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他人之口谆谆劝勉——说韩愈《送石处士序》
河阳军节度御史大夫乌公为节度之三月,求士于从事之贤者。有荐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谷之间,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饭一盂,蔬一盘。人与之钱则辞,请与出游,未尝以事辞,劝之仕不应。坐一室,左右图书。与之语道理、辨古今事当否、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无求于人,其肯为某来耶?”从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为国,不私于家。方今寇聚于恒,师环其疆,农不耕收,财粟殚亡。吾所处地,归输之途,治法征谋,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义请而强委重焉,其何说之辞?”于是撰书词,具马币,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庐而请焉。
先生不告于妻子,不谋于朋友,冠带出见客,拜受书礼于门内。宵则沐浴戒行李,载书册,问道所由,告行于常所来往。晨则毕至,张上东门外。酒三行,且起,有执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义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决去就。为先生别。”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处何常,惟义之归。遂以为先生寿。”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无变其初,无务富其家而饥其师,无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无味于谄言,惟先生是听,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宠命。”又祝曰:“使先生无图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辞曰:“敢不敬早夜以求从祝规。”于是东都之人士咸知大夫与先生果能相与以有成也。遂各为歌诗六韵,退,愈为之序云。
石处士,名洪,字浚川,洛阳人。曾任黄州录事参军。罢官后回洛阳,隐居达十年之久,所以称他为“处士”。唐代的处士,有许多人是以“隐居不仕”的幌子造舆论、盗虚声,目的是借以抬高声价,谋求更高的官位。若有人以高价礼聘,就出山了。这篇序,正是为石洪应河阳军节度使乌重胤之聘,出任参谋而作,题目一作《送石处士赴河阳参谋序》。
石洪出山,不是到朝廷去做官,而是到节度使幕下任参谋。“安史之乱”以后,一节度使统管一道或数州,总揽军政、民政、财政,往往拥兵自重,对抗朝廷,形成藩镇割据势力。韩愈是主张削平藩镇、实现统一的,因而对石洪出任节度使参谋并不赞许。他在此后一年即元和六年(811)所作的《寄卢仝》诗里写道:“水北山人得名声,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继往,鞍马仆从塞闾里。少室山人索价高,两以谏官征不起。彼皆刺口论世事,有力未免遭驱使。”对处士(山人)出任节度使的官,明确地表示不满。而所谓“水北山人得名声,去年去作幕下士”,正是指石洪出任节度使参谋。因他隐居于洛水北岸,故称他为“水北山人”。
那么,这篇序该怎么写?
全文分两大段。第一大段,主要写了“乌公”与其“从事”为招聘石洪而展开的两次问答。第一次,由“乌公”求士、“从事”荐石洪而引出“乌公”的询问,又由乌公“先生何如”的询问引出“从事”对石洪的全面介绍。“与之语道理、辨古今事当否、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这是一个五十六字长句,连用五个比喻赞誉石洪富谋略、有干才,真可谓气盛言宜,显示了作者驾御语言的卓越才能,由于“从事”先介绍了石洪自甘淡泊的隐居生活,所以第二次问答,是由乌公“其肯为某来耶”的一问开始的。“从事”的回答分两层,其一是抬高乌公,说他“文武忠孝,求士为国”,而当前承德节度使王承宗起兵反唐,正需要有谋略的人谋划征讨。其二是抬高石洪,说他“仁且勇”,堪负谋划征讨的重任。把这两层意思相对接,便得出倘委以这样的重任,石洪便没有理由推辞的结论。作者借“从事”之口既抬高乌公,又抬高石洪,从正面说,这是对他们的期许;从反面说,这是对他们的规劝。总而言之,是希望他们这样做,而不是相反。
第二大段,先写石洪一反隐居不仕的常态,欣然应命。“先生(石洪)不告于妻子,不谋于朋友,冠带出见客,拜受书礼于门内。宵则沐浴戒行李,载书册,问道所由,告行于常所来往”一段的着意渲染,与前面描写隐居生活的文字相对照,其奚落嘲讽之意是显而易见的。
韩愈并不赞许石洪出任节度使参谋,但人家要去,就只能在“临别赠言”上作文章。关于饯行场面的描写真可谓别开生面!一则曰:“有执爵而言者曰……”,再则曰:“又酌而祝曰……”,三则曰:“又酌而祝曰……”,四则曰:“又祝曰……”。这四次祝酒词,诸如“以义取人”、“以道自任”、“惟义之归”、“使大夫(乌公)恒无变其初,无务富其家而饥其师,……保天子之宠命”,“使先生(石洪)无图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等等,真可谓谆谆劝勉,语重心长。而抬高乌公与石洪的“从事”是谁,四次致祝酒词,对乌公与石洪进行谆谆劝勉者是谁,都无姓名,不过是作者借以发表意见的乌有先生。连石洪的“起拜祝辞”“敢不敬早夜以求从祝规”,也是作者安上去的。然而从全篇文章看,作者却只是客观叙述,无一语发抒己见。两番问答,四次祝酒,写作意图尽借他人之口说出,使读者浑然不觉,而参差历落,曲折变化,笔笔皆活,表现了作者的艺术独创性。
这篇文章的要旨,今之分析、鉴赏者大都搔不着痒处,而前人却有探骊得珠者。录几段供参考:
过珙《古文评注》卷七云:“其文章深刻处,全在借他人口中说尽许多规讽。所云处士纯盗虚声,昌黎未必不虑及此。而勉处士以勉乌公,说到保天子之宠命,爱国忠君,……与漫作者自别。”
张伯行《重订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云:“当时藩镇权重,聘士皆引为私人;而士之游幕下者,孳孳为利而已。故欲乌公听处士之谋划以保宠命,又欲处士无怀利以事大夫,此作序之大旨。妙在尽托他人之言,使观者浑然不觉,而深味无穷。”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云:“文末祝辞,恒患其为藩镇之祸,此昌黎托石生以示讽也。文至严重,句斟字酌,一字不肯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