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原文全文)

现在人们都在说知识分子的长处，我却想到了他们的短处。宋朝的“知识分子”毛滂《上苏内翰书》上有一段话：“某少知读书，顽然朴鲁，闻道甚浅，然其所学则周公、仲尼之道，非进取之道也。古人今人，前辈后辈，某不知敦重敦轻，从其是者而已”。话好像说得轻松，其实是牢骚，愤世嫉俗，溢于言表。那时候，是有许多读书人，把圣贤之道，拿来做“进取”功名富贵之道，用现在的话说，叫做“实用主义”;所是所非，常常取决于人之“轻重”，也就是“看来头”。读书明理，但这个理并不一定身体力行，这大概可以算是古今知识分子的短处吧?

文天祥就义前，曾经写下几句掷地有声的话。手头无书，难以查考，记得是：“读圣贤书，所为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所为何事? 这一问问得实实在在，支吾不得，而能像《正气歌》的作者磊磊落落地回答，心无愧怍，这样的读书人并不是很多的。

秦桧要不是把圣贤书读得滚瓜烂熟，如何中得了状元? 可是中原沦丧，二圣蒙尘，国族之耻，君父之仇，他统统给忘记了。江左偷安，力主和议，还同老婆在东窗下密谋如何陷害抗敌的英雄。这些都是圣贤书教的么? 当然不是。但秦桧还算老实，韩世忠追问为何杀死岳飞父子，他尚知理屈，只得含含糊糊应了一句“莫须有”。要不然，这位一肚皮圣贤书的状元，难道不会子曰诗云，讲几千言以至几万言的大道理来为自己辩解么? 就像别的读书人常常做的那样。先前看过多尔衮致史可法书，据说捉刀人是江南有名的才子李某。真所谓“盗也有道”，什么满清入关杀“贼”是为中国士大夫”报君父之仇”，据有天下“乃取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云云。看来，圣贤书似乎只教会这位才子讲歪理如何讲得振振有词。人家在毁家纾难，他却在那里挖空心思，舞文弄墨，代入寇的新主子起草招降书。“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假如那时有人去责问，他一定也会讲出“天命所归”咧、“苟有用吾者”如何如何咧这些话来的，他总能从圣贤书上找到自己的“理论根据”。这样的才子，从前有，现在也不少。他们把书用“活”了，通权达变，刮风有刮风的道理，下雨有下雨的道理，指鹿为马有理，三三得五也有理，左也有理右也有理。半部《论语》治天下，一部经典着作够用一辈子的了。当然，言过尧舜，行若桀纣的别种人物古往今来也有的是，并非读书人和才子的品行特别不好。

《儒林外史》上的马二先生有一番议论说，春秋时代以言行取士，故孔子讲“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唐朝以诗赋取士，因此那时候的读书人都会做几句诗;本朝以文章取士，“就是夫子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这正就是以圣贤之道为“进取道”。但这样说，这样做，似乎也并不悖子圣贤之教，《论语》上不是有“学而优则仕”、“我岂匏瓜哉，焉能系而不食”的话吗?读书人确实不是神仙，无法靠吸风露餐云霞过活，当然非做官吃俸不可。从前道学家常常教训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他们自己呢，行的却往往是“失节事小，饿死事大”。

读圣贤书，所为如何，那结局也总不同。文天祥们演的多是悲剧，马二先生们演的多是喜剧。然而，在历史的舞台上，如果没有文天祥、史可法，只剩下马二先生、江南才子之流在唱主角，那还有什么惊心动魄，可歌可泣? 让特级教师来上这种毫无光彩的历史课，学生也会要把瞌睡的。那么历史也不再是爱国主义的教材，而只能拿来当做“谋生方略”或“处世哲学”了。

学马列主义，所为何事? 现在把马列主义之道当做“进取之道”的有没有呢? 言必称马恩列斯毛，奉行的却是实用主义，这种人已经很少了么? 从前“批邓”，下笔千言，而今学习《邓选》，也仍然是倚马可待，据说这号人在有些地方是仍得到优容，运气并不坏。但是，你敢说，“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么?

人们多说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这里却提起了这个并不忧良的传统，请勿以笔者之意只在煞风景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