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人物事迹_文学形象研究)

关羽是《三国演义》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之一。他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义勇刚正。尤其是其“义”，登峰造极，与孔明之智，曹操之奸，并称书中“三绝”。

刚毅勇猛，是关羽的显着性格特征之一。他体魄伟岸，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唇若涂脂，再配以风驰电掣的赤兔马，寒光冽冽的青龙刀，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小说中以斩华雄、 刺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擂鼓斩蔡阳、单刀赴会、刮骨疗毒等一系列生动的情节，刻画了他的神威。在战场上，他总是一往无前。他来得勇猛，胜得利落，常常是手起刀落，敌将便身首异处。董卓部下的骁将华雄连斩数将，勇不可当，各路诸侯惶然无计。关羽挺身出战，曹操酾热酒一杯，为之壮威。关羽且不饮酒，飞身上马而去。一阵天崩地塌的战鼓声过后，关羽已提回华雄首级，掷于地上，其酒尚温。这显示出关羽出战的神速，透露出他锐不可当的英雄气概。

关羽的神勇，还表现为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终关羽一生，数度濒临绝境，但是，他却从未有过丝毫的胆怯。单刀赴会，则是主动深入虎穴。孙权与刘备争荆州，请关羽赴宴，暗伏刀斧手，要逼关羽就范。关羽明知敌方暗藏杀机，仍只带亲随十余人，独驾小舟，坦然赴会，挫败了敌方预谋。关羽的无畏精神，不但表现在危境之下的视死如归，还表现在对于剧烈的肉体疼痛的惊人的忍受力。他在战争中右臂中毒箭，名医华佗为他刮骨疗毒，血流盈盆，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他本人却镇定自若，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华佗惊为天神。

如果说，刚毅勇猛是关羽性格壮美的外观，那么，忠诚义烈，则是关羽性格深沉的底蕴。小说把关羽放在他与曹操和刘备的棘手关系中，通过报主和酬恩的矛盾，来突现关羽的忠肝义胆。关羽与刘备、张飞在桃园结义，立誓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他与刘备之间，既有兄弟之情，又有主从之分，还有共同事业的维系。这样，他就要为刘备尽忠尽义，为共同的事业殚心竭力。在正常的情形下，这对于关羽来说，是毫不成问题的。但是，为难的局面出现了：刘备被对手曹操打败了，关羽和刘备的两位夫人一起被曹军围困。依关羽本心，要仗忠义而死战。可是这样一来，却要犯下三罪：一背当日与刘备誓同生死之盟，二负刘备托付家眷之重，三违上扶汉室、下安黎庶之志。这种情势，逼使关羽为了保持其忠义而去做一件违背这一道德信条的事——向汉朝的贼臣、刘备的对头曹操投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关羽提出了投降的三个条件：降汉不降曹，不许凌辱刘备二夫人，但知刘备去向便辞别而去。这样，关羽便避免了三罪，保持了对汉朝之忠，对刘备之义，也为实现安天下的志向保存了身躯。在别人做来失节背义的丑事，由关羽这样做出，反而倒显示出了高风亮节。虽是他去降曹操，曹操倒反而要处处顺着他行事。他的凛然正气，使曹操不得不敬服，似乎倒不是他向曹操屈服，而是曹操向他屈服了。曹操爱关羽义勇，为笼络其心，连连赐给金银、美女，封其为“汉寿亭侯”，关羽不为所动，念念不忘刘备结义之情。曹操赐给他锦袍，他穿在里面，外面用刘备所赐旧袍罩上，表示不以曹操的新而忘却刘备的旧恩。曹操赐给他赤兔马，他大喜再拜，因为有了此马，一旦知刘备下落， 虽有千里，一日可见。后来，果真打听到刘备在袁绍处，关羽便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回到了刘备身边。降曹的整个过程，关羽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没有一丝见利弃义、背主忘恩的表现，反而在特殊的条件下，表现出了他对刘备的忠诚，突现出了他不为金钱美女、高官厚禄所动的情操。

关云长独行千里

在降曹的整个过程中，曹操始终对关羽格外尊敬，格外器重。曹操确实敬服关羽的为人，也爱关羽的武勇。当他一再挽留关羽而关羽不辞而别投向刘备时，众将士都主张追杀关羽，他却率领众文武赶来为关羽送别，且赠给关羽锦袍。此后，又连连遍行公文，传谕各处关隘，赦关羽过关斩将之罪，放关羽归刘，成全了关羽与刘备的情义。这样，关羽方才了却不能报主的旧账，又欠下了不能酬恩的新债。按照小说的伦理观点，有恩不报，也是不义。报主和酬恩，在这里又构成了一对矛盾。关羽先为曹操立下刺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等三大功，作为报答。后来，刘备联合孙权在赤壁与曹操大战，关羽奉命在华容道设伏，以待曹操，曹操大败，果带数百名残兵败将由此经过。关羽向来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着。曹操抓住关羽这一特点，与关羽叙旧。关羽起先不肯以私废公，后见曹操提起旧事，又引《春秋》故事，遂“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放曹操及众人过去。此时，报恩怜弱和执行军令两种念头在关羽心中撞击着。关羽也知道，放走曹操事关重大，于是又大喝一声，吓得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关羽愈加不忍。正犹豫间，张辽骤马而至，关羽见了，又动故旧之情。终于，关羽长叹一声，将众人并皆放去。曹操的知遇之恩，算是加倍的还报了，但是，关羽却必须为此而回去领受军法。从政治角度讲，这无异于关羽的又一次失节，从伦理角度看，作者却这样讴歌他： “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这个矛盾的解决，最后靠了刘备对关羽的理解。当孔明要按军令处斩关羽时，刘备出来为关羽求情： “昔吾三人结义时，誓同生死。今云长虽犯法，不忍违却前盟。”在这里，一切都在誓同生死的兄弟之义之下而被认可了。义，成为高于军法的行为准则。

义，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中表现得异常突出的伦理观。草莽英雄的杀富济贫，清官侠士的为民除暴，善男信女的怜弱恤老，无不以义为其道德准则。而关羽之“义”，则是身处乱世的英雄，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报主酬恩、抗强扶弱的一种美德。这种道德，实质上反映了下层人民的伦理观。在封建时代，下层人民不能意识到自身的政治利益，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因而，也不能产生代表其自身利益的政党或法令。他们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是在斗争中若干具体的个体或群体之间的血肉相联的关系。义，正是维系这种血肉关系的精神纽带，是加强这些个体或群体间凝聚力的道德因子。关羽，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义”的化身。对于这种伦理观，我们应该给予历史的理解，历史的评价。把这种伦理观等同于封建道德或给关羽扣上投敌、通敌的帽子，都是不恰当的。当然，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在有了表现人民自身利益的法律和政令的今天，关羽这种报主酬恩的义气，其消极面就更大了，这是必须指出的一点。

严正傲岸，也是关羽性格的一个突出方面。关羽严于律己，也容不得任何邪恶和奸滑。许田射猎时，曹操遮于汉献帝之前，迎受“万岁”的欢呼，关羽大怒，提刀拍马而出，要斩曹操，只因刘备摇首送目才忍住。关羽降曹，曹操故意令关羽与二嫂共处一室，欲乱其君臣之礼，关羽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他有充分的有时甚至是过分的自信。对于敌手，则常常是极度的藐视。当他图进取时，威风奋发;当他受威胁时，宁断不弯。他有大丈夫的气概，也不时因自傲而轻敌。他的严正傲岸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拒绝可能的和必要的折中调和，拒绝在特定形势下不得不采取的策略手段。水淹七军，威镇华夏和随后的败走麦城，充分体现了他性格中的这种矛盾。

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得到荆州，后又率军去夺益州。因军事受挫，调驻守荆州的孔明前往助战。孔明据刘备之意，委任关羽守护荆州，关羽更不推辞，慨然领诺，表示：“大丈夫既领重任，除死方休。”荆州北当曹操，东邻孙权，如何处理与曹、孙的关系，是能否守住这一战略重镇的要谛。孔明问关羽：“倘曹操、孙权齐起兵来，如之奈何?”关羽回答：“分兵拒之。”孔明指出： “若如此，则荆州危矣。”他提出据守荆州的根本战略方针： “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关羽口头上接受了孔明的这一劝诫，但是，他傲岸的性格，却阻碍了这一战略方针的实施。当刘备夺得益州、进位汉中王后，曹操谋与孙权联盟，夹攻荆州。孙权起初想与关羽联姻，共破曹操，遣使求关羽女为子媳。关羽勃然大怒，声称： “吾虎女，安肯嫁犬子耶!”遂逐出孙权使者。孙权一直觊觎荆州。身为荆州守将，不肯与孙权苟且周旋，是其立身清正的表现。但是，从联吴抗魏的策略需要看，这却是失策。孙权讨了没趣后，复遣使与曹操相约，共取荆州。刘备探得消息，命关羽先发制人，进取樊城。曹操派于禁为主将，庞德为先锋，增援樊城。关羽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庞德，威震华夏。曹操闻讯大惊，准备迁都，以避其锋。部下献计，遣使劝孙权暗暗起兵， 蹑关羽之后，一面又派大将徐晃当关羽之锐。这样，关羽在大胜之后，反而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可悲的是关羽一来报主心切，二来倚恃英雄， 自料无敌，没有察觉面临的危机。孙权派吕蒙袭取荆州。吕蒙严明军纪，优待俘虏，又诱降关羽部将傅士仁、糜芳，关羽后方遂土崩瓦解。关羽退兵回夺荆州，又中吕蒙埋伏，败走麦城，兵残将寡，粮尽援绝，孙权遣使劝降，关羽心如铁石，回复： “吾乃解良一武夫，蒙吾主以手足待之，安肯背义投敌贼乎?城虽破，但有死而已!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归冥路，吾何惧哉!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改其节。大丈夫身可殒，名可垂于竹帛也。”关羽夜间出城由小路入川，又遭伏击，身陷重围。空中忽然传来玉帝诏旨，令关羽勿与凡夫较胜负。关羽闻言顿悟，遂不恋战，弃却刀马，父子归神。其实，也就是被杀死了。作者有意神化他的悲剧结局。他的悲剧，既是当时各方力量对比决定的，也是他性格中的矛盾运动的结果。

《三国演义》描写的三个主要的政治集团中，以刘、关、张和诸葛亮为核心的蜀汉集团，其成员大多起于下层。他们不同于揭竿而起，公然要推翻当朝天子的黄巾军，也不同于起身于官僚、仕族的曹魏、孙吴集团。他们那里君臣之间亲如兄弟、睦如师友的关系，就与魏、吴有别。以关羽而论，他本为解良武夫，虽然熟读《春秋》，仍不失江湖好汉气质。他善恶分明，恩仇必报，刚正不阿，光明磊落，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傲上而不忍下，任智而不落诡谲;敌兵围困，刀箭临身，不能改其度，金银美女，高官厚禄，不能移其志。他实际上是下层人民理想中的英雄。他的败亡，是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由他本身性格中的弱点促成的。他是一个悲剧型的英雄。

关羽形象受到广大下层读者的喜爱，同时也受到明清统治阶级的尊崇，成为“伏魔大帝”， “关圣帝君”。统治阶级夸大下层人民创造的艺术形象的某些对他们有利的方面，给予崇奉，从而借以宣扬某些有利于巩固其统治的道德观念，并不意味着艺术形象本身就改变了其本质。 在今天，发掘关羽形象的本来意义，对于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仍不无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