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那天上的雷劈了我”——谈四凤 - 钱谷融

“那——那天上的雷劈了我”——谈四凤

在《雷雨》初版本的序言中，曹禺曾说，他在《雷雨》中所显示的，只有他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他并且说，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与周冲的遭际最足以代表。的确，从整个剧情看来，“天地”真大有如老子所说的“以万物为刍狗”的味道。所有的剧中人，都不过是这个“残忍”“冷酷”（即老子所谓“不仁”）的“天地”的牺牲品罢了。被拨弄得最厉害的自然是侍萍。三十年前自己所遭受过的一切，三十年后竟又在自己女儿身上重演。更其残酷的是，女儿所爱的竟会是她自己的亲生儿子，女儿的异父哥哥！蘩漪的遭遇又何尝不惨，这样一个“心比天高”的女人，竟落入了周朴园的魔掌，受到周家两代人的欺侮。她为了要报复，要作“困兽之斗”，最后竟把自己仅有的一个儿子的年轻的生命也活活地葬送了。

这几个人中，侍萍的身世最令人悲愤、不平；蘩漪的遭际，也很惹人同情、伤叹；而四凤与周冲的死亡，则尤其使人无限地惋惜与哀痛。所有这些人，尽管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会有许多的不同，他们在我们身上所激起的感情也会是各种各样的，但他们的命运，却都深深地打动了我们，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事情为什么竟会这样悲惨？难道这真是所谓天地间的“残忍”和“冷酷”吗？然而天地何知！或者这仅仅是出于作者的编造，是他故意利用许多偶然的巧合，凑成这样一出离奇的乱伦悲剧来耸人听闻的吗？然而，作品中所出现的种种复杂曲折的情节，尽管有很多巧合的成分，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又有哪一点是不合乎生活的逻辑、是缺乏必然的基础的呢？它们虽然常常出于我们的意料之外，却又无一不在生活的情理之中。在整个事件的背后，都隐伏着社会的、阶级的根源。从剧中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从一连串的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之中，都暴露出那个不合理的社会的罪恶。这一出惨绝人寰的悲剧，完全是那个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在看过这出悲剧以后，人们的愤怒，人们的火样的憎恨之情，决不会冲着无知的苍天或者并不存在的命运去发泄，而是强烈地集中在周朴园以及周朴园所代表的那个社会身上的。

事情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就拿四凤来说吧。她年轻、美丽，而又是那么善良、纯洁。她非常爱她的妈妈，真心诚意地愿意听妈妈的话，做妈妈的好女儿。但她究竟年轻，渴望着过美好的生活，又一点不懂得社会的险恶。尽管妈妈不愿意自己帮人，但既然周公馆能使她吃得好、穿得好，比家里舒服得多，她也就不惜违背妈妈的意愿，乐意让爸爸把自己送到周公馆来了。结果却在这里碰到了周萍，铸成了这样一个无可挽回的大错。周萍既然并不是个一眼就可看穿的坏人，在他身上不但多少总还应该有一些年轻人所应有的活泼的朝气，而且如我们在评析周萍时所说，他还显然是受过一些五四精神的熏陶的，那么，四凤之竟会爱上周萍（说得恰切些是竟会接受周萍的爱），是并不奇怪，也是无可责备的。她当然知道，由于地位的悬殊，她跟周萍的关系是充满着风险的。但在这类事情上，一点风险又算得什么？它是决阻挡不了两颗年轻的热情的心的接近的。但现在摆在她面前的问题是妈妈就要回来了。这是既使她高兴，又使她感到恐惧的事。她与妈妈已经分别两年多了，她是多么渴望着能早一点见到妈妈呵？但她又实在有点怕同妈妈见面。她简直不能想象，她将怎样面对妈妈那充满爱抚的注视的眼光。——要知道，她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了！何况她爸爸鲁贵又忽然告诉她说，周公馆的太太——她的女主人蘩漪，带信要她妈妈到周公馆来有事面谈。还说，说不定有辞退她的意思。这真是多叫人烦扰和恐惧的事！

同妈妈终于见面了，短暂的久别重逢的喜悦，立即被一连串的不幸事件所粉碎。到这一幕终了时，她连同她的爸爸鲁贵已被周家宣布辞退了。辞退的原因，她只知道是由她的哥哥而起，但实际原因要比这复杂得多。在这之前，蘩漪早已把同样的意思通知了她的妈妈，原因也完全与她哥哥无关。而倒是如她爸爸早先所告诉她的那样，纯然是由她自己而起。不管事情的真相究竟怎样，总之她被辞退了，而周萍也在明天一早就要动身到六百里外的矿上去。他们两人的关系看来将就此完结，万难再行继续下去了。周萍要求让他当夜再来见一次面，四凤虽然因为怕被母亲察觉，坚决叫他不要来，最后却还是同意了。因为她还没有放弃要周萍把她带走的希望，她还想作一次最后的恳求。

在周萍到来之前，中间忽然又插进了周冲的来访。侍萍在和蘩漪谈过话以后，本来就对四凤有点不大放心。周冲的到来，更引起了侍萍的极大的疑虑与不安，她刚从张大婶家回来，就看到了家门口停着周冲的洋车，接着又看到四凤送周冲出去。鲁大海又告诉她，他回来时看到四凤在跟那个二少爷谈天。她内心真是紧张恐慌极了。在四凤回到屋里后，两人间的一段对话是写得十分扣人心弦的：

鲁四凤 妈，（不安地）您回来了。

鲁侍萍 你忙着送周家的少爷，没有顾到看见我。

鲁四凤 （解释地）二少爷是他母亲叫他来的。

鲁侍萍 我听见你哥哥说，你们谈了半天了。

鲁四凤 您说我跟周家二少爷？

鲁侍萍 嗯，他说了些什么？

鲁四凤 没有什么！——平平常常的话。

鲁侍萍 真的？

鲁四凤 您听哥哥说了些什么话？

鲁侍萍 （严肃地）凤儿。（盯着四凤。）

鲁四凤 妈，您怎么啦？

鲁侍萍 妈是不是顶疼你？

鲁四凤 您为什么说这些话？

鲁侍萍 那我求你一件事。

鲁四凤 妈，您说。

鲁侍萍 你得告诉我，你跟周家的孩子是怎么回事？

鲁四凤 哥总是瞎说八道的——他跟您说了什么？

鲁侍萍 不是，他没说什么，妈要问你！

（远处的雷声。）

鲁四凤 妈，您为什么问这个？我不跟您说过么？一点也没什么。妈，没什么！

四凤送走周冲回来，没想到妈已经在屋里了，不免有一点不安。但她不愿让妈妈看出她的不安，装着很平常似的招呼了一声：“妈，您回来了。”侍萍早就在怀着激动焦虑的心情等着四凤回来，四凤的不安当然逃不过妈妈的眼睛。她冷冷地回了一句：“你忙着送周家的少爷，没有顾到看见我。”意思是：你一心在周家少爷身上，哪里想得到我这个妈！四凤当然听得出妈话中的刺，觉察到妈对自己的怀疑和不满，连忙解释说：“二少爷是他母亲叫他来的。”意思说：他跟我没关系，你不要瞎猜疑。这样的解释当然不能使侍萍放心。她想：这孩子为什么这样急于为自己撇清呢？这反而只有更增加了她的不安。就更逼进一步地说：“我听见你哥哥说，你们谈了半天了。”前面鲁大海只是告诉侍萍，他回来时看到四凤在跟周冲谈天。这里她却有意说：已经“谈了半天”。潜台词是：孩子，你不用瞒我了，你跟周家少爷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快告诉我吧。在四凤呢，她跟周冲之间的确并没有什么，她本来完全可以泰然处之。但她心里压着周萍的事，生怕妈妈已经知道了，何况妈妈又跟蘩漪谈过话，更叫她恐慌，于是不由得问了一句：“您说我跟周家二少爷？”这本来是无须问得的，刚才来的是周冲，她们一直在谈的也是周冲，就连侍萍所转述的鲁大海的话，说的也是周冲。但因为她自己心里有疙瘩，就不禁发出了这样一个毫无必要的怪问题。要不是作者深入人物的灵魂，洞悉她内心的奥秘，是决写不出这样的台词来的。曹禺的剧作之所以那样耐人寻味，经得起反复的推敲、咀嚼，就在这些地方。而迄至现在为止，侍萍也一直只是猜想四凤跟周冲之间可能有一点什么，而毫未怀疑到她跟周萍之间的关系。因此，四凤的这句奇怪的问话，并未引起她的特别注意，只是进一步追问她周冲究竟跟她说了些什么。而四凤则只是一再重复着说：“没有什么”，“他没说什么”，“一点也没什么”。要说她跟周冲之间的关系，那的确是没有什么，一点也没有什么。但现在问的是周冲究竟跟她说了些什么？那就决不是“一点也没什么”，也决不是只是说了一些“平平常常的话”。因为周冲的那些话，实在太不平常了，不平常得甚至四凤都不大能够理解。什么“……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在无边的海上……有一只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斜贴在海面上面飞，飞，向着天边飞。……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等等，等等。四凤为什么不把这些告诉妈妈呢？而且周冲还曾明白地向她求过爱，表示愿意帮她上学，要同她结婚。这些侍萍早已从蘩漪口中听到过了。而她现在却一句也不提，这不是明明在对妈妈撒谎吗？叫侍萍怎么能不愈听愈起疑，愈听愈着急呢？而四凤也奇怪，就她跟周冲的关系而论，这些完全可以照实讲出来，讲清楚了，真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可她就是咬紧牙关，一个字也不提。这又是为什么呢？无非又是为了她跟周萍的事。侍萍现在一再追问的尽管是她跟周冲的事，而她脑子里所想的，所十分恐惧的，却尽是她跟周萍的事。所以她一面回答妈妈说，自己跟周家的孩子一点也没有什么，而一面说着说着，忽然又要向妈妈表白：“我不是跟你说过，这两年，我天天晚上——回家的？”要说清楚她跟周冲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必牵扯到什么晚上不晚上的问题。这些地方都表明，四凤毕竟是个天真、善良的姑娘，她觉得自己做错了事，不敢对妈妈讲。但这件事又偏偏老是在心里压迫着她，使她的舌尖不由自主地要把它泄漏出去。她既不善于说谎，更不愿意向妈妈说谎。但她又最怕伤妈妈的心。她跟周萍的关系如果让妈妈知道了，妈妈不知道会多么伤心，所以她死也不敢向妈妈承认，就只好用一些谎话来搪塞了。她不知道这些谎话非但不能掩盖她想要掩盖的东西，反倒不自觉地自动把它们透露出来了。因为侍萍跟她谈的明明是周冲的事，而她的这些谎话，却并不是因周冲而发，并不是为了掩饰她跟周冲的关系而说，而都是为着周萍。尽管侍萍当时还完全不知道四凤跟周萍的关系，但四凤并没有向自己说真话这一点是决瞒不过像侍萍这样一个十分疼爱和了解自己的女儿的妈妈的。因此，通过这一段对话，非但没有能使她放心，反而只有更增加了她的不安。紧接着，就出现了逼四凤起誓那个场面：

鲁侍萍 凤儿，我要你一辈子不见周家的人！

鲁四凤 好，妈！

鲁侍萍 （沉重地）不，要起誓。

（四凤畏怯地望着侍萍的严厉的脸。）

鲁四凤 这何必呢？

鲁侍萍 （依然严肃地）不，你要说。

鲁四凤 （跪下）妈，（扑在侍萍身上）我——我说不了。

鲁侍萍 （眼泪流下来）你是要伤妈的心么？你忘记妈这一生为着你——（回头哭泣。）

鲁四凤 妈，我说，我说。

鲁侍萍 （立起）你就这样跪下说。

鲁四凤 妈，我答应您，以后我永远不见周家的人。

（雷声滚过去。）

鲁侍萍 天上在打着雷。你要是以后忘了妈的话，见了周家的人呢？

鲁四凤 （畏怯地）妈，我不会的，我不会的。

鲁侍萍 孩子，你要说，你要说。你要是忘了妈的话——（外面的雷声。）

鲁四凤 （不顾一切地）那——那天上的雷劈了我。（扑在侍萍怀里）哦！（雷声轰轰）

鲁侍萍 （抱着女儿）孩子，我的孩子！

妈要她一辈子不见周家的人，这在她当然是难堪的，做不到的。但为了让妈妈放心，她也就随口答应了。但想不到妈妈竟还要她起誓。起誓，在当时，特别在像侍萍和四凤这样的人头脑里，是件十分严重的事。这她就不能随随便便地答应了。因此她只得说：“这何必呢？”（我不是已经答应过了妈，何必还要起誓呢？）可侍萍一点不让步，非要她起誓不可。她急得只有向妈妈跪下了，难过地扑在妈妈的身上，老老实实地向妈承认：“我——我说不了。”侍萍这下完全明白了。她的疑惧证实了：这孩子跟周家的少爷之间确是有事！侍萍是个过来人，她当然懂得四凤的痛苦，要她发这样的誓，是很有点残忍的，但三十年来的惨痛教训，又使她不能不狠一狠心，不管怎样也要把孩子从危险的道路上拉回来。对四凤来说，她跟周萍的关系已经是这样深，要她把他永远丢开，实在是难以做到的。但她又是那样爱她的妈妈，使妈妈伤心又是她怎么也受不了的。所以她一直在这个两难的境地中挣扎着，希望能够既不伤妈妈的心，也不必发那个可怕的誓。但是侍萍出于对女儿的爱，出于一个母亲的严肃的责任心，却一点也不肯放松，非逼着四凤起誓不可。于是四凤就只得不顾一切地发下了那个可怕的誓言：“那——那天上的雷劈了我。”说完了就扑在妈妈的怀里哭了起来。而侍萍也难过得只有抱着四凤呻吟着：“孩子，我的孩子！”观众们这时坐在剧场里，也不由得紧张得气都喘不过来。台上的两颗心在被撕裂着，台下的千百颗观众的心也同时在被撕裂着。19世纪英国作家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把文学分做知识的文学和力量的文学两大类[1]。像《雷雨》这样的作品，无疑是属于力量的文学一类的。面对这样的作品，谁还能漠然无动于衷呢？侍萍与四凤是那样善良，可又是这样无知。四凤渴望着爱情，渴望着能过幸福的生活，可她还是个涉世未深的孩子，她还一点不懂得社会，不了解人生。侍萍虽是历尽艰辛，饱经沧桑，深知社会和人生的险恶，但她也一点不懂得这社会和人生为什么会这样险恶。为什么周朴园他们做尽了坏事，却仍能这样体面显赫；自己一生受尽了凌辱折磨，今天却还得眼看自己的女儿又面临一个危险的深渊？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她无法回答。只能怨天“残忍”，怪命“不公平”了。她以为叫女儿发了誓，就可以把女儿从深渊边拉回来，不让她跌下去。她和四凤竟会这样愚昧无知，真使我们万分痛惜、无限懊恨。但这并没有减少我们对她们的同情，而是只有更增加了我们对那个社会和那个社会的代表人物如周朴园之流的痛恨。侍萍和四凤的不幸，是他们造成的；侍萍和四凤的无知，也是他们造成的。要结束侍萍和四凤的不幸生活，要改变她们的无知状态，就只有推翻那个社会，打倒周朴园所代表的剥削阶级才能做到。这就是我们从《雷雨》这一剧作所得出的结论，也就是《雷雨》的作者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他的强烈的愤懑之情。

四凤后来果然是触电而死，似乎是应验了她所发下的誓言。假如有人因此就责怪作者在宣扬宿命论，宣扬迷信思想，那么我们只能表示遗憾。四凤明明是有意触电自杀，而并不是如誓言所说被雷劈死的。尽管所谓雷劈，实际也是一种触电现象，但作品表现得很清楚，她却确确实实是有意自杀，而并非偶然触电。试看下面这段在她从家里逃出来又见到周萍时对周萍所说的一番话：

我糊里糊涂又跑到这儿，走到花园那电线杆底下，我想死了算了。我知道一碰那根电线，就可以什么都忘了。可是，我忽然看见你窗户的灯，我想到你在屋子里。我突然觉得，我不能这样就死，我不能一个人死，我丢不了你。我想我们还是可以走，只要一块儿离开这儿。

这说明，本来她还不愿这样就死。她丢不下周萍，她想她还可以跟周萍走，跟周萍一块儿离开这儿。而现在忽然发现周萍竟是她自己的哥哥，不但原来所想的一切都成了不可能的了，就是已经发生的关系，对她来说，也成了无法忍受的了。她怎么还能活下去呢？她就自然只能决心去踏早就想过要踏的那条电线了。所以她的死，明明是有意的自杀，而且还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而是早已有过这种打算了。那么，我们怎么能认为她真的是被雷劈死的，怎么能认为作者这样写就是在宣扬宿命论、宣扬迷信思想呢？

作者虽然说过，四凤和周冲的遭际，最能显示天地间的冷酷，但他这样说，自然也并不是真的在责怪天地，而不过是强调他的一种愤懑之情罢了。对这两个年轻的生命的无辜死亡，谁又能不特别感到愤慨呢？譬如四凤，她是那样善良、纯洁。她对生活充满着热情，她总是用好意的眼光来看待她周围的一切。她对她父亲鲁贵的所作所为，尽管很看不惯，甚至禁不住要产生一种厌恶的心情，但她还是竭力尽她女儿的本分，尽量尊重他。当她哥哥大海对鲁贵有了一些过火的言论或行动时，她总是以责怪的眼色或口吻来加以阻止。虽然蘩漪因为出于妒忌，对她总不免怀有敌意和偏见，但她还是很尊敬蘩漪，并真心地同情蘩漪。她对周萍的爱也是很真挚的，当鲁大海在她面前说周萍的坏话时，她就立刻热烈地为他辩护。起先，她甚至还不肯相信他真会做出鲁贵所说的“闹鬼”那样的事，后来虽然不能不有几分相信了，但她仍旧对周萍说：“你做了什么，我也不怨你的。”“我相信你以后永远不会骗我。这我就够了。”对那个天真的大孩子——二少爷周冲，不管他是怎样热烈地爱着她，她还是坦率地拒绝了他的爱，决不肯欺骗他或是假意敷衍他。对她妈妈，她更是爱得那样深，为了妈妈，她甚至愿意割舍她最难以割舍的东西。总之，四凤的确是一个可爱的、十分值得人同情的姑娘。唯其是这样可爱，这样值得同情，她的无辜死亡，才更使人悲痛，更使人憎恨逼死她的那个社会。不过，当然，她毕竟是生长在过去那个时代和社会里的，她虽然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家庭，但她并不能够逃出那个时代的风尚习俗和摆脱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所灌输给她的一套思想准则。特别是在周公馆生活的两年多里，耳濡目染，更使她沾染了一些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腐朽东西。她对周公馆的奢华生活的欣羡与留恋，她对周家的主人们的过分尊敬和轻信，就是明显的例子。所以当她和她分别了两年的哥哥鲁大海重新见面时，两个人都有点失望地感到对方变了。两个人的这种感觉，应该说都是既真切而又正确的。两个人的确都变了，而且是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在变。而从这种不同的变化中，我们也都可以看到环境的作用，看到社会的阶级的影响。鲁大海当了煤矿工人，生活在工人阶级的队伍里，对资本家对他们的压迫剥削，对当时那个社会的丑恶本质，感受和理解就比较深切。四凤长期生活在地主资本家的公馆里，经常照拂和指引她的又是鲁贵那样的父亲，那个十分爱护自己并具有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的妈妈，又远在八百里之外。她身上所起的变化，就自然只能叫鲁大海感到失望和不满了。这许多地方都显示出，《雷雨》的现实主义的成就的确是相当高的，作品的这样高的思想艺术成就，不仅要求它的作者必须忠实于生活，并且必须有一个相当进步的立场，否则的话，是决不可能取得的。

我觉得，国内学术界过去也许是受了曹禺自己的一些不很恰切的说法（部分地也是由于曹禺的自我谦虚）的影响，对他当时世界观中的消极的东西看得多了些，而对他所站的进步立场，对他的强烈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感情（从揭露旧社会的角度来说，这种思想感情同当时人民革命的方向在总的倾向上是一致的），对他的作品所起的良好作用，则相对地有所忽略甚至有意加以贬低。这种现象的产生，同时也是与许多人都习惯于脱离当时的现实条件，教条主义地用抽象的政治标准来要求一切作家和一切作品的现象相关联的。但大家又无法抹煞《雷雨》长时期来都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这一事实，因此，在对这一作品的评论上，就常常出现把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思想性和艺术性加以割裂的现象。写作《雷雨》时，曹禺当然还不是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立场与无产阶级的立场之间，还存在着很长的距离。但这决不排斥他的揭露对象，与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的斗争对象的一致性。这就保证了他能够写出有巨大进步意义的作品来的现实可能性。不承认这一点，就会对他的作品的进步意义估计不足。但从另一面来说，《雷雨》的艺术成就虽然是很高的，但它的高度也决不会超出他当时世界观的水平所能容许的范围，决不会不受他的世界观的制约。因而不看到他世界观的弱点给予他作品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对的。而过去，在我们的评论界却的确存在着这样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过分贬低曹禺当时世界观的水平，因而也贬低甚至抹杀他的作品的进步意义；另一种是完全脱离世界观来谈他的作品的艺术成就，仿佛艺术与思想纯然是两回事似的。今天，我觉得应该是到了改变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时候了。

1979年6月12日

【注释】

[1]他最早是在1823年写的《给一个青年的信》中提出这一意见的，后来在1848年写的关于蒲伯（Pope）的论文中又进一步申述了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