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雷雨》的命运观念问题——答胡炳光同志 - 钱谷融

关于《雷雨》的命运观念问题——答胡炳光同志

胡炳光同志在他写给《文学评论》编辑部的信中[1]，指出我在《〈雷雨〉人物谈》中把蘩漪当作“雷雨”的化身，当作被作者漏掉的第九个角色，是不符合作者的原意的。就事论事地说，这一指正当然是对的，而且绝无争辩的余地。《雷雨》的作者曹禺自己说，他在《雷雨》中把那位名叫“雷雨”的好汉给漏掉了，我却偏偏要说他没有漏掉，倒像是我比作者自己更清楚似的。而且曹禺明明说被漏掉的是第九个角色，既然现在连蘩漪本人在内，《雷雨》的全部出场人物只有八个，那么这个被漏掉的人，怎么可能就是蘩漪呢？这岂不是个明显的错误？错得岂非有些出乎情理之外？显然，我这样说的意思，无非是在于强调蘩漪的“雷雨的”性格，在于突出她在剧情冲突中的地位与作用。这种“取其一点而不顾其余”的说法，虽然未免牵强，却也应该是可邀谅解的。其实，严格说来，曹禺的“漏掉”云云的话，也是不够恰切的。如他自己所说，他之所以不把那个名叫“雷雨”的好汉写出来，并不是因为他在无意中“漏掉”了这个角色，而是由于“技巧上的不允许”。我甚至以为，就连“技巧上的不允许”这样的话，也还只是一种并无任何实际意义的说辞。事实上，在这个作品中，根本就不需要有这个角色（这后面还要谈到）。他之所以要这样说，也还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他是为了要引出下面的话来，为了要说明他在《日出》中没有能够把那个最重要的角色写进去的那番苦衷才这样说的。

想来，胡炳光同志也并不是不知道，或者不能够体谅我的这番用意。如果，在他看来，我的错误仅只是停留在这一理解本身上，他也许就不一定肯浪费笔墨来指正我了。他是因为我的这一误解还“关系到对作者的创作思想、创作意图”，关系到“对作品的整个思想内容的认识问题”，才觉得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同我讨论的。而在我这一方面呢，也正因为这个问题关系重大，而且自己觉得在这上面的确还有许多不很明确的地方，所以也愿意趁这个机会把我的一点粗浅的、很可能是错误的理解简略地说一说，以进一步就教于胡炳光同志和读者同志们。

胡炳光同志认为，由于我把蘩漪当作了“雷雨”的化身，而不知道“雷雨”实际上所代表的是“在冥冥之中主宰着人们命运的一种力量”，因而也就不能全面地理解曹禺当时的世界观，也就忽视了曹禺“从书本上得来的命运观念”对创作的影响。的确，无论从《日出》的跋文中，或是从《雷雨》的序文中，曹禺都是把“雷雨”当作一种神秘的力量，当作一个或许存在的不可测知的主宰的。那么，我为什么在我的那篇文章中，完全丢开了曹禺的这种说法，而不去指出——像许多研究家所做过的那样——在《雷雨》中存在着命运观念呢？我这样做，有下面三点原因。

第一，我觉得曹禺的这种说法，是事后追加上去的，而并非在创作构思中就已存在的认识；对于我们分析剧作的思想，虽有参考价值，却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凭证。即使这种认识确乎在构思中就已产生，但作者的主观意图还不等于就是作品的客观思想；分析作品的思想，还是应该从作品本身出发，还是应该根据作品所描绘的整个生活画面、所提供的人物相互间的全部复杂关系，而作出实事求是的论断的。何况，曹禺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很含混的，我们并不能够肯定那就是意味着“命运观念”；他自己就始终没有把那个神秘的力量，那个或有的主宰称作“命运”过。在《雷雨》的序文中，原来还有如下的一段话，在现在的版本中已被删去了，现在为了大家讨论、研究的方便起见，不妨把它抄录出来：

《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雷雨》可以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由于神鬼，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显明的力量。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与周冲的遭际最足以代表。他们的死亡，自己并无过咎。）如若读者肯细心体会这番心意，这篇戏虽然有时为几段较紧张的场面或一两个性格吸引了注意，但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在这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主宰，希伯来的先知们赞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近代的人撇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观念，直截了当地叫它为“自然的法则”。而我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实相。因为它太大，太复杂。我的情感强要我表现的，只是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

可见他自己对于“雷雨”所象征的究竟是什么，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观念。他只觉得那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他心灵的“魔”。它对于他是不可理解的，因而他也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名称。“上帝”“命运”之类的说法固然不能被他接受，就是近代人的“自然的法则”这样的解释，他也不见得赞同。他并且明白地指出《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我们怎么能够就把他的这些话作为他有“命运观念”的证据呢？不错，他的这些话的确在读者心目中引起了某种神秘主义的感觉，但反映在青年曹禺身上的这种神秘主义倾向，也还不能说就是一种哲学信念，而只能说是由于认识与理解的能力的不足而来的一种惊奇与惶惑。他能够既不安于“上帝”“命运”之类的迷信的说法，又不接受“自然的法则”这种机械论的解释，这显示出他的理智的清明，也是他终于能抵御住神秘主义的吸引，而没有成为它的俘虏的原因。我想，当年的曹禺所不能理解和说明的道理，今天我们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应该是可以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的了。他在《雷雨·序》和《日出·跋》中所说的一些话，只能作为我们研究他的这些作品时的参考，它们本身也同那些作品一样，应该是我们分析解剖的对象，而不应该把它们当作分析作品时的指导性的依据，更不能就用它们来代替对作品的分析、研究。

第二，我的那篇文章的任务，只在于分析周朴园和蘩漪两个人物，而不在于全面论述作者的思想。单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是并不能够证明在作者当时的思想中有命运观念存在的。周朴园可能是个有命运观念和相信因果报应之说的人。譬如第四幕中，他背着蘩漪告诉周萍要小心防范她，说：“有些事简直是想不到的。世界上的事真是奇怪。”在最初的版本里，这后面的一句本来是写作“天意很——有点古怪”的。此外大概还可以找到一些其他的证据。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社会里，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有命运观念，本是不足为怪的事，侍萍就更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是这也顶多只能说是周朴园或鲁侍萍有命运观念，而不能据此就说作者有命运观念。至于蘩漪，那就恐怕很难说她一定也有命运观念了。单是喊一声“天哪！”或是对别人的“更不幸”的命运有所感受，是不足以证明她就真的相信有“天”有“命”的。即使我们承认这些可以作为蘩漪也有命运观念的证据，但依旧并不能作为作者也有命运观念的证据。要论定作者有命运观念，不能仅仅根据周朴园或蘩漪的这些台词，而必须有更为充足、更令人信服的理由才行。至于体现在这两个人物身上的作者当时世界观中的消极面，则是完全可以从别的方面去加以说明的。我在我的那篇文章中，已经试着作了说明，尽管说得不一定正确。

第三，虽然整个地来考察这个作品的思想时，确乎有某些根据要使我们怀疑到命运观念的存在，但我又终于不敢就作这样的论断；因为我觉得，这里依旧是容许作别样的解释的。

什么是我所谓的可以使我们怀疑到《雷雨》中有命运观念的存在的根据呢？

《雷雨》这个剧作在艺术上的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它的矛盾冲突的高度的集中。别林斯基在谈到戏剧的特点时，曾这样说：在这里“每个人物都追求自己的目的，并且只为自己而行动，从而不自觉地促成这出戏的整个事件”[2]。《雷雨》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物与事件、性格与冲突以及人物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确是符合于别林斯基的这种说法的。剧中的八个人物，每一个人都各有他自己的强烈的意向和情欲，各有他自己所追求的目的，而且都在为着他自己的目的而行动着。譬如，周朴园所追求的是维持自己的尊严和家庭的秩序；蘩漪所追求的是要留住周萍，让周萍永远陪伴自己；周萍则想避开蘩漪，逃出周公馆；四凤又想跟周萍一起走，想跟周萍结合；周冲在追求着四凤的爱；而侍萍却要把四凤带出周公馆，使她脱离险地；鲁贵想的是能够永远保住周公馆的饭碗；而鲁大海则要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向周朴园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这许多相互矛盾着的目的和行动之间，就形成了极端复杂、极端紧张的冲突。那么，这场冲突的结果怎样呢？结果却是，这八个人中的每一个都失败了！蘩漪留不住周萍，周萍也走不出去；侍萍带不走四凤，四凤也不能跟周萍结合；周冲得不到四凤的爱，鲁贵也不能重回周家；鲁大海的罢工斗争失败了，而周朴园也完全失去了家庭的秩序和自己的尊严。谁是胜利者呢？谁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和愿望呢？谁也不是，谁也没有。真要是有的话，那就只能是作者在序文中所说的天地间的“残忍”和自然界的“冷酷”，或者是那被希伯来的先知们赞为“上帝”、被希腊的戏剧家们称为“命运”的宇宙的或有的主宰。这就很自然地要使我们相信《雷雨》中确有宿命论思想的存在了。再联系到作者在《日出·跋》中所说的那番话（即胡炳光同志的信中引用过的，把“雷雨”当作被漏掉的第九个角色，而且是最重要的角色，说他几乎总是在场，其余八个人物都受着他的操纵，仿佛是他手下的傀儡一样的那一段），就更要使人觉得作者通过对作品中人物的关系和他们的命运的安排，似乎的确主要就在于阐明一种神秘的宿命论的思想了。所以，我对于许多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在指出《雷雨》中有宿命论思想时所提出的论据，虽不尽同意，但对他们的这一结论，则是并不想加以反对的。然而，要我自己也明白地来主张这种说法，却又总觉得心有未安，意有未惬，总觉得这不一定就是最恰当、最合乎作品和作者的思想实际的说法。

我们知道，曹禺之写作《雷雨》，并不是从观念出发的。当他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印象的时候，逗起他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以及“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3]而在这许多人物中，他最早想出的，而且较觉真切的便是蘩漪与周冲。对于这两个人物，他是带着极大的同情，以一种又怜又爱，并且混杂着某种程度的尊敬的感情来写他们的；不但在他的序文中作了这样的自白，我们通过作品所得到的感受也证实了这一点。《雷雨》中所表达出来的正面的、积极的思想，主要是同蘩漪和周冲这两个人物的要求和愿望联系在一起的；无论作者的主观意图，或是作品的客观思想，都是如此。这种思想的实质是什么呢？那就是在他当时的世界观中占主导地位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而他所谓的“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无非是由于眼看他所同情的善良而无辜的周冲、四凤等人，在那样的社会里，却偏偏遭到这样残酷的命运，而产生的一种强烈的愤懑之情罢了。这种愤懑之情，当然并不是仅仅由于目击了蘩漪、周冲这类人的不合理的遭遇而来，这是生活在当时的黑暗社会里的曹禺的心头所早已积压着的一种情绪。又因为他“不惯于在思想上用工夫”，没有认真去追究过这罪恶的根源究竟来自哪里，而且在他当时的思想水平下，恐怕也不见得能完全搞清楚这个问题，因而他的这种愤懑之情，就显得是无法排解甚至简直是不可言喻的了；他就只能称之为“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了”。至于《日出·跋》中的那段话，虽然似乎是说明了《雷雨》全剧的动力，都是来自“雷雨”所象征的那种力量，或者说都是“命运”——我们就姑且把那种力量称作“命运”——在操纵着一切。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一下作品的实际情况，就会看出作品的动力，其实是来自作品本身所提供的冲突，是来自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而蘩漪在这里面又扮演着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这里，一点也不需要有什么冲突以外的、人物相互关系以外的力量的推动。我们能不能指出作品中有哪一点是不合乎生活的逻辑，或者是神秘而不可理解的呢？人物的每一个行动，情节的每一个发展，都有性格和冲突的内在的依据，根本无须乎“雷雨”这位好汉的插手。所以，我觉得，如果说《雷雨》中的极端复杂而又紧张的冲突所造成的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悲惨的结局，在客观上不免有容易使人产生神秘的宿命论思想的消极倾向，这是完全有根据的，我同意这种说法。但如果说，作者在这个作品中，就是有意要来表现这种宿命论思想的（哪怕持这种说法的同志也说这并不是主要的），我就总觉得不能毫无怀疑。或者，如果比这走得更远，说作者在创作构思中，就已预先把“命运”作为全剧的动力，让它来操纵全剧，剧中人的一切活动都在说明着它的存在，显示着它的不可抗拒的威力，那我就更加期期以为不可。不管这样的说法可以从作者自己的话中找到怎样有利的论据。

以上就是我所以没有在《〈雷雨〉人物谈》中指出《雷雨》的作者有命运观念的原因。我虽然对作者主观上有没有宿命论思想的问题，采取一种保留的态度，但我并不否认《雷雨》这一作品在客观上的确显示了这样的消极倾向；并且肯定地认为这种消极倾向也应该到作者当时的世界观中去找寻说明。只是在如何来具体地说明这一问题上，我和胡炳光同志以及别的一些同志们，还有不尽相同的看法。

1963年1月8日

【附记】我的《〈雷雨〉人物谈》一文发表以后，曾读到胡炳光同志给《文学评论》编辑部的一封信，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我曾写此文作答。当时未能刊出。现把它发表出来，恳切地希望胡炳光同志和读者同志们指正。

1978年11月25日

【注释】

[1]见《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

[2]《别林斯基论文学》，第191页。

[3]《雷雨·序》。“原始的”，在现在的版本中作“不可言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