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的玩具》选编后记》(原文全文)

编完了我的作品选，给它起了个题目《悲哀的玩具》，这是包括在这部作品选中的一篇散文题名。它写于40年代中期，它是我借用了日本近代诗人石川硺木的一部诗集题名，抒写我对当时行将死亡的旧政权的一篇寓言式散文。我早年读老托尔斯泰的一篇寓言式小说《空大鼓》，印象很深。据我的理解，它是这位伯爵对沙皇政权的一种告诫：政权像一面鼓，它虽然是望之俨然的圣物，但它只不过前后两张皮，腹中空空如也，过分敲打，就不免把鼓皮敲破，那么这面鼓也就要报废了。一切政权，它的威势是有限度的，过分的信赖它，滥用它，靠重重的捶打来镇慑百姓，实在是自取灭亡的行为，结果只能是和主观愿望相反，导向这个政权的灭亡……当我执笔时代，我所面临的国民党政权，它虽号称“国民政府”，盗用孙中山先生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漂亮旗号迷惑人民，但它实际上依恃军事暴力，靠残酷血腥的镇压活动，来维持自己的存在，它的灭亡指日可待，不卜而知。真如孟子叹着气说：“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历史一再说明了这个千古不破的定律。国民党这个靠阴谋起家的反革命政权，(我在文章中把它喻之为“那个孩子手中的皮老虎”)，就是这样地走向了自己的灭亡……

现在用这个题名，却包含着另一层意思：它是我对“文革”前后的多年来文学在我国命运和遭遇的一种历史反思，或者是一种自我的嘲弄。多年来，在极左思潮统治下，由于过分夸大了文学的政治功利作用，把文学当成一种政治工具来使用，以至势所必至，理所当然地发展到“四人帮”当政时期，文学实际上又沦落为当权者手中的一种玩具的可悲境地，一种悲哀的玩具。毛泽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就是一面镜子。

这部作品，只是就我过去多少年写的文艺类的各式作品中，经过节选后的一个结集。入选的作品，大概都是我认为还比较像文艺作品的作品——以散文为主，兼选入几篇小说和我难得写的一个剧本，一首诗，它们都是不同年代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杂文一概未选。

我把去年上海《收获》编辑同志约我写的《且说说我自己》一文，作为这部作品选的代序，因为它是我的文学活动的一个书面交代。语云：要读其文必须先知其人。亲爱的读者，我希望你通过它，可以大致了解我是什么人和我是怎么一个人，我在漫长的生活的道路上是怎样走过来的。

这部作品选，是几年以前陈思和同志编的我的文集的第一卷的内容，出版社经我同意，改变文集的选题为作品选时，我以它为底文，作了一些增删而成，趁这本小书付排之际，我感谢陈思和同志的辛劳!

在此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文化出版事业日益陷入低谷状态的困境，家乡出版社愿意不顾血本印这部赔钱书，我在感谢之中，又不免感到深深的歉疚之情! 我已入于人生的暮境，虽然少小离乡，奔走于海内外多年，定居于上海地区也已四十有六年，但故乡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父老兄妹，也日益萦绕于我的胸怀，引起我的强烈的怀念之情。

最后，谢谢为本书出世，操过心，出过力的我的家人和友人们，尤其是北岳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们。

199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