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与“缺德”的功过》(原文全文)

文艺界最近发生了“歌德”与“缺德”之争。歌德派认为“歌德文学”有功，“缺德文学”有害无益;缺德派(姑且称之为“派吧)的意见却相反。究竟谁是谁非，两派各执一词，似乎还在相持不决。其实，是“歌德”、还是“缺德”? 这种争论倒并非什么“新生事物”，而是我国自有封建统一的国家以来，就早已存在着的一老问题。前几年“四人帮”搞“评法批儒”的时候，胡说什么“懦法斗争贯串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那是无稽之谈，毫无历史根据。而“歌德”与缺德”之争，倒是千真万确地贯串古今，有无数的史书为证。“四人帮”称为大法家”的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 说到底不过是为了只许“歌德”，不准“缺德”罢了。

可是历史上的人和事，往往不是一模一样的，同是封建皇帝，对“歌德”与“缺德”的态度，却完全相反：秦始皇焚“缺德”之书，坑“缺德”之儒;唐太宗李世民却以“缺德”者为宝，叱“歌德”者为“佞人”。倘若不相信，我就搞几段史料给你看看：

太守尝止一树下，曰：“此嘉树。”宇文士及从而美之，不容口。帝正色曰：“魏公尝劝我远佞人，我不悟佞人为谁，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头谢曰：“南衙君官，面折廷争，陛下尝不得举手。今臣幸左右，若不少有顺从，陛下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帝意复解。

这段故事，出自《唐人说荟》中的《隋唐嘉话》，书中所记的大都是实人实事。这个故事中有三个人物，第一个是唐太宗李世民，他是开创唐朝和巩固唐朝统治的“圣君”。他之所以为“圣”，是在于他不但能善其始(取天下)，而且能善其终(守天下、开治平)。这样的君主，在封建统治阶级中是罕见的，而且是数一数二的;因为一般的开国之君往往是能善始而不能善其终，李世民之所以能善始而又善终，最大的一个长处是他从不偏听偏信，也不自以为是，自始至终能接受臣下的劝谏，听得进逆耳之言;他不但容许“缺德”的言论存在，而且事后证明是“缺”对了的，他往往加以表扬。

第二个人物是魏征，是历史上有名的“犯颜直谏”的忠臣。他对皇帝，无论是当着面也好，上书言事也好，都是直言敢谏，毫不隐讳;即使是触怒太宗皇帝，他也毫无所惧。就在上述的故事之前，记有这样一个故事：

太宗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文德皇后问：“谁触忤陛下?”帝曰：“魏征每廷事辱我，使我常不自得。”后退而具朝服立于庭。帝惊曰：“皇后何为若是?”对曰：“妾闻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故魏征得直言。妾幸备后宫，安敢不贺?”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个故事，史书上大都记载着它。唐太宗对魏征的评价也是很高的：

太宗谓梁公(房元龄)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已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魏征每廷事辱我”，就简直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对唐太宗开骂了，可不是个别谈话中轻言细语地进谏，这就非同小可。但是即使如此，唐太宗仍旧把魏征看作“用防已过”的宝镜，称为三宝之一。

魏征这样一个人，对唐太宗来说，总该算是个货真价实的“缺德”派了吧。但是他的“缺德”之言，却“防(止)”了唐太宗的“过(错)”，终究成为唐太宗的大忠臣。

故事中的第三个人物是宇文士及，这就用不着多作介绍了，他的长处只是当应声虫，“歌德”之声不绝于耳，连唐太宗都当面斥之为“佞人”。

这几段小故事，说明了一个小道理：“歌德文学”未必都是有益的，“缺德文学”也未必都是有害的;以此类推，“歌德”者未必就是香花，“缺德”者并非全是毒草。

这当然说的是封建时代的历史，在我们社会主义时代，会不会有“缺德”的魏征和“歌德”的宇文士及呢? 我推想，只要不是脑血管已经硬化的人，大概谁都心里有个数：我们当代直言敢谏却终被罢官的魏征是谁，而口中念念有词，“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宇文士及又是谁呢?

总而言之，问题不在文艺作品或其他舆论是“歌德”还是“缺德”的形式，而是在“歌德”与“缺德”的内容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真正有益或有害。凡是对我们国家和人民有益者该歌者歌德，该缺者“缺德”之。一切以国家和人民的利与害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