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谈侍萍 - 钱谷融

“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谈侍萍

在《雷雨》这出悲剧里，身世最悲惨，所受的打击、迫害最深重的，要算侍萍了。因此，她一向也是全剧最惹人同情的一个人物。

人们怎么能不格外同情她呢？

三十年前，当她还只有四凤那么大的年纪时，她就被人残忍地遗弃了，无法忍受的屈辱和伤心，逼得她不得不抱着自己刚生下三天的孩子投河自尽。这遭际真可说是惨绝人寰的。想死可又没死成，她被人救活了。但活下去，在那样一个社会里，又真是谈何容易？更何况她还得拖着一个孩子！这三十年来的生活，真不知她是怎样度过的。其中的辛酸，其中的血泪痛苦，局外人实在是很难想象的，恐怕也是每一个稍有同情心的人所不忍设想的呵！然而，谁又料得到，如今，她已到了垂老之年，前面却还有更其残酷的打击在等着她呢？

这次，她在离家两年以后回来度假，又可以看到她两个心爱的孩子了，心情本来是很愉快的。但一下火车，却就听说她最疼爱的女儿四凤，竟也到公馆去帮人了。这是她一向所不愿意的，而且公馆女主人还传下话来要她去见见，这就不能不在她心头投下一层阴影和引起一点疑虑。但这些不确定的阴影和疑虑，毕竟敌不过现实的和孩子们重逢的喜悦。所以当我们初次见到她时，当她和四凤一同上场时，她的神情还是愉快的。但是忽然，她看到了那些熟识的旧家具，觉察到了那不寻常的夏天关窗的习惯，她的心头就不由得像触电一样地产生了剧烈的震动。原来不确定的阴影和疑虑，这时突然以加倍浓重的气势，朝着起先完全没有想到的方向迅速在心头扩展。等到她发现了那只她自己用了多年的旧衣柜，特别是亲眼看到了她自己三十年前的那张旧相片以后，她就再也支持不住了，她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隔了好一会，她才能呻吟着向苍天喊出了她的冤愤：“哦，天底下地方大得很，怎么熬过这几十年，偏偏又把我这个可怜的孩子，放回到他——他的家里？哦，天哪！”

但侍萍毕竟是个坚强的，有着巨大的精神力量的女子，等她稍稍镇定下来以后，就立刻决定要四凤马上跟她回家，她也不准备见那位太太了。然而，就在这个当口，那位太太——蘩漪，却自己出现了，她当然也就不能走了。蘩漪在同侍萍的谈话中，虽然是很有礼貌、很客气的，话也说得很婉转，很有分寸，但谈话的内容，却决不是侍萍所愿意听的。从蘩漪的口中，她知道蘩漪自己的儿子——周公馆的二少爷，很喜欢四凤，甚至表示要娶四凤。至于四凤的态度怎样，蘩漪虽没有明说，但她那有意暧昧的口气和故作曲折的措词，却分明在向侍萍暗示，四凤在这件事情上似乎是很有心计的。这对于四凤，即使不是恶意的诬蔑，至少也是极不公平的。侍萍听了当然很不舒服。为了保卫自己的孩子，也为了维护一个母亲的被刺痛的自尊心，她用很自信的口气回答蘩漪说：“我的女儿，我总相信是个懂事，明白大体的孩子。……我信得过，她不会做出什么糊涂事的。”但不管怎么样，通过这次谈话，她更加坚定了立刻要把四凤带走的决心，而且不但是要她离开周公馆，还要把她带到自己的工作地——济南去。她并向蘩漪保证，四凤不会再见着周家的人。这当然正是蘩漪所希望的，正是蘩漪要找侍萍来的目的。因此，尽管她们各有各的用心，但在要带走四凤这一点上，她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这样，她们要谈的事一下子也就谈妥了。

从侍萍来说，她已经发现她所来到的正是周朴园的公馆时，她是多么想能够就此走开，避免与周朴园见面呵！然而蘩漪的话音刚落，她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周朴园却已经从书房走了进来。接着就出现了周朴园同侍萍见面相认的一场戏。

要让周朴园同侍萍有单独晤对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而作者不愧是编剧的能手，他高明的技巧实在叫人叹服。他不但把这两个人拉到一块来了，还让他们面对面地交谈起来。而调度安排都极自然，人物的上场下场，情节的穿插发展，都是合情合理，一环扣一环。尽管头绪纷繁，气氛紧张，但写来却是十分从容舒徐，有条不紊，决无匆促忙迫之感。有时，两个人物的谈话正紧张之际，忽然插进一个第三者来，说上一些仿佛是不相干的闲事。而实际上，这个闲事却正为以后剧情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例如，蘩漪正在同侍萍谈着四凤的事，说的人是吞吞吐吐，仿佛要说的话很难出口；听的人则是心惊胆战，不知将要听到什么可怕的消息。正在这万分紧张之际，忽然鲁贵跑来了，通知蘩漪说是“老爷催着太太去看病”。他说完了可又并不走开。他当然是想探听一下蘩漪究竟要跟侍萍说些什么，是不是真要辞退四凤。当蘩漪问他还站着干什么时，他只好推说“等太太还有什么事要吩咐”。这样，蘩漪就忽然想起了花园里藤萝架上的电线落到了地上的事，要他叫个电灯匠来收拾一下。不但因鲁贵来而提到的两件事——即老爷在催太太去看病和花园里的电线需要收拾一下——在后面的剧情发展中都要发生作用，就是鲁贵插进来的本身，表面看来似乎是冲淡了当时的紧张气氛，其实它非但丝毫没有缓和这种紧张，反而只是延长了侍萍内心的焦虑，增加了对她的重压，使得她在经过这一跌宕顿挫以后，心情更加紧张了。而文笔也显得张弛相间，错落有致。曹禺自己在《日出》的跋文中，曾不无过谦地说《雷雨》有些“太像戏”了，不免显出斧凿的痕迹。然而我们看到，他的一斧一凿下得却都是地方，都能恰到好处。这里正可见出大匠的手段，正是艺术的成功之处。

侍萍本想竭力避免与周朴园见面，但种种凑巧的机缘，一连串由剧作家精心安排的合情合理的偶然性，却使得她最不愿意见到的场面终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那个三十年前那样残忍地伤害过自己的人，现在就站在自己的面前了，她又亲眼看到了他。本来，在蘩漪走后，她也完全可以随之走开。就是此后也还不缺少可以脱身的机会。但是她却终于并没有走开。这显然是她后来改变了主意。她想，既然已经见面了，那就索性留下来观察一下吧——看看这个人究竟长着怎样的心肝？何况，她也想看一看，至少是探听一下那个被留在周家的儿子的消息呵！

在与周朴园的谈话中间，周朴园忽然一下子就提到了那所谓“梅小姐”的事。他不但称当年的丫头侍萍为小姐，而且说她“很贤惠，也很规矩”。这显然是与事实的客观真相不相符合的，尤其同周朴园自己三十年前的行径更是对不上头。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如今心里究竟是怎样想的，是怎样看待当年那件事的？这是侍萍很想知道的。于是她决定把事实的真相摊出来，摊在周朴园的面前，使他在事实的真相面前无法再玩弄自欺欺人的把戏。她告诉周朴园：“我倒认识一个年轻的姑娘姓梅的”，“可是她不是小姐，她也不贤惠，并且听说是不大规矩的”。说自己“不贤惠”，说自己“不大规矩”，这决不是很轻松的事，也并不是一般的自谦之辞，她是带着痛切的悔恨心情说这番话的。她悔恨自己受了欺骗，走错了路。接下去，她索性把三十年前那最残酷的一幕和盘托了出来。她告诉周朴园，你所说的很贤惠、很规矩的梅小姐，其实“她是个下等人，不很守本分的。听说她跟那时周公馆的少爷有点不清白，生了两个儿子。生了第二个，才过三天，忽然周少爷不要她了。大孩子就放在周公馆，刚生的孩子她抱在怀里，在年三十夜里投河死的”。她亲身遭受的这样一件惨绝人寰的事，她却能用那样平静的口气说出来，仿佛完全是旁人的事似的，这要有何等坚强的精神力量才做得到呵！在这一番谈话过程中，周朴园一直是在很专注、很紧张地倾听着，而且显得很痛苦。特别还非常关心地打听着这个“梅小姐”的坟墓在哪里，说是自己跟她有亲戚关系，想把她的坟墓修一修。这都使侍萍感觉到周朴园似乎并不像过去那样冷酷无情，而且还明显地流露出了一些悔恨的感情。这就不免使得像侍萍这样一个善良的、有着浓厚的封建伦理观念的女子又一时犯糊涂，心软起来了。此后她的有意暴露自己的身份，虽然包含着对周朴园的进一步试探和谴责的意思，但毋庸讳言，这样做的本身，同时也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并不是要向这个仇人进行清算和报复的意思。

直到周朴园忽然又露出了残忍狠毒的本相，立刻翻转脸来严厉地喝问她“你来干什么？”时，她才重新清醒过来，重新激发起了对周朴园的仇恨心理。她三十年来所受的血泪痛苦，这时一下子就像决了堤坝的激流般奔涌出来了。但即使是在这时，侍萍也不过只是喊出她个人的悲愤，不过只是对周朴园卑鄙凶残的行径进行控诉和斥责而已，并没有想到要对周朴园进行惩罚和报复。至于要想从周朴园那里得到什么好处，要想让周朴园对她三十年来所受的苦难给予补偿等等，那在她头脑里更是连一丁点儿的影子也不曾有过。她在三十年前被赶出周家以后，不管境遇如何悲惨，也从来没有起过要重新找到周家来的念头。当周朴园问她，那位“梅小姐”既然生活那样艰难，“为什么不再找到周家”时，她不是曾用第三者的口吻明白地说出了她自己的意思吗？——“大概她是不愿意吧。”后来，当周朴园重又露出狰狞的面目，责问她是谁指使她来的时，她悲愤地回答说，是“命”，是“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在侍萍看来，命运对她真是太不公平了。三十年前自己受了那样的伤害不算，如今自己的女儿却又落到了过去仇人的家里，又做起过去自己所做过的事来；而那个干了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的仇人，今天却依然是社会上的体面人物，依然过着颐指气使、安富尊荣的生活。这真是什么世道呵？！在侍萍的这种悲愤的感情的爆发下，周朴园恐怖起来了，他怕侍萍这一闹，会撕破他的道德的面具，会破坏他的家庭的平静的秩序，会危及他的名誉和地位。于是他用十分虔诚的声调诉说自己三十年来对侍萍的深情怀念，而这些倒也并不全是临时编造的，确有一些实际的根据，确有许多具体行动的表示。有一些侍萍也是亲眼看到了的。这就不免又使她受了迷惑，立刻被软化下来了。

在这一场戏里，剧作家通过周朴园和侍萍的一系列的对话，通过他们一连串紧张的内心冲突，把这两个人的性格、这两个人的思想品质，作了最深刻的揭示、最充分的展现。周朴园忽软忽硬，一会儿显得情意缠绵，无限悔恨；一会儿又面目狰狞，凶相毕露。一面立刻慷慨地签署了一张五千块钱的支票给侍萍，一面却又断然宣布要辞退鲁贵和四凤，并且此后永远不许鲁家的人再到周家来。他的虚伪，他的冷酷、专横和残暴，真是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个人一心只想保住家庭的体面，维护自己的尊严，至于别人的死活痛苦，全不在他的心上。在侍萍这一面呢，她一下子忽然又见到了三十年前那样灭绝人性地对待过自己的那个人，要是别人处在这样的场合，很可能会呼天抢地，大吵大闹，把这次见面变成一出闹剧的。但侍萍却不是这样。尽管她的内心激荡着汹涌的波澜，但外表仍能保持平静，即使在提到过去的最揪心的痛楚时，也能不失她沉稳的体态，这该要有多大的精神力量！周朴园居然会怕她是有意找上门来进行敲诈的，甚至会怕她利用鲁贵的关系来进行敲诈，这不过是进一步暴露了周朴园自己的丑恶的灵魂罢了。至于侍萍，是丝毫也没有这样的想法的。当周朴园把一张五千块钱的支票给她时，她立即把它撕毁了。这是何等高贵的骨气，显示了中国劳动妇女的可敬的尊严。她所唯一有求于周朴园的，不过是想看看自己的被强行拆开的亲生儿子而已。然而，这次的母子见面，非但没有给她丝毫安慰，反而只有增加了她的更大的痛苦。她看到了什么呢？她看到的却是这个她那样想见到的儿子竟亲自恶狠狠地打了她另一个儿子两个嘴巴。“这真是一群强盗！”而自己的亲生儿子，竟也成了个无恶不作的强盗。这给予侍萍的心灵上的打击该是多么深重？而所有的观众和读者，面对这一场戏又该是怎样惊心动魄！这四个人，是嫡嫡亲亲的夫妻、父子、兄弟，是一家子的亲骨肉，却完全变成了两种决不相同的人，分隔成了互相敌对的两个阶级、两个阵营。侍萍和大海是那么正直高洁，周朴园和周萍却是那么卑鄙和丑恶。明明是一家人，而他们的思想品质竟是如此天差地别。这是怎么造成的呢？这是阶级对立的社会造成的，是罪恶的剥削制度造成的。作者在这里把这个社会的阶级关系，表现得多么真实、生动，把这个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罪恶揭露得多么深刻，多么淋漓尽致！这决不是什么宣扬宿命论思想的家庭乱伦悲剧，而是一出有着极其严肃的主题的深刻的社会悲剧。许多人责怪作者过分纠缠在人物的血缘关系上，好像因此而使得作品的思想性有所削弱似的。我觉得这并非确论。相反，我认为，这只有更增加了剧作对人们心灵的冲击力量，更引起人们的深思，对造成这一出如此残酷的悲剧的那个社会，更增加了无法遏抑的痛恨。而且这一系列看似离奇的矛盾纠葛，这一连串异常复杂的血缘关系，又有哪一点是出于情理之外，违反了生活的逻辑，令人无法置信的呢？几十年来，人们对《雷雨》之所以一直保持着热烈的爱好，它在国内外舞台上之所以始终享有崇高的声誉，最主要当然是由于它的生活反映的真实和社会批判的深刻，但同时，显然也是与这个剧作的矛盾冲突的高度集中，人物关系的错综复杂和尖锐紧张有关的。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的剧作家借鉴的。

同周朴园见面，再一次看到了他的丑恶的灵魂，已经够使侍萍痛苦的了，更使她痛苦的是，她那么渴望一见的别离了将近三十年的亲生儿子，竟当着她的面恶狠狠地动手打起她的另一个儿子来。一个母亲的早已破碎了的心，这时更是在被血淋淋地、一片片地撕裂着，侍萍所遭受的精神上的打击该是多么惨重呵！然而，她哪里知道，还有比这更残酷百倍的打击正在前面等着她哩！

在和蘩漪谈过话以后，她就下定决心要把四凤带走了。再同周朴园见过面，又亲眼看到周萍打了鲁大海以后，她就更加坚定了要四凤跟自己一同去济南的意思。这时，有两桩事情在不断地揪扯着她的心，使她万分恐惧，使她一刻也不得安宁。一是怕四凤真跟周家的孩子之间有点什么，一是怕大海为了报仇要对周朴园或周萍动刀动枪的。当她听到大海说，他跟周家“这本账是要算清楚的”时，她是多么惊慌，禁不住严厉地高声对大海说：“你听着，我从来没这样对你说过话。你要是伤害了周家的人，不管是那里的老爷或者少爷，你只要伤害了他们，我是一辈子也不认你的。”她并且立即逼着大海把手枪交给了她。她会采取这样的态度，而且如此严厉，如此不容争辩，这在大海当然是不能理解的。四凤为着她自己的理由，当然是赞成妈妈的态度的，而且竭力劝说大海听妈妈的话。但妈妈究竟为什么要这样说，他却显然也是并不理解的。后来，还有更惊险的一幕。当周萍正在四凤房里，被忽然回来的大海撞着时，大海正举起了板凳，奔向周萍，就要向周萍打去时，这时，侍萍就用力紧紧地拉着大海的衣襟，并且不顾一切地喊着：“大海，你别动，你动，妈就死在你的面前。”这当然也是使大海万分懊恨而又莫名其妙的，只好顿着脚说：“妈！您好糊涂！”意思是：对这种人，你的心肠怎么能这样软呵？！而这也只有侍萍自己心里明白，她有苦也只能往自己肚里吞！

在四凤的问题上，她精神上所经历、尝受的焦虑、恐惧和折磨，更是决非一般人所能负载得起的。四凤是她唯一的女儿，也是她最小的孩子，由于自己年轻时候的惨痛的教训，她是不愿让自己的女儿到公馆去帮人的，她曾再三叮咛过鲁贵。而鲁贵却瞒着她把四凤塞进了周公馆。四凤还以为妈所以不愿让自己去帮人是出于爱面子，出于怕人家笑话他们穷。她哪里知道妈的苦衷，哪里知道妈心头的隐痛呵！蘩漪同她的谈话，使她知道了周冲对四凤的感情，知道四凤的确是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地。后来，周冲的来访，加深了她的疑虑。但她所担心的还只是四凤同周冲的关系。还根本没有想到周萍身上去。而且，起先她也只以为那是周冲单方面的事，四凤对他不一定真有什么的。但后来发现四凤并不真是很愿意跟自己到外地去，至少并不愿意立刻就走，她对这儿似乎还有留恋，似乎还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这就使她产生了极大的恐慌与不安，要四凤发誓一辈子不见周家的人。像侍萍这样一个温厚慈祥的母亲，竟要用这样严厉的态度一再逼问自己心爱的女儿，在她，这该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她对四凤说的下面这番话，真是铁石人听了也要心碎的：

鲁侍萍 （落眼泪）可怜的孩子，不是我不相信你，（沉痛地）我是太不相信这个世道上的人了。傻孩子，你不懂，妈的苦多少年是说不出来的，你妈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没有人来提醒，——可怜，妈就是一步走错，就步步走错了。孩子，我就生了你这么一个女儿，我的女儿不能再像她妈似的。孩子，你疼我！你要是再骗我，那就是杀了我了，我的苦命的孩子！

“我是太不相信这个世道上的人了。”这句话里包含着侍萍三十年来的多少的辛酸，多少的悲愤和多少的血泪痛苦呵！这个世道上的人为什么会那样靠不住，那样奸诈狠毒、无恶不作呢？根本原因在哪里？这侍萍是并不顶清楚，当然也是说不明白的。她以为她和她的孩子的遭遇竟会这样悲惨、这样不幸，多半是由于她们的命不好，都是不公平的命造成的。而我们，每一个读者和观众，通过她的一连串的无法忍受的遭遇，亲眼看到她尽管受着锥心刺骨的悲痛的煎熬，可又欲诉无门，欲哭无泪，有苦只能往肚里吞的惨象，心头怎么能不感到像是在被撕裂着的痛苦呢？怎么能不万分痛恨那个纵容周朴园之类的人恣意逞凶，听任这样不公平的现象到处存在的万恶的社会呢？（我们当然看得很清楚，侍萍所遭受的一切都是由那个罪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一个作品能够具有这样巨大的感染力，能够这样地激动人心，这是艺术上的最大的成功。而这些都是通过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力量，而不是通过抽象的说教，通过外加的“思想性”而取得的。

截至侍萍要四凤发誓今后一辈子不再见周家的人之时，侍萍还一直只是怀疑到四凤跟周冲之间可能有一点什么，而根本没有想到真正跟四凤有关系的，竟是周萍，竟是她自己的亲生儿子，事情竟是发生在两个同胞兄妹之间！当她在深更半夜突然被鲁大海叫到四凤的房里，亲眼看到四凤竟跟周萍在一起时，她声音都喑哑了，几乎连一个“天”字都叫不出了。紧紧地扶着门闩，她才能勉强支撑住没有晕倒。她怎么能料得到，在遭受了一连串无法忍受的打击以后，居然还会有这样的灾难降落到她的头上！在她装满了许多迷信思想的头脑想来，“天道”真也实在是太残酷了。但四凤和周萍是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的，他们恳求侍萍让他们一同离开。然而不管他们怎样苦苦哀求，侍萍总是坚决不答应，甚至斩钉截铁地说出了这样的话：“凤儿，你听着，我情愿没有你，我不能叫你跟他在一块儿。”听到这样的话，四凤晕过去了。即使如此，要是四凤不把她和周萍之间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的事说出来，她还是不会答应的。但现在事已如此，她除了答应他们一同走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不然就只能眼看着四凤带着她腹中的孩子活活地死在她面前。她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好答应他们走了。但又郑重地叮咛他们：“你们这次走，最好越走越远，不要回头。今天离开，你们无论生死，就永远不要见我了。”四凤听到妈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她心里当然是怎么也忍受不了的。但她哪里知道她的妈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心里更是一字一滴血呵！

侍萍虽然同意让四凤跟周萍走了，但是他们终于还是没有走成。因为这时周朴园被蘩漪叫了下来，他亲眼看到已经答应过决不再到周家的侍萍母女居然又跟周萍他们在一起，而蘩漪又指着侍萍口口声声要周萍当着他父亲的面“给这个妈叩头”。他以为他跟侍萍的关系已经为大家所知道了。他自然也就只有采取承认这一条路了。但是侍萍却连忙加以否认：“不，不，您弄错了。”她之不愿承认这种关系，固然也是她本来的一贯态度，但这时之所以要那样竭力加以否认，却主要是为着两个孩子，为着四凤与周萍。她是在拼她的全力保护住他们呵！然而，她已经无能为力了。周朴园公开承认了他跟侍萍的关系，二十年前的一段隐情全揭开了。周萍与四凤原来是同胞兄妹，于是一家人死的死，疯的疯，这出悲剧至此也就完成了。

罗马尼亚有位评论家亚·格拉普里乌同志称赞侍萍是个“有着异常的道德力量”的女子。这的确不是过誉。看过《雷雨》的演出或者读过这个剧本的人，谁能不为侍萍的善良、纯洁，谁能不为她所葆有的中国劳动妇女的可敬的自尊心所深深感动呢？她的纯朴、高贵的心灵有一种稀有的十分动人的美。人们的精神境界在她的感染下也不禁高扬起来了。对于这样一个可爱可敬的女子，这个社会却用一连串如此残酷、如此惨无人道的暴行来加以凌辱、摧残和折磨，这是个什么社会呵？这样的社会我们难道能够容许它长久存在下去吗？难道能够听任它继续这样残酷地去迫害、摧残善良的人们吗？这当然是不行的。这是每一个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得出的共同的结论。这就是《雷雨》这一剧作的强大的思想艺术力量。当然，侍萍这个女子，尽管非常值得同情，却决不是可供仿效的对象。在她头脑里存在着许多迷信落后的东西，她既相信天命、报应之类的宿命论思想，又有浓重的封建伦理观念。即使在和自己有着血海深仇的仇人面前，她也甚至一点不想报复。这些地方都是不值得我们肯定的。特别是今天的一些青年同志，恐怕更会责怪她为什么竟会那样缺乏斗争性。有人可能还会提出这样的责难：我们的劳动人民难道是这样的吗？作者这种写法岂不是歪曲了劳动妇女的形象吗？不错，一般地说，劳动人民都是有较强的斗争性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既然劳动人民在旧社会里是受着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的压迫剥削，他们当然是要进行反抗，当然是有较强的斗争性的。但生活是复杂的，各人所处的条件也是各种各样的，而反抗斗争的形式当然也不会是千篇一律的，不会都是采取直来直往，甚至挥拳动刀的形式。侍萍并不想对周朴园进行报复，这是确实的。但她还是进行了斗争的。不过她的斗争的方式是克制的，并没有大喊大叫，大吵大闹。她斗争的目的，也仅限于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揭露周朴园的残忍和虚伪，而并没有要对周朴园进行惩罚，甚至也并不想当众揭露周朴园的丑恶嘴脸，宣布他过去的罪行。她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又是与她的性格，与她一贯的为人处世的态度，与她多年来养成的封建伦理观念和宿命论思想分不开的。而所有这些，又都是由她所从小生长的环境，由她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制度、习俗所造成的。作者这样来写侍萍，不但把侍萍的性格写得合情合理、栩栩如生，十分符合生活的逻辑，十分令人信服，而且也是为了通过侍萍这一形象的塑造，从另一个角度来深刻地揭露那个社会的罪恶、腐朽的本质。因为侍萍的性格之所以会是这样，正是那个社会造成的呵！《雷雨》一共写了八个人物，每一个人物都写得非常深刻、生动，每一个人物都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露了那个社会的某些方面的本质。尽管由于当时作者的思想水平的限制，他对这个社会的本质认识得还不够全面、深刻；因而这个剧作的思想深度是有局限的，甚至还包含某些消极的因素。但是，由于作者对生活的忠实，由于他的感受的真切和艺术表现能力的高超，这个剧作却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社会的异常丰富生动的生活内容。对于这些生活内容，作者当时虽然还不一定能作出深刻的理解和正确的分析，但我们今天在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以后，却应该可以从里面看到比作者当年所能看到的更多的东西，得出比作者当年所能得出的更接近于生活的本质真实的结论。这一事实也进一步雄辩地向我们证明：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的方法，从自己的真切感受出发，真实地反映生活，始终是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

1979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