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文学是人学”》——三点说明 - 钱谷融

关于《论“文学是人学”》——三点说明

许多同志谈了我最近在《文艺研究》1980年第三期上发表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1]以后，都感到很奇怪：文中明明并没有包含什么“自我批判”的内容，为什么叫作《自我批判提纲》呢？一些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同志，根本就不知道曾经有过《论“文学是人学”》这样一篇文章，现在忽然看到跑出一篇《〈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来，更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特别是据最近有人考证，高尔基不但从来没有说过“文学即人学”这样的话，而且据说他还明白无误地认为“文学”是不同于“人学”的。那么，今天还要来对这样一篇原来就缺乏稳固的基础的、完全是架空的文章作什么“自我批判”，岂非多此一举吗？因此，我觉得很有就这些问题作一些简单说明的必要。我想先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讲一讲《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发表的前前后后；其次说明一下为什么在最近发表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中，却不见有“自我批判”的内容；最后再谈一谈“文学”到底是不是“人学”以及高尔基的意见究竟怎样。

下面就是我的说明。

一、从《论“文学是人学”》到《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

我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写成于1957年2月初。那年3月，我所在的学校（华东师大）要举行科学讨论会，要求教师提交论文。我一向只知道教书，很少写文章，在领导的号召下，也就不得不勉为其难了。当时正是“双百方针”提出不久，学术界思想比较活跃，我那时也不懂得什么顾虑，只求能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出来就是了。文章在同年五月号的《文艺月报》上发表以后，不久就受到广泛的批判。起初，批判还并没有超出学术范围。但渐渐地，调子越来越高，最后终于被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大毒草。上海文艺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看样子是准备一集一集地编下去的。但后来却始终没有看到第二集出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从批判我的大字报中得知，据说是因为周扬同志讲了话的关系。而这，大家很清楚，在当时自然也就成了我的罪证之一了。反右运动中，我虽然没有被划为右派，但此后每有运动，不管规模大小，也不管是社会上的，还是学校里的，我都逃脱不了挨批的命运。

我的文章当然是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的，发表出来会受到批评，本来是意料中事。在学术问题上，不可能没有不同意见，何况在学校举行的报告会上，早就有许多同志对我的文章提出过不少批评了。这些批评，包括后来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批评在内，都是出于善意，不管我是否同意，能否接受，对我都是有帮助的，我对批评者也是衷心感谢的。但发展到把我的错误当作政治问题，甚至当作敌我问题来批，却实在是我始料所不及的。当我读到最初发表的一些批评文章时，我本来是想就一些问题进一步申述我的观点，提出答辩的。但后来，反右运动的浪潮愈卷愈猛，对我的批判也愈来愈凶，我也不由得愈来愈感到自己世界观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的严重了。我真诚地认为我最应该做的工作是自我检查，而不是什么对别人的批判进行答辩。于是就在这一年的10月26日，写了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论“文学人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文章的写法是这样：按照《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所涉及的五个问题，先列出“原文要点”，次说明我“当时的想法”，再谈一谈我“今天的认识”。这最后一部分也就是我所作的自我批判。而所谓“今天”，当然是指写这篇“自我批判提纲”的日子，也就是1957年10月26日。

二、没有“自我批判”的《自我批判提纲》

这篇“自我批判提纲”，为了征求群众意见，当时曾由系内打印过，不过我手头早已没有了。直到去年年初发还“文化大革命”中抄去的文稿时，才重又发现了这份东西。匆匆翻阅一过，就很清楚地感觉到，我在自我批判中，是极力在强使自己接受当时一些批判者的观点的，自然难免有违心的地方；有许多提法，在今天看来，更显然是不妥当的。但总的来说，我的态度还是严肃的，的确是想检查自己的错误，并认真探讨一些问题的，决不是一味地苟合取容，一味地随风倒。特别是对我当时的想法的叙述，更是经过思考的，十分真实的。并且我觉得，其中的有些意见，即使在今天，还是很值得讨论的。

因此，去年3月间，在《文艺报》召开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要我发言时，我就把这篇“自我批判提纲”中的“当时的想法”部分在会上谈了一下，与会者的反应相当强烈。孔罗荪同志曾要我就这个发言整理出一篇文章来交《文艺报》发表。我觉得这已是二十多年前的旧话。虽说其中有些意见仍不无讨论的价值，但毕竟已成了“明日黄花”，把这些残枝败叶重新拾起来，究竟有多少意义呢？想想未免有点乏味，就没有答应他。

后来，《文艺研究》的编者一再索稿，实在催逼得紧，我一时又写不出东西来，在万不得已中，只得拿这篇现成的“自我批判提纲”去搪塞了。我本来是要他们就照原来的样子，连同“自我批判”部分全文发表的。编辑部看后，觉得自我批判部分有些提法相当“左”，当时既难免有“违心”的地方，今天究竟怎么看，应该稍加说明。我觉得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从我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一时也无力来做这个工作。如果让它就照原来的样子去发表，又确乎是不妥当的。因此去信要他们把稿子还给我，不要发表了。他们不允，还是坚持要我改。盛情难却，我就只得采取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的老办法，去掉原稿中自我批判部分，只把其中“当时的想法”一部分拿来发表。这样，原来的题目——《〈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当然也就不能用了，就另拟了一个题目寄去。但编辑部认为新拟的题目不能概括全文，就仍用了原来的题目，因为发稿时间紧迫，也来不及再征求我的意见，以致这篇文章竟成了没有“自我批判”的“自我批判提纲”，使读者莫名其妙。这是我深感遗憾的，特借此机会在这里说明一下。

三、高尔基究竟有没有把“文学”当作“人学”的意思？

从《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发表并受到批判以来，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多年里，“文学是人学”这句话是绝对不能提的。“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党所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重又得到了发扬，高尔基的这句名言，也被人们重新提了出来。从报刊的文章中和讨论会的发言中，常常可以见到和听到这句话。有的同志并且发出了这样的呼吁：应该恢复文学的“本来面目”，让它“充当活生生的人学”。（见《文学评论》1979年第二期）

但是，新近从今年第一期的《新文学论丛》上，读到刘保端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高尔基如是说》，是考证高尔基究竟有没有说过“文学即人学”这句话的。考证的结果，可以用他文中的如下三句带结论性的话来概括：一、“‘文学即人学’，这句话并不出自高尔基之口”；二、“高尔基认为‘文学’……不同于‘人学”’；三、“‘高尔基把文学（或艺术）叫人学’这一命题是不存在的”。这就等于是说：几十年来，从苏联到中国广泛流传的“文学是人学”这句话，完全是无稽之谈；不但高尔基并未说过这样的话，而且高尔基压根儿就并无把文学当作“人学”的意思。

事情果真是如此吗？我看不见得。

这里包含两个问题：一是文学到底是不是“人学”？二是高尔基究竟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比较起来，第一个问题比第二个问题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对文学的性质、特点的理解。假如我们不能很好地认识、理解文学的性质、特点，在我们的创作和理论批评工作中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偏差，就会给我们的文艺事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所以这确是应该搞清楚的。至于高尔基有没有说过“文学即人学”这样的话，以及他对文学的看法究竟怎样，当然我们也应该尽量搞清楚，但这毕竟是次要的问题。因为，文学的性质、特点是决不会因为高尔基个人的意见而有所改变的。刘保端同志的文章，主要在于就第二个问题作一些考证（这也是很有意义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他探讨的对象。因此，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向他提出过分的要求。但是，我觉得，他至少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明确的态度；然而，他的态度却是不明确的。他所抱的，似乎是一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而整个地说来，人们在读过他的文章以后所得的更为强烈的印象，则是觉得他是否定“文学是人学”这一意见的。

因此，我觉得也有必要就这个问题稍说几句。

“人学”这一个词，虽然是高尔基所创造，在他以前没有人使用过。但文学作为“人学”的性质，却是客观存在，而且历来一向是为许多文人学士所公认的，今天则更成了一般文艺工作者所普遍接受的常识。文学怎么能不是“人学”呢？它所注意、关心、描写、表现的中心对象，要不是人又是什么呢？即使写的是动物，是自然界吧，也必定是人化了的动物，人化了的自然界；必定是具有人的思想感情的动物，具有人的思想感情的自然界。不错，人也是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但是，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只是人和人的生活的某一方面、某一特定的领域。文学却是把人和人的生活当作一个整体，多方面地、具体地来加以描写、表现的。在社会科学中所出现的人，只是一般的人，只是具有一定的阶级和阶层的共性的人。在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却是具体的、个别的人，具有活生生的、独一无二的个性的人。文学作品中的生活，是由具体的人的具体的活动构成的，是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即是以它的综合性、整体性、流动性，以充满着生命的活力的形式出现的。我们说文学是反映现实的，但是文学作品中的现实，却决不是抽象一般的现实，它必须转化为人的具体活动，转化为人和人的具体关系；必须结晶为人的生动的思想感情，结晶为人的独特的、活生生的个性。一个作家，即使对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现实生活非常熟悉，他心目中要是没有一个或几个使他十分激动、一刻也不能忘怀的人物，他还是不能进行创作的。一部世界文学的历史，也就是一部生动的、各种各样的人物的生活史、成长史。在历代文学家所合力建造的文学的巍峨殿堂里，陈列着的主要就是他们所塑造的许许多多各具特色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这些形象身上，都各各打着他们自己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的印记。一提起哈姆雷特、堂·吉诃德、贾宝玉、阿Q等等，我们也就仿佛看到了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看到了他们当时的现实。如果把这些人物形象从作品中抽去了，当时的现实生活，还剩下什么呢？剩下的只是谁都不感兴趣的，什么印象也不能给人留下的一堆杂乱。要是忘记了文学是“人学”，不把人作为表现描写的中心，不通过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的方法来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美化人们的灵魂，那么文学也就不能起到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

我想，刘保端同志的本意，大概也不一定就是反对把文学当作“人学”的，但他可能是为了要使人们对高尔基并未说过“文学即人学”这句话有更深的印象吧，却竟然连高尔基这一著名意见本身也竭力加以排撇，硬是不肯承认，这就未免走得太远了。

我不懂俄文，我只知道高尔基有过把文学当作“人学”的意见，最初是从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中来的。后来，我曾请教过戈宝权同志，承宝权同志把高尔基表示这一意见的出处译出并写给了我，这就是刘保端同志文中也引到的1928年6月12日当高尔基在苏联地方志学中央局的庆祝会上致答词时所说的那段话。在这段话里，高尔基一面对自己被选为“地方志学大家庭的一员”，对与会者表示感谢。但是，他又说：“我还是想，我的主要工作，我毕生的工作不是地方志学，而是人学。”大家读了这段话以后，都会产生一个共同的印象。都会承认高尔基确是把文学当作“人学”的。但是刘保端同志却不肯承认。他的理由是：高尔基固然是个文学家，但他并不仅仅是个文学家，他同时还是个社会活动家，因此我们就不能把高尔基的主要工作就当作是文学，并把他所说的“人学”当作是文学的同义语。不错，高尔基的确不但是个文学家，而且还是个社会活动家，但是高尔基在人们的心目中，却毕竟主要是个文学家。正像我们的鲁迅，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同时还是伟大的革命家和伟大的思想家，但鲁迅毕竟主要是个文学家，他的作为革命家和思想家的身份，都是统一于他的文学家的身份，并且是通过他的文学活动而表现出来的。同样，高尔基的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也是统一于他的文学家的身份，而且是通过他的文学家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为什么要把他的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和他的文学家的身份对立起来，用前者来削弱和贬低后者，以致不承认他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是文学呢？高尔基可能的确从来没有明白地说过“文学是人学”这样的话，那么指出这一点就行了，何必连众所周知的他的这一十分精辟的意见也要否定掉呢？

刘保端同志另外还引用了高尔基的两段与“人学”有关的话，并一一证明它们所指的都并不是“文学”。一段见于《谈技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选集》中的《文学论文选》作《谈手艺》）一文，它是这样说的：不要以为我把文学贬抑成《地方志学》，其实，《地方志学》也是十分重要的。不，我认为这种文学是《人种志学》的——即人学的——最好的文献。刘保端同志把这段话作了语法上的分析以后指出，按照高尔基的原意，并不是“文学”是“人学”，而是“人种志学”是“人学”。不错，高尔基在这里的确是把“人种志学”当作“人学”，而并不是把“文学”当作“人学”的。（至于他究竟是怎样看待“文学”和“人学”的关系的，且放在以后再说。）但从此刘保端同志就认定，凡是高尔基所说的“人学”，就都是“人种志学”的意思；反过来，凡是高尔基所说的“人种志学”，也就是“人学”的意思。“人种志学”和“人学”，仿佛成了数学上的两个全等符号，彼此可以任意互相替代，这就不对了。他就不想一想，假如高尔基真是把他所说的“人学”，当作“人种志学”的同义语，那么当他说，他的主要工作，毕生的工作是“人学”的时候，按照刘保端同志的逻辑，我们岂不是应该把高尔基当作是个“人种志学”家了吗？

这同一段话，在高尔基《文学论文选》中是这样译的：不要以为我把文学贬低成了《方志学》，（顺便说一句，《方志学》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我认为这种文学是《民学》，即人学的最好的源泉。[2]这两种译文，有两处不同：一处是刘保端同志译作《人种志学》的，在《文学论文选》中译作《民学》；另一处是前者译作“最好的文献”，后者则译作“最好的源泉”。两种译文究竟哪一种更准确，应该由懂俄文的同志来评判，我不配插嘴。但刘保端同志在分析高尔基的“这种文学是《人种志学》的——即人学的——最好的文献”一语时，把“这种”这个定语略去了，却是个不应有的疏忽。高尔基说的“这种文学”，指的是《地方志学》式的文学，严格说来，《地方志学》还并不能算是文学，只能作为文学的素材和原料，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下面的“最好的文献”，就似乎不如“最好的源泉”贴切。

另一段见于高尔基在1930年写的《论文学》一文。在这段话里，高尔基说他并不想强使文学担负地方志学、人种志学的任务。刘保端同志在这里又是根据他前面所用的逻辑，把“人种志学”看作就是“人学”的同义语，因而得出结论说，可见：

高尔基并没有说文学是“人种志学”（也可以理解为“人学”）……高尔基并未企图让文学担负“人种志学”（或者叫它“人学”）的任务。因此，显然，高尔基认为“文学”不同于“人种志学”，当然，也不同于“人学”。

文学当然不同于“人种志学”，这是不消说的。高尔基也决没有如刘保端同志那样把“人学”完全当作“人种志学”的同义语。这里就有必要再回到上面所引的高尔基在《谈手艺》（刘译《谈技艺》）一文中所说的那段话去。在那段话里，刘保端同志译作“人种志学”的那个词，在《文学论文选》中是译作“民学”的。它的原文是народоведние，这与《论文学》一文中，刘译也作“人种志学”，而《文学论文选》中译作“人种学”的那个词的原文этнография是不同的。这两个词的意义究竟有什么区别？中文以怎样翻译为好？应该留待懂俄文的专家去讨论。我这里不过是想指出，刘保端同志硬把“人学”完全当作“人种志学”的同义语，是未必妥当的。

刘保端同志文中最后还有一段话说：“高尔基所说的‘人学’应当包括作家观察生活、研究生活、认识生活直到在文字上再现生活的各个环节。所以高尔基所说的‘人学’的范围要比‘文学’广阔得多。”这也是使人感到很奇怪的。“作家观察生活、研究生活、认识生活直到在文字上再现生活的各个环节”，难道不也都是包括在“文学”的范围之内的吗？怎么说包括这些内容的“人学”，其范围要比同样也包括这些内容的“文学”广阔得多呢？刘保端同志该不见得会认为“文学”的范围只限于“在文字上再现生活”吧？当然，假如这最后一个论断并不跟上文所提到的具体内容联系在一起，而只是一般地说“人学”的范围要比“文学”广阔得多，这大家是可以同意的。因为，一切社会科学都是研究人和人的生活的，在一定的意义上也都可以叫作“人学”，这样，“人学”的范围就确乎要比“文学”广阔。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一般社会科学的“人学”（假如它们也可以称作“人学”的话），毕竟是与“文学”这种“人学”很不相同的（其间的区别我在上面已经简单地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严格说来，只有文学才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人学”。

总起来说，我觉得刘保端同志为了考证“文学即人学”这句话的出处，把高尔基所说过的有关言论原原本本地介绍给我国读者，不但使我们知道了高尔基并未以明确的语言说过“文学即人学”这样的话，也使我们了解到高尔基究竟是怎样提出他的把文学当作人学这一意见的，并且还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高尔基关于文学的理解是如何广阔。这对我们都是很有帮助的，大家是感谢的。但他因为高尔基并未明确说过“文学即人学”这句话，从而就得出了根本否定文学是人学的结论，却未免太轻率了，而且也是并不符合高尔基的本意的。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

我的意见不一定对，敬请刘保端同志和读者同志们指教。

1980年10月

【注释】

[1]即《我怎样写〈论“文学是人学”〉》。

[2]见该书165页。书名号《 》，原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