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与《离骚》》(原文全文)

鲁迅先生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采用了《离骚》中的八句作为题辞。这八句是：
“朝发韧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现在把这八句分析一下。
苍梧，传说是舜墓所在之地，在今湖南，县圃，神话中说在昆仑山上，是神仙所居。灵琐是神宫的代词。前四句大意是：早晨从舜墓出发，傍晚到达昆仑，自己虽然想在神宫略作休息，然而天色眼看就要入夜了(诗人的意思是说，昆仑神宫并非他的目的地，所以不愿在此停留，并且担心天晚了，不能再踏上前进的道路)。
羲和是神话中的日御，白天赶着“日车”西去，早晨再把它从东方推上来。崦嵫，山名，传说是日落之处。后四句大意是：我要教羲和慢慢地赶着“日车”，不要匆匆忙忙地落进山里去;我所要走的路是漫长的，我要上天下地去追求哩。
总和八句的意思有三点：
①不停留;
②要前进;
③要追求(“求索”)
最要紧的是第三点：追求(“求索”)。
这里，我们要问：大诗人所追求的是什么呢? 从《离骚》全篇看来，屈原所追求的是：正直的、可与共事(特别在政治上)的人物;清明的、可以有所作为(至少不至于受迫害)的社会环境。这样，他就可以忧国忧民，进而救国救民，而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就是“抱负”了。
“求索”成功了没有呢? 没有。结果是大诗人的身投泪罗。不过这已是“后话”。
鲁迅先生为什么选中了《离骚》的这八句作为《彷徨》的题辞的呢? 先生自己曾经答复了这一问题。
1932年，先生自序《自选集》，曾说到从1918年起，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小说(后来都编进《呐喊》)，“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又说：“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得到较整齐的材料，还是作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哪里呢? 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这一段文字之下，先生紧接着便引用了两句《离骚》，也就是《彷徨》题辞的最末两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在这前一年，先生曾为这《题彷徨》的小诗，更精炼概括地写出那一时期的心情：
“寂莫新文苑，平安奋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战独彷徨。”
人在彷徨之际，有怀疑，也有苦闷，这很痛苦;然而要紧的还是，彷徨既耽误了前进，又减少了战斗的锐气。先生清楚地意识到“这是很不好的”，而且“愿以后不再这模样，”所以引用《离骚》八句作为《彷徨》的题辞。但是鲁迅先生即使在彷徨之际，在怀疑和苦闷之中，也不曾忘掉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更不曾为黑暗的势力所屈服，更不用说，先生永远也不会向反动派投降了。我们知道，结集在《彷徨》里的十一篇小说俱写成于1924和1925两年之内。我们也知道，这两年间，中国军阀在外国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多次混乱;每次动员兵力一二十万、二三十万乃至三四十万，人民日益陷入于水深火热之中。同时，先生所居住的北京也正在反动的乌云笼罩之下。军阀统治自不必说，文化界和文艺界亦日趋于黑暗和没落：《新青年》停刊了，“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鲁迅：《十四年的“读经”》，见《华盖集》的“正人君子之流”正像疯狗或“吧儿狗”一般地狂吠;而其攻击的矛头又多集中于先生之身。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先生也还是立马阵头，“举起了投枪”，奋勇作战。我们不能片面地只看见先生那时彷徨，而忽略了这一点。毛泽东同志说：“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敷，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新民主主义论》)这是对鲁迅所下的天公地道的评语，没有半点溢美之词。
是的，在“漫漫其修远”的道路上，要前进，要“求索”，这是鲁迅同乎屈原的。但先生的“求索”，正如古语所说的“求而得之”，西洋谚语所说的“寻求的，就找到。”这是不同乎屈原的。先生找到了。他从一个进化论者成为阶级论者;从一个民主革命“闯将”，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这一点，先生和屈原有着天壤之别。我们不说有幸、有不幸。这是因为两代人所处的历史阶段有所不同。先生生存的时代，在国际，已经有了苏联的十月革命，在国内，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
先生自己说得很明白。1934年在《答国际文学社问》里他曾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地相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
这是鲁迅先生所走过的“漫漫其修远”的路;这是鲁迅先生的“求索”。这也正是一切旧知识分子所应该走的路和应该致力的“求索”。可惜的的是，先生死得早了一些，不曾看见全国解放，以及建国以来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着六亿人民所作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现在较之先生，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除了跟着党走，听党的话以外，还能有其它别的什么路和其他别的什么“求索”吗?
完了，以下的一段是附记。
这篇小文实在“卑之无甚高论”。现在谈谈写文的动机。最近因为客观需要，我把搁置了十年的《离骚》重新读了一遍。我觉得大诗人这篇古今以来篇幅最长的抒情诗，在风格方面，缥渺得好像一片云海(所以后人于诗、赋之外，另立“骚体”);因而在结构方面，也就使得读者不容易看出文势的运动及其发展的规律。这在初学，尤其感到如此。因此，我联想到《彷徨》上用作题辞的那八句。抛开它们与这部小说集及其作者有其精神相通的处所，而单体会这八句，我觉得它们确实表现出了屈原的不畏险阻，一心追求正义和真理的精神面貌。屈原之所以为伟大诗人者以此;《离骚》之所以为不朽诗篇者也正以此。我们要认识屈原，要了解《离骚》，不妨从这八句着眼、着手。同时，在全篇中，我们与不妨以这八句为中心，为枢纽。因为这以前，除了开头的序家世、写抱负以外，俱是述说君主之昏暗、小人之作恶、自己终不变节屈服;总之，多属于古典现实主义的手法。这以下，则是“求女”、占卜，降神、以至“升皇”(‘皇’)是天);总之，多属于古典现实浪漫主义的手法。假如以上假设可以算是这次重读《离骚》的小小收获的话，也还多亏了鲁迅先生给我的启发，我以前是见不及此，虽然早就知道《彷徨》有那么八句题辞。我本想写文说明以上那些观点，但又因为才学习了党的文件，而鲁迅先生的精神又吸引着我，于是越写越不由我自己，结果是鲁迅先生及其《彷徨》成为主题，我的原意反而怎么也写不进去了。附记在后面，算是画蛇添足吧。

写于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