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账是要算清楚的”——谈鲁大海 - 钱谷融

“这本账是要算清楚的”——谈鲁大海

当周朴园从侍萍口中得知鲁大海竟是他自己的儿子时，不禁又气又恼地冷笑着说：“这么说，我自己的骨肉在矿上鼓动罢工，反对我！”这个冷酷成性，以剥削为业的资本家，好像很重骨肉之情似的。但是他忘了，他的这个骨肉，正是被自己在三十年前残忍地丢弃了的。而就在此刻，当他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几十年来他常常想念的当年那个美丽的丫头、他大儿子的母亲侍萍时，他也并没有因为顾念骨肉之情而把她承认、收留下来。可见所谓骨肉之情，在阶级社会里，正同人类的其他感情一样，都得服从于阶级利益，离开了现实的利害关系来奢谈感情，不过是骗人的空话。侍萍头脑里尽管有着很重的封建伦理观念，可是她也清楚地知道鲁大海跟周朴园“完完全全是两样的人”，他是决不会认周朴园做父亲的。而作为工人阶级一员的鲁大海，对周朴园这个资本家也的确只有憎恨。一上来我们就听到他对四凤说：“周家的人不是好东西。这两年我在矿上看够了他们做的事。我恨他们。”从周家的阔气的房子，鲁大海看到的是矿上一个个被压死的苦工人——他自己的阶级兄弟的血汗与生命。他们父子两个，各自站在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一边，是决谈不到一块去的。

对于鲁大海，作者写得实在太少，因此我们对他的了解也就很有限。只知道他生下才三天就被他妈妈抱着一同跳河了，但并未死成。到他正式出场时，他已经二十七岁了。这二十七年的生活，他是怎么度过的，我们一无所知。只在他继父鲁贵的不满的数落声中，我们才约略地知道他曾经当过大兵，拉过包月车，干过机器匠，也曾念过书上过学，但据鲁贵的意见是，这些他没有一样是好好地干过的。而当他被荐到周家的矿上以后不久，他就又在那里闹起来，把工头都打了，并且带头闹罢工。如今正作为工人代表，来同煤矿公司董事长周朴园谈判办交涉。总之，从那个社会里的一些人——譬如周朴园、鲁贵等人——的眼光看来，他是个很不安分的人。其实呢，那个社会所给予他的既然只有打击和迫害，那么他当然也就只有用反抗和斗争来回报了。要他在这个社会里安分守己，同这个社会友好相处，那只是妄想，是根本不可能的。但鲁大海却也并不是个蛮不讲理、一味胡闹的人。指责他粗暴、不近人情，我觉得未免有点过分。

就拿对待鲁贵的态度来说吧，他也只有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才采取一些过火行动的。第三幕一开始，鲁贵就唠叨个没完，一会儿怪这个，一会儿怨那个，鲁大海都没理他。直到鲁贵把他一肚皮的气都向着侍萍来发泄，指责她“回家一次就出一次事”，甚至冲着她恨恨地责问说：“妈的，你不来，我能倒这样的楣？”鲁大海这才放下正在擦着的手枪，正告他说：“你要骂我就骂我，别指东说西，欺侮妈好说话。”可鲁贵还是唠叨个没完，继续他对侍萍、其实主要是对鲁大海的数落。说着说着，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腿没处放，还要侍萍把一张小圆凳端过来给他搁脚。这都是很叫鲁大海看不惯，怒火难忍的。鲁贵搁好了脚，唠叨却并没有就此结束。也许是因为侍萍真的顺从地给他拿凳子搁脚，显得他俨然是一家之主，自觉很有威严的缘故吧，这回他索性正面望着鲁大海直接埋怨起他来了：“你心里想想，我这么大年纪，要跟着你饿死。我要是饿死，你是哪一点对得起我？……”大海实在忍不住了，才站起来搡了他一句：“你死就死了，你算老几？”后来鲁贵还穷讲究，要喝好茶。可四凤说“家里连茶叶末也没有”。鲁大海虽然乘机奚落他说：“听见了没有？你就将就将就喝杯开水吧，别这样穷讲究啦。”可他一面还是倒了一杯白开水，放在鲁贵身旁的桌上。作为一个继子，这些地方，总还算是说得过去的。可鲁贵却大摆起威风，大耍起无赖来，竟要鲁大海滚开，甚至骂他是“杂种”。侍萍忍不住了，对他说：“你别不要脸，你少说话。”鲁贵却居然反唇相讥，说出这样恶毒的话来：“我不要脸？我没有在家养私孩子，还带着个（指大海）嫁人。”气得侍萍只能又痛又恨地从齿缝里迸出了一个“你！”字。鲁大海这时真是怒不可遏，这才举起他正在擦着的手枪向着鲁贵大喝一声：“我——我打死你这老东西！”其实他仍不过是吓唬吓唬鲁贵，只是要他向侍萍赔罪，要他“说自己错了，以后永远不再乱说话，乱骂人”。我看，他的这些行动，也不见得就是怎样该受非议、责怪的吧。

他对周冲的态度，可能容易使人以为有点不近人情。其实他还是有分寸的，并没有到蛮不讲理的地步。他从车厂子找人回来，忽然看到周冲在和四凤谈天。在这样的时候（已是晚上十点左右了），特别是发生了第二幕里的那些事以后，一个周公馆的少爷居然跑到这里来找他的妹妹（他认为周冲自然是来找四凤的），他心上的不快是不难想象的。特别当周冲要提起他下午在周家挨打的事，更使他勃然动怒，喝令周冲“你少提那桩事”。四凤怪哥哥误会了周冲的好意，对他说“人家是好心好意来安慰我们”的。鲁大海就对周冲说：“少爷，我们用不着你们的安慰，我们生成一副穷骨头，用不着你半夜的时候到这儿来安慰我们。”意思是告诉他，我们穷人不需要你们富人的安慰，尤其不需要你在这样半夜的时候来这里对一个年轻姑娘进行“安慰”。接着他就叫四凤出去，让他单独跟周冲说几句话。四凤出去后，他就对周冲说：“我们谈过话，我知道你在你们家里还算是明白点的；不过你记着，以后你要再到这儿来，来——安慰我们，（突然）我就要不客气了。”可见，他对周冲还是有分析的，并不把周家的人一律看待。他对周冲的不满，主要是因为他想同四凤要好而起，他对周冲的态度之所以那样生硬，甚至近于粗暴，主要也是为了保护他的妹妹，也是为了使四凤能免受欺骗。而且，看来他对周冲的天真到有些傻气的特点，也是有所了解的，所以他才不惜耐着性子反复跟周冲说明他不应该到这儿来，不应该来找四凤的道理。即使当他本来想严厉地警告周冲：“如果什么时候我再看见你跑到我家里，再同我的妹妹在一起，我一定——”说到这里，他的态度却也会忽然缓和下来，说：“好，时候不早了，我们要睡觉了。”只有当周冲提到他父亲、提到周朴园时，他一直强压着的性子才突然爆发出来，大声骂道：“你的父亲是个老混蛋！”这些地方都表明他对周冲还是区别对待的。不能认为他的态度就是怎样不近人情。最后，当他知道周冲是奉母亲之命来送钱的时，他才真的冒起火来，他觉得自己受了侮辱。这才粗暴地、真有点不近人情地呵斥他：“你给我滚，给我滚蛋！”但他的这些话，其实并不是对周冲而发，而是对着资本家的虚伪，对着资本家的假仁假义而发。那么，他的这种态度，对资产阶级来说，固然有点粗暴；但对无产阶级来说，就应该说是一种很有骨气的表现。从资产阶级看来，确乎未免太不近人情，但从无产阶级看来，难道不正是一种很合人情的举动吗？

鲁大海这个形象，写得的确是简单了些，并不成功。但要说他“僵硬，不真实”，是个“可怕的失败”，却也并不切合实际。从上面我们对他在对待鲁贵、对待周冲的态度的分析中，就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刻画还是合情合理的，符合生活的逻辑和性格的逻辑的。而且也决不能说他完全不像个工人。就从他对待四凤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他是很有些工人阶级的觉悟的。他在周家的客厅里一见到四凤就对她说：“好。妈也快回来了，我看你把周家的活儿辞了，好好回家。”还说“这不是你待的地方”，并且针对四凤对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不无羡慕的特点，告诉她说：“凤儿，你不要看这样阔气的房子，哼，这都是矿上压死的苦工人给换来的！”他对四凤是很爱护的，总想保护她，使她不致走上危险的邪道。他清醒地知道，在当时那个社会里，四凤作为一个穷人的孩子，将来只能是给一个工人当老婆：洗衣服，做饭，捡煤渣。至于念书、上学，那不过是“小姐的梦”。可四凤有时就不免在做着这样的梦。这是很使鲁大海不满、并且深感着急的事。这一点，四凤自己也知道，早在第二幕里，她就对周萍说过：“我哥哥瞧不起我，说我没有志气。”在第三幕周冲送钱来鲁家的那场戏里，四凤说鲁大海“简直是怪物！”鲁大海则骂四凤是“糊涂虫！”恨她居然会同资本家的少爷搞在一起。当周冲对他说“我想一个人无论怎样，总不会拒绝别人的同情吧”时，他回答说：“同情不是你同我的事，也要看看地位才成。”作为一个工人，鲁大海对资本家的残暴，对他们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本性，是认识得很清楚的。他对周朴园有很深的仇恨，对周萍也充满了敌意，认定他作为周朴园的儿子决不会是好东西。后来，当周萍对他说“我以为我们中间误会太多”时，他回答说：“误会！我对你没有误会，你就是一个没有血性只顾自己的混蛋。”“你是个少爷，你心地混账！你们都是吃饭太容易，有劲儿不知道怎样使，就拿着穷人家的女儿开开心，完了事可以不负一点儿责任。”周萍一面向鲁大海竭力表白他是真爱四凤，一面又诉说自己的苦衷，说是他的家庭不允许有这样的事。鲁大海就立即尖锐地揭露他说：“所以你就可以一面表示你是真心爱她，跟她做出什么事都可以，一面你还得想着你的家庭，你的爸爸。他们要叫你丢掉她你就能丢掉她，再娶一个门当户对的阔小姐来配你，对不对？”正因为他对资本家的丑恶本质了解深、看得透，所以他的揭露才能这样彻底，语语切中要害。

鲁大海作为罢工代表，同资本家周朴园的谈判很快就失败了，他，连同矿上的广大工人，都给跟他同来的另外三个代表出卖了。矿上已经正式复工，他还一直蒙在鼓里，直到周朴园给他看了矿上来的电报和那三个代表签署的复工合同，他才如梦初醒。接着就以他的痛骂周朴园，大揭周朴园的老底，周萍动手打他结束。他跟周朴园的正面交涉，在场上一共只展开了不到几分钟的时间。作者是不是对劳资纠纷这样的重要场面，写得太少了呢？我觉得并不。因为，劳资纠纷在这出戏里本来就不是主要事件，并不占重要的地位。作者能用寥寥几笔把它勾勒清楚，并且把它在今后剧情发展中的作用充分显示出来，倒应该说是能够抓住要点，用笔十分简洁的。不过，从鲁大海这个形象的塑造来说，当然也就不能不受到限制。不但说不上丰满，留给人的印象也并不是很鲜明的。因为在《雷雨》这出戏里，鲁大海出场的机会并不多，没有多少戏，要把他的性格栩栩如生地充分展现出来，本来也是困难的。也许正因为鲁大海的形象原来就塑造得并不怎样成功，在人们的头脑里并不怎么站得起来，也就不妨在上面做一些修补改削的工作。不像周朴园、周萍等形象，他们的性格刻画得较清楚，已经站立起来了，已经可以说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的形象了。你要再在他们身上动刀动斧的，就不免会损伤他们的肢体，甚至危及他们的生命。譬如最后一幕里，周朴园当众承认侍萍一场戏，从原来的版本（1936年版和1957年版）看来，周朴园仿佛真像是“天良发现”似的在忏悔过去的罪恶，他的心情似乎确是很真诚、很沉痛的。特别是他以沉重的声调说的下面这番话：

萍儿，你原谅我。我一生就做错了这一件事。我万没有想到她今天还在，今天找到这儿。我想这只能说是天命。（向鲁侍萍叹口气）我老了，刚才我叫你走，我很后悔，我预备寄给你两万块钱。现在你既然来了，我想萍儿是孝顺孩子，他会好好地侍奉你。我对不起你的地方，他会补上的。

这是很能迷惑侍萍以及其他在场的人的。我在别处曾指出它将会冲淡读者和观众对周朴园的憎恨，而使整个作品的思想意义受到损害。还曾自作聪明地认为作者应该使周朴园的这些话，成为对周朴园的伪善本质的更深一层的揭露。其实作者自己也早已感觉到了这一点，在1959年9月（我那篇文章的初稿正是在这个时候写的）出的版本中，已删去了这一段话。并且把前面周朴园说“侍萍，我想你也会回来的”那句话时的舞台指示“悔恨地”，改为“冷冷地”。然而结果怎样呢？结果却并不成功。因为周朴园这个形象通过他在前面几场里的一连串的言论行动，已经站立起来了，他已取得了他自己的独立的生命，他有他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思想面貌，即便是他的创造者——作者，也不能随便加以改变。作者后来所作的一些修改，跟周朴园原来的性格并不协调，就总使人感到别扭，破坏了周朴园形象的统一。又譬如周萍，从原来的版本看来，他对四凤确是有真感情的，决不是存心玩弄。在1959年9月的版本里，作者似乎竭力想冲淡周萍对四凤的感情，使人觉得周萍对四凤并不是真心相爱。他的办法，主要是通过一些舞台指示的修改来改变台词的含意。但是他的这一目的，也并没有能达到。因为周萍对四凤的态度是贯串全剧的，单单改变一些舞台指示，或者重写个别台词，是决不能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印象的，反而只有起到破坏原来形象的完整性的作用。从这里更加可以证明，文艺创作有它自己的必须遵守的规律，决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的。

但是对鲁大海这一形象所作的修改，却的确是改得好的。修改主要在两个地方：一是突出了鲁大海要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斗争到底的决心；一是去掉了他表示同意让四凤跟周萍走的一些台词。这两点修改，大大加强了鲁大海的形象，使得他更像一个工人阶级了。通过第二点修改，删去了不少足以损害鲁大海形象的台词，同时还使得剧作更加精练了。在作第一点修改时，也几乎并没有费什么笔墨，只在两处稍稍作了些改动。一处是在侍萍跟他谈同周家的纠葛的时候，在侍萍说过：“嗯，完了。这一本账算不清楚，报复是完不了的。什么都是天定，妈愿意你多受点苦。”接下去，鲁大海本来是这样说的：“那是妈自己，我……”

新本改成：“不，没完，这本账是要算清楚的。”这就突出了鲁大海要继续斗争的决心。这跟鲁大海的一贯态度也是一致的。就在这些话的前面，当侍萍说：“周家的事算完了，我们姓鲁的永远不提他们了。”鲁大海就沉着有力地说：“可是刚才我在周家挨的那巴掌呢？我们在矿上流的血呢？这能够完么？”一处是当侍萍从张大婶那里回来，鲁大海告诉她，他回来时看到四凤在跟周冲谈天。这以后，原来的版本是这样写的：

鲁大海 妈，我走了。

鲁侍萍 你上哪儿去？

鲁大海 钱完了，我也许拉一晚上车。

鲁侍萍 干什么？用不着，妈这儿有钱，你在家睡。

鲁大海 您留着自己用吧，我走了。（由右门下。）新本改成：

鲁大海 妈，万一矿上有人来，叫他们到车厂子找我去。

鲁侍萍 （诧异地）矿上还有谁找你？

鲁大海 一个朋友。妈，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了。

鲁侍萍 为什么？

鲁大海 （满怀对母亲深挚的情感，信任地）我也许就要回到矿上去。

鲁侍萍 （忧惧地）大海，你还去闹什么？

鲁大海 （安慰着母亲，低声，温和地）我们要闹出个名堂来。妈，不要看他们这么霸道，周家这种人的江山是坐不稳的。

鲁侍萍 （担心地）孩子啊！你老实点吧，妈的命够苦了。

鲁大海 妈，您别再这样劝我了，我们不能认命！我走了，妈，您跟四凤好好谈谈吧。（走出。）

这就大大改变了鲁大海原来的单纯为了找钱而出去拉车的消极做法，而给了他这一次的外出以鲜明的积极意义，并且还把他的行动与矿上的斗争联系了起来。特别是“这本账是要算清楚的”这一句话，是紧接着侍萍的“这一本账算不清楚”而说的，出口既极自然，而且还用这一句话把鲁大海的前后行动贯串了起来，清楚地显示出鲁大海在剧中的贯串动作，就是要代表工人兄弟们跟周朴园算清他们之间的那本账，就是要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跟资本家斗争到底。当然，我也并不认为这样修改以后，鲁大海这一形象就能站立起来了，就算成功了。人物性格只有通过实际的冲突，通过人物相互间的对应动作，才能有血有肉地显示出来。鲁大海的这些台词，由于未能同戏剧冲突、同他自己的具体行动相结合，就不免流于概念化，在这一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并不能起什么决定的作用。但是它们却的确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了这一形象，使得这一形象的思想意义有所提高了。

鲁大海这一形象的塑造并不成功，但他在《雷雨》中的出现，却有突出的意义。他使得这一剧作冲破了家庭纠葛的范围，而更具有当时的时代色彩和社会内容了。在30年代初期，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工人阶级的形象并不多见，成功的尤其少。鲁大海的形象摆在同时出现的工人形象的画廊里，也并不怎样寒碜；我甚至要说，还是可以把他放在比较显著的地位的。对曹禺这样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在当时能够写出这样的工人形象来，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了。而且，这也决不是偶然的，决不是毫无因由就能凭空写出来的。曹禺在1957年同《文艺报》记者的谈话中，曾具体地介绍了一些有关的情况[1]。去年9月，在王朝闻同志访问他时，他也这样说过：“在《雷雨》里我写了一个鲁大海，这是一个工人，当然写得很不像样子、很不成熟，但我是同情这个人，甚至佩服这个人的。”[2]大家应该承认，作者要不是深深地同情和佩服这个人，他是决不可能把鲁大海写的像现在这样的。而在30年代初期，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对工人群众怀着这样的感情，的确是可贵的。我决不是想从作家的主观意图上去找寻一些根据，来竭力拔高这个人物，把他说成是个工人阶级形象。不是的，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来说，他是不能算成功的。但是，历史主义地来看这个形象，无论是把他放在整个现代史上，或是放在《雷雨》这一具体作品中，我们都应该充分估计他的成就和积极意义，而在我们过去的评论中，我觉得未免有肯定不足的倾向。

在这出戏结束时，周朴园一家人死的死，疯的疯，傻的傻，只有周朴园还健在，但鲁大海却也走出去了。我们相信，他必将继续他的斗争，总有一天会把他和他的工人兄弟们同资本家之间的那本账算清楚的。

1979年7月

【注释】

[1]《曹禺同志谈剧作》，《文艺报》1957年第2期。

[2]《曹禺谈〈雷雨〉》，《人民戏剧》197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