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伤民病痛 不识时忌讳——说白居易《轻肥》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鲙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轻肥》一作《江南旱》，是著名组诗《秦中吟》十首的第七首。作者在序里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又在《伤唐衢》诗里说：“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这说明了《秦中吟》的主要特点：第一，其题材来自耳闻目见、感动过作者的社会生活;第二，作者以“但伤民病痛”的激情，“直歌其事”，无所“忌讳”;第三，“一吟悲一事”，写得很集中。正因为这样，就惹得“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而千百年来的劳动人民，则可以从中汲取改造现实的精神力量。作者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一诗中说：“十首《秦吟》近正声。”可以看出，他是把反映人民“心声”的诗歌称为“正声”的。他一再声明《秦中吟》的创作是“但伤民病痛”、“惟歌生民病”，就可以证实这一点。在封建社会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同情人民的诗人来说，“民病痛”本身已经可“悲”，反映“民病痛”本身，已经可以写出好诗，但在阶级社会里，“民病痛”常常是“民”的对立面造成的。因此，揭示这个对立面，就可以从矛盾双方的强烈对比中充分地表现出社会的不合理，就可以使人加倍地感到“民病痛”的可“悲”，其作品就具有更强大的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秦中吟》组诗的现实主义精神，正表现在这里。

《轻肥》这首诗，韦縠《才调集》题作《江南旱》，它正是写“江南旱”的。“旱”这种天灾，当然可以造成可“悲”的“民病痛”。诗的结尾说：“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岂不可“悲”!但细读全诗，就可以看出这“一吟”所“悲”的“一事”，并不仅仅是由于天“旱”而“人食人”;其深刻之处在于，还揭示了与此既相联系、又尖锐对立的另一面：“轻肥”。

“轻肥”一词，取自《论语·雍也》中的“乘肥马，衣轻裘”，用以概括豪奢生活。那么，诗人所写的是什么人的豪奢生活?什么样的豪奢生活?又是怎样写的呢?

开头四句，先描写，后点明，突兀跌宕，绘神绘色。“意气”之“骄”，竟可“满路”，“鞍马之光”，竟可“照尘”，这不能不使人惊异，正因为惊异，才发出“何为者”(干什么的)的疑问，从而引出了“是内臣”的回答。“内臣”者，宦官也。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有“骄满路”的“意气”、“光照尘”的“鞍马”?这仍然不能不使人惊异，于是自然而然地引出下两句：“朱绂皆大夫”——这是掌握政权的;“紫绶悉将军”——这是掌握军权的。宦官这种脚色竟然“朱绂”、“紫绶”，掌握了政权和军权，怎能不“骄”?怎能不“奢”?“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两句，与“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前呼后应，互相补充，写得很形象。作宦官的，居然“朱绂”、“紫绶”，值得“夸”;公然“赴军中宴”，更值得“骄”。“走马去如云”，就是“骄”与“夸”的具体表现。“骄满路”的“满”字“光照尘”的“照”字，以及“去如云”的“云”字，又以鲜明的形象表现出“赴军中宴”的“内臣”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帮。

“军中宴”的“军”不是一般的军队，而是保卫皇帝的“神策军”。作者写这首诗的时候，“神策军”由宦官管领。宦官们之所以为所欲为，莫敢谁何，就由于他们掌握了禁军，进而把持朝政。诗人通过宦官们“夸赴军中宴”的场面揭露其“意气”之“骄”和所以“骄”，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义。

前八句，通过“内臣”们“夸赴军中宴”的场面主要写“骄”，但也写了“奢”。写“奢”只用了五个字——“鞍马光照尘”，却称得上“以少少许胜人多多许”。鞍光可以照尘，其华贵可知;马光可以照尘，其饲料之精可知。鞍、马尚且如此，何况其他!紧接着的六句诗，通过“内臣”们“军中宴”的场面主要写“奢”但也写了“骄”。写“奢”的文字，与“鞍马光照尘”有内在的联系，而用笔不同。写“马”，只写它油光水滑;其饲料之精，已意在言外。写“内臣”，则只写“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鲙切天池鳞”;其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已不言而喻。“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两句，又由“奢”写到“骄”。“气益振”，遥应首句。“赴宴”之时，已然“意气骄满路”，如今“食饱”、“酒酣”，“意气”自然“益”发骄横，不可一世了!

以上十四句诗，诗人以愤怒的笔触描绘出“内臣”行乐图，已具有深刻的暴露意义。然而诗人的目光并未局限于此。他“悄然动容，视通万里”，于是奋笔一挥，给那行乐图勾出了“人食人”的社会背景，从而把诗的思想意义提到新的高度。

诗人说他的《秦中吟》“一吟悲一事”，“但伤民病痛”;而这“一吟”写“民病痛”只用一句，写“内臣”行乐，却用了十四句，岂不是“乐”胜于“悲”吗?然而仔细吟味，就知道这正是以“乐”衬“悲”。毫不夸张地说，诗人是抓住了社会矛盾的本质进行艺术构思的。他提到“江南旱”，但并没有把“衢州人食人”完全归因于“江南旱”。如果完全归因于“江南旱”，那就应该在写“江南旱”方面用较多的笔墨，而毋须涉及“内臣”。如今用大量篇幅写“内臣”，而只在结尾点出“衢州人食人”，就不仅从强烈对比中暴露了以把持朝政的“内臣”为代表的统治者们何等骄奢淫佚，而且从互相联系中揭示了“民病痛”的根本原因究在何处。

人民因旱灾而“病痛”，自称“爱民如子”的统治者是应该节衣缩食，设法解救的。然而事实又怎样呢?看看诗人写同一旱灾的《杜陵叟》，就知道统治者不但没有任何救灾的措施，而且“急征暴敛”，逼得人民“典桑卖地纳官租”。诗中的主人公控诉道：“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那些“豺狼”们剥夺了人民的衣食之后怎样肆意挥霍呢?《杜陵叟》里没有写，《轻肥》却通过“军中宴”的图景作了回答。在同样遭受旱灾的情况下，“衢州人食人”，而“内臣”们却酒池肉林、趾高气扬。诗人对此只作了形象的描绘，再没有说什么。而诗的形象本身，却说明了许多东西。一“悲”一“乐”，对比如此鲜明，这样的社会难道是合理的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内臣”们“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连他们的马都吃得油光水滑，而终岁辛劳、创造物质财富的农民群众之间却出现了“人食人”的惨象，这二者难道没有因果关系吗?不言而喻，“内臣”们的淫乐是建筑在农民们的“病痛”之上的，他们喝的“九酝”，实质上是人民的血汗，他们吃的“八珍”，实质上是人民的膏脂。他们“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精力自然十分充沛;然而又将以如此充沛的精力去干些什么呢?

“一吟悲一事”，这样的“事”对于力图通过“裨补时缺”来“救济人病”的诗人来说，的确是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