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唯心否 明送实留——说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地。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彊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韩愈的这篇《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不过一百几十个字，却言外见意，耐人寻味，长期以来被选入各种古文选本，是大家公认的佳作。

这篇文章的题目，有些版本(如“五百家注”本)有“游河北”三字，有些版本(如“考异”本)却没有。从内容看，的确是送董邵南游河北。因而要弄清董邵南游河北是怎么回事，韩愈是否赞成。

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新唐书·藩镇传》中说：“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韩愈是坚决主张削平藩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的。因而在他看来，如果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此其一。

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统治者延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统治者常常使他失望。所以在不少诗文里，替自己、替别人抒发过沉沦不偶的感情。他有一篇题为《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里说：“……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门外惟有吏，日来征租更索钱……”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阵子，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但是“举进士”，又“连不得志于有司”。对于他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同情的。此其二。

然而，这位因“隐居行义”而受到韩愈赞扬的董生，却由于在唐王朝“不得志”，竟然要投奔藩镇去了。当他临行之时，韩愈要写一篇序送他，看来很难措辞。赞成他去吗，那就违背了自己一贯的主张。声色俱厉地“责以大义”，阻止他去“从贼”吗，那就变成了“留行”，不合“送序”的体裁;何况对于“怀抱利器”而无处施展的董生毕竟是同情的，不忍太严厉。

“惟陈言之务去”的韩愈写文章常常是因难见巧的。这篇短序的构思、造语，就相当“巧”。

一上来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然后两相绾合，作一判断：“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

作者还嫌不够，又深入一层说：像你这么个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瞅对了!

这其实是些反话，所谓“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称赞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说“埋伏”了一个“古”字呢?因为特意在“古”字下用了个“称”，放了些烟幕，使“古”字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如果不用“称”字，写成“燕赵古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古”字就十分显眼，等于说“燕赵今无感慨悲歌之士”，下面的文章就很不好做。而下连“称”字，就是另一种情况。“古称”云云，即“历史上说”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则现在可能还是那样，所以先就“古称”落墨，送董生游河北，断言“必有合”。然而“古称”究竟不同于“今称”。“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则现在可能还是那样，也可能不是;因而“到底是与不是”的疑问终归要提出来。于是用“然”字扳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不难看出，写“古”正是为了“借宾定主”，为下文写“今”蓄势。

“今”之燕赵是不是仍“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目中，这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他并不立刻否定，却提出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风俗人情，跟着政令、教化的改变而改变)。”既然“风俗与化移易”，则河北(燕赵)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些年，其风俗怎能不变?风俗既然变了，变得再没有“感慨悲歌之士”，那么董生到那里去，就未必“有合”。“风俗与化移易”的前提一经提出，分明造成了箭在弦上的形势，眼看要作如上的推论。但作者真像在他的《雉带箭》诗里所说的那样：“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只提出“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耶”的疑问而不作判断。“今”是不是异于“古”，“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姑且拿你的出游试试看。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合”了，岂不是就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吗?但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扬董生。而先“扬”正是为了后“抑”。“风俗与化移易”一句既然点出了当时掌握河北政权的藩镇;而当时的藩镇呢，恐怕连董生(他不能没有忠君的观念)也不好说他们“仁义出乎其性”吧!既然如此，那么董生与藩镇“合”，就只能证明他丧失“仁义”罢了。“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勉乎哉”云者，勉其不可“从贼”也。

作者怕董生不懂，又照应前面的“古”字，提出原为燕国大将，被迫逃到赵国，被封为望诸君，却念念不忘燕国的乐毅来。“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怕他不懂，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劝其入朝，则对董生的投奔河北藩镇抱什么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劝“屠狗者”入朝还有另一层意思，下面再谈)。

全文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第一段就“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立论，预言董生“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送他去。结尾委托董生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文字。但送之正所以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反对董邵南游河北，但其内容远不止此。与此相联系，第一，向往古燕赵的感慨悲歌之士，从而指斥了当时割据河北的藩镇。第二，反对董生游河北，但肯定他是“怀抱利器”的，“怀抱利器”、却“连不得志于有司”，因而只好到河北去谋出路，这又流露了对“有司”的不满，似乎在责备他们“为渊驱鱼”。第三，董生明明是“不得志于有司”才投奔藩镇的，却委托他劝谕河北的“屠狗者”入朝作官;“屠狗者”如果真的跑到唐王朝去，“有司”会让他“得志”吗?在这些地方，作者不仅暗暗地责怪“有司”，而且隐隐然在向最高统治者敲警钟。从董生的遭遇看，所谓“明天子”其实不很“明”，但作者却希望他“明”。根据历史记载，当时的唐王朝“仕路壅滞”，失意之士纷纷投奔藩镇;而藩镇呢，又“竞引豪杰为谋主”，因而藩镇益强而“朝廷”益弱。企图实现大一统局面的韩愈，在给他曾经赞美过的董邵南送行的时候，真是感慨万千!惟其感慨万千，才能写出这篇内容深广的短文。

这篇序词约而意丰，文短而气长，以“古”“今”分层次，以“吾知”“吾恶知”相呼应，转折出人意外，而脉络又极分明。作为创作经验，还有可资借鉴的地方，值得有志于写好散文的人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