佛家人格

相比之下，《水浒传》中的佛门人物远不及道家人物神通广大，但他们身上似乎蕴含着真正的宗教意味。《水浒传》中的佛门之人，我们先来看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两位：武松和鲁智深。

行者武松，在梁山排行第十四位，武勇非凡，曾经在景阳冈上空手打死猛虎，“武松打虎”的事迹也在后世广为流传。武松甚至都没有真正皈依佛门，不曾受过戒，只是假扮成带发修行的“行者”，一直冒用别人的度牒。他自然不把佛门的戒律放在眼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甚至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但最后落得心已成灰。在征讨方腊战斗中，武松被包道乙暗算失去左臂，仍战斗到最后。后班师时，武松拒绝回汴京，在六和寺出家，八十岁圆寂。看客也许会替他惋惜，而在武松看来，经历了一番沧桑变幻之后，世间也确实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正所谓“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只有经历了诸般色相，才能真正悟得“空”的含义。

鲁智深原名鲁达，当过提辖，在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中排在第十三位。因为偶遇金翠莲父女，获知郑屠夫仗势欺人，三拳将其打死，被迫出家当了和尚，法名智深，绰号“花和尚”。从表面上看，鲁智深并不是虔诚的佛门弟子，只是因为杀人之后，穷途末路，才糊里糊涂地出家当了和尚，遁入空门不是为了修行而是为了避祸。但在他的身上，我们恰恰能感受到佛门的真谛。

鲁智深在五台山上，大口吃肉，喝酒闹事，打坏了寺门前的金刚，又打得满堂僧众“卷堂大散”；到了大相国寺，他又与一帮泼皮来往，舞刀弄棒，就是不见他念经拜佛，“不看经卷花和尚，酒肉沙门鲁智深”。然而鲁智深关心的从来不是自己，而是天下生民的疾苦。他要“度人”而非“度己”，如《水浒传》第四回中所云：“这人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谗臣。”他秉承了江湖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美德，一根六十二斤重的水磨禅杖打尽天下不平之事：周通强抢民女，他醉入销金帐，大闹桃花村；崔道成、丘小乙占寺为王，为非作歹，他火烧瓦罐寺；林冲遭受高俅陷害，他大闹野猪林。鲁智深没有半点儿私心杂念，率性而为，仗义做人。作者还着力渲染了鲁智深身上的神秘色彩，他曾两次在阵前失踪，又突然出现，分别完成了擒拿夏侯成和方腊的奇功，正应了智真长老“逢夏而擒，遇腊而执”的预言。这个偈子的后两句是“听潮而圆，见信而寂”，后来他果然伴随着钱塘江潮信在六和寺坐化。

宋江劝鲁智深还俗为官，封妻荫子，光宗耀祖，鲁智深说：“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图寻个净了去处，安身立命足矣。”宋江又劝他住持名山，光显宗风，报答父母，智深说：“都不要！要多也无用。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第一百一十九回，鲁智深坐化前，给还在名利场中苦苦挣扎的宋江留下了一张意味深长的偈子，道：“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此时的鲁智深，经历了种种大喜大悲，已经达到了“空”的境界，对功名利禄，他早已不放在眼里，最终拂袖而去，了无牵挂。

在容与堂本《水浒传》的批语里，对花和尚的赞扬可说是无以复加，称鲁智深为“仁人、智人、勇人、圣人、神人、菩萨、罗汉、佛”，认为他是狂禅精神的代表，正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率性不拘小节，是成佛作祖的根基。他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束缚，恣意任性，惊世骇俗，这就是狂禅。这一狂，所有的外在束缚全没有了，心灵达到了空前的解放，生命达到了一种极致的自由。禅宗的顿悟讲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认为人能成佛的根由全在自心，即心即佛，佛性就在你我心中，一旦明心见性，悟了，那就是成佛了，什么拜佛祖、菩萨、观音，什么持戒、禁欲、坐禅，统统可以免去。这就是为什么“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的鲁智深能够扯断枷锁、见性成佛的狂禅意趣。大惠禅师最后点评鲁智深的法语是：鲁智深，鲁智深！起身自绿林。两只放火眼，一片杀人心。忽地随潮归去，果然无处跟寻。咄！解使满空飞白玉，能令大地作黄金。后两句“解使满空飞白玉，能令大地作黄金”是佛的所为，是佛才能做到的。所以鲁智深死后得到了超脱，成了佛。

鲁智深和武松虽是瑕不掩瑜，也算是与佛门有缘，但是真正能代表佛家风范的是点化了鲁达的智真长老。在对待鲁智深的问题上，他表现出了一位洞察世事的高僧与众有别的敏锐目光。智真长老看出了鲁智深的慧根，看出了他众生未度、誓不成佛的精神，认定他日后必成正果，他送给鲁智深的预言后来也一一应验。在问题面前，他总能看到实质，极为透彻，是真正超脱、睿智之人。

至此，我们不能不承认，施耐庵不仅是文学巨匠，也是文化大师，他通过一个个艺术形象把儒、释、道三家的文化精神生动、鲜明、深刻地展现出来，给人以人生智慧的启发。生存在现实世界中，我们要锐意进取、自强不息，才能获得安身立命的独立人格；面对世俗中庞杂的纷扰，我们要道通天地、顺其自然，才能获得返璞归真的平常之心；面对白驹过隙的匆匆人生，我们要了然真谛、无欲则刚，才能获得潇洒走一回的自由自在。人生若能做到如此通透，那便是“朝闻道，夕死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