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蠡测——人物创造探秘 - 钱谷融

管窥蠡测——人物创造探秘

艺术家的奇思妙想，艺术家的创造才能，常常引起我无限的惊奇和不尽的赞叹。

也许两百多年前，真有过一个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的身世大致相同的人吧，但这个人和我是不相干的，我对他也并无兴趣。然而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对于我却是这样亲近，他的遭际强烈地感动着我，使我不由得要和他一同分担他的欢喜和悲哀。那个被曹雪芹当作贾宝玉的原型的人，是早已死去了，一点也没有留下什么给我们；就连他的姓名，也还有待于红学家们的考证。而贾宝玉却依旧活着，依旧活在今天的舞台上，活在今天人们的心里。而且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里，还将永远活下去，不断地给人们以各种不同的影响。历史上确实有过一个名叫张飞的人，《三国志》中有他的传记。对于这个张飞，真是遐哉遥哉，于我万分疏远，甚至引不起我一点想象。可是，那另一个张飞——《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今天舞台上的张飞，他的音容笑貌，却时时在我的脑际萦绕，只要我一合上眼，他那粗犷而又妩媚的形象便仿佛矗立在我面前，惹我注意，逗我喜爱。这两个张飞，实际上本是一个，却又分明是两个。前一个是真实的、确乎生存过的张飞，不过如今他早已死了。后一个是在前一个基础上虚构出来的、实际上从未存在过的张飞，然而他却至今还活着。前一个张飞是有父母生养的，后一个张飞却只是艺术家的创造。真实的张飞不能不遵循自然规律而死亡，虚构的张飞却可以超越新陈代谢的原则而永存。这样看来，那被称为第二造物主的莎士比亚以及他的杰出的同行们，比起宗教家所信奉的第一造物主上帝来，应该是更为伟大的。上帝造人之说，不过是这么一句话，谁也没有真见过。莎士比亚和他的杰出的同行们，却确实用他们的笔创造了许许多多栩栩如生的人物，而且这些人物至今还活着。对于那些创造了不朽的艺术珍品的大师们，我真是有说不尽的感激与敬佩。

但是，这些大师们是怎样塑造他们的人物的呢？是怎样赋予他们的人物以生命的呢？陆机说他“每观才士之所作”，而能“有以得其用心”，我面对着这些大师们的巧夺天工的铸造品，于惊叹之余，不禁也动了寻幽探奇之思，亟欲一窥他们炉中的奥秘。然而，大师们的才能是那样浩瀚无极，大师们的匠心是那样变化无穷，叫我从何处着眼，哪里入手呢？似乎人物形象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问题，还比较是有迹可循的，那么让我就先从这里来试探一下吧。我所能做的恐怕主要只能是谈一谈自己平素在阅读中所得的一点理解和体会，要说这也算是对大师们的用心的探索与揣摩，那么，就譬如是以管窥天，以蠡测海，实在不足尽其万一的。

屠格涅夫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期来说，是最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1]这真是要言不烦，一语道出了典型塑造的关键。“某一个时期来说”，“最具体的个人”，这意味着：典型不但须是最具体的个人，而且须是某一特定时期下的最具体的个人；就是说，它既要有个人的具体性，又要有时代环境的具体性。这与恩格斯的名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之说就很相接近。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谈到艺术的任务时，也把它确定为：揭示“环境怎样影响人”，而“人又怎样影响他周围的世界”。这与上引的屠格涅夫的话，显然也是有相通之处的。这三个人在世界观上尽管有着质的区别，他们所说的也并不完全是同一回事：一个说的是典型塑造的原则，一个说的是现实主义的特征，第三个则是说的艺术的任务。但由于这三者之间原是脉络相通的，因而他们的话里也就有了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即都十分强调人和环境之间的联系。这个共同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事实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一点，也的确是十分重视的。恩格斯的那句经典性的名言更是屡被引用，大家早都耳熟能详了。不管是创作家也好，评论家也好，今天已经没有人不知道人物形象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问题的重要，已经没有人不注意这一问题了。但我觉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似乎还有一些不够周到深细的地方，所以还想在这里谈谈我对这一问题的一些想法。

人和环境之间的联系，本是一种必然的有机的联系。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就会有什么样的人；而从一定的人的身上，也可以看出他周围的一定的时代环境来。然而在大家的认识和理解中，这两者的关系，却有被割裂的迹象。譬如，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因为人是不能脱离他的时代环境而存在的，所以写人也必须写出他的时代环境来。这样的说法，本来也不能算错，然而，这里同时就潜伏着很大的误解的可能性。仿佛写人本来也可以不写环境，但因为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下的，所以你也不能不给你的人物装上一个时代环境的框子。这样，写环境就成了是在写人物以外的事，人和环境之间的联系，就成了一种外加的、机械的联系了。即如恩格斯的那句名言吧，大家联系到他对《城市姑娘》这部小说的具体意见，往往特别强调典型环境的重要性，这本来也并不错。但是，如果脱离了具体作品中的具体的人物，脱离了作家为一定的作品所设立的一定的思想主题，而孤立地抽象地强调典型环境的重要性，那就不对了。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恩格斯之指责《城市姑娘》中的环境不够典型，又是从哪一点着眼的呢？难道不正是为了这部小说里所写的“工人阶级显得是消极的群众”，一点也不想起来进行革命的反抗，不想为解放自己而进行必要的斗争的缘故吗？他正是从作品中的人物的性格着眼，正是从作品所应有的思想倾向着眼，才提出这种指责来的。而因为性格是受环境的包围和驱使的，只有在一定的环境的包围和驱使下，才会形成一定的性格，才能作出一定的行动；而作品的思想倾向则是必须“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必须从人物的具体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所以他决不丢开环绕人物和驱使人物活动的环境而孤立地要求人物的性格应该如何如何，也决不脱离作品中的人物的具体活动，脱离作品所描绘的具体的场面和情节，而抽象地要求作品应该有怎样怎样的思想倾向。恩格斯总是把性格和环境，把作品的思想倾向和现实内容，统一起来加以考察的，他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句名言的精义，正是在这里。我觉得我们是应该首先从这里来领会这句话对我们的伟大的指导意义的。

我们把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规定为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的总形势，这当然是不错的。但对于从事文艺创作的人来说，问题是在于如何使这个总形势成为驱使你的人物活动的具体的积极的因素，要在这个总形势与人物的个性之间建立起一种交互影响、彼此渗透的关系，而不能使它们各自孤立，两相游离。应该让人们感觉到，只有在那样的时代环境的总形势下，才能出现你所写的那样的人物；而从你所写的人物的具体活动中，人们也就自然地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的总形势。而不能是先勾勒出了一个“典型”的环境，然后再来刻画“典型”的个性；也不能是一面刻画个性，一面勾勒说明这个个性所处的时代环境。所以我很赞赏屠格涅夫的“某一个时期”的“最具体的个人”的说法，觉得他的“最具体的”几个字说得真好。所谓“最具体的个人”，意味着不但他的活动要是具体的，思想感情要是具体的，就是驱使他活动，驱使他产生这样的思想感情的环境，也要是具体的。只有把这个人安放在一定的、具体的环境中，显示出他和环境之间的必然的、具体的联系来，这个人才是真实可信的、具体的、有生命力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文学上的典型。

在文艺创作中，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确实是个关键性的问题。一个作家的艺术匠心的高下，创造人物形象的才能的大小，在我看来，主要就要看他所创造的人物的个性与其周围环境融合到何种程度而定。

在杰出的大师们的笔下，每一个人物都是充分可信的“如此相”，不可重复的“这一个”，而同时却又都体现出了远远超出于他们本身之外的某种普遍的意义。其所以是充分可信的，乃是因为，人们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是会产生出这样的人物来的；其所以是不可重复的，是因为，人们觉得，又只有这样的人物，在这样的环境下，才会作出这样的行动来的。而通过这种人物和环境之间的具体的、有机的联系，人们所看到的，又不止是个别的人物、个别的生活场景、个别的现象，而同时也看到了围绕在这一人物周围的许多其他的人和其他的生活现象，看到了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联系的规律，看到了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所以，这里的关键，就是说，能不能写出既具有不可重复的个人特色，又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的典型人物来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真实地、具体地写出人物与环境之间的深刻的、有机的联系来；就在于能不能使他笔下的人物与其周围的环境处在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关系中。

许多作家的创作经验都告诉我们，当作家的头脑中有了某一个人物的胚胎而要想把他具体化时，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常常是：怎样为这个人物布置一个合适的活动圈子，就是说，究竟把这个人物放在什么样的具体环境下去加以刻画？梁山上的一百零八位好汉，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社会里，都处在同一种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的总形势下，然而在他们上山以前，所碰到的人和事——他们的具体的环境，却是各个不同的。鲁智深所碰到的是这样一些人和这样一些事，武松所碰到的是那样一些人和那样一些事，宋江和李逵所碰到的又是另一些人和另一些事。而《水浒传》的作者的高明处，就在于他在这些人周围所布置的人和事，他为这些人所安排的活动圈子，都是很合适的，都能成为推动他们的个性发展的一种积极的动力：或是鼓励他们、助长他们，或是限制他们、束缚他们；或是给他们以启发、诱导，或是给他们以阻碍、挫折；其目的则都是为了使他们的个性能够最充分、最鲜明地表现出来。而同时，这些人和事，这些活动圈子，又都是笼罩在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的总形势下的，又都清楚地体现出、说明着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的总形势。他没有把李逵和阎婆惜扯在一起，也不使宋江和浪里白条张顺发生像李逵和张顺之间那样的纠葛。因为洞明世事、熟谙人情的作者，不但知道只有在什么样的生活圈子里才会有什么样的人，而且也知道什么样的人到了什么样的生活圈子里才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在实际生活中，李逵当然也可能遇到像阎婆惜那样的女人，但他决不可能跟她建立起像宋江和阎婆惜之间的那种关系来；宋江在浔阳江边和李逵一样地遇到了张顺，但他就不可能像李逵那样为了抢鱼而和张顺互相厮打起来。在《水浒传》中，阎婆惜是为了刻画宋江的个性的需要而创造的，而浔阳江边的张顺则主要是为了刻画李逵的个性的需要而出现的（当然，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宋江同时也为阎婆惜的性格描写服务，李逵在抢鱼的一场中同时也为张顺而存在）。所以阎婆惜不出现在李逵的生活圈子里，而浔阳江边的张顺虽也出现在宋江的生活圈子里，主要却只是李逵的对象，只和李逵发生互相映衬、互相烘托的关系。可见，在文艺作品中，每一个具体的个性，必有他具体的不同于任何其他人的环境与社会关系，而作家就要善于为他的人物找到这种独特的，与他的个性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经常扭结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环境和社会关系。

曾经有过这样一种争论：有些人认为作家应该让他的主人公处在极端突出的情势中，应该让他在特别紧张的场合下去表现自己；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作家应该把他的主人公放在日常生活中，让他通过一些普通的随时可能发生的事件来展示自己的性格。这种争论，不但是把性格与环境割裂开来并使它们各自绝对化了，而且也把突出的非常情势与普通的日常生活对立起来了。

我们无法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把各个不同的人的不同的生活划分成寻常的与非常的两类。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也许是普通的寻常事件，发生在他身上，就可能是突出的非常事件了。甚至同一件事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也可能有时是普通的寻常事件，有时就成了突出的非常事件了。例如，《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一节，就曹操来说，无非因见枝头梅子青青，想起征张绣时的“望梅止渴”的佳话，不禁意兴勃然，就邀约刘备来一同饮酒闲谈，以助雅兴，这实在是一件很普通很平常的事。但对刘备来说，却因他不久前刚参与了董承等的密谋，共立了讨伐曹操的义状，现在曹操忽然邀他一同喝酒，就难免战战兢兢，心怀畏惧，就成了一件突出的不同寻常的事件了。又如，《红楼梦》第五回中本说薛宝钗平日心情宽和，“便是那些小丫头们，亦多与宝钗顽笑”[2]。但是在第三十回里，当小丫头靓儿因不见了扇子，以为是宝钗和她开玩笑把它藏起来了，因而向宝钗笑着说：“必是宝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赏我吧。”这应该说是很普通很平常的事，靓儿的话也说得很婉转，很恭顺。不料却被宝钗用手指着骂道：“你要仔细，我和谁顽过，你来疑我？和你素日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你该问她们去！”这就完全是一种与宝钗平日为人不合的不同寻常的举动了。为什么同一个薛宝钗在举止态度上前后会这样的不同呢？原来是因为宝钗刚被宝玉比作杨贵妃，心中非常恼怒，又不便发作，靓儿正撞在这个当口，因此，一句本来很平常的话，就引起了很不平常的后果，一桩本来很普通的寻常事件，就变成了很突出的非常事件了。这一转变，对刻画宝钗的性格，揭示宝钗与宝玉、黛玉等人之间的关系，是极为有力的。这种把一桩本来是极平常的、常常会发生的事件，在特定的情势、特定的场合下，转变成一桩突出的、非常的事件，以便更充分地揭示人物性格的才能，是许多天才作家所同具的；特别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更擅长于此。

当然，的确也有一些作家是善于把他们的人物放在一种极端紧张、尖锐而又复杂的矛盾斗争中来刻画的。这些作家常常使他们的人物遭遇到一些最意外的，但同时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件，常常使他们的人物在一种对那人物来说是最难应付的场合下出现，这种场合是最能够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品质以及他的智慧才能来的。例如，《水浒传》写石秀奉了宋江之命，去北京打听卢俊义的消息，等他到了北京城里，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却是卢俊义就要在当天开斩。这时他独自一个，不但没个帮手，就连可共商量的人都没有。便只有踱上一家酒楼喝闷酒。不想这酒楼下面就是法场，卢俊义正被刽子手们押着跪在这酒楼下。一会儿午时三刻已到，当案孔目读罢犯由牌，行刑的人已经做好了准备动作，只消一刀下去，眼看卢俊义的头颅就要落地。正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儿，忽听得一声大喊：“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楼上的石秀手执钢刀跳了下来。石秀这一跳，该要有多少的胆气！同时又是跳得何等鲁莽、欠思虑？然而，处在石秀当时的情况下，他除了这鲁莽的一跳，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妙的是作者此时全不写他的心理活动，假如石秀在这个时候，运用一下思想的话，他恐怕就跳不下去了。因为这明明是白白地去送死，于事情丝毫不会有什么补益的。但他居然跳了下去，而我们也竟相信他这一跳，因为我们体会到，像石秀这样一个英雄人物，处在这样一种间不容发、纵有满腹智谋也全无施展处的情况下，他的一个最强烈的冲动，就只会是不能眼看卢员外身首异处，此外更不会有别的考虑，他就是在这种冲动的状态中跳下去的。但这种冲动，又只是石秀那样的英雄人物才会有的，这是一种英雄性的冲动，在一般人身上，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冲动的。所以作者写出这冲动性的一跳，就使我们看到了真正的石秀。如果作者在他跳下去以前，为了着力地刻画这个英雄人物的内心活动，先要给他来上一大段心理描写，以显示他是如何英勇、如何奋不顾身，那么，石秀虽然跳下去了，读者却会怀疑这一跳，因为真实感被破坏了，他跳得不合乎情理，而石秀的英勇行为也将反而被冲淡了，降低了。施耐庵之所以称得上是高手、大师，正在这种地方。在他的笔下，人物的行动与他周围的环境，与他所处的规定情境，总是严丝密缝、契合无间的。又如，《悲惨世界》中，苦役犯冉阿让变成了海滨蒙特猗市长马德兰先生，又为探长沙威识破，被重新投入了狱中。冉阿让为了要赶办一些未了之事，又越狱出来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当他正在自己房间里整理着东西时，沙威已经追踪而至了。这时，这所房子里除了冉阿让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冉阿让的守门妇人，一个则是修女散普丽斯嬷嬷。这个散普丽斯嬷嬷，是个从不说谎的人，哪怕是好心的、于人有益无损的谎，她也决不肯说。这，作者在前面，已经通过好几件突出的事例，生动地证明给我们看过了。这样，你看当时的情况该是多么紧张，形势该是多么危急，谁都会以为冉阿让是完了。所以，当沙威询问着散普丽斯嬷嬷时，那个守门妇人简直吓得魂不附体。然而，出人意料，那个从不说谎的嬷嬷，却说了谎话，而且一连两次，一句接着一句。她毫不踌躇，直截了当地告诉沙威房间里没有别的人，她没有看见有男人进来，没有看见冉阿让。沙威是很知道这位嬷嬷的诚实的德行的，于是就退出去了。这样，冉阿让就化险为夷，一桩极端紧张的非常事件，终于平安地渡过去了。雨果在这种场合让散普丽斯嬷嬷出场，人们起初一定担心会因她而毁了冉阿让的，结果却是因她而救了冉阿让。这样的安排，真是既出人意想之外，而又无不在情理之中。而通过这一场面，作者不但歌颂了散普丽斯嬷嬷（他赞叹道：“呵，圣女！……愿你这次的谎话上达天堂！”），而且再一次有力地突出了冉阿让的为人，显示出他平素的受人爱戴之深。这样的表现方法，是很值得我们仔细揣摩的。这种把人物放在一种意外的、最难应付的场合下来刻画的办法，除了能十分鲜明地突出他的性格、品质以及智慧才能以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故事情节非常生动紧张，具有很大的吸引人的魅力。我国的许多古典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就是如此。在现代小说中，则《林海雪原》和《红岩》是颇能继承这个传统的。

可见，不论是普通的寻常事件，还是突出的非常事件；不论是把人物放在日常的平静的情势下，还是放在意外的危急的情势下，都是可以表现人物的性格的。问题是在于这样的事件、这样的情势，是否与你所要刻画的人物的性格相适合，在于你是否能使两者融合在一起并发生相互映衬、相得益彰的作用。而不管是哪一种情形，作家都必须非常熟悉人，熟悉生活，必须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知识。一个生活面狭窄的人，一个不善于了解人的人，就不可能为他的主人公提供多种多样的活动场所，不可能为他的主人公找到最足以表现他的性格的生活圈子和特定的事件、特定的情势。生活知识不仅应该丰富，而且还必须深刻、透彻，假如作家对生活了解得不深刻、不透彻，他就决写不具体、真切，而主人公的性格也就不能跟他的环境水乳交融、契合无间，也就不能令人信服了。

艺术家究竟是怎样创造他们的人物、怎样赋予他们的人物以生命的，对于我始终是一个秘密，是一个时时强烈地打动着我的好奇心的秘密。上面我虽然企图从性格与环境的关系上着眼去窥探一下这个秘密，但心余力绌，所见甚少。而且说不定由于自己的视力不济，所看到的都不过是些靠不住的假象，那么，我以上所说，不但是管窥蠡测之论，简直就只能算是妄谈臆测了。

1962年9月15日

【注释】

[1]转引自《译文》1956年1月号，第154页。

[2]一作“就是小丫头们，亦多和宝钗亲近”。此据《金玉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