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莺莺(二)(人物事迹_文学形象研究)

崔莺莺是王实甫《西厢记》杂剧里的主要人物之一。

崔莺莺生活在唐德宗贞元年间，是前朝宰相崔相国的独生女儿，莺莺是她的小字。她年方“一十九岁，针指女工，诗词书算，无不能者”，而且出落得“恰便似檀口点樱桃，粉鼻儿倚琼瑶，淡白梨花面，轻盈杨柳腰。妖娆，满面儿扑堆着俏;苗条，一团儿真是娇”真是一个豆蔻年华、美貌而温文多才的名门小姐。正如一般处在这一如花初放的美妙年龄中的女子一样，她也有生活上的理想与追求，渴望着心灵与人生的自由，对美好的爱情有着朦朦胧胧的幻想与追求。但崔莺莺生活的封建时代，特别是做为相国名门之女，又有着恪守封建礼教的母亲的严厉管束，她却没有多少自由可言，她的渴望与追求却被森严的封建礼教与家规束缚着。可以说，莺莺的青少年时代乃是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深闺中，承受着封建礼教与家规的重压。她的母亲崔夫人乃是个满脑子相国家谱、门当户对观念，严守男女之大防的贵妇人。派红娘对莺莺行监坐守， “但出闺门，影儿般不离身”。在这种拘束与防贼似的监守下，莺莺就如一只供养于金丝笼中的小百灵一般，没有翱翔蓝天的自由。崔莺莺就长期生活在这种封建礼教拘束下的冷酷环境中。显然，这与一个十九岁女子的梦想与追求是多么不协调。而崔莺莺这一追求自由的生活与爱情的艺术形象，也就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栩栩如生地塑造出来。

尽管崔莺莺被封建礼教与家规拘束着，但这并没有拘住她追求自由爱情的心，可以说禁锢得越严酷，则冲决禁锢、追求理想的冲击力也就越猛烈。当莺莺随同母亲扶父柩前往博陵安葬，途经普救寺，在佛殿游玩时偶遇往京城赴考的张君瑞，在目授心与中，两颗年轻的心立即撞起了青春的火花。张生的爱慕之心，自然先起于莺莺的“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的绝世风姿;而莺莺之萌发爱恋之意，固然也因张生的一表人材。但这与她长期生活在“内外并无一个男子出入”的环境中，追求爱情之心长久被禁锢有关。一旦有个突破口，则追求爱情之力也就迸发而出。因此，这一邂逅初见，莺莺便突破封建礼教的樊篱，萌动了爱情。这时在张生的旁窥下， “他那里尽人调戏弹着香肩，只将花笑捻”。而当红娘发觉张生偷窥，催促她回家去时，她又频频回顾， “且休题眼角儿留情处，只脚儿将心事传”。她这一留情处，善解人意的张生即“心有灵犀一点通”，马上心领神会，不禁自白“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莺莺的这一爱情的萌动，应该说是她冲破封建礼教樊笼的第一步，表现了她对自由爱情的追求，而她此后对张生的爱情又要比这丰富而曲折得多。

莺莺对张生的爱情既是一见倾心式的，而又在互相了解、倾慕投合中深化。当然，莺莺的一见倾心并非感情的滥用，就如她回答红娘所说的“往常但见个外人，氲的早嗔;但见个客人，厌的倒褪;从见了那人(指张生)，兜的便亲”。而这一见便亲的基础正是张生所说的“他有德言工貌，小生有恭俭温良”，也即是“郎才女貌合相彷”。如果说佛殿的邂逅，已使莺莺萌动了爱心，那么花园月夜的祝香酬诗，则又深化了她的倾慕之情。当她倾听张生吟诵“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之诗时，她不禁赞赏道： “好清新之诗，我依韵做一首。”而张生听罢她的“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之什，也赞叹“好应酬得快也呵!”赋诗酬和又沟通深化了莺莺张生间的感情，致使莺莺“想着他昨夜诗”， “吟得句儿匀，念得字儿真，咏月新诗，煞强似织锦回文”。这时，她的爱情在一见倾心的基础上更得到感情及理智上的升华， “想着文章士，旖旎人;他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不由人口里作念心儿里印”。从而兴起了“谁肯把针儿将线引，向东邻通个殷勤”之想。月夜酬诗使他们的爱情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而此后他们的爱情更经受了患难的严峻考验。贼将孙飞虎兵围普救寺，要掳莺莺做压寨夫人。在这危急之秋，张生挺身而出，请来友人白马将军平退了贼军，保全莺莺一家及寺庙众僧。这一“灭寇功，举将能”，连红娘都认为是“两般儿功效如红定”，更不用说处于恋爱中的莺莺会产生怎样的感激与爱恋之情了。

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是在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冲破封建家规的樊篱中获得成功，并以此显示出它的积极思想意义。不仅如此，她还敢于违抗崔夫人为代表的封建礼教的公开阻挠。当崔夫人因嫌张生贫寒而违背了早先谁退了贼兵，就“倒陪房奁，断送莺莺与他为妻”的诺言，只令莺莺与张生兄妹相称时，莺莺在母亲出尔反尔的打击下， “粉颈低垂，蛾眉频蹙，芳心无那”、 “泪眼偷淹，酩子里揾湿香罗”，虽不敢公开顶撞母亲之命，但心中却有“俺娘好口不应心也呵”的反抗意识，埋怨着母亲“将颤巍巍双头花芯搓，香馥馥同心缕带割”，怨恨着“白头娘不负荷，青春女成担搁，将俺那锦片也似前程蹬脱。俺娘把甜句儿落空了他，虚名儿误赚了我”。她更进一步付之行动，敢于月夜私至张生窗下聆听琴声，赞赏张生的《凤求凰》“弹得好也呵!其词哀，其意切，凄凄然如鹤唳天;故使妾闻之，不觉泪下”。接着又向张生表白“若由得我呵，乞求得效鸾凤”， “我若得些儿闲空，张生呵，怎教你无人处把妾身作诵”。嗣后，当她得知张生相思成病，便急忙央求红娘前往探望。后来又通过红娘私下与张生传书递简，写下“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之诗简，约张生月夜幽会。最后，在红娘的帮助下，她终于彻底冲决了封建礼教的樊篱与女孩儿的羞人答答之情，背着母亲夤夜私下委身张生。这一无视封建礼教家规的举动，是她追求恋爱婚姻自由所迈出的最坚定的一步，也是她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砸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门当户对”的封建枷锁的最具有反抗意义的勇敢行动。也正因此，她与张生的爱情才能成为被我们所赞美的封建社会中的爱情典型之一。

当然，由于崔莺莺的相国家小姐的身份，母亲的严厉管束，她的追求与表达爱情的方式及态度又带有与其身份教养相一致的特点，这也就使她的爱情显得更为含蓄丰富。她知书达理，多情善感而又富有教养。初遇张生时，她“未语人前先腼腆，樱桃红绽，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属意张生时，她也只是从“眼角儿留情处”、“脚趴儿将心事传”。花园祝香，她虽祈望能与张生成就美满姻缘，但又默而不语，只是“心中无限伤心事，尽在深深两拜中”，以此引来心直口快的红娘替她祝告： “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此后在热恋中，她表达爱情的方式，也都采用听琴、和诗、品赏琴音诗韵，借助红娘巧妙传书递简，寓深情密约于诗句中的温文高雅的方式。而她的相国小姐的身份，母亲的威慑，红娘的对她“行监坐守”的使命，又使她在爱情上显得矜持、谨慎，矛盾而多变，具有内热外冷的特点。她明明陷入于爱恋中而央求红娘前往看望病中的张生，却又在红娘前装得无心人一般正经。红娘带回张生简帖，她故意一变脸色云：“小贱人，这东西那里将来，我是相国的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她回简约张生幽会，又想瞒过红娘，说“你将去说：小姐看望先生，相待兄妹之礼如此，非有他意。再一遭儿是这般呵，必告夫人知道，和你个小贱人都有说话”。而当张生赴约而至，跳墙搂住她，她又碍于红娘在面前，变卦怒云：“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并告诫张生“今后再勿如此，若更为之，与足下决无干休”。这种矜持做作，灵巧机敏的红娘早就看破个中底蕴，揭穿她“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怒时节把一个书生来跌窨，欢时节——‘红娘，好姐姐，去望他一遭’”!

作为追求自由幸福爱情形象的莺莺，她的另一个可贵的思想意义在于，在美满爱情与门第观念、功名利禄之间产生矛盾时，她敢于坚决地舍弃后者，这对于一个名门小姐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的。她违背母亲“门当户对”的意愿，私下委身于尚是“书剑飘零，功名未遂”的张生，而当崔夫人逼张生赴京“挣揣一个状元回来”，“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她心中极为不快，以致痛苦得“将来的酒共食，尝着似土和泥”， “恨塞满愁肠胃”，诅咒这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 “折鸳鸯在两下里”，认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并嘱咐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当然，相国小姐的莺莺也并非没有门第功名观念，她毕竟出身于豪贵之家，又长期受到恪守宰相家谱、门当户对观念的母亲的严厉管教熏陶，这些观念对她的侵淫是必然的，所以她才会对张生说“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而当她接信得知张生中科，将回来团聚时，则“喜之如狂”，认为“郎之才望，亦不辱相国之家谱也”。然而正因为她也有着这些观念，而当她处在爱情与这些观念的激烈冲突时，敢于毫不顾惜地摈弃功名门第，这就更反衬出她追求自由爱情的热烈，也更显出这一爱情的反封建观念的思想光彩。

崔莺莺这一艺术形象，从她出现以后，尽管也被某些死抱住封建礼教不放的人视为离经叛道的洪水猛兽，但她却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男女青年的喜爱。在我国人民反对封建礼教的压迫，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的长期进程中，人们从她身上获得了斗争的勇气和力量。她和林黛玉、贾宝玉等艺术形象一样，已起到了一种典范的作用。因此，她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人物，《西厢记》也成为我国人民引以自豪的古典文学精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