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琐考证”辨析》(原文全文)

晚近论学的文章中，经常提到“烦琐考证”一辞。这是一个贬义辞，意思是说，考据文章往往失于“烦琐”。本文试对此加以辨析。

凡是考据文章，要求无征不信，不能空谈臆测，所以必须引证，而只有孤证，说服力不强，所以又必须详引。但是详，也要有一个限度。精核有力的证据，应当多引，否则即加以摒弃。如果只顾详引，多多益善，则变成资料汇编，将使读者生厌。所以好的考据文章，使人读后有清爽澄澈之感，绝不会失于烦琐。但是有些考据文章又确实有烦琐之弊。

清代的高邮王氏父子(念孙、引之)、钱大昕诸人都是考据名家。他们的考据之文，论证详核，结论精审，绝无烦琐之弊。凡是读过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诸书者都会感受到的。现在举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五“众穉且狂”条为例：

(诗经)《载池》篇：“众穉且狂。”《毛传》曰：“是乃众幼穉且狂。”引之谨案，……“众”，当读为“终”;终，犹既也。”终温且惠”，既温且惠也;“终风且暴”，既风且暴也;“终窭且贫”，既窭且贫也;“终和且平”，既和且平也;“终善且有”，既善且有也;“终穉且狂”，既穉且狂也。此《诗》之例也。古字多借“众”为“终”。《史记·五帝纪》：“怙终贼刑”。徐广曰：“终，一作众。”《周颂·振鹭》篇：“以永终誉。”《后汉书·崔骃传》，“终”作“众”。《韩策》：“臣使人刺之，终莫能就。”《史记·刺客传》“终”作“众”。皆是也。穉者，骄也。《管子·重令》篇：“工以雕文刻镂相穉。”尹知章注曰：“穉，骄也。”《庄子·列御寇》篇：“以其十乘骄穉庄子。”是其证。此承上文而言，女子善怀，亦各有道，是我之欲归未必非也。而许人偏见，辄以相尤，则既骄且妄矣。盖自以为是，骄也;以是为非，妄也。《传》不知“众”之为“终”，又以“穉”为幼穉，许之大夫，岂必人人皆幼邪?

这一篇考据短文，驳辨毛《传》对“众穉且狂”句注释之错误，提出“众当读为终，终犹既也。”这一新的解释。文中举出《诗经》中“终×且×”，经五个句例，都应训为“既×且×”，借以证明“终穉且狂”也应当训为“既穉且狂”。用本书词例来推证，这是很有力的。下边证明“古字多借众为终”，举出三个例证。以王氏之渊博，本来还可以多举一些，但是他认为这样就够了。下边证明“穉者，骄也”，也只举两个例子。最后说明，在文义上，解释此句之意为“既骄且妄”，是合乎情理的，如果解释为“众幼穉且狂”，则不合情理了，更增加了说服力。这篇短文，不过三百字，而论证精当，辞义完密，对每一个问题，都交代清楚，其结论也是可信的。诚如阮元《经义述闻序》中所说：“(王引之)着《经义述闻》一书，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试问，像这类考据文章，能说它是烦琐吗?

话又得说回来，考据文章中确实也是有流于烦琐，使读者生厌的。这里有两种原因。一是作者或出于炫博之心，或由于不能割爱，于是凡是所知道的例证，尽量胪列，不厌其烦。二是由于作者不善于行文，不知道文章中轻重疏密之适当配合，不知道提炼钩勒之妙用，而只是平铺直叙，堆砌成篇，遂产生了烦冗之弊。即便是名家，有时也难免。清代中叶着名学者俞正燮所着《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其中考据之文，内容详博，也有精辟的见解，但是俞氏拙于行文，不免烦冗。我每读他的文章，总觉得沉闷吃力，往往一篇文章，需要反复寻绎，才能得其要领，不像读高邮王氏之文时的那种清爽舒适之感。李慈铭评俞正燮《癸巳类稿》云：“其书引证太繁，笔舌冗漫，而浩博殊不易得。”又云：“理初(按，俞正燮字理初)博综九流，而文繁无择，故不能卓然成一家言。”(《越缦堂读书记》卷十一)所论是中肯的。李慈铭阅胡培翚《研六室文钞》时，又称赞胡氏诸经说“甚明白晓畅，考据邃密，……阅之甚足乐也。”(《越缦堂读书记》卷八)可见考据邃密之作，其行文又必须明白晓畅，始能使人乐读也。

考据之文，贵乎论证精核，说服力强，其文风则是质朴无华，只要求科学性，不同于抒情、写景、叙事之文需要有艺术性。所以一般来说，读考据之文，很少能得到审美的享受。但是，考据之文，除去论据精核之外，是否也可以有些文学情趣，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呢? 一些有文学天才的考据学家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譬如清代汪中的《述学》、近代王国维的《观堂集林》、陈寅恪的《金明馆丛稿》，其中有些考据之文就是具有文学情趣，使人读后能产生美感的。

试举例说明之。

汪中《述学》内篇一《释三九中》，文中提出，古人文辞中有“曲”与“形容”两种方法，读者须领会其用意，不可拘泥于字面上去理解。在举证说明之后，又总结说：

周人尚文，君子之于言，不径而致也，是以有曲焉;辞不过其意则不鬯，是以有形容焉。名物制度可考也，语可通也，至于二者，非好学深思莫知其意焉。故学古者，知其意，则不疑其语言矣。

这一段，进一步指出古人文辞所以有曲与形容两种方法的缘故，而又指出读古人书须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全篇的小结。汪氏是善于行文的，所以文辞清美，朗朗可诵。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肃霜涤场说》，文中认为，《诗·豳风》“九月肃霜，十月涤场”两句，《毛传》说：“肃，缩也，霜降而收缩万物;涤，扫也，场工毕入也。”这个解释是不对的。王氏说：“案此二句与‘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同例，‘肃霜’、‘涤场’皆互为双声，乃古之联绵字，不容分别释之。‘肃霜’犹言肃爽，‘涤场’犹言涤荡也。”在举出许多例证之后，文末总结说：

“九月肃霜”谓九月之气清高颢白而已，至十月，则万物摇落无余矣。与“觱发”、“栗列”由风寒而进入气寒者遣词正同。癸亥之岁，余再来京师，离南方之卑湿，乐北土之爽垲，九十月之交，天高日晶，木叶尽脱，因会得“肃霜”、“涤场”二语之妙，因为之说云。

在这一节中，作者说出自己对于“肃霜”、“涤场”二辞所以能提出创新而确切的解释，不仅是由于书本上的印证，而且是在生活感受的启发下濬发了灵思。这样，这篇文章遂能够在繁征博引的考据之后，增加了空灵酝藉的情趣，虽寥寥数行，而骈散兼行，饶有文采，耐人寻味。

研究学问，必须根据经过核实而可信的资料，然后才能得出正确的论断;如果根据虚假不实的资料，其推论一定也是错误的。考据即是用严密的方法审查资料，辨别真伪，纠正谬误。恩格斯说过，研究历史，“只有依靠大量的、经过批判审查了的、完全领会了的历史材料才可解决。”(《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第347页)恩格斯所谓对材料的批判审查，即包含了考辨真伪的工作，所以考据是必要的。但是作考据文章应当避免烦琐，使读者易懂，在举证方面，应当选择最具说服力的，既不可以有炫博之心，也不可以随意堆砌。在行文时，应当注意方法，做到线索清楚，论据分明，明白晓畅，一目了然，不可烦冗芜杂，使读者生厌。如果作考据之文而兼有文学情趣，富有启发性，则更是上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