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辩》(原文全文)

禽飞奋双翼人行藉四肢左翼与右翼右肢与左肢无右奚有左左右相扶持寄言左将右相煎无太急上下、前后、左右、高低和东南西北一样，本都是属于指明方向和位置的名词，在字面上没有什么其它的含义。这里面“上下”、“前后”及“高低”由于地位和时间的差别，有时会具有尊卑或长幼的区分。而在我们这里，唯独“左、右”这两个字情况复杂、变化多端、一言难尽。

古代中国以右为贵，“右”是个好名词。从汉魏以后，称世家大族为“右族”，豪门望族为“右族”，朝廷上的重要职位叫做“右职”。比这更早如《史记》中《廉颇与蔺相如列传》称蔺相如“位在廉颇之右”，就是说蔺的官职地位高过廉颇。至今我们还会用“无出其右”来形容那些超过别人的、有特殊成就和地位的、为他人所不及的人物。

再说，就是在马路上，我们国家也是行人靠右走呀!

至于左呢?不免有点相形见绌。古代官场如有降职谪贬，谓之“左迁”。意见不合，谓之相“左”。邪门歪道，谓之“旁门左道”。脾气不好竟谓之“左性子”。不方便、不顺当，叫做“不亦左乎!”更有甚者，戏曲演员嗓子有缺欠、五音不全者被叫做“左嗓子”。天生用左手干活、写字的人被称为“左撇子”不说，还常常从小时就被大人连打带骂地逼着改到右手来……

左也有好的意思。如：有致胜的把握叫做“可操左券”。又如：客位居左，主位居右;长者居左，左为上手。还有一个人人尽知的习俗，即显分尊卑的“男左女右”，甚至进入到生理和医学的范畴。

以上为中国悠久绵长的旧时传统：左右争长，忽左忽右;既无原则，亦无理论;而右显占优势。

中国历史进入了现代或叫近代，左与右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一向占有优势的右突然一落千丈声名扫地，成为挨打、挨批、挨骂、挨整的不祥之物。何以落到这步田地? 原因却是来自西方。据说远在17、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的议会曾经逐渐形成一种现象或称为习惯。即座位在左侧的大都是思想激进、主张改革的议员，而坐在右侧的自然是思想保守、不愿改变现状的议员了。从此，左翼和右翼成为象征进步和落后的政治名词。后来又出现了左倾、右倾、左派、右派……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更成为影响重大的革命路线的代名词。到了50年代后期，其意义越加严峻：左派是革命派，右派是反革命派。

1957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九年，“右”的厄运走到了尽头。先是党中央大事号召，动员人民给党提意见，宣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其结果是凡是听党的话提意见的几乎全被打成反革命的右派;而比较留个心眼、有点政治经验的，至少可说是没有按照党的号召提意见的——当然也会有真正没有意见的，或毫无兴趣、毫不关心而根本不闻不问者，则大抵得保平安无事。1957年究竟打了多少右派从来未见统计，到近年才听说，当时打右派，上头是定了指标的，打不到定额不算完成任务。后来究竟打了多少万右派分子至今不得而知;然而一人有罪，祸及妻孥亲友，株连被难者，则更是无从计算。

老天有眼，幸好咱们中国的人口真多呀! 然后右派遭遇之悲，处境之惨，我却也真有切身体会;我也知道，远远比我的一家更悲、更惨者更不知有多少。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稍微涉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人都能知道：由于在几个革命历史时期某些党的领导人执行了错误的“左”倾路线，招致了对党的事业的巨大损害。如：1927年的八七会议。1930年的立三路线。1931年的王明、博古路线。1957年的反右派“阳谋”。1958年的三面红旗大跃进。发展到1966年血肉横飞为祸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足以说明“左”的危害之烈实为“右”之所望尘莫及。

正是由于上述的惨痛事实教训，我们今天才听到和看见我党中央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坚决反左的号召和实践。又提出今后将不会再搞什么政治运动的许诺，并实行了以经济领域为基础而进行的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全面改革、开放的政策。立竿见影，功效显着;从而使我们终于看到了国家民族的光明前景。

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尽管多次提出反左批左，“左”却仍是一个高贵的名词，“右”依然是个耻辱称号。譬如在把左做为贬义词来使用时需加一个引号，写成“左”的模样;而右则没有加上引号的资格，成为十足的贬义。

看来是名词害人。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家们当年无心留下的这一点遗风余韵，害得我们东方古国的傻老弟们得了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疑难顽症——恐右病。

古语云：“物极必反”，是辩证法。毛泽东的着名语录：“事物都要走到它的反面”是这句古语的引申。事实说明，早在50年代，在我们中国，西方议会传统的“左”与“右”的性质就已经弄颠倒了。那个气势浩荡、伤人无算的反右派运动，从一开始就搞反了：在号召向党提意见的所谓“鸣放”时期，响应号召对现实提意见，建议改革者反而都被打成右派;而反对改革、歌功颂德、力图保持现状者竟成为一贯正确的左派了。难道不就是这样吗? 那些至今还在信奉左的一套作法的闭目塞听、思想僵化、不理解当前形势、不放弃既得利益、不退出历史舞台、不接受新鲜事物，反而摧残新生力量的一小伙人，他们可能曾经是革命家、激进派，但是由于固步自封，不进而退，如今显然已经“走到自己的反面”，坐到当年英法议会的右边席位，成为顽固的保守派、反对改革、阻碍历史前进的拦路石了。

不久以前在伦敦见到一位英籍华人戏剧家，谈到和当地文艺界的保守派做斗争取到胜利时，她高兴地说：“因为我们是左派!”看到她那十足自信、无限自豪的神情，使我也分享到她的喜悦。立即回想起三四十年代我们在白色恐怖的国统区和反动的右派当权者作艰苦斗争的情景。然而今天在我们这里，即使是那些至今死硬、一贯以整人为乐的铁杆老左们也没有一个敢于承认自己是“左派”了。左派! 想当年是何等光荣、高尚，何等受人尊敬的崇高称号啊! 而如今真叫人啼笑皆非……看来这说不上是右派或左派的胜利，而只能是辩证法的胜利。

当年的进步的革命派成为今天的反改革力量是历史的辩证法，是历史对人们的嘲弄。而历史就是无情的。既然右能变左、左能变右，历史的进程形势的变化，或许是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写这篇短文不过是由于自己这多年的切身感受，想为这个长久蒙冤、遭逢不幸的不祥之“右”稍做申辩而已。善良的人们、过路君子对受难者都会不吝施舍一点同情的。

我自愧从来不是一个理论家，以上说的难免受到理论家的贬斥，会说：“你把作为政治范畴的左与右和生活里的、生活习惯上的，乃至生理上的左与右揽在一起了。这就导致简单化、庸俗化，近于胡搅蛮缠，至少是太不严肃了吧?”然而，在很不短的这一段历史时期里，我们的生活难道不就是这样吗?政治问题、思想问题、生活问题不是一向就揽在一起的吗?否则怎么会从1957年的反右发展到十年文革的大灾难、大混乱、大株连、大破坏、一团漆黑，死伤枕藉……那就只能请读者原谅，只是由于我今天幸遇明时，否极泰来，改革之功使祖国大地一片兴旺;我才能写出这样一篇低水平的游戏文章了。

1985年7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