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王维这个人

笔者曾在《王维性情之美与大雅人格》一文[1]中提出， 王维人格是一种品位上上的大雅人格，并已从其大雅人格要素之一——性情之美给予论述。如果仅有性情之美，还不是封建时代里士人所仰止的完整的王维人格。笔者又指出，王维人格是一种浑圆的大雅人格，体现在人格各要素上。其中“才”与“情”这两大人格要素常被人们连称，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钱钟书先生《谈艺录·性情与才学》说：“王济有言：‘文生于情。’然而情非文也。性情可以为诗，而非诗也。诗者，艺也。艺有规则禁忌，故曰‘持’也。‘持其情志’，可以为诗；而未必成诗也。艺之成败，系乎才也。”王维的“才”、“情”并发，在诗歌、音乐、绘画等艺术上得到全面发挥，成为确立其人格的重要标志。据笔者统计，历代对其文学艺术的评赞就有雅、闲雅、幽雅、尔雅、冲雅、精雅、隽雅、秀雅、典雅、淡雅、清雅、浑雅、温雅、疏雅、安雅、醇雅、高雅、雅逸、雅正、雅意、雅词、雅调等等用语，可不谓之大雅乎？

那么，王维之“才”的具体情况如何？让我们先确认一下我国士人评价“才”的视角。钱钟书先生《谈艺录·性情与才学》指出：“才者何？颜黄门《家训》曰：‘为学士亦足为人，非天才勿强命笔’；杜少陵《送孔巢父》曰：‘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张九徵《与王阮亭书》曰：‘历下诸公皆后天事，明公先天独绝’；赵云松《论诗》诗曰：‘此事原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林寿图《榕阴谈屑》记张松寥语曰：‘君等做诗，只是修行，非有夙业。’虽然，有学而不能者矣，未有能而不学者也。大匠之巧，焉能不出于规矩哉。”明于此，则知古代士人所尚矣，而钱先生之论甚确。因此，本论从王维资质禀赋和文艺才情方面来谈其为古代士人所推崇的大雅人格。

一、生活环境与个人资质

唐代，尤其是盛唐时代，从文学艺术上说是一个成人之美的时代，文学艺术才情可以尽情地自由发挥。正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兴废》所说：“圣唐至今二百三十年，奇艺者骈罗，耳目相接。开元天宝，其人最多。”唐代的诗歌、书画、音乐等艺术都登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各艺皆出现了一批著名人物。王维有幸生活在这个催生天才的时代，并且成为出类拔萃的诗书画音乐艺术的“全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同样的时代文化环境，能成为佼佼者的，毕竟是王维这种个人资质特优而又善学者。

王维出身于一个极有文化教养的官吏家庭。《旧唐书》本传云：“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人。父处廉，终汾州司马。徙家于蒲，遂为河东人。”谭优学先生指出：“唐朝五大著姓：崔、卢、王、李、郑。王氏郡望瑯琊、太原，而他著籍的郡望正是太原。这样的门第出身，决定了他不是一般的寒士，且受到很良好的传统教育。”[2] 谭先生立论不虚。由《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河东王氏”可知，王维家世数代官宦，姓名、官职俱载明白。前辈职官尽管不大，但并不说明文化不高。王维的祖父胄，作过协律郎，是朝廷中太常寺下一种掌管校正乐律的官。唐代太常寺所设官员，“皆为士人所授之官”[3]， 个人素质与所任职事名实相符。其所掌之音乐，又多与礼仪相关。这样的官员之家庭对其后人的艺术教养和熏陶以及姿仪礼节的雅训，是明显的。而王维的高祖、曾祖、父亲分别做过赵州、扬州、汾州司马。这些先辈们在各处为僚属，其游历和识见也是丰富的。也就是说，王维出身在一个并不狭促拘谨的家庭。结果是，王维少年时代即具不凡的胆识，据《过秦皇墓》诗题下注“时年十五”，则至迟15岁就禀赋个人才情远离家乡到京城闯天下，稍后又携带其弟“宦游两都”。

王维的父亲去世较早，但是这个家族优良的教育环境依然存在，王维兄弟数人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又据现存王维诗文中所提到的数位从弟看，都是颇有文化或兼武艺的。王维《送从弟蕃游淮南》说蕃“读书复骑射，带剑游淮阴，淮阴少年辈，千里远相寻”，并且还出征海上，立过战功，受到天子封赏。又《灵云池送从弟》诗，当作于王维在凉州时[4]，这位从弟怎么也在凉州呢？有可能从军或公务遣使。 相送的场面很风雅：“金杯缓酌清歌转，画舸轻移艳舞回”，需要有一定的文人情怀才能领略。《赠从弟司库员外絿》、《送从弟惟祥宰海陵序》中的絿、惟祥，也当是读书入仕的。王维在叔伯弟兄中的排行已是第十三（见于王维友人储光羲诗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同王十三维哭殷遥之称呼），而他之下的胞弟、从弟还多，可见这确系大家族。王维的母亲博陵崔氏，也是颇有文化且具识见的女性，从王维《送六舅归陆浑》诗“伯舅吏淮泗”语以及王维内弟崔兴宗的文化水平可知，其母崔氏娘家自是有文化的官宦家庭。赵殿成甚至说：“《宰相世系表》有博陵安平一派，当是右丞母氏所出。”[5]王母信佛，乐住山林，志求寂静。丈夫早逝，在将王维兄弟培养成才的过程中，王母的文化素质和识见以及涵养无疑也起了很大作用。王维兄弟5人，维为长，弟有缙、繟、纮、紞。从官职上看，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除纮的情况不清楚外，维官至尚书右丞，缙相代宗朝，繟官江陵少尹，紞官至太常少卿，皆有作为。文艺才情上，维精诗书画音乐，缙亦是诗人，尤精书法，《唐朝名画录·妙品上》谓时与王维并称“朝廷左相笔，天下右丞诗”，极负盛名；而“幼弟紞有两兄之风，闺门之内，友爱之极”[6]。这说明两个问题：一，兄弟智商均高；二， 所受教育优良。当时从这个家族中走出来的絿、蕃、惟祥等人，或许亦与王维兄弟在相同的文化环境中受过教育。

王维的才情集中体现在文学艺术上。文学艺术心灵需要培养，但是不同的人进入文学艺术的精神活动是有层次的，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优秀的文学艺术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要有一种易于感发、易于融浸、易于进入文学艺术精神境界的心性，才能开发和培养出更高层次的文学艺术的心灵和气质。王维禀赋高，天机清妙，这是一种难得的资质。其文学艺术潜在能力恰好因其家族教育环境而开发甚早。人们的“印象”是，王维悟性好，聪颖过人，有着非凡的文学艺术创造精神。《旧唐书》本传谓其“有俊才，博学多艺”；《新唐书》本传称其“九岁知属词”。早慧，又苦学，唐人冯贽《云仙杂记》甚至说他因苦吟“至走入醋瓮”。天赋加勤奋及所受良好教育，于诗书画音乐多门艺术通习，在青少年时代即已造诣不浅。王维今存诗歌，题下标注20岁以前所作有九首，皆耐读可喜。这些诗中年限最早的是15岁的作品，而他大致15岁到的长安，也就是说，到长安以后的作品开始保存下来。《题友人云母障子》诗，原注时年十五。友人云母障子当是以云母石天然的山水图案制成的屏风。从这首诗，可见其早期诗歌才能及品鉴艺术的慧心慧眼。

王维到都城长安后，至21岁进士及第，这期间宦游两都，除隐居终南等处修习才艺外，频频出入贵者之门，靠的就是自己的才情，赢得“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旧唐书》本传），“尤为岐王所眷重”（《集异记》）。常陪岐、薛诸王及贵主游。岐王诸人都是上流社会的“高贵”之人，而且他们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旧唐书·睿宗诸子传》说岐王范：“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士无贵贱，皆尽礼接待。”这里所谓“士无贵贱”，应是指门第而言，倘是俗子凡夫，断断不会被尽礼接待的，而况师之友之乎！因此王维自以其不凡的才情学问，并通过容止言谈表现一种极高的文化品位。实际上这一“形象”在士人心目中是树立起了的。《集异记》称其“妙年洁白，风姿都美”，“风流蕴藉，语言谐戏”。先天的丽质与后天的教养结合，出入于上流社会社交场合，以这般雅致的风仪、容态、气质、言谈举止，横溢其才情学问，自能“大为诸贵之钦瞩”。虽然《集异记》多“摭拾传闻”，但这样的“传闻”，不正可见士人心目中风姿美劭之王维“形象”吗。

王维在宦游京师，与人交往的时候，自身的文艺才情与倜傥儒雅的风姿，都得到了进一步培养。

王维本人也看重个人资质才情及其风雅。这种意识，从他后来对裴耀卿、苗晋卿等人的称颂中可以看出。如“语而能文，有识便智”、“学识宜在儒林，风度雅膺储寀”、“明眸白皙，玉润珠耀，美秀备于仪形，风流发于言笑。行之方也，留如守司；智之圆也，速若发括。量包群有，思入无间”、“奏甚平谳，诗穷奇靡，砚燔纸贵，虎视词林”[7]等等。不管他们的实际情况如何，王维从这些方面来颂人， 见出他评价人格的标准。而他自己是有自觉追求的。风姿的美雅一定程度体现人物的内在品质和灵性，亦必以内在文化精神为底蕴。徒具皮囊者浅薄轻佻，内蕴不厚者难以久持，焉得“豪英贵人虚左以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乎。王维之内在修养与外在风神完美一致无疑。

二、天机清妙

诗人艺术家于诗书画音乐等艺术自然不是生而知之，而一定是学来的，并随修养的加深日益娴熟。但是，王维如果没有很好的资质，也是难于在青少年时代就达到那样令人钦瞩地步的，何况习非一艺，乃诸艺集于一身。恰好，王维提出了一个关于艺术创造和审美活动中个人“资质”的命题——“天机清妙”，虽然他当时是用来褒奖好友裴迪的，而未尝不是一种“自觉”。

何谓“天机”？天机“犹灵性，谓人的天赋灵机”，或者表述为“天赋的悟性、聪明”（分别见《辞海》和《辞源》“天机”条）。“天机”是人先天的素质，有的人具有，有的人不具有。具有者也要经过后天的训诱得到开发，否则便成荒芜。《颜氏家训·勉学》云：“因此天机，倍须训诱。”训诱的方向不同，则百艺皆有能人。唐代，文学艺术给人的训诱是极大的，因此文人辈出。《旧唐书·文苑传序》说：“爰及我朝，挺生贤俊，……如燕、许之润色王言，吴、陆之铺扬鸿业，元稹、刘蕡之对策，王维、杜甫之雕虫，并非肄业使然，自是天机秀绝。”作者看到了人才的特出，归之于个人资质“天机秀绝”，却忽视了文化环境的训诱，唐人好文习文乃是一代世风，谁说不是“肄业”呢。

在艺术创造及其审美的精神活动中，“天机”至为重要，有它才有境界，有它的最大发挥，才有最高境界。《庄子·大宗师》云：“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则嗜欲（包含世俗名利观念）是天机发挥的最大敌人。中国艺术精神受老庄思想影响尤大，因此艺术不与名利相沾染，由来已久。急功近利则“利令智昏”，天机能不浅钝？艺术精神活动以纯正为上。因此天机“清妙”，则既达聪明绝顶，同时亦自纯至。

王维是怎样提出“天机清妙”这个命题的呢？在《山中与裴秀才迪书》里，他先向裴迪讲述了自己一个人在“近腊月下，景气和畅”之时游辋川的情形。他的每一步行动，触目所及的每一处景物，无不描绘得如诗似画：“辄便往山中，憩感配寺，与山僧饭讫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间。此时独坐，童仆静默。多思曩昔携手赋诗，步仄径，临清流也。”这样富于情趣的游赏够让人神往的了，其间作者以自己的灵府与自然作了多少静默的交流！然而作者觉得这样的美感体验和精神境界还当有知音共享，于是他憧憬一个更加美好的境界，邀友同游：“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雊，斯之不远，傥能从我游乎！”倘然裴迪读信至此，能不为之感染而欣然应邀吗？末了，王维抛出这样一句话来：“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在我们今天看来，这句话可做两层理解：第一，裴迪是天机清妙者。第二，要高质量地享受这般美景，领略深趣，非天机清妙者不可；王维本人不仅已经领略到了，而且还用语言艺术创造出了这种境界。他的“天机清妙”的资质，当然不在裴迪之下。天机清妙，则能对审美对象做最大的艺术发挥和妙解。辋川的客观景物，他们二人都是见惯的。那里是他们的“故山”，“曩昔”曾经“携手赋诗，步仄径，临清流”游历过的，《辋川集》中各赋绝句二十首，大致即因此产生。而他们时时在辋川中“弹琴赋诗，啸咏终日”产生的作品还不止这些。也就是说，辋川的景物在诗人的眼中、心中常新，他们能长久地为之感动。“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有多少意趣！本信中，王维对美景的憧憬，实是一种再创的境界；辋川的诗境画境，莫不是作者善于感发、善于融浸、善于构筑艺术精神境界的灵性而致的，其思维之活跃，思致之高远，意趣之清迥纯雅，超凡脱俗，真真是“诗兴入神”，“泉飞藻思，云散襟情”。非“天机清妙”而为何？

现在，关键在于王维对“天机清妙”于审美活动之意义的“自觉”。王维因裴迪“天机清妙”，才邀他来同游；王维自己无疑是具备的了。试想，如果裴迪不具有，而让他面对那些客观景物，或者阅读作者以其“天机清妙”憧憬、绘制的美景的这封书信，则无异于与盲人观画，聋子听琴。那么，邀他来游，或是写这封信，还有什么趣致呢？陶渊明昔有“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之向往，而裴迪之于王维，实为不可多得的知音。王维另有《赠裴迪》诗，其中“携手本同心”一句是关键，我们切莫放过。他们的心性、审美趣致相一致，有着相同的理解自然的灵机。所以，“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王维是如此自觉到“天机清妙”这种个人资质禀赋对于审美活动之重要，于自己，必有体悟；对他人，亦有观察。曲高和寡，难得这样一对“天机清妙”之友。

一个人天机清妙，自然充满睿智。习艺者具备，则悟性好，能通于艺，进而翻出新境，有所创造。所谓参于造化，聪耳净目，收视反听，心灵细腻而自由，自能智照深远，妙悟艺境与人生。王维提出的“天机清妙”这个命题，殊不知恰被士人用于评价他自身，从而树立了一个充满睿智才情的艺术家的大雅人格形象。其画，“绘工以为天机所到，学者不及也”（《新唐书》本传）；其诗，“天机所到，自在流出”（纪昀批注《瀛奎律随·终南别业》）；其人，“才华炳焕，笼罩一时，而又天机清妙，与物无竞”（赵殿成《王右丞笺注序》）。还有谁比他更有资格享有这样的评语呢。

三、心自旁灵 形自当位

唐代重视以诗赋辞章取人，然而不少负此才华来到京城的文人，还是不得不寻找其它门径，方能“显山露水”，难免有程度不等之心灵受伤，人格蒙辱。如陈子昂、孟浩然、杜甫等。比较而言，王维却要从容得多，如意得多，尽管各人际遇有所不同。他的入仕之途确乎坦荡。其社交层面不一般，名声早著，靠的就是个人的资质禀赋、文艺才情。虽然他宦游两都从开始到中进士时间不短，其实年龄也小。到19岁，首次参加京兆府试即举解头，21岁进士及第，还是一种比较顺畅的自然发展。而不知者又以为幸运，非也。人们心目中的年轻的王维，此时已在艺术才情上逐渐树立起自己的人格。心自旁灵，不懈修习，终其一生，蔚为大雅。

下面谈王维音乐和书画才情。限于篇幅，诗歌才情另文论述。

1、音乐之才情

王维的音乐才华突出。《集异记》载其性娴音律，妙能琵琶，为公主演奏琵琶曲《郁轮袍》，声调哀切，满座动容，公主大奇之。由此进而献诗，得到赏识并举荐，遂作解头而一举登第。事虽不一定完全真实，然而王维精通音乐是无疑的。初任官即太乐丞，是朝廷中太常寺下太乐署的官员。太乐署掌祭祀、享宴等有关之乐舞，正职为太乐令，副职即太乐丞。若非有精通音乐之突出才华并闻于有司，恐怕不会委以此任。又其祖父任过太常寺掌管乐律的协律郎职务，王维可算是继承祖业了。至于任职不长，那是因为政治原因。世人心目中王维的音乐才华是特出的，乃至新旧唐书均采《国史补》所记王维识《奏乐图》为《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之事，虽然《梦溪笔谈》已辨妄，并不是否定王维的音乐才华。而且事情落实在王维身上而不是他人，可见王维被认为是妙通音乐的，“服其精思”者自有人在。此外，从王维一部分诗歌看出，精于音律，合于乐，调极雅驯，传唱甚广，这也是公认的。《旧唐书》本传云：“代宗……常谓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王缙进《王右丞集》后，代宗于批答手敕中称赞道：“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辞。调六气于终篇，正五音于逸韵。……诵于人口，久郁文房，歌以国风，宜登乐府。”明人胡震亨《唐音癸》也说：“唐人诗谱入乐者，初、盛王维为多。”人们研究唐诗与音乐的关系，分唐诗为声诗和徒诗两类。“声诗乃歌辞，有曲调；徒诗乃吟咏，无曲调。”[8] 王维诗歌入乐被人们传唱的甚多，情况比较复杂。一部分乃因声度辞而创作，如《扶南曲歌词五首》，张谦宜即云：“摩诘晓音律，此曲必是按谱填成，想亦是柔慢靡丽之声。”（《絸斋诗谈》卷五）其音乐是现成的。一部分可能创作的当时即为入唱配乐而作，其音乐为新谱，则王维不仅考虑诗歌的合律，还可能参与谱乐。还有一部分则因其富于音乐性，合于律，适宜传唱，且内容符合某种情感表达的需要，于是被时人或后人被之管弦，传唱久远。王维既有资格任太乐丞，并已任太乐丞，他应当懂得或熟悉享宴之用的“燕乐”、礼仪之用的“雅乐”、以及汉魏以来就在文人中流行的“清乐”等等。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收王维之作近20首（包括在今天看来虽无作者名而实属王维者；除去虽署名王维而实不属于王维者）。这些诗歌从音乐性质上看分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假如在音乐上都与王维有关的话，那么王维的音乐修养是很全面的。又据任半塘、王昆吾编著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正、副两编收王维诗20首，及该书附录的《声诗集》收王维诗20首，总计达40首之多。这在初盛唐诗人中是少见的。此外，王维的音乐素质和修养，还使其极敏感和善解自然音响，长于捕捉自然界之音乐美入于诗歌，甚至有意识的在诗歌中注入、搭配以音响之效果，谱写出动人的诗篇。所以王维的一部分诗歌有“声”，加之有“画”的特点，人们誉之为“有声画”。也正是其诗歌的调极雅训、韵律优美和妙绝的声音描摹等之综合特色，给人以“百啭流莺，宫商迭奏”的音乐美感。

在乐器方面，王维本人精通或会使用、懂得多种乐器。据今见材料分析，知有琵琶、“琴”、“吹律”等称说。《集异记》之说，王维“妙能琵琶”，所弹《郁轮袍》为琵琶演奏曲；《国史补》载王维所识奏乐图《霓裳》第三叠第一拍，这《霓裳》也属琵琶曲。[9] 弹“琴”之举则屡见于王维自己的诗中，如“弹琴复长啸”、“抱琴好依长松”、“山月照弹琴”、“恍惚琴窗里，松溪晓思难”、“临堂鸣素琴”之类。可以想见王维雅懿的生活情致。所以《旧唐书》说他在辋川“弹琴赋诗”，张彦远说他“以水木琴书自娱”。

这些“琴”的概念可能不全一样，有时是单称，指传统古琴；有时又是多种乐器的通称，包括琵琶。古琴是古代文人陶情养性、抒情寄怀的最佳乐器。琵琶类，唐代有多种形制并存，也有称“琴”的。王维可能不只会一种。至于“吹律”，又是指什么呢？没有确解，疑是对吹管乐的通称。钱起《中书王舍人辋川旧居》诗说王维在辋川“咏经连谷响，吹律减云寒”。到底“吹”的是何乐管，就不得而知了。王维有《欹湖》诗云：“吹箫凌极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山青卷白云。”这情致，显然不是辋川欹湖边居住的普通农人的送别。如果这吹箫之人不是一名真实的女子，而是一个绵邈幽远的文人士大夫情怀的比兴寄托之形象，那么这箫管是不是作者平素所好而此时偶然托兴、随口咏出的呢？至少，作者是深知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洞箫声在传递幽怨、邈远情思时那种独特的效果，以此来切合诗歌所表达的情感。

音乐是雅事，于人的品格培养和塑造极有意义。荀子《乐论》、《礼记·乐记》等，早就认识到了音乐能陶冶人的道德情操，熏陶人的气质，愉悦人的情感，激发人的生命活力，包括艺术创造力。诸般乐器中，传统的“琴”地位最高。自古文人把琴视为高尚之器，以操琴为雅事，曹植《白鹤赋》曰“聆雅琴之清韵”，嵇康《赠兄秀才入军》云“目送归鸿，手挥五弦”，陶渊明抚无弦琴以寄意，皆极富于美雅情致。在王维身上，可以说以其音乐禀赋涵化、吸纳了琴的多种功能，融汇在人格之中。其中尤以弹琴与山水景物环境交融的萧散情致和人生境界，最给士人以大雅人格标范之感染。

2、书画之才情

关于王维的书法与绘画，《旧唐书》云：“书画特臻其妙，笔踪措思，参于造化，而创意经图，即有所缺，如山水平远，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所及也。”这里，书画并称，都“特臻其妙”，境界皆高。《新唐书》指明王维书法是工草隶，与画“名盛于开元天宝间”。两书中具体一点谈的是画。后人介绍王维，一般也言及书法，如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元陶宗仪《书史会要》等，均谓“工草隶”。

如果说人们对王维的书法印象只是比较模糊的概念，而对其绘画则大不一样了，要具体、深刻得多。古人评画，有他们自己的角度和观点。这些观点今天看来不一定都正确，但却树立起画家王维超凡的艺术人格。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云：“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人所能为也。”话虽绝对，但强调的就是文化根基、性情和超越世俗的人格修养。对于王维，世人“美其画”，认为他是绘画的天才，胜于人处，“笔踪措思，参于造化”、“绝迹天机，非绘者所及”、“绘工以为天机所到，学者不及也”，以王维天赋、悟性过人，又其自身人格高拔脱俗，气韵不凡，后人每每有是论。至《宣和画谱》谓“观其思致高远，初未见于丹青，时时诗篇中已自有画意。由是知维之画，出于天性，不必以画拘，盖生而知之者。”王维图画之妙，如《辋川图》，“山谷郁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唐朝名画录》），推究起来，不是极合于绘画“六法”之首的“气韵生动”吗！“六法”是南齐谢赫《古画品录》提出的，本言人物画。“气韵”观念在后世经过五代荆浩等人移植于山水画，那是因为山水画在唐以前落后于人物画，而经过唐代王维等一大批山水画家的实践，到五代荆浩时已有了丰富的经验积累。“六法”移植于山水画，其余五法都可变动，“气韵”却是不易之论。荆浩以后，“气韵”被许多人明确作为评价山水画的第一标准。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气韵非师》云：“六法精论，万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笔以下五者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故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其然而然也。”气韵最与人的艺术灵光、才情禀赋相关，否则难以“默契神会”。所以古人认为“气韵非师”，而“必在生知”。至于其余五法，为艺术技巧，是可学得的。郭若虚又说：“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赜钩沉，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可以认为，王维等人给这种理论提供了支柱，或者说，由王维等人，人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吗，《唐朝名画录》、《历代名画记》等皆谓王维画辋川图，自制诗：“当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时人知。”在他们看来，这诗表现了一种天才的体认和自觉，因此或云“其自负也如此”，或云“诚哉是言也”。

为什么“气韵生动”，有时连作者都会“不知其然而然”？为什么会当作“生知”、“天性”？假如有唯心主义之嫌，能否从另一角度去认识呢？其实前面已经有所表明，作者文化修养深，胸次洒落，精神境界放逸脱俗，人品高，灵性得到极大发挥，悟性快，善于“默契神会”，创造力强。张彦远、郭若虚之论中，已多少含有这样的意思。也在其他许多人的议论中透露出来。宋人韩拙《山水纯全集》云：“唐右丞王维，文章冠世，画绝古今。尝自题诗云：‘当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诚哉是言也。且乎画山水之术，其格清淡，其理幽奥，至于千变万化，四时景物，风云气候，悉资笔墨而穷极幽妙者，若非博学广论，焉得精通妙用欤？”画格其实也是画家人格，画理表现了画家的思想，所以强调画家博学广论，方能精通妙用。明代特尊王维的董其昌在《画旨》中这样说：“画家六法，一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有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鄞鄂，随手写生，皆为山水传神矣。”应该怎样理解董其昌既承认“气韵天授”而又认为“亦有学得处”呢？“天授”是谓人之根基，而“学”是开发这种根基，方法则是通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达到。徐复观先生之说甚确：“‘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不是技巧的学习，而是对心灵的开扩、涵养；是要使被尘浊所沉埋下去了的心，籍书中的教养，与山川灵气的启发，得到超拔、扩充的力量，这便把气韵的根源复苏起来了，人格便自然提高了。”[10]在人们的印象中，王维人格不正是一个博学涵泳、山川灵气资发的超拔艺术家人格吗！

大自然变化无穷，形态万千，而画家能以只笔微墨写出，并穷极幽妙，匪夷所思。绘画的精妙离不开技巧的精湛，谁也不否认王维技巧的修习功夫，只是缺少关于他的极虑精研的记载而已。富于创造，则有意境；富于悟性，力勤，则技艺易于成熟。功力和技巧不全是时间堆出来的。而妙造自如，人们最为看重的仍是其超越技巧的东西。苏东坡《王维吴道子画》诗有一个比较：“吴生虽妙笔，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吴道子技巧精妙，然东坡只以“画工”论之；王维则“得之于象外”（如朱景玄评《辋川图》之“意出尘外”），超越樊笼，境界高远，所以最令人服膺。王维并不是专业画师，又习非一艺，而都能达到一种极高的境界，难怪人们要归之于“天机所到”了。所以这的确是一个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艺术天才是要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出现的，王维有潜在的天分，但并不是生来就会艺术。那么王维的艺术环境、艺术历程、艺术方法、艺术思维和艺术经验的奥秘，就尤其值得人们重视了。还要指出，王维长于山水画，又明显地以“虚静”为艺术心境，他虽然时常身在官场，而其绘画心境则远离政治与尘俗。我国古代山水画多以放逸为精神，为品格，超凡脱俗。王维既被不少人看作文人画祖，自有其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精神和品格之深远影响。因此王维绘画才情所实现的人格，是超人的禀赋、广博的涵养和放逸的情致以及崇高纯净的艺术精神合而为一的大雅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