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论定”及其他》(原文全文)

一

中国人喜欢说“盖棺论定”，因为在“盖棺”之后，任何人便不会再有增减，既不能再向善，也不能再为恶，于是可以“论定”。
其实不然。被论之人虽已“盖棺”，设论之人却尚在人世，他(或他们)还会有增减，既能向善，也能作恶。所以，“盖棺”不能“论定”。

二

“盖棺”是客观事实，“论定”是主观评价。对客观事实的主观评价，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势而异，所以会有重估，会有平反，会有翻案。远者如孔夫子、秦始皇，千载而下，至今人殊论异。近事如南京大屠杀，铁案如山，却仍有人冀图翻供。
“盖棺”不是论定之时，得其反，倒是争论之始。

三

论定不在盖棺后而在盖棺前。论定不在论者的言辞，而在铁铸的事实。几十万人的鲜血在南京铸下的铁案，有舌如簧也是无法更易的。
善者自善，恶者自恶。口说的、铅印的、批的、墨写的种种，若背于事实，大抵无效——大抵，即或有效于一时，大抵不能久长——大抵!

四

先前有人说鲁迅是伟人;新近有人说鲁迅不是伟人，足见“盖棺”并未论定。是与否姑置不论，然而于“三一八”惨案之后，敢于撰文抗争且于篇末题道“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的，并世能有几人? 左联五烈士牺牲之后，敢于直斥反动派为“在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者，并世能有几人? 直到临终，对自己一生行事无怨无悔，敢于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者，并世能有几人?
伟大与否，岂在论者的雌黄。

五

有些人与事之难于论定，在于扑朔迷离，文献难征。
鲁迅说，中国的事“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些地方。”
于是，观察不同，立论迥异。论定谈何容易!

六

中国的历史上，多的是强者打了弱者的事实，却又多的是弱者打了强者的记载。鸦片战争如是，义和团如是，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如是，此后的种种亦如是。
究其由，因为强者的声音可以放大。
读史，于此等处不能轻易放过。

七

哲人说：
“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
“有其父必有其子。”
“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如果反推：
“从现在的昏庸来推测其过去的行事。”
“从儿子的恶行，推论老子的德性。”
“从齐家治国之无能，推想其诚意正心之虚伪。”
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