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缘事

诗缘事

最早提出“诗缘事”的是东汉的何休，其《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中有：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何休认为，《诗经》中的许多诗，都蕴含着一定的故事、本事、职事。如《鄘风·载驰》，写的是许穆夫人得知自己的祖国卫国灭亡了，心急如焚，期望回国救助，却为许国大夫所劝阻；《郑风·溱洧》写的是三月三上巳节时，一对男女恋人在水边嬉笑玩乐；《郑风·女曰鸡鸣》写的是妻子督促丈夫起床干活。

这里所说的“事”，不单纯是一个故事，还包括引发诗人创作的本事。在《周南·关雎》中，写一个男子见到一个女子动了心，先是失眠，“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然后聘请媒人，最后把女子娶回了家。诗作表面上是写男子的心理活动，背后则有一个故事的流程、时间的流程。如果说，“诗言志”强调的是触发诗歌创作的动机，在于心中有话要说；那么，“诗缘事”所表达的，则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事，触发了诗人的诗歌创作。

汉乐府中的不少诗歌是以叙事见长的，如《陌上桑》《妇病行》《雁门太守行》《东门行》《孤儿行》《十五从军征》《相逢行》《孔雀东南飞》等。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其后文人创作的诗，也有不少是叙事的，如辛延年《羽林郎》、蔡琰《悲愤诗》等。可以说，汉乐府以叙事见长，主要就是对早期诗歌叙事功能的继承。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有长篇叙事诗，中国的少数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等，也都有自己民族的叙事诗。[4]在早期形成的过程中，诗歌的叙事功能是被推崇的。

汉儒注意到了诗歌的叙事功能，认为《诗经》中的每一首诗，都有特定的故事、本事，《毛诗序》就热衷于探讨每首诗中蕴含的诗人用意，《韩诗外传》也试图发现诗歌背后的故事，并围绕诗歌来编故事，最后作出相应的评论。当然其中有些故事很明显是编出来的，只是为了给诗歌套一个框架。可以说，“诗缘事”的提出，既是对《诗经》传统的继承，也是对汉乐府叙事风气的总结。

建安时期，诗歌的叙事功能还在继续。曹操的《蒿里行》，记述了汉末战乱的社会现实，再现了当时人们的苦难生活，他的诗，也被称为“汉末诗史”。曹氏父子还写了许多游仙诗，从早上起来，到一整天与仙人饮酒、下棋、作乐等，都是在叙述一个个故事的流程。既然叙事传统在汉代如此被重视，出现了《陌上桑》《孔雀东南飞》这样的长篇叙事诗，那么，为什么在后来，“诗缘事”的传统被消解掉了 呢？

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魏晋时期的士人，由崇尚“事功”转向追求“立言”。曹丕代汉之后，便组织文人编书。建安年间有很多诗人，到了黄初年间，就转而做学问了。这个时期，除了曹植，几乎没有大的诗人。文人们不关注现实，不追求功业，一心编书，虽然有了才学，却消磨了才华。在编书的过程中，他们过多地接触了儒家、道家及刑名之术，便失去了作诗需要的才气与灵性。叙事诗必须有现实意义，强调了解现实，描写事情的起因、经过、发展和结局，需要关注外部世界，关心百姓冷暖。当文人开始注重学术，他们对文学反映现实的功能，就有所忽视了。

第二，受政治高压、社会风气的影响。黄初之后，司马懿、司马昭觊觎皇权，利用曹氏兄弟不和，肆意迫害杀戮曹氏宗亲。阮籍、嵇康本来同情曹魏政权，但由于司马家族的压制，他们不敢面对现实，像曹植《白马篇》《赠白马王彪》之类的言志、叙事作品，便不能直白地写了。阮籍在日常生活中，“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5]，只能把自己的苦闷在诗中暗示，以致写出的是“厥旨渊放，归趣难求”[6]，后人只知道阮籍很苦闷，但阮籍就是不肯说他为什么苦闷。这样一来，诗歌反映现实的作用、叙事的功能就被完全削弱了。

所以，魏晋之际诗歌的总体趋势是诗作由记述事功转向书写怀抱。与政治高压相对应的是魏晋玄学的兴起，人们开始转向关注内心的思考。儒家强调的是外在，玄学强调的是内在，后者对群体的关注远不如对个人的关注。这一时期，人们考虑问题的顺序，倾向于先个人再家族、先家族再国家。言志要关心国家大事、叙事要着眼现实民生，在这种情况下，诗歌这两种功能都有所削弱。

第三，魏晋之际诗歌叙事风气的削弱是与抒情特征的强化同步的。西晋立国之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提倡儒学的高潮，叙事要求有所加强，但没有形成主流，主要原因在于这时期的文人缺少对他人的关照、关怀与体恤，而流行展示个人的风度、才华与个性。他们比较讲究自然，这个自然不是洒脱，而是不受任何压抑的、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自在，有时候是完全地自我放纵。这样的创作主体便少了言志、叙事的要求。只有少数寒士或有识之士关注现实，如左思、鲍照、刘琨，他们的眼中有看不惯的现实，诗歌中还保留着乐府的叙事传 统。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诗歌的形成期，唐诗是在南北朝诗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样就造成了唐代诗歌的某种分野，即从乐府发展而来的歌行体还保留着叙事的传统，文人诗则更多侧重抒情。中唐时期的一些诗人，厌倦了文人诗的一味抒情，开始转向叙事，又重新捡起了乐府旧体。如元稹在《乐府古题序》里提到“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主张诗歌要恢复叙事传统，一度形成了有影响的叙事诗的创作高潮，如《琵琶行》《长恨歌》《连昌宫词》等，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创作出来的。

叙事诗要求诗人有直面现实、敢为百姓鼓与呼的勇气，但在很多时候，大多数文人缺少这样的坚持，反倒是点到即止、举言又止的抒情诗，可深可浅的叙述、可长可短的篇幅、可有可无的情绪，更为文人们所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