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与“出去”》(原文全文)

在一篇文章上看到这样一个题目：《他为啥一毕业就回国》。讲的是一个出外留学的知识分子，毕业后谢绝海外的条件优惠的工作，迅速回国的故事。毕业，是指学有所成;回国，是希望学有所用，这原是极其平凡的道理，毫不奇怪。但对于毫不奇怪之事偏偏要加一个“为啥”的问号，这倒是大有文章，很可以议论一番。

中国的知识分子，古往今来，所追求的是学有所用。“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孔夫子仆仆风尘，冒险犯难，以至“厄于陈蔡之间”，几乎连性命也保不住，其目的也是在求用罢了。商鞅的说秦孝公，李斯之谏逐客书，不管他们后来的效果如何，但是旨在求用，这似乎没有问题的。

可是真正要做到学有所用，实非容易。封建时代教人“学成文武业，贷于帝王家”，可是帝王家未必要有真才实学之士。左思说：“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李陵答苏武书》中说：“妨功无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宰”，这虽然是过激之词，但也道出了一定的实际。明朝的东林党有多少忠义愤发之士，但是皇帝最欣赏的却是那个偷鸡摸狗的魏忠贤。现在读历史的人，固然不必去替古人担心，但人间为什么老是演不完这样的悲剧，却是使人不能不为之扼腕的。

现代讲知识分子的学有所用，当然是要用于国家，“为人民服务”了。记得50年代初期，全国刚刚解放，海外的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进来”，有的还突破种种困难和阻挠，冒着危险，千方百计绕道归来，如游子之就慈母，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想学有所用，为祖国人民多做一点工作，以无愧于一个中华儿女。可是究竟“用”到了没有? 有没有“为人民服务”了呢? 当然话不能说得绝对，但这中间距离之大，也是人所共见的，多少人能逃过了五七年那场厄运，不抱恨终天? 多少人在“十年动乱”那场噩梦中被当成“特务”，含怨莫伸? 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照“造反派”先生们的“造反”逻辑，你在外面地位高，收入多，为什么要“进来”呢? 答案似乎只有一个，曰：“派遣特务”。正是我将本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我捧出的是一颗中国知识分子的赤子之心，然而在那时的“统治阶级”看起来，不过是乙 抖 构 适 罢了。“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虽然我的神经还不曾衰弱到想去“死”的地步，但伤心是确实伤心的。

一个时代的风貌，常常会带来观念形态的变化，50年代那种“进来”的热情，当它被事实证明只是一种天真和虚妄之后，当人们一种崇高的理想被粉碎之后，“进来”却为“出去”所代替了。现在，似乎有不少人就是千方百计地想出去，我家附近有好几个领事馆，有一个时候，每天等着桥着长队。有的人只要搭着一点海外关系，或者有一点什么侨汇之类，竟然也会觉得要比别人高出一头，神气十足。至于一有“出去”的机会，也照例是手里有点权力，袋中有张党证，或者有一个好爸爸、好丈夫之类的朋友捷足先得，“出去”是一种时髦，“出去”足以表示一个人的身分和地位，而有的什么“明星”、“健将”之流，一旦“出去”，竟然弃祖国如敝履。

当然，我决没有轻视“出去”之意，老实说，几十年来我们之所以落后，所以不如人家，就是关门称王，夜郎自大，说大话而不切实际。打开世界的窗子，“出去”看看人家怎样建设，怎样生活，学学人家的长处，千该万该，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而“出去”，任何人会举起双手赞成。问题倒是想“出去”的人是不是都抱着这样的愿望，都有这样的能力? 恐怕未必。我是对这些“出去”群中(不是全部)抱着怀疑的。《他为啥一毕业就回国》，这个问题之中，倒是透露了有些“出去”者的真正心意。

我这篇文章当然不在讨论“进来”与“出去”这样严肃的问题，但是一种社会风气、一种观念形态的发生，总是同它社会的发展，政治的进步与否连在一起的，荀子说：“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从50年代向往光明的“进来”，到80年代离开现实的“出去”，这里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反映了一种什么情调，不是值得志士仁人们深思又深思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