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风神”垂典范——说欧阳修《伶官传序》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失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 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在“序跋类”古文中，《新五代史》里的一些序，是和《史记》里的《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秦楚之际月表序》等同样著名的。^[1]其中的《伶官传序》，明代的古文家茅坤推为“千年绝调”，虽未免溢美，然而跌宕唱叹，情韵绵远，确乎得《史记》神髓而不袭其貌，可以看作“六一风神”的典范。^[2]
 《新五代史》“发论必以‘呜呼’”，^[3]这篇《伶官传序》也不例外。为什么一上来就要“呜呼”呢?这和欧阳修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政治态度、政治遭遇有关。
 《东皋杂志》的作者曾说：“神宗问荆公(即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谓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认为五代之事可叹，故多用“呜呼”，这是搔到了痒处的;但还忽视了更重要的一面。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乱世。北宋王朝建立以后，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得到了暂时的相对稳定。然而紧接着，统治者日益荒淫腐化，社会矛盾日益扩大加深。到了仁宗庆历初年，以王伦、李海等为首的人民暴动接踵而起，西夏又侵扰西北边境，屡败宋军。欧阳修、范仲淹等人针对当时的弊政，力图实行政治改革，以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机，却接二连三地遭到当权派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忧心忡忡，很担心五代惨痛历史即将重演。而宋太祖时薛居正奉命主修的《旧五代史》又“繁猥失实”，无助于劝善惩恶。于是自己动手，撰成了七十四卷的《新五代史》，通过对五代政治与历史人物的记述、描写和批判，表现了他对北宋王朝的忧虑，表现了他对当时弊政和当权派的不满。这篇《伶官传序》，和《宦官传论》、《唐六臣传论》等一样，既是史评，也可以说是针对北宋的现实而发的政论。它以“呜呼”开头，并非无病呻吟，而是寓有无穷的感慨的。
 《伶官传序》是冠于《伶官传》前的短序，旨在说明写《伶官传》的意图。很明显，有关伶官的事实，自然应该写在传里。事实上，关于后唐庄宗宠幸伶官景进、史彦琼、郭门高等，任其败政乱国的史实，正是写进了《伶官传》里的。那么，既要写明作传意图，又要避免和传文重复，就难免概念化。欧阳修的这篇短序之所以写得好，就在于既避免了和传文重复，又说明了作传意图，而文字生动，形象鲜明，毫无概念化的毛病。
 让我们来欣赏这篇妙文。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劈头就讲大道理;而“呜呼”与“哉”相呼应，却造成极其浓烈的抒情气氛。“盛衰”二字是全篇眼目，“虽曰天命”一纵，“岂非人事哉”一擒，“天命”是宾，“人事”是主。从感慨万千的叹息声中，读者已不难觉察：有些人忽略“人事”而将国家的“盛衰”委于“天命”，正是作者所痛心的。而他的写作意图，也已经呼之欲出。
 为了避免概念化，论点一经提出，即须摆出事实来。“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这便是过渡到他即将摆出什么事实的桥梁。桐城派古文家刘大魁认为这个句子比较弱，打算删掉。在全文中，这一句的确弱一些。然而起势横空而来，此后叙事的一段又笔笔骞举;在二者之间，还是需要有这么个文气迂缓的句子调剂一下的。一张一弛，也适用于文章做法。何况，“庄宗之所以得天下”，应“盛”，“所以失之者”，应“衰”;而下文将要写什么，也交代得一清二楚。有了它，文章的脉络就更加分明了。
 接下去，自然要先写“庄宗之所以得天下”。而庄宗(李存勖)得天下的全部过程，已经写入《唐本纪》了。何况，即使冒重复之嫌，在这里写出李存勖得天下的经过，也必将造成文势的拖沓，且不合“序”的体制，那又怎么办呢?
 写一部书，像缝一套衣服一样，如何剪裁，是要作全盘考虑的。仅从这篇小序着眼，已经可以看出欧阳修在全书的总的构思方面，付出了多少劳动!遍读《新五代史》，就会发现：此下所写的关于李存勖得天下的事实，不仅在《唐本纪》和《伶官传》里都没有写，而且在其他任何篇里也不曾涉及。这大约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在通盘考虑之后，觉得这些事实留在这里写最合适，因而在其他篇里不写。其二是：这些事实本身的真实性还有问题，不便写入有关的“纪”、“传”;但其精神还是符合晋王(李克用)和庄宗的情况的，因而写在这篇“序”里，“虚寄之于论以致慨”。看来这两个原因都有，而后者的成分更大。所以先用“世言”二字冒下。
 比欧阳修早生五十多年的王禹偁在《五代史阙文》中写道：“世传武皇(李克用)临薨，以三矢付庄宗曰：‘一矢讨刘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图也。一矢击契丹;……阿保机与吾把臂而盟，约为兄弟，誓复唐家社稷，今背约附梁，汝必伐之。一矢灭朱温。汝能成吾志，死无憾矣!’庄宗藏三矢于武皇庙庭。及讨刘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庙，请一矢，盛以锦囊，使亲将负之以为前驱;及凯旋之日，随俘馘纳矢于太庙。伐契丹、灭朱氏亦如之。”开头用“世传”二字，也见出王禹偁的严肃态度。对于这些事实，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八中通过考证，作了这样的结论：“庄宗初嗣世……未与契丹及守光(燕王)为仇也。此盖后人因庄宗成功，撰此事以夸其英武耳。”胡梅磵则认为：“晋王实怨燕与契丹，垂殁以属庄宗，容有此理。”姑无论这些事本身可信不可信，而李存勖“英武”是真实的，后来也确曾“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因而写进这篇序里，并没有什么不可以。而且，这些本来用以夸赞李存勖“英武”的情节，正适合于说明他的所以“盛”全在于“人事”。
 “世言”两字，直冒到“及凯旋而纳之”。事实根据王禹偁的记载，而文字却更精炼、更生动、更传神。不仅“叙事华严”;写李克用临终之言和“与尔三矢”的动作，真是绘声绘色!简短的几句话，说得很急促，很斩截;追述已往的恨事，激励复仇的决心，如闻切齿之声，如见怒目之状。写李存勖受父命，只一句：“受而藏之于庙。”而“受而藏”的行动，却既表现了他的坚定意志，也流露出他的沉重心情。而这，又为后面杀敌致胜的描写和“忧劳可以兴国”的论断埋下了伏线。
 从“晋王之将终”到“及凯旋而纳之”，“庄宗得天下”似乎已经写完了。但在这里，关于李存勖复父仇的事未免写得太简括，不足以落实那个“盛”字。然而别忙!看来这是作者有意安排的。用“及凯旋而纳之”一收，却立刻用“方其……”承上提起，作了追叙;并在追叙的基础上作出判断，表明了作者的态度。由几个既对偶、又错落的短句构成的长句，一口气读下去，有如迅雷猛击、暴雨骤至、烈风巨浪相激搏。就李存勖说，“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就作者的行文说，也是“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从“及仇雠已灭”到“何其衰也”写“失天下”。夹叙夹写夹议，极概括而又不乏形象性。读之只觉阴风飒飒，冷雨凄凄，与前一段形成鲜明的对照：就史实说，一“盛”一“衰”;就文势说，一扬一抑。两相激射，而作者肯定什么，否定什么的情绪，也洋溢于字里行间，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
 光看这一段文字，对李存勖失天下的具体过程自然还不甚了了。但这不能责怪作者，因为那些事实全写入了《伶官传》。作为《伶官传》的序，只要提几笔就够了。
 接下去，用“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两个反诘语一宕，既承上，又转下。前一句照应“得失”、“天命”，是陪笔;后一句照应“岂非人事”，是主意。“书曰”以下，紧承第二个反诘语，用“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几句，充实一开头提出的论点，揭示李存勖得天下与失天下的根源。“故方其盛也……”与“及其衰也……”两层，回应“盛”“衰”，先扬后抑，一唱一叹。如李伯所说：“虽仍就后唐之盛衰反复咏叹，而神气已直注于结末三句。”
 作者通过李存勖得天下与失天下的事实，阐明了“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自然之理”，从而有力地体现了他的写作意图(在《伶官传》里，便着重写李存勖得天下以后溺于伶人，如何“满”、如何“逸豫”的事实)。行文至此，似乎可以收束了。但他还嫌不够，又推开一步，提出更有普遍性的两个问题感慨作结。从文意上说，更见得语重心长;从文势上说，也显得烟波不尽。真有“篇终接混茫”之妙。而其所以语重心长，正由于作者忧国情深。当时的北宋王朝，表面上虽称“盛世”;但其实已经危机四伏。“祸患常积于忽微”，难道不应该及早注意，防微杜渐吗?当时的北宋统治者，固然不像李存勖那样溺于伶人;然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足以溺人者，“岂独伶人也哉”!难道不应该提高警惕，居安思危吗?作者写这篇文章，分明是痛恨当时统治者的“满”、“逸豫”和溺于奸邪小人，希望他们从李存勖那里吸取历史教训的。
 这篇用以“序”《伶官传》的文章，实质上是论说文，所以不少人管它叫《伶官传论》。但又和非文艺性的论说文不同。写李克用愤恨填膺，须眉皆动;写李存勖始而英毅，继而衰飒，神态如生。极富形象性，而又跌宕唱叹，情深韵远，于尺幅短章中见萦回无尽之意。所谓“六一风神”，在这里表现得最明显、最集中。从艺术技巧的角度看，其中有些东西，还值得我们借鉴。当然，借鉴不等于“照搬”。《文章精义》的作者曾说欧阳修的文字“遇感慨处便精神”。的确，所谓“六一风神”，除了语言的平易畅达、富有音乐感而外，最基本的因素，恐怕就和这“感慨”有关。而欧阳修的感慨，则如前面所说，来自北宋王朝的危机、来自他为了争取实行政治改革而受到的政治打击。明清两代的某些古文家如茅坤、姚鼐等，不一定有类似的情感，却往往机械地摹仿“六一风神”，其结果自不免于装腔作势、无病呻吟。这在我们学习古人的时候，也正好可以作为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