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之直面丑恶

《金瓶梅》之直面丑恶

○孙丹丹

《金瓶梅》被列为明代“四大奇书”之首，另三部是《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这四部小说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四种类型，即世情小说、英雄传奇小说、历史演义小说和神魔小说。奇书《金瓶梅》历来为论者所称道，一般认为它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其成书时间约在明朝隆庆至万历年间，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兰陵笑笑生到底何许人也，至今成谜，可见他似乎也不愿以真面貌示人，或许他也知道书中某些所写有悖伦理纲常。但它将人间的丑恶相当集中、全面、深刻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让我们看到各种魑魅魍魉、牛鬼蛇神，这也是《金瓶梅》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最大特色。

《金瓶梅》描绘了一个丑恶的现实世界，上至朝廷有昏庸的皇帝、擅权的太师、贪婪的权奸；下至地方有专政的官僚、堕落的儒林、无耻的帮闲；再到市井有卑鄙的恶霸、下流的地痞、龌龊的僧尼；回到家中有暴虐的家主、淫邪的妻妾、狡诈的奴仆。这诸多众生相一同构成了这个鬼蜮世界。因此，自明朝此书问世，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明人沈德符认为此书不宜流传，一旦刻板印行，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刻印者也将“以刀锥博泥犁”，即因贪图小利而下地狱。

不仅如此，提到《金瓶梅》，无法回避的就是此书中露骨的性描写。清人袁照在《袁石公遗事录》中则直接批评：“《金瓶梅》鄙秽百端，不堪入目。”连《金瓶梅》的序作者“东吴弄珠客”也不得不承认：“《金瓶梅》，秽书也。”因此，一批文人咬定它是一部“坏人心术”的“诲淫”之作。直到现代，还有人将它看作是“古今第一淫书”，将它列在禁毁或半禁毁的书目上。

然而这样一朵“恶之花”却得到了全世界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重视，现在它已有近二十种文字的译本。当《金瓶梅》刚流行时，就引起了众多名人学者的关注。大文豪袁宏道说：“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文学家谢肇涮在《小草斋集·金瓶梅跋》中盛赞：“书中人物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清代小说评论家张竹坡干脆把《金瓶梅》誉为“第一奇书”，这里的“奇”字既有“奇特”的意思，也有“美好”的含义，所谓“奇书”，即奇美的佳作。近代以来，很多文人学者也给出极高的评价：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用“同时说部，无以上之”八个字给予《金瓶梅》以高度评价；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中则赞扬《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发展的极峰”。

同样一本书却遭遇如此毁誉不一的尴尬局面，有人认为《金瓶梅》应当璀璨于世界文学之林，有人认为《金瓶梅》应当幽禁于十八层地狱。面对如此分歧的评价，我们究竟该怎样看待它、阅读它、欣赏它呢？让我们带着猎奇的趣味也好，带着窥探的欲望也罢，仔细看看这丑恶背后的光怪陆离。

一、丑恶之辨析——正视两性描写

谈《金瓶梅》中的丑恶，永远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它赤裸裸的性描写，无论是口诛笔伐，还是讳莫如深，抑或是急于翻案，都是一种态度。因此，要正确地解读《金瓶梅》，就必须对它的性描写做一番辨析。在学术界其实略有共识，然而除了学术界，《金瓶梅》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却因其夹杂的“淫秽笔墨”而被遮掩，从而使《金瓶梅》背上了“淫书”的罪名。今天我们便不避“丑恶”，就此问题做出探讨。

首先性丑恶吗？答案应该是有定论的，那就是：不丑恶！性是人的本能，中国古代儒家的经典对此也比较关注，如《礼记·礼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饮食乃关乎生存，男女乃负责繁衍，人类之所以生生不息，得益于生存与繁衍，这是人类最久远、最永恒的母题。再如《周易·系辞》说：“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意思为：天地水气，升降循环，万物化育纯粹。雌雄两性，形体交接，阴阳相感，万物遂得以化育孕生。可见没有天地感应就没有自然万物，没有雌雄交接又何谈生灵人类，因此性不仅不是丑恶的，反而是神圣的，值得人类歌颂和敬畏。在后来的道教、佛教中，包括国外宗教的某些派别，甚至将男女交合作为一种修炼的方式，可取与否另当别论，然而从中可见这种崇拜和敬畏由来已久，并且存在于世界诸多文化当中。至此我们可以再次明确，性绝不丑恶。

那么性描写丑恶吗？我们在世界文艺殿堂的瑰宝中寻找“性”的身影，不能说俯拾即是，也可说不胜枚举。那么保守派或许认为，世界文化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文化，那我们就基于自己的文化来谈《金瓶梅》是否是“古今第一淫书”。

中国人对于性事向来讳莫如深，男女大防，礼教谨防“男女授受不亲”，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从中国文化的历史源头说起。古人为何会把夫妻之事称为“周公之礼”？相传，西周初年，世风日下，民间婚俗混乱不堪，男女滥情，周公发现如此不行，为明德新民，周公亲自制定礼仪。于是规定：男女在结婚前不能随便发生性关系，除非到了结婚当天才行。后来人们管这个叫“周公之礼”。

周公从婚礼入手，对当时男女交接混乱的状况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他把男女从说亲到嫁娶成婚，分为了七个环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敦伦，并且对每个环节都进行了细化，做了具体细致的规定，这些合称“婚义七礼”。这第七礼——敦伦，即敦睦夫妇之伦，含有指导新婚夫妇依礼行事的用意，只有有夫妻名分的男女才能用“敦伦”二字。以合天覆地载之理，于是阴阳和谐，乾坤有序，维纲常而多子孙。如果说“周公之礼”是汉语中关于性关系的一种委婉说法，有点儿戏谑的意味，那么“敦伦”就是另外一种更为文雅的代称。甚至大家公认清心寡欲、六根清净的佛家大师——印光大师指点信徒“求子三要”：第一，保身节欲，以培先天；第二，敦伦积德，以立福基；第三，胎幼善教，以免随流。至此我们看到，在中国文化的璀璨源头，看待性事问题是特别自然的、现实的，既没有讳莫如深，也没有上纲上线。

我们再从文学的源头《诗经》看起。《诗经》是收录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篇，当时社会正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礼教尚未形成，社会风气较开放，古代男女对性的态度不像后世般受礼教禁锢，所以男女表达爱情还是比较大胆而直接的。类似的例子有很多，举一例供大家感受。

国风·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悦兮！无使尨也吠！

诗的大意是：一头死鹿在荒野，白茅缕缕将它包。有位少女春心荡，小伙追着来调笑。林中丛生小树木，荒野有只小死鹿。白茅捆扎献给谁？有位少女颜如玉。慢慢来啊少慌张！不要动我围裙响！别惹狗儿叫汪汪！獐和鹿，都是古人求亲的时候必备的礼聘之物，诗中引用这獐和鹿让我们确信这是一首纯真情歌，一首在荒烟蔓草的年代任由纯真性情流淌之爱歌。谈情说爱、男欢女爱是人纯真性情的流露，不能言其淫艳、不符礼义廉耻。

《诗经》属先秦时期，之后的中国历史我们便更加了解了，秦二世而亡，汉基本继承春秋战国民风朴实开放的传统。中国有“脏唐烂汉”之说法，是真的脏烂，还是后来文化站在它的评判标准看待汉唐，有待商榷。在汉代，男子和女子可以一同宴饮，结伴同路，甚至同车而行，女子也能单独会见男宾。汉朝女人看上哪个男子可以叫家里人去提亲，女子甚至可抛头露面同男子交往，也可以离婚。司马相如一曲《凤求凰》，卓文君月夜私奔，传为佳话。唐人对女子婚前贞操并不看重，失身而又另嫁也视为常事，光唐代公主再嫁的就有23人，汉武帝刘彻的母亲王姑进宫前也曾嫁作金家妇。而婚前性行为、婚外恋较为普遍。唐人对婚外性行为并不认为是奇耻大辱，反而当作风流韵事，大家可以例数李家王朝的各色风流韵事作为参考。可见“男女授受不亲”并不是古已有之的训诫和真理，是后来文化渐渐固化的顽疾。其中的脉络，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无法细细理清。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达成共识：性不丑陋，性描写不罪恶，性行为不可耻。清代的《金瓶梅》评点家文龙曾说：“生性淫，不观此书亦淫；性不淫，观此书可以止淫。然则书不淫，人自淫也；人不淫，书又何当淫乎？”因此，面对《金瓶梅》，或许也可考验成年读者阅读态度是否端正，以及心理准备是否健全。

二、丑恶之寻根——窥探世情百态

在《金瓶梅》的世界里，没有对道德人格的孜孜追求，没有对政治理想的英勇献身，只有对财富和享乐的无休止的欲望和歇斯底里的追寻。《金瓶梅》没有写到美，没有写到光明与希望，不是作者没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而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过于肮脏。因此，鉴赏《金瓶梅》应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政治现状及经济情况进行溯本求源，才有望不失之偏颇。

《金瓶梅》之前的中国长篇小说，或再现帝王将相的风云业绩，或褒扬草莽英雄的心秉忠义，或描写仙佛神魔的奇异行径，这些不寻常的内容显然远离了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而《金瓶梅》写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真实的日常生活，诚如清人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言：“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操笔伸纸做出来的。”这种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在我国小说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唯其细致，才更真实、更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明史专家吴晗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撰文指出，《金瓶梅》反映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是一部明末社会史。

首先，从创作的文化背景看，到了晚明，由于经济繁荣、社会开放，皇帝与上层集团生活糜烂，佞臣们进美人、献淫药成风。士大夫们追求一种浪漫放纵的生活，公开鼓吹“好货”“好色”是人的本性，狎妓纳妾，结欢女伶歌儿，认为是风流倜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于是，上自朝廷，下至民间，公开谈论房中之事是不以为怪的。一时间，青楼娼妓布满天下，有关的出版物如春画、艳情小说等街上随处可见。在这样的土壤中培育出《金瓶梅》是不足为奇的。

即便如此，在中华礼仪之邦，竟直言不讳地大书特书其床笫之事，成何体统！因为中国人内敛含蓄，凡事讲求度，尤其后来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更加走向中庸。对于情感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快乐不能没有节制，悲哀不要没有克制）。对于快乐和悲伤的情绪都是节制和克制的，何况性的描写，怎能如此过头。那我们就看看《金瓶梅》对性事的描写是否是过头的、大书特书的。总观《金瓶梅》书中的色情文字东鳞西爪、篇幅有限，合起来不过一两万字，仅占全书的百分之一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著意所写，专在性交。”鲁迅先生清晰地写明《金瓶梅》与其他末流小说的区别。末流小说专一描写病态性欲，连篇累牍，几乎没有其他内容，情节也仅仅是被用作每次性描写场面的黏合剂，没有任何道德与美学的价值可言。

那么又会有人追问，《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必需的吗？它们与小说情节油水相隔，结合并非紧密，因此将其悉数去除，并不影响情节的连贯及阅读的顺畅。今天的一些严肃出版者，也正是如此处理。虽然性描写不足称道，但的确是必需的，它对表现和刻画人物举足轻重。事实上，《金瓶梅》中所有的性行为描写都是和人物的个性统一在一起的，只有直接描写，才能将他们的独特个性充分展示出来；只有写出角色深陷欲望，才可为他们的最终毁灭找到人物成立的根基。

如果人们的眼球仅盯着《金瓶梅》中的“色情”主题，其实会忽略太多其他重要的主题。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金瓶梅》说：“这本书写了明朝真正的历史。”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不是表面的、肤浅的、甚至虚假的历史，而是写出了明代这个封建社会活生生的真相。

我们通过一个人物来窥探当时社会的全貌与真相。西门庆兼有官僚、恶霸、富商三种身份，他既是官亦是商，权贵间的利益输送只是他左手到右手的权钱交易，一个人物就足以道出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乱象。西门庆有多条人命在手，竟靠着给蔡太师送礼行贿，不仅能逍遥法外，还能官运亨通，当上执掌刑狱的理刑官。这该是怎样一个官场，怎样一个社会？一次，西门庆隆重接待已做了两淮巡盐御史的蔡蕴，并馈赠大礼。拿了好处的蔡御史豪爽地说：“有甚事，只管吩咐，学生无不领命。”就算是有几个称得上“极是清廉的官”，也是看着当道时臣的眼色，偏于人情，执法不公。

一本书中呈现出诸多丑恶：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经济的混乱、人心的险恶、道德的沦丧，这不是《金瓶梅》的错，更不是笑笑生的错，而是人性的弱点、社会的痼疾。将丑恶写出来，不回避，不隐晦，这不失为是一种选择、一种胆量、一种改变。这是《金瓶梅》最伟大的地方，它勇敢、真实、毫不畏惧；它粗鄙、丑恶、不假矫饰。它的千秋功罪自有后人去评说。

三、丑恶之揭露——珍视人间美好

当我们认识了何为丑恶，又理解了丑恶的土壤，接下来就是我们如何面对它。美国大百科全书介绍《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世界文坛给出的至高评价，恰恰是因为《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中创造了一种全新境界。

综观我国文学艺术史，绝大多数的作品都致力于描写和歌颂真、善、美，去创造一种“正确”的文艺。在这类作品中即使存在着反面形象，那也仅仅是一种陪衬。果戈理说得好：“如果你表现不出一代人的所有卑鄙龌龊的全部深度，那你就不能把社会以及整个一代人引向美。”《金瓶梅》正是一部力图暴露那个卑鄙龌龊的时代的书。它描写恶，正是在创造美，把一代人引向美。因此，不仅创造美是对美的肯定，揭露丑恶也是对美的肯定，是否定之否定的美，是对美更高一级的肯定。

恶的文学之所以能创造美，关键在于作家对他笔下丑恶的现象持否定的、批判的态度。从总体上看，《金瓶梅》中的假恶丑正是一种被否定的假恶丑，它笔墨犀利甚至恣肆，将人性、人情、人欲剥得体无完肤。以男主角西门庆为例，我们从他的人生轨迹去感受作者对作恶者的否定。西门庆出身算不上高贵，财主出身，父辈是个开药铺的。小时候不好好读书，缺乏教养。长大了，结交一群狐朋狗党，打通官宦，亦官亦商，搜索民财。背后有了坚如磐石的政治靠山，便得以独霸一方，妻妾成群，玩娼嫖妓，贪赃枉法，无恶不作。为占潘金莲，毒死武大；为奸骗自己朋友花子虚的妻子李瓶儿，将花子虚活活气死；后又指使无赖将李瓶儿的招赘医生蒋竹山打死。西门庆以性事为乐，终致纵欲而死。他死后，又有妻妾争风吃醋，偷情藏奸，直到金兵南下，西门家族彻底败亡。

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说过这样一句话：“《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地生存着的。”如果把这句话拿到21世纪的今天，也还是有某些现实性的。现实版的“西门庆”们存在于社会新闻中，存在于反腐题材的影视剧中。无论是社会新闻的深度剖析，还是影视剧情的创作表达，都是不同意义上的对于丑恶的暴露。像西门庆一样“贪财、好色、弄权”的人物是否绝迹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若把西门庆的名字换成今天的某某某，也往往都能对上景。为了钱，他们可以出卖一切，哪还管什么天理公道。在这里，我们看到西门庆的事业不仅后继有人，而且层楼更上。一些被揭露出来的贪赃枉法之人，他们的发家、罪恶与衰亡，与西门庆是何其相似！因而，《金瓶梅》作者那首聊发感慨的诗，也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

公道人情两是非，人情公道最难为。

若依公道人情失，顺了人情公道亏。

再来看《金瓶梅》中的女性角色的最终命运，《金瓶梅》的书名是由书中三个女性角色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各取一字和合而成。她们是书中女性的典型代表，她们受控于人欲的放纵、人欲的压抑、人欲的冲动，最终都在无限制、无理性的膨胀欲望中走向毁灭：潘金莲因淫作孽，成了武松的刀下之鬼；李瓶儿贪恋欲望，终至缠绵病榻，死于“崩漏之疾”；庞春梅淫欲无度，搂着情人呜呼哀哉在床上，无一善终。换言之，表面上作者写欲，实则写的是由于欲望不受控制所带来的毁灭。

鲁迅把《金瓶梅》称为“世情小说”，认为：“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金瓶梅》的作者无疑是在以“世情”警世，警示现实中的欲望膨胀之人不妨以《金瓶梅》为戒。

今天的资讯如此发达，没有什么丑恶能够永远遮蔽下去。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如果将世界、社会、人性中的全部丑恶完全过滤掉，将世界的复杂、政治的黑暗、权贵的交易、世道的不公、人性的贪婪、欲望的膨胀通通隐去，确实可以给纯良世人缔造一个由真善美构造的桃花源。然而当人们仍然要艰难面对世情真相的时候，是否会产生错觉，现实的丑陋世界和艺术的美好世界，哪一个是真实的？因此文学艺术应该给人以真实面对世界的力量，在作品中不避丑恶。让读者直视世界的丑恶，才能更加热爱世界的美好；让读者了解社会的丑恶，才能更加珍惜身边的善意；让读者认识人性的丑恶，才能更加感恩人性的慈悲。丑恶如同阳光下的阴影，有阳光的地方总有暗影，美好存在，丑恶必然存在。那么我们如何与它共处？我们无法躲进“桃花源”，无法逃向“乌托邦”，那就勇敢地面对它、直视它，身为弱者去尽量规避它，身为强者去努力改变它，总好过去否定它的存在，如同鸵鸟将头深深埋进沙漠，自欺欺人。

读者又该如何去面对这诸多丑恶呢？想到一个曾经读到的谜语，它以《金瓶梅》序作者“东吴弄珠客”的评论作为谜面：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戒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猜一成语，谜底是“一念之差”。人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读书、为人、行事未必不是如此，因此这“一念之差”，差在何处，可以各自思考、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