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才尽”考》(原文全文)

有人说：“江郎才尽”是因为他晚年“脱离生活”。这种说法并不十分恰切。不妨具体考一考：
考：江淹生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死于梁武帝天监四年(公元505年)。虽然少时孤贫，但是成名很早，官运也颇亨通。《南史》本传说他“早为高平檀超所知”。檀超是宋廷的贵戚，做过国子博士，非常骄傲，但看得起江淹。江淹的《自叙传》说：“弱冠，授宋始安王刘子熹……为南徐州新安王从事，奉朝请。……建平王刘景素闻风而悦，待以布衣之礼。……寻举南徐州桂阳王秀才，对策上第。转巴陵王左常侍、右军;建平王主簿……”从二十岁起，就巴结上这么许多“王爷”，进入仕途。此后历经宋、齐、梁三朝，十个皇帝，官是越作越大的。
他是个道道地地的贵族文人，并不像历史上其他某些文人那样：生活坎坷，因为正视现实，同情人民，写出了优秀作品;后来飞黄腾达，就脱离了生活，写不出好作品来。这条公式不大适用于他。
不错，他在开始的时候，在建平王手里，也曾经倒过两次霉：一次是被控受贿，下狱;他在狱中写了一篇又激昂慷慨、又摇尾乞怜的自白书，因而获释。一次是因为劝阻建平王篡位，同时又跟别人抢着做东海太守，被黜为吴兴令。两次都不是为了什么很体面的事情，挫折也不算大，而且因祸得福，因此没有牵连到建平王谋反的案子里，事后官运更好了。
他的官运好，除了因为有点文才，还因为他善于夤缘。《梁书》把他同任昉合传，赞曰“江非先觉，任无旧恩，则是秩显赠亦末由也已。”说他是“先觉”，就是说他会投机。他前后投靠过三个篡位者：齐高帝、明帝和梁武帝。每次事成之后，都得到很大的升赏。说他在什么时候正视过“惨谈的人生”，顾念过“贫贱的人们”，那是没有的。
他晚年为何“才尽”? 原因应当到他的思想和生活的实际情况里去找。
《自叙传》里说：自小慕司马相如与梁鸿之为人。他所景仰的，一个是“主上倡优蓄之”的宫廷文人，一个是清高的隐士。他的生活理想就是这二者的混合。
《自叙传》又说：“淹尝云：人生当适性为乐，安能精意苦力，以求身后之名哉! ……重以学不为人，交不苟合，又深信天竺缘果之说，偏好老氏清净之术。仕所望不过诸卿二千石，有耕织伏腊之资则隐矣。……”又讲佛老之道，又想“诸卿二千石”;又讲清高，又忙着猎取利禄。看来很不合逻辑，实际上很合逻辑。六朝士大夫类皆如此。有的“身在江湖，心怀魏阙”，表示自己“怀才不遇”，“待价而沽”;有的“身在宫廷，神游山林”，表示自己“潇洒、通脱”，“不拘常礼常法”，可以安心尸位素餐，也可以放手争权夺利。
江淹早年曾经给朋友写过两封信，一封信讲到想退隐，但是有个条件：“望在五亩之宅，半顷之田，鸟赴檐上，水匝阶下，则请从此隐，长谢故人。”甚至还讲到要去游仙，但是“尝闻其验，非今日之所言也。”(《与交友论隐书》)那末，“今日”怎么办呢? 另一封信说：“幸以盗窃文史之末，因循卜祝之间，故俯首求衣，敛眉寄言耳。”接着又讲到要退隐：“若十口之隶去于饥寒，从疾归里，斥归故乡，箕坐高视，举酒极望;虽五侯交书，群公走币，仆亦在南山之南矣。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士言也。”(《报袁叔明书》)说的真是飘飘欲仙，其实就是说，先做官，捞到一笔财产再去隐居。
这两封信，大概是在贬为吴兴令(三十岁)前后写的，所以要求不高，只要“五亩之宅，半顷之田”，妻子“免于饥寒”就行;而《自叙传》是在齐高帝篡宋之后，他荣任中书侍郎(三十五岁)时写的，所以，设想中的别墅和庄园的规模更大了，布局也更讲究了：“常愿幽居筑宇，绝弃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绿水，左倚郊甸，右带三云泽。青春爰谢，则接武平皋;素秋澄景，则独酌虚室。侍姬三四，赵女数人。不则逍遥经纪，弹琴咏诗。朝露几间，忽忘老之将至”。由此可见，像他这一类的人讲什么“清高”、通脱”，统通是假的，名利还是第一。
正因为他的生活理想如此，所以，虽然有点文才，但是也有限得很。他的气概是不大的，品格是不高的。在现存的《江文通集》中，较好的作品，也只有大家所熟知的《别赋》、《恨赋》和一些诗。沈德潜批评他的诗说：“文通颇能修饬，而风骨未高。”人的风骨不高，诗的风景是不会高的。装，也不行。
“才尽”，据说是因为做了两个梦。《南史》说：
“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利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这是一个梦。
“又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这又是一个梦。
第一个梦是在齐明帝时，这时他的官位更显赫了，由宣城太守，还朝任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以后又任秘书监。所追求的利禄到手了。第二个梦，何时不可考，可能与第一个梦时间相近，也可能在后来，在梁武帝时，他做了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封监沮县开国伯，以后又封醴陵候，这时他公开对子弟说过：“平生言止足之事，亦已备矣。”已经完全达到了个人的生活理想，再也用不着“精意苦力”，动脑筋，摇笔杆了;但也不再提退隐的事情了。
两个梦，梦见了三个人，这不是偶然的。
张协和郭璞二人，正好是一个鲜明的对照。他们都有才名，张协早就退隐，所以得以善终;而郭璞虽慕神仙，但不甘寂寞，留恋仕途，结果被王敦杀了。江淹模拟过他们的诗，他们两种不同的命运，大概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他在《效阮公诗》里，也透露过这种居高思危的情绪：
扰扰当途子，
毁誉多尘埃。
朝生舆马间，
夕死衢路滨。
又说：
感时多辛酸，
览物更伤心;
性命有定理，
祸福不可禁。
在那个军阀政客争权夺利、相砍相杀的时代，投机就是冒险，谁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既然际会风云而进身，现在功成名就了，就该急流勇退，享点清福，在政治上、在文学上都不必再有所作为，也免得再冒风险。但是，正浸淫于富贵之中，又舍不得丢手。真矛盾!
至于，为什么又梦见丘迟呢?
江淹和丘迟二人，正好是一对现成的对手。他们帮助梁武帝篡位。许多劝进的文章，都是丘迟代为起草的;许多假意表示谦让的文章，都是江淹代为起草的。两个人一唱一和，配演了一出《受禅台》的好戏。他们都有才名，官位也差不多。而江淹说张协把他用剩的锦给了丘迟，这就等于说，丘迟的文才只抵得上他“既无所用”的一个零头，颇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之意。这不是由于文人相轻，就是为了官场相争。心思都用到这些方面去了，哪里还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来?
胡应麟《诗薮》说：“文通梦张景阳索锦而文踬，郭景纯取笔而诗下。世以才尽，似也：以梦故，非也。人之才固有尽时，精力疲，志意怠，而梦征焉。其梦，衰也;其衰，非梦也。彦升与沈竞名，亦曰‘才尽’，岂张、敦为崇耶?”彦升即任昉，时人亦有“才尽”之说，那是另有原因，容另文考之，这里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才尽”可能有各种情况和各种原因，不要拿一个公式硬套。江淹“才尽”，是因为他品格本来不高，在达到个人欲望之后，就疲了，怠了，衰了，不肯再下苦功了。
文学是个要下苦功的事情。生活是创作的基础;但在同一个时代、阶级的生活环境里，自己的勤奋也很重要。意志消沉，总是搞不好的。曹丕说：“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艰难时要努力，康乐时也要努力。从古以来许多大文学家都是这样的。要能这样，就要有较高的品格。自己不努力，搞不好，怪这，怪那，甚至怪到“梦神”头上，那也是徒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