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化”》(原文全文)

这里的“我”，是一个抽象概念，其地位大抵与“中体”的“中”相差不远。

顷见报道一则，说是国产夏利汽车隆重推出新车型。其实，这个“新”不过将舶来国的两厢式改成了三厢式。在国内生产的轿车(姑且这样称之，下文将涉及)中，原先夏利没有尾厢，加出一个“尾巴”，不仅破坏了原车型的紧凑性和空气动力性能，售价还要增加2万元，然而，生产厂家却很坦然，因为他们知道，在中国的某些城市，结婚迎亲不坐两厢式已成习俗，原因是两厢式“有头无尾”，大不吉利。尽管这种车是为中国从官员车向民众车过渡而引进的新车型，但由于轿车毕竟是一种舶来“文化”，因而也就有一个从“异化”到“我化”的问题。

当我们的同胞离开住于斯长于斯的黄土地，走向世界来到充分“异化”了的环境中，两种文化就会很自然地因“我化”而发生观念的碰撞。高晓声的小说《陈奂生出国》，就从多侧面涉及到这一问题。陈奂生作为一个虚构的中国农民的典型，借改革开放之东风，终于有了平生第一次的出国机会。这个“上城”时连沙发也未见的庄稼人，面对光怪陆离的外部世界，按照固有的观念，开始了他的“我化”过程。他利用为艾教授充当临时看门人的机会，将其门前几十美金一平方米且与邻人订立了共保公约的草坪挖掉一大片，以作为帮助其建立“菜蓝子工程”之基地。而使用的工具，竟是该教授为纪念林黛玉小姐的葬花事件煞费苦心从中国弄来的纪念品——“花锄”。动机也很别致，即纠正美国知识分子轻视体力劳动的“劣根性”，并力图教会他如何是“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从而在蔬菜供应上达到自给有余。陈奂生先生不知道这种由自然经济的小农意识所导演的极似“公公背儿媳，受累不讨好”的“我化”过程——改造对方以合于自己的“返祖”过程，给华如梅夫人造成了多大的麻烦。

“麻将桌边，电灯代替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此为“我化”的旧迹，以至于鲁讯先生写道：旧中国“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旧中国早成历史，“染缸”尚在否? “德”、“赛”二先生进入中华古国。大抵肇始于本世纪初的欧风东渐，也许正是因了某些国人极强的“我化”功能，于是“赛先生”和“德先生”也开始了被“我化”的进程。时见报载，开元寺内，录音机代理了“哀嚎”，通都大邑，微电脑用之于算命。“CAR”(小型载人汽车)“我化”为衙门化的“轿车”，民主也成为残杀无辜的“仪式”。前几年，《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新闻就为后者提供注脚：“黔西山民愚昧又荒唐，举手表决冤杀外乡人。”这是一幅怪异的图景：事主——一群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国民;手段——典型的民主议决方式。一面是无法无天的虐杀，另一面偏要体现出“选民”意志的程序。也许在这帮山民的眼里，“民主化”原本就应当是这样一回事。“东渐”“欧风”的被“我化”，使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样付诸“表决”了。多么惨痛的事实!

鲁讯曾深刻嘲讽过“爱国的自大”，这“我化”有时也表现出来类似病症。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当然是“我化”，它反映了大汉先民的“引进”先鞭;魏孝文帝的崇尚“汉官威仪”，也是“我化”，因为从拓跋氏眼里看到了华夏文化的优越性。历史上南蛮北狄西羌东夷，历来被汉人政权视为“我化”之对象，然而，蒙古人入主中原，一句“元朝时我国版图最大”，于是变成了“我化”;女真族君临诸夏，一句“我国治世当推康雍乾”，终于也是“我化”。

两厢式的夏利被改装出了尾巴，艾教授的草坪被改变成菜哇，加之“赛先生”或“德先生”被“我化”，“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 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鲁讯语)

于是，“我化”也变成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