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时代面貌的宏伟诗史——“以文为诗”话《北征》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
 靡靡踰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回首风翔县，旌旗晚明灭。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坡陀望鄜畤，岩谷互出没。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鸱鸟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
 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慄?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
 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氛豁。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鹰腾，破乱过箭疾。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
 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园陵固有神，洒扫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新唐书》卷二○一《杜甫传》称赞杜甫：“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而《北征》，正是“善陈时事”，无愧“诗史”的鸿篇巨制。
 我国古代没有流传下来像《伊里亚特》和《奥德赛》那样规模宏大的史诗作品。从先秦以来，除了《诗经》中记述周民族历史的《绵》、《公刘》、《生民》等篇而外，堪称“史”的著作，都用的是散文形式;而文人们的诗歌创作，一般都篇幅较小，偏于写景抒情。因此，要以“诗”为“史”，在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上反映时代面貌，仅仅吸取诗歌传统中的创作经验是不够的，还必须向史传文学学习，极大地提高艺术表现力。而这样做，就必然给诗歌创作带来新的特点，那就是“以文为诗”。诗歌包含某些文的因素，那是古已有之的;但真正称得上“以文为诗”，则从杜甫开始。
 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以后，许多同志把形象思维跟我国古代文论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写出了不少有精辟见解的好文章，这是令人鼓舞的。但总的看来，似乎有这么一种趋向：在谈形象思维问题时，只谈“比、兴两法”，忽略了赋;与此相联系，认为诗只能“曲说”(即只能用比、兴)，不能“直说”，从而否定了“以文为诗”(包括“以议论为诗”)的传统。这是应该作进一步讨论的。这里试以杜甫的《北征》为例，略抒浅见。
 对于“以文为诗”，从北宋以来，多数人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少数人持全面肯定的态度，相持不下^[1]。因为韩愈及受其影响的许多宋代诗人在“以文为诗”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所以争论的双方，往往涉及对韩诗及宋诗的评价问题，而忽略了、或者回避了杜甫。其实，杜甫的“诗史”之作都具有“以文为诗”的特点，而《北征》这篇不朽之作，在“以文为诗”方面更有代表性。
 同样“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却既可以写出优秀诗篇，也可以写出毫无诗情画意的“语录讲义”、“押韵之文”。这两种情况，在韩愈的诗歌特别是宋代的诗歌中，不同程度上是并存的。而在杜甫的诗歌中，则只有前者，而无后者。从来否定“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人否定韩诗和宋诗，而回避了杜诗，大概是由于他们只着眼于韩诗和宋诗的消极方面，以偏概全的缘故吧!
 现在让我们讨论杜甫的《北征》。
 当杜甫于天宝十四载十一月自长安赴奉先探家，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的时候，安史之乱已经爆发了。第二年(至德元年)五月，杜甫把家小由奉先迁往白水，“依舅氏崔少府”，写出了“兵气涨林峦，川光杂锋镝”，“三叹酒食旁，何由似平昔”等诗句，已感受到这次战乱的严重性。不久，安禄山攻破潼关，长安失陷，唐玄宗逃往四川。杜甫又携带妻子，从白水逃到鄜州城北羌村。八月，他听说唐肃宗即位灵武，便单身前往;半途中被安禄山的乱军捉住，送往长安。杜甫在长安流浪了几个月，至德二年四月，终于伺机逃到凤翔，唐肃宗让他做左拾遗。五月，因上疏营救房琯，触怒了肃宗，险遭不测。从此，肃宗很讨厌他，闰八月，便命他离开凤翔，回鄜州羌村去探望家小。《北征》这篇五言长诗，便是通过备述这次回家经过及到家景况，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时期的广阔的社会生活的作品。
 《北征》是以纪行、叙事为主的鸿篇巨制。而要写好以纪行、叙事为主的长诗，仅用比、兴两法而不用赋，那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就中肯地指出：“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这就是说，《北征》是以赋为主的。与此相联系，以赋为主的长诗要避免平铺直叙的缺点，写得“阳开阴合、波澜顿挫”、海涵地负、雄健有力，不吸收长篇散文在句法、特别是章法等方面的优点，也是不可能的。宋朝人叶梦得就曾经指出：
 长篇最难，魏、晋以前，诗无过十韵者，盖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倾尽为工。至老杜《述怀》、《北征》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固古今绝唱。^[2]
 “如太史公纪、传”，这不意味着《北征》等篇吸取了司马迁传记文学在句法、特别是章法等方面的优点吗?
 从章法上看，《北征》浑灏流转，波澜起伏，“有极尊严处，有极琐细处，繁处有千门万户之象，简处有急弦促柱之悲”。大致分析起来，全诗可分五个大段落。
 从“皇帝二载秋”到“忧虞何时毕”二十句，是第一大段，写“诏许”探亲，临行时忧愤国事、不忍遽去的复杂心情。
 全诗以准确地标明皇帝纪年的句子开头，显然吸取了史传文学的写法、特别是《春秋》笔法。宋朝人黄彻曾说：“子美世号诗史，观《北征》诗云，‘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史笔森严，未易及也。”^[3]为什么这样开头，就算“史笔森严”呢?黄彻没有解释。在我们看来，一开头就抬出皇帝，写明年月日，首先给人以严肃慎重的感觉，见得他这次“北征”，不单纯是个人的事情，而与皇帝有关，与时局有关，与国家大事有关，而尊王平叛之意，已包孕其中。这就为后面的叙事、描写、抒情、议论打开了广阔的天地。就章法上说，这个“以文为诗”的开头，既有效地服务于内容的需要，又决定了句法上的“以文为诗”，即在一定程度上“散文化”。
 “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紧承上文。于“问家室”前加“苍茫”一词作状语，见得诗人在这个不平常的时候去探亲，思想是矛盾的，情绪是复杂的。以下各句，即宛转曲折地表现了这种思想情绪。“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作为朝廷的官吏，在这样紧迫的情况下谁还顾得上去探亲?然而“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分明是皇帝讨厌他，才打发他走开，他却把这说成对自己的“恩典”，自然带有讽刺意味。他只好走开，但作为一个“谏官”，他还想忠于职守，向皇帝提点意见。所以又“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终于又向皇帝开口了：“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话似乎吞吞吐吐，没有说完;大概是皇帝不想听下去吧!“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表明挥涕而出，心犹依恋皇帝，觉得要说的话还没有说完，因而虽已上路，心神还是恍惚不定。“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这是他所关心的国家大事，也是他“挥涕恋行在”的主要原因。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杜甫始终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幻想着自己能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方面发挥作用。在他看来，“东胡反未已”，其根源在于皇帝“有遗失”，而当前能否医治好乾坤的“疮痍”、消除掉朝野的“忧虞”，其关键仍在于皇帝能否做一个真正的“中兴主”。然而肃宗竟然拒谏饰非，不承认有任何“遗失”，诗人作为一个“谏官”，刚提了一点意见，就得到了打发他回家的惩罚。那么，“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呢?读诗至此，如闻诗人叹息之声。
 这一大段，以记时开头，把个人“诏许归蓬荜”的遭遇和朝政得失、社会苦难结合起来，作尽情的抒写。没有“以彼物比此物”，也没有“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完全用的是赋的方法，直叙其事，直抒其情。这与比、兴相对而言，是“直说”，然而它并不“平直”，而是千回百折;并不“粗浅”，而是沉郁顿挫;不是味同嚼蜡，而是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从句法、特别是章法上看，显然是吸收了文艺性散文的长处的，但不能说这是文，不是诗。
 从“靡靡踰阡陌”到“残害为异物”三十六句，是第二大段，写旅途中的经历和感受。
 “靡靡踰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四句，承前段“乾坤含疮痍”，作进一步的具体描述。看到这些惨象，于是又想到他寄托希望的那位“中兴主”，用“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两句，形象地抒写了“挥涕恋行在”的深挚感情。这两句写得很精彩：回望皇帝所在的凤翔，日光返照，旌旗在晚风里翻动，忽明忽灭。熔写景、抒情于一炉，又含有象征意味。
 自“前登寒山重”至“益叹身世拙”，写路经邠郊所见的自然景物，于“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中兼用比、兴。“屡得饮马窟”，渲染出战争气氛，与前面的“所遇多被伤”、后面的“寒月照白骨”呼应。这一带在安禄山叛军攻入长安后曾一度失陷，后来又被唐军收复;一个个“饮马窟”，正是战争的见证。“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两句，是纪实，也兼有比、兴。用夸张的手法写虎吼崖裂，极言环境的险恶可怖。“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等句，赋、比、兴并用，于哀痛、恻怛、惊怖之时忽然见此幽景，心情稍觉舒畅。而山果能够结实，与“雨露之所濡”有关。显然，这里是有寄托的。诗人自己不是一直没有结出他所期望的果实吗?“坡陀望鄜畤”以下至“残害为异物”是写所见所感。因为所感是由所见激发出来的，又与所见紧密结合，所以，所发议论，饱和着生活血肉，又充满着生活激情。诗人从眼前的惨象联想到其他许多类似的惨象，追根溯源，对于潼关之败，异常愤慨，发出了“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的责问。潼关一败，安禄山叛军长驱入关，“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在这里，诗人已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
 这一大段，从人烟萧瑟、所遇被伤、呻吟流血、山寒虎吼、鸱鸣鼠拱，直写到月照白骨，勾出了一幅乾坤疮痍、生民涂炭的图画。这幅图画，是很有感染力的。如果诗人只以勾画这幅图画为满足，而没有后面的那四句议论，其艺术效果必将大大减弱。反过来说，如果不勾画出那幅具体的图画，只发议论，那就更谈不上什么艺术效果了。所谓形象思维，既不是只有思维，离开生活形象进行逻辑推理，也不是只有形象，排除对生活的感受、认识，只作形象罗列，而是要凭借生活形象进行思维，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准诗人在形象地反映生活的时候抒发他对于生活的感受和认识，发一些议论呢?
 从章法上看，第二大段与第一大段所写，各有重点，但又有内在的联系。第一大段以“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结束，第二大段即具体地展示了一幅“乾坤含疮痍”的图画。诗人对这一幅生活图画，感到“忧虞”，感到愤慨，从而联想到潼关之败及其政治原因，鞭挞了“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的罪魁祸首，这又和第一大段里的“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等句前后呼应。
 从“况我堕胡尘”到“生理焉得说”三十六句，是第三段，写到家以后悲喜交集的情景。
 “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紧承上段，把笔触从国事转向个人。诗人这时并不老，只由于饱经忧患，屡遭艰险，所以头发尽白。“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写离家以来妻子也历尽千辛万苦的状况。在这里写一进家门，一个是满头白发，一个是鹑衣百结，百感交集，从何说起?作者以“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恰当地表现了初见面时的情景。“平生所娇儿”以下，通过对家庭生活的描写，反映了时代的苦难，体现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平生所娇儿”如今却“颜色白胜雪”、“垢腻脚不袜”，完全变了模样;“床前两小女”的穿戴呢?也是“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补丁压补丁的衣服只能护住膝盖，膝盖以下，就赤条条的。时已深秋，该设法为孩子们御寒，可是“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慄”，只能干着急。“老夫情怀恶”的原因很多，但这却是更直接的原因。然而诗人毕竟做了几天小小的官儿，回家时多少带了点东西，如衾裯(被头、帐子)之类，还有给老婆的“粉黛”——化妆品呢!这点东西一拿出来，就改变了家中的气氛：“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而且，小家伙们还争着“问事竞挽须”。这些惟妙惟肖、细致入微的描写，仅用“比、兴两法”，大概是无法办到的吧!
 清人张裕钊曾说“叙到家以后情事”的这一段，“酣嬉淋漓，意境非诸家所有”^[4]。就是说，这是有独创性的。这独创性表现在：诗人既发展了《诗经》以来诗歌创作(包括左思的《娇女诗》)中的赋的手法，又从《史记》等史传文学中吸取了丰富的创作经验，用来描写生活细节，刻画人物形象，展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换句话说，就是“以文为诗”。
 张氏所说的“酣嬉”，只着眼于表面现象。“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这是诗人写这篇诗时的基本思想。还家以后，始而“恸哭松声回”，继而“老夫情怀恶”，直到面对孩子们的天真活泼，也未能“破涕为笑”。“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有类似生活经验的人读到这里，谁能不为之掉泪?“似欲忘饥渴”，实际上是忘不了饥渴。“谁能即嗔喝”，“甘受杂乱聒”，实际上是忧国忧民忧家，心烦意乱，受不了“杂乱聒”，因而很想“嗔喝”。然而对于和他们的母亲一起备受苦难、在自己回家之后才有了欢笑的无知的孩子们，“谁能即嗔喝”呢?这是以孩子们的“乐”写自己的愁，使人更感到愁。“翻思在贼愁”，因而就“甘受杂乱聒”，这是以“在贼”之愁衬今日之愁，以见今日虽愁，总比“在贼”时好一些。很显然，这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于是以“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结束了关于家庭生活的描写，又回到国家大事上去。“乾坤含疮痍”，又哪能说到个人的“生计”呢?
 从“至尊尚蒙尘”到“皇纲未宜绝”二十八句，是第四段，结合时事，发表对实现“中兴”理想的意见。
 诗人在“拜辞诣阙下”之时，本想针对着皇帝的“遗失”进行“谏诤”，但皇帝不想听，没法开口。回家途中目睹的悲惨现实和回家以来的困苦生活激起了汹涌澎湃的感情波涛。“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至“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对借兵回纥表示不满，认为借兵越多，后患越大，但皇帝一意孤行地依赖外援，谁又敢于坚持己见?“官军请深入”等句，是说“官军”深入敌境，自可破贼，何必借用回纥之兵。“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对如何扫平安史之乱提出正面意见。青、徐二州，即山东、苏北;恒山、碣石，指河北一带。作者之意：“官军”收复两京，便当乘胜直取安史老巢。“祸转亡胡岁”等语，照应首段“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从唐王朝的立场出发，指出天时人事都有转机，希望唐肃宗积极备战。
 从“忆昨狼狈初”至结尾二十句，是第五段，承上段“皇纲未宜绝”，申述“未宜绝”的理由，抒写对重建“太宗业”的渴望。
 “忆昨狼狈初”以下，举出以往的事实说明“皇纲未宜绝”。据史书记载，安史叛军长驱入关，唐明皇逃出长安，至马嵬驿被迫缢死杨贵妃，杀杨国忠等权奸，以平民愤。杜甫举出这些事实，说明唐明皇在“狼狈”之时，还能翻然改悔，是与古代的亡国之君如夏桀王、殷纣王等等不同的，从而证明“皇纲未宜绝”。“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两句，又以周宣王、汉光武比唐肃宗，照应首段的“君诚中兴主”，说明有这样的皇帝，唐朝应该“中兴”。“桓桓陈将军”以下四句，热情地赞扬倡义兵变的陈元礼。把“于今国犹活”归因于陈元礼杀杨国忠兄妹及其“同恶”而给予崇高的评价，是相当大胆的，但出发点仍然是忠君。“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两句，更从人心、气运两方面说明“皇纲未宜绝”。最后从“园陵固有神”讲到唐太宗的“煌煌”大业，用以激励唐肃宗，希望他做一个像李世民那样“树立甚宏达”的好皇帝，早日医治好“乾坤”的“疮痍”，使唐王朝得到“中兴”。
 这两大段，直抒胸臆，大发议论，更表现了“以文为诗”的特点，毛泽东同志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里，以《北征》为例，指出“赋也可以用”。又指出“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很清楚，第一，毛泽东同志是把“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作为形象思维的内容而加以肯定的;第二，毛泽东同志对“以文为诗”也没有不加分析地全面否定。他不是既认为韩愈“以文为诗”，又不同意说韩愈“完全不知诗”的意见吗?毛泽东同志认为韩愈的《山石》等诗“还是可以的”，而《山石》这篇七言古诗，乃是用写游记的办法写成的，可以算韩愈“以文为诗”的代表作。
 各种文艺样式，是既有特性，又有共性的;不是各自孤立，而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把诗歌的特点绝对化，把诗歌和其他文艺样式完全对立起来，是不符合文艺创作的实践的。吸收诗歌的优点，把散文写得富有诗意，不是很好吗?吸收文艺性散文在章法、句法以及描写生活细节、刻画人物性格、展现人物内心世界等方面的长处，用以提高诗歌抒情达意、在更高的深度和广度上反映生活的能力，又有什么不好呢?
 当然，“以文为诗”(包括以议论为诗)，是可以写出味同嚼蜡的东西的;但这不是“以文为诗”的过错，难道“以诗为诗”，就保证能够写出好诗来吗?
 有些人还把“以议论为诗”和“以文为诗”看成一码事而加以否定。明代的屠隆就说过：“宋人多好以诗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5]他的意思是：只有在散文里才能发议论，在诗里，是不能发议论的。当然，如果不是抒发对于现实生活的真情实感和深刻理解，而是发表抽象的议论，那是写不出好诗的;但不能因此就说在诗歌里不能发议论。从《诗经》以来，有无数好诗都是发议论的。就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诗词里，不是也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桑沧”等等的议论吗?
 优秀诗篇中的议论与哲学论文、政治论文中的议论不同。它来自形象思维，来自对生活的强烈感受和深刻理解，常常与叙事、抒情紧密结合，不可分割。《北征》里的议论正是这样的。这不单纯是表现方式问题，而主要是深入生活问题和思想感情问题。杜甫的《北征》无愧“诗史”，正是和他深入生活，在思想感情上接近了人民分不开的。他在十年困居长安的后期，已经接触到下层社会的生活，从长安到蒲城探望家小，旅途所见和到家后已经饿死了孩子的悲惨遭遇，扩大了他诗歌创作的视野。安史之乱爆发，在颠沛流离的生活过程中，他目睹了“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的惨象，因而能够发出“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的感慨，把注意力集中到当时的政治、军事等国家大事上，考虑如何医治“乾坤”的“疮痍”。《北征》从题目上看，应该是一篇纪行叙事的诗歌;但由于诗人处处考虑着国家大事，所以表现在创作上，就不是单纯纪行、叙事，而是有抒情、有议论，时而揭露社会矛盾，时而发表政治主张，时而“忧虞”当前时局，时而展望未来好景。而这一切，都是被一条主线贯串起来的，那就是“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
 杜甫深入社会的生活实践和由此产生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是能够写出像《北征》这样的“诗史”的根本原因;但要写出这样的“诗史”，而不用赋的手法，不吸收文艺性散文的优点，也是不可能的。
 《北征》作为“诗史”，对我们仍有认识意义。诗人为了创作“诗史”而从其他文艺样式的创作经验中吸取有用的东西，也对我们有借鉴意义。把诗歌的特点绝对化，只强调比、兴，不加分析地反对“以文为诗”，对于我们创作无愧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宏伟“诗史”来说，并不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