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你是你的父亲的儿子”——谈周萍 - 钱谷融

“哦，你是你的父亲的儿子”——谈周萍

在周朴园的三个儿子中，周萍是唯一有可能传他的衣钵的一个。这位周公馆的大少爷，第一步就跨得很有父风。当我们初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他不但早已和他的后母发生了乱伦关系，而且还和他家里的使女（其实是他的异父妹）有了暧昧行为。并且正要撇下她们，独自一个到矿上去，进一步学习他父亲的“英雄榜样”。不过，为了对他公平，我们愿意对上面的话作一些修正。他要撇下蘩漪到矿上去是确实的；想独自一个去，也是确实的。但是否存心连四凤也要撇下——假如这撇下就是意味着永久的丢弃，我们认为是应该作一些保留的。

作为周朴园的儿子，周萍自然是很难博得人们的好感或者同情的。而他所做的一些事情，譬如上面所提到的同蘩漪乃至四凤的关系，譬如在自己家里恶狠狠地仗势打了鲁大海两个嘴巴，以及他的纵酒放荡、精神颓丧等等，也确乎只能引起人们的憎恶。然而，他又不是那种滥恶而浅薄的、一眼就能看煞的坏人，在他身上甚至还并不缺少足以令人迷惑的地方。要不然，不但四凤居然会倾心于他，有些不大近情；就是蘩漪竟要那样苦苦纠缠，死不放手，也觉得不易使人信服；除非这两个人的性格并不像作品中所表现的那样。在这个剧本里，周萍的性格恐怕是最复杂的一个了。作者在序文中，曾把《雷雨》中人物的性格分做三类：一类是一切都走向极端，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中的路；一类是与此相反，遇事希望妥协、缓冲与敷衍；再有一类则是介乎这两者之间，仿佛是两者间的阶梯。在过去的版本里，作者一直把周萍归入第一类的，但在1959年出的版本里，却把他归入第二类了。可见这个人物的性格，原是可此可彼，不是那么容易固定的。因而作者认为，这个人物是最难演的，演他的人需要能够化开他性格上的一层云翳，使他轮廓分明，虽复杂而仍简单。他并且提示演他的人要设法替他找同情，不然到后来就会搁了浅，演不下去。要替周萍找同情，这说法也许容易引起误解，所以在新本中，作者就删去了这两句话。其实，大家是不难体会作者的用意的。他无非是要演员不要简单地对待这一个人物，不要把他的性格脸谱化了，把他演成一个传统戏曲中的花花公子式的人物。假如这样，剧中人物间的关系，就会显得牵强而不合情理，就会破坏了剧作的完整性。作者没有把周萍写成这样的人物，正是作者的高明处。这样，就使得这一剧作更加耐人寻味，使得大家不是把憎恨仅仅停留在周萍个人身上，而是要去进一步思考与探索。换句话说，也就是更加深化了剧作的主题思想。

对待像周萍这样的人物，常常容易出现两种简单化的态度。一种是眼光只停留在一些表面的现象上，对他的所谓“真诚”，所谓“不得已的苦衷”，表现出过分的轻信，因而不适当地原谅他，同情他。还有一种是从他的思想本质出发，对他深恶而痛绝之，认为他的所言所行，无一不是可鄙而可恨的，因此把他臭骂一顿了事，而不去进一步探索这个人物的性格形成的社会根源，发掘这一形象的深刻的典型意义。这当然都不是正确的态度。但要使抱这两种态度的人改变他们的看法，却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因为，他们之所以会持有这种或那种看法，并不是毫无根据，在他们看来，似乎还是满有理由的。

就拿前一种看法来说吧，粗粗一看，周萍这个人物，确也好像是大可同情的。他年轻时因为一时的冲动，和自己的后母发生了乱伦关系，铸下了大错。这使他时时追悔，懊恨莫名（作品中关于他的悔恨的描写，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特别是他初出场时，同蘩漪重又在人前晤面时的那种坐立不安，正眼都不敢觑她一觑的神情，更表现出他的苦痛之深、悔恨之切，更为他赚取着人们的同情）。因而他竭力回避着蘩漪，并且想离开周公馆，到远处的矿上去，以便把这“最后悔的事情”永远埋葬掉。他和蘩漪的关系，当然不能认为是种正当的关系。他如今厌恶这种关系，要想摆脱这种关系，总该是可以得到人们的谅解的。他之又爱上四凤，正是当他沉溺在这种悔恨的深渊而不能自拔的时候。他是把四凤当作自己的救星，当作能拯救他跳出这深渊的力量而爱上她的。他既然并不知道四凤就是他的妹妹，这也很难对他有所指责。何况他又是真心地爱着四凤，并不是存心玩弄。就是在他和蘩漪的冲突中，起初他也是一再忍让，竭力抱着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态度的。后来之所以会说出一些恶狠狠的绝情弃义的话来，乃是被蘩漪逼出来的。这又怎能过多地责备他呢？何况，想一想吧，他又是有着怎样一个父亲啊！这个父亲说一是一，必须绝对服从。在这个家庭里，周萍同样是处在他父亲的威压之下的。他不但受着他父亲的威压，同时还受着蘩漪的胁逼，受着命运的播弄（四凤竟会是他的同胞妹妹）。最后他终于只能走上自杀之一途，不是大可悲悯，弥足同情的吗？在持第二种看法的人看来，则会以为上面所说种种，都只是些细枝末节，表面现象。看人论事，应该从大处着眼，应该抓住关键问题。评价周萍，首先要看他对待周朴园的态度怎样，看他对待鲁大海的态度怎样。只有在这种地方，他的基本立场、他的思想本质，才被鲜明地揭示了出来。周萍是周朴园的肖子，他对周朴园是奉命唯谨，无限恭顺的。周朴园的一言一动，他几乎都无条件地赞成。周朴园的意志，他从不违抗；周朴园的命令，他一定执行。这如果把他和比他年轻得多的弟弟周冲的态度对照，就格外分明。譬如，当周冲听到周朴园说已经把鲁大海开除了时，他就提出了抗议，认为“代表罢工的工人并不见得就该开除”；对于矿上不给受伤的工人以抚恤金，他也表示了很大的不满。而这时也在一旁的周萍，对于这些却一声不作。譬如，在周朴园逼蘩漪喝药时，周冲就抗议说：“爸，妈不愿意，您何必这样强迫呢？”周朴园命令他端着碗去劝他母亲喝，他也表示了反抗。周萍则非但不支持周冲，反而劝令周冲服从。后来，周朴园要周萍自己跪在蘩漪面前劝她喝，他虽然很觉难堪，但要不是这时蘩漪一口气把药喝完了，他真会跪下去的。又譬如，周朴园要辞掉鲁贵和四凤，这对于周萍来说，该是怎样的一个晴天霹雳，怎样的关系重大的事，可他也只是说了一句：“爸爸，不过四凤同鲁贵在家里都很好，很忠诚的。”算是为他们求情，就再也没有别的举动了。他甚至连第二句求情的话都不敢说。周冲知道了这个消息，则表现了极大的气愤，认为他父亲“太不讲理”了，就立刻要去找父亲评理去。最突出的当然是在对待作为工人代表的鲁大海的态度上。在周朴园和鲁大海谈判的一场里，周萍的态度甚至比周朴园的都更为狰狞可怕。他在旁听了鲁大海对周朴园的理直气壮的指责以后，就冲出来盛气凌人地责问鲁大海：“你是谁？敢在这儿胡说？”后来，当鲁大海揭周朴园的老底，数说他罪恶的发家史的时候，他竟恶狠狠地冲向鲁大海打了他两个嘴巴，并且还喝令仆人们一起打他。这就充分表明他是个十足的工人阶级的敌人，他的资本家的儿子的立场是站得很稳的。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怎么能给他以任何的同情呢？我们也决不能指望这样的人会有什么纯真的感情。他对蘩漪既说不上有什么爱情，对四凤也只是存心玩弄。一个资本家的儿子，是决不会爱上一个“底下人的女儿”的。他们真像鲁大海所说：“……都是吃饭太容易，有劲儿不知道怎样使，就拿着穷人家的女儿开开心，完了事可以不负一点儿责任。”他们的一些貌似真诚的话，都是骗人的玩意儿，如果信以为真，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只要看他当初对蘩漪不也曾经是海誓山盟过来的吗？如今又怎样！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周萍都是个卑鄙的、丑恶的人，是应该被狠狠鞭打，彻底否定的。

应该承认，这两种看法，的确都各有他们所见到的一面，都可以说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但是，如果各执一端，自以为是就不免有失偏颇了。就大体而论，后面这种看法能从大处着眼，是比较正确的。但前一种看法指出，在周萍和周朴园之间也有矛盾，并不完全协调，这是应受重视的。此外，在体会人物的心情、处境方面，也有它比较细致比较近情的地方，也值得我们加以考虑。譬如，周萍之于四凤，无论是直接从他和四凤相处时的言行举止，或者间接从他在蘩漪和鲁大海面前所说的一些话看来，都应该承认确是诚恳的，真心相爱的。不看到这一点，而笼统地根据周萍的思想本质推断出他对四凤决不会有真正的爱情，这是一种脱离作品实际的主观主义的态度，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有的同志看到了这一点，却同样从周萍的思想本质出发，不承认这种描写是真实的，而把它归之于作者写作上的缺点，认为这正是有损于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地方。这，我觉得，也并非确论，殊有待于做进一步的探讨。

评价周萍，当然首先要看他的思想立场，看他在阶级对立形势中所持的态度如何。从他的某些言论和行动看来，他确也是竭力想做周朴园所代表的那个社会和阶级的忠臣孝子的，我们基本上也只能把他当作那样的人。这样的人，决不值得我们的同情。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这样的人是不是就不能与那个社会、那个阶级有一点不协调的地方，是不是就不能对四凤这样的姑娘有一点真正的爱情？如果作者这样写了，是不是就有损于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如果结合具体作品来看，结论毋宁倒是相反的。

我们试想：假如周萍也像周朴园那样虚伪卑鄙，极端的自私自利，假使他在那个社会里，也像周朴园那样心安理得，圆融自在，那么，不但如我们前面所已经指出过的，四凤和蘩漪等人的行为逻辑就失去了真实的依据，作品中人物的关系就会显得牵强而不合情理，而且，这种形象上的重复，不将是意味着作者艺术创造能力的贫乏吗？它除了使我们也像痛恨周朴园一样地痛恨着周萍以外，能给我们什么更多的东西呢？一个典型形象，必须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必须能揭示出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当然，同时它还必须是具有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个人特色的）。譬如在周朴园身上，就体现出了那个社会里的统治势力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周朴园可以被认为是那个社会里的统治势力的某一方面的代表人物，对于周朴园的揭露和鞭打，可以说就是对于那个社会里的统治势力的揭露和鞭打。作者通过周萍这一形象的塑造，目的当然也是在于揭露那个社会，鞭打那个社会里的统治势力。但作者显然并不是把周萍直接作为统治势力的代表人物而加以揭露和鞭打的。他是从另一个角度，以另一种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的。这一方面显示出作者的艺术表现能力的生动多样和对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的理解，同时也就使得这一作品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充实，使得这一作品的思想意义更加广阔、更加深刻了。

在作者笔下，周萍是被作为一个由于屈从于当时的统治势力，由于竭力想效忠于这个统治势力，因而变得精神卑下，意志薄弱，无法解开他面对的重重矛盾，终于只能既损害了别人，也葬送了自己这样一个形象来处理的。在周萍身上，我们看到并不缺少一般人的所谓善良、聪明，而且，从他的某些言论和行动看来，他还可能是多少受过一些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想的洗礼的。譬如，他曾经对蘩漪说过，他恨他的父亲，他愿他父亲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这虽是他在追求蘩漪时的一时的热情冲动之言，但也可见他对他父亲的专横、不尊重女性等确也是很不满意的。譬如，当他听到蘩漪把四凤称作“一个下等女人”时，他就怒不可遏地爆发说：“你胡说！你不配说她下等，你不配！”此外，我们还曾听到有人说过“他待人顶好”的话，这话虽说是出自四凤之口，但恐怕也不能认为四凤只是从个人出发，仅仅因为周萍待自己不错就这么说的。譬如周冲在说到他时，就也称过他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我们知道，这句话从周冲的嘴里说出来，是应该被看作一种很大的赞扬的。而从许多地方看来，周萍也的确并不缺少追求新的、更充实的生活的愿望；尽管他所谓的新的、更充实的生活，不见得就会是值得我们加以肯定的生活。但至少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目前所过的这种空虚而丑恶的生活，是很不满的，他还是极想振作起来的。所以，他和那个社会，和他所出身的阶级，还是并不完全协调的。我们也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像这样的人就一定不能对四凤有真正的爱情（他能否永远忠实于这一爱情那是另一问题），假使作者写了他有这样的爱情，为什么这种描写就一定得是不真实的？周萍这个人，就他的思想的起点来说，是和周冲、蘩漪等人颇为接近的；在他身上，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一些五四时期的时代特色来（从这里也可看出作品的现实主义的成就，作者笔下的人物是和他们的时代环境相融合的）。如果他能沿着他最初的方向发展下去的话，他是可以成为一个像周冲或蘩漪那样的值得我们同情的人的。然而，他却终于只能使我们用别样的态度来对待他，因为他离开了原来的方向，而走到另外一面去了。

那么，是什么力量使得他从这一个方向转到另一个方向去的呢？促使他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何在呢？

我认为这都是一个“怕”字在作祟：对他父亲的怕，对社会舆论的怕，对整个统治阶级的怕！

也许有人要提醒我说：“还有对蘩漪的怕。”但我并不认为需要作这样的补充。如果说周萍的确也怕蘩漪的话，那么，这种怕也是由于对周朴园的怕、对社会舆论的怕、对整个统治势力的怕而来的。离开了这些，他其实是并不怕蘩漪的。他假如真怕蘩漪，假如他怕的真是蘩漪本身，真是蘩漪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话，他就会以另一种态度来对待他面前的矛盾冲突，他就不会离开我们上面所说的他的思想起点这么远，而我们也要以另一种态度来对待他了。

从表面看来，周萍似乎的确是很怕蘩漪的。他对蘩漪的怕，甚至还似乎超过了对周朴园的怕。譬如，在第二幕开头的地方，当四凤对他说，她怕有一天周朴园会知道他们间的事，他听了却摇着头深沉地说：“可怕的事不在这儿。”他虽然并没有明白说出可怕的事究竟在哪儿，但大家知道，他是指着蘩漪说的。他每次和四凤幽会，总是提心吊胆，连四凤都忍不住要叹着气说：“总是这样偷偷摸摸的”，“你连叫我都不敢叫”。这当然主要也是为了怕被蘩漪知道。在蘩漪面前，他更总是低声下气，赔尽小心，这都表明他是如何地惧怕着蘩漪。但如果我们进一步思索一下，他究竟怕蘩漪什么呢？那么就会明白，他所怕的其实是在彼而不在此的。他难道是怕蘩漪责他背盟负心，责他不帮助她跳出周朴园的牢笼吗？难道是怕蘩漪吵闹开去，他将被社会当作一个负心汉而加以唾弃吗？显然不是的。他并不是因为自己对蘩漪有所亏负而惧怕她的[1]，他所担心的，他所顾虑的，并不是他和蘩漪之间的是非曲直问题，而是他和蘩漪之间的关系本身。他是怕这种关系张扬开去，他将不容于他父亲，不容于社会舆论，不容于整个统治势力。他怕的是这些，而并不是怕蘩漪。他之所以会对蘩漪变心，所以要想中断他和蘩漪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惧怕的心理——首先是对他父亲的惧怕在起作用。

周萍和蘩漪之间的不正当的关系，已经存在了两年以上了，这种关系虽说终是难于长久维持的，但为什么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宣告破裂？这难道能说全是出于偶然吗？显然这是和周朴园的回家直接关联着的。我们想，同一个周萍，在两年多以前，可以当着蘩漪的面说他恨他的父亲，说他愿他父亲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而现在，当蘩漪向他表明，她已经把她整个的性命、名誉交给他了，她不再是周朴园的妻子了时，他却冷冷地说：“如果你以为你不是父亲的妻子，我自己还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这中间的变化该是多么惊人！蘩漪听到他说这样的话，也不禁一呆：“哦，你是你的父亲的儿子。”她也是想不到他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的。那么，使周萍发生这样的变化的原因何在呢？难道真是像周萍自己所说，以前是他年轻，一时冲动，才说出这样糊涂的话，而如今因为长了两岁，就明白过来了吗？倒像是一个人必须满了二十八岁才懂得乱伦关系的不正当，如果他只有二十六岁，那就还不能领会这样高深的道理似的。这谁能相信呢？所以，蘩漪立刻也就明白了，他原来是怕他父亲：“——这些日子，你特别不来看我，是怕你的父亲？”我们也只能同意蘩漪的说法，此外的确是很难有别的解释的。周萍之那样急于要离开周公馆到矿上去，也更加证明着这一解释的正确。周朴园三天以前才从六百里外的矿上回来，照情理上说，父子们已分别了两年多，正该多团聚团聚，怎么父亲一到家，就急着要请求他调自己到矿上去工作，而一得他的同意，甚至还来不及等他考虑好究竟让自己干什么工作，就忙着要动身了呢？这不明明是怕在一起待久了，他和蘩漪之间的不自然的关系，就会引起他父亲的怀疑而有被识破的危险吗？[2]

那么，周萍为什么这样怕父亲呢？恐怕谁都会回答说：这自然是因为他欺骗了父亲，因为他觉得自己对不起父亲。但是，难道我们真能相信周萍仅仅是从所谓“良心”上去考虑的吗？“良心”又是什么呢？在周萍身上，真用得着王尔德这句警语了：“良心与怯懦是同一回事。”周萍实质上不过是怯懦罢了。为什么他只想到自己对不起周朴园，就想不到自己其实是更对不起蘩漪呢？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能这样随便，这样不负责任吗？譬如蘩漪她就毫不后悔，她自己做的事她自己负责任。所以拆穿了说，周萍不过是从自私自利的动机出发，从个人的利害关系上着想，因为不敢与周朴园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决裂，就不顾自己对蘩漪所负的责任，而卑怯地背弃了自己的诺言罢了。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不愧是周朴园的儿子。而他的种种悔恨的表现，也像周朴园对侍萍的怀念一样，既是为了骗别人（对周萍来说，特别是在于骗蘩漪），也是为了骗自己（安慰他们自己的“良心”）。父子二人，真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对四凤，就目前来看，当然不能否认他确是真心爱她的，但从他的自私自利的卑怯的性格看来，谁能担保他不会像周朴园对侍萍那样始乱终弃呢？只要周朴园稍一干预，恐怕他就会立即屈服，而置四凤于不顾了。所以，尽管今天的周萍还不像周朴园那样卑鄙无耻，甚至还有一些足以迷惑人的地方，但归根到底他和周朴园是同一流的人物，假如不死，发展下去，是不见得会比周朴园好到哪里去的。这样的人，当然决不值得我们同情，而只能受到我们的唾弃。

不过，从另一面来看，生长在那样的环境里，受着那样的教养的周萍，他也只能是那样的人。统治阶级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经济的、政治的、伦理的、教育的……）手段，来把自己的子弟纳入他们所设定的轨道，把他们培育成和自己一样的人。一切与他们的利害相抵触的或是不合于他们的阶级口味的东西，他们是都要加以排斥和摧毁的。周冲的一再受到周朴园的斥责，就是一个明证。在地主资产阶级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周萍，不管他最初曾有过怎样善良的愿望，不管他到后来还是怎样地渴望着能过一种新的、较有意义的生活，但是长期以来的地主资产阶级的腐朽的生活方式，早把他的一点青年人的朝气和雄心消磨尽了。假如说过去他对他父亲、对那个社会还曾有过某种程度的仇恨和不满的话，如今也早已化为乌有了，他有的就只是尊敬、只是恭顺了。他就从来也没有作过离开他的父亲、背叛那个家庭和社会，去过一种独立的新的生活的打算。因为这在他是不堪设想的。将近三十年来的寄生生活，已经完全把他培养成了一个徒具空形的废物了。统治阶级即使不能把自己的子弟培养成和自己一样穷凶极恶、无所不为的人，至少也要使他们成为一个便于驾驭、听任自己摆布的人物。所以，周萍之终于离开他原来的方向而成为现在这样的人，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正是周朴园和他所代表的社会一手造成的。而这多少也是符合于他们自己的愿望的。可见，作者这样来塑造周萍的形象，正是更深一层地来揭露周朴园，揭露那个社会，表明周朴园与他所代表的社会是怎样在摧毁着一切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的东西。怎样在虐杀着一切多少有些生气的、不和他们同流合污的东西。不过，尽管如此，也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因此减轻周萍的责任而对他有所宽贷，他的行为最后仍是要由他自己负责的。

周萍最后是自杀了。对于他的这样的结局，也有许多同志对作者有微辞。认为这不是周萍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认为这样的死对观众没有教育意义，而只能损害了作品的思想性。我想，说周萍的自杀不符合他的性格发展，恐怕是很难令人折服的。从作品中的周萍的为人看来，他既然暂时还并不完全是周朴园式的人物，既然他还不能像周朴园那样心安理得地做坏事，而同时又没有勇气、没有力量选择另外的道路，过别样的生活，那么他除了自杀，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很难设想此外能有什么别的结局，会比让他自杀显得更合理的。至于说这样的死对观众没有教育意义，只能损害作品的思想性，恐怕也是未曾深思的说法。诚然，作者让周萍以自杀来了结他的一生，似乎显得周萍还不是个十恶不赦的人，对他还有些手下留情似的。但其实，如我们前面所说，像周萍这样性格的人，既然除了自杀不会有什么别的路好走，那么作者以自杀作为他的结局，就没有什么留情不留情的问题。即使他真是有所留情的吧，那么，他之所以对周萍留情，正是为了更无情地揭露周朴园和周朴园所代表的社会，揭露他们的丑恶和腐朽，预示他们的必然没落的命运：周萍是周朴园的恭顺的儿子，是竭力想为周朴园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效忠的，但他们自己的培养控驭，却使他失去了一切的意志和能力，只能把他送上死亡之一途；毁了周萍的一生，就无异是毁了他们自己的未来。这怎能说是损害了作品的思想性呢？除非大家不从这方面看，却去同情起周萍来，那当然是要损害作品的思想性的，但这恐怕也不能说是真正体会了作者的用心的。

无可讳言，作者对周萍是具有某种同情的成分的。对他的总的态度，也显得过于温和了些。在这个形象的塑造上，的确也反映出了作者当时思想上的某些局限。但从客观意义上来说，这种局限是不同于反映在周朴园形象塑造上的类似的局限的，我们不应该把它们相提并论，给它们以同样的指责。因为，周萍这一形象的性质和意义是不同于周朴园这一形象的性质和意义的，他们不仅有互相补充的一面（都是腐朽的剥削阶级队伍中的一员），也还有互相对立的一面（在周萍身上还有某些与腐朽的剥削阶级不相协调的东西）。从他们的互相补充这一面来说，对周萍的手下留情，曲予原谅，是不适当的，是作者思想上的局限的表现。从他们的互相对立的一面来说，对周萍的手下留情、曲予原谅，却又有利于更无情地、更彻底地揭露和鞭打周朴园，使得这一剧作的思想意义更加丰富，更加深刻。我们既要看到前者，也要看到后者。对于一个评论家来说，我以为，指出后一方面的意义，引导读者和观众多从后一方面去考虑是尤其重要的。

周萍这一形象的确是很复杂的，在这样复杂的一个形象面前，人们是难免要感到困惑的。究竟应该怎样来对待周萍这个人物呢？这确是个很费人踌躇的问题。我虽然已经尽量说出了我的看法，但这些看法是否妥当，殊不敢必，只有期待着大家的指正了。

1961年7月

【注释】

[1]事实上，他根本很少想到他是亏负了蘩漪的，这只要听听他在蘩漪面前所说过的这样一番话：“……我后悔，我认为我生平做错一件大事。我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父亲。”就可以明白了。他恰如蘩漪所说的，把他所最对不起的人，“反而轻轻地忘了”。

[2]自然，他有意和蘩漪疏远，他和蘩漪之间的关系之转趋冷淡，并不是最近几天来的事，一开头我们就听四凤说过：“……这半年多，他跟太太不常说话。”但我们是不是有理由设想，也许那时已经有过周朴园要从矿上回来的消息呢？至少从周朴园离家的日子推算起来，那时他要回来的可能性是愈来愈大了，对周萍来说，将与父亲会面的恐惧，就逐渐成为他面临的现实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