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俯仰天地的魂魄》(原文全文)

关于对阿城的印象也已经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算起来，从他1986年离华赴美，至今已有七八年了。这些年来，时事翻转，人事沧桑，且不说国际国内政局动荡，单就大陆文学界，也是新人辈出，风骚各领。而当初对阿城的印象，却总是难以磨灭。

九年前，《棋王》发表在《上海文学》上。彼时，我还是一个研究生。一日，听师兄黄子平说起，最近有一个中篇不错，作者是阿城，是中国着名电影理论家钟惦棐的儿子。当时，我正忙于论文答辩，来不及抽时间读这篇作品，但阿城的名字却在同学中不胫而走。有云南兵团回来的人，又讲了不少阿城在云南时的佚闻旧事，诸如一个人躺在屋子里听音乐，可以不吃不喝地呆上一天之类的。关于他的父亲和家事，也有不少传闻。知道钟老先生曾是毛泽东的文艺秘书，1957年被打为右派，时下正在倡导中国的西部片等等。

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作协工作，住在团结湖的集体宿舍里。同一单元的女士在《文艺报》任编辑，谈起阿城的小说，就翻出登着《棋王》的那一本《上海文学》给我看。一气读完，其时的感觉真是过瘾极了。那种自嘲反讽的语言，灰色而富于力度的色调，生动而传神的人物，形象丰富的画面感，都浸透了独特的感觉。虽然称“王”，故事倒是平凡的。而唯其平凡，却越发让人震撼。同年10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高行健的《碗豆》，配的是阿城画的插图，一张轮廓鲜明饱经沧桑的男人的头像，四周缠绕着植物的叶茎。于是知道他还是一个画家。女友来聊，以为画得传神，眼角的皱纹很多很多。且说北大的学生茶余饭后，总以《棋王》中的语言为口头禅，互相调侃趣笑。一日与学长钱理群相遇，说起《棋王》亦眉飞色舞，说读《棋王》到结尾，感觉如读《儒林外史》结尾时那四个民间艺人的形象。后来，同一办公室中的同事，也说起阿城的摄影也甚了得。一时间争说《棋王》，大有洛阳纸贵的形势。于是开始搜集阿城的资料。

他在小传中曾介绍过自己不超出中国人想像力的平凡经历，而且说和打零工的手艺人一样，写作只是为了换些稿费补贴家用而已。这在文学观念正崇高的当时，是很有些惊世骇俗的。这则小传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读来，个中甘苦自然是心领神会，只是无奈处境中的大实话而已。拿给上一辈朋友看，则多以为是玩世不恭。

遇到阿城是在1984年10月《上海文学》和浙江文艺出版社联合召开文学讨论会。这个会后来被许多人称为中国新时期现代派文学的里程碑。当时分路而行，我和黄子平同行，李陀、阿城和郑万隆、陈建功同行。到上海后，诸人都见过了，就是没有见到阿城。直到开幕式结束后，去用餐的途中，阿城才由朋友陪了从电梯里走出来。介绍过，握了手，不由想起他小传中的一句话，脱口而出“旧社会过来的人”。阿城面无表情，很矜持地点了一下头。楼道里很暗，看不清阿城的眉眼，只看见瘦瘦的一个长条子，戴着眼镜，穿着中式蓝布罩衫和牛仔裤，手里还卷着一条毛裤之类的毛纺物。其形状即如《棋王》中的王一生和倪斌。

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同桌，和李陀拌嘴，无意中发现阿城在窃笑，笑得很嘎。以后的几天里，阿城时而庄重，时而诙谐。庄重时如一个受苦受难的耶稣，这个自我形象以后一再在他的小说中，以叙事者的形象重复出现。诙谐时则如一个大顽童，他在朋友和家人中大概经常是这种形象。正式发言的时候，他讲了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概括了他对文学创作的主体态度，以及在特定形势下的策略反应。在另一次发言中，阿城很激动，结尾句是一个民族是不会忘记自己的文化的。一时大家都被他的话震住了，会场上鸦雀无声。或有人以为阿城待人太冷，我从他小说的印象觉出，他是心地善良的，只是时时意识到心灵的脆弱，才以一种冷的面目来面对世界。

11月在京西宾馆召开了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我在会上搞会务，贾平凹是代表，约了阿城来，还有王安忆，大家一起闲聊。阿城孤傲，但对贾平凹则极佩服。安忆静静地坐着，不怎么说话。当时，阿城在一家公司里做事，自然要聊起经济的话题。我以为处于粗糙生产阶段的中国，做文化生意是不赚钱的。阿城不以为然，说中国目前是塑料文化的时代。而且，当时有消息说公司要调整了。阿城有些沮丧，说十年没有干过正经事了。也谈到文学，平凹以为陕西太闭塞，信息不通。阿城则说，北京的信息多数是非文学的，劝平凹安心写作即是。那一次，还聊了一些其他的话题。然后，就去看霍夫曼主演的《午夜牛郎》。

之后不久，果然听说阿城所在的公司改做电器生意了。而他的《遍地风流》却在《上海文学》上发表，赢得了一片喝采声。女友中有研习古典文学的，以为《溜索》写得最好，所有的句子都没有主语。这其实正是阿城的特色，消解自我融入世界，以对世界的体验超越自我的体验，这当是反精英意识文学潮流的发端。当时，外子还在哈尔滨，来信讲起那里有个年轻人，要把《溜索》谱成交响乐，可见《遍地风流》影响之广。汪曾祺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给阿城的创作以很高的评价。1985年可以称作阿城年。

我到北京晚，对文坛上的门户不甚了了。但听女友说起过，《今天》里的人不喜欢学院出身的人。读《棋王》又读出很深的江湖情结，王一生在赛棋前说，怕江湖的不怕朝廷的，这当是阿城的夫子自道。他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却没有机会受完备的学院教育，有这种情绪也在情理之中。少小时，读过罗曼·罗兰的《哥拉·布勒尼翁》，深知民间艺人对正统社会中的人，多以嘲笑为能事。我在作协工作，难免不被人看作是朝廷的。阿城在小说里写到女性的时候，又羞怯地像个童贞男。职业加性别，这两样都使我和他打交道的时候，每每需要加倍小心。很怕无意中伤害了他，又怕不小心被他捉弄。但他的才华和处境，都使我很想帮助他。走过他德胜门外那两间破房的家，就自然而然地想起徐文长的对子——“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然而，阿城屋里挂的却是郑板桥的拓片——“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一次在街上看见他穿了一件灰绿色带帽半大衣，坐在马路牙子上，东张西望地打量过往行人，样子简直像一个五、六年级爱逃学的小学生。

我怀孕的时候，被一个女友接到家中去住。阿城来访时，我已到另一女友家。他只说姓钟，未说名字。女友的外子知他是阿城，怕他骄傲，装不知道，两个人竟也云山雾罩地侃了好久。此后，他们成了朋友，大家偶尔会在那位女友家聚会。阿城总是骑一辆破旧的女式车准点到达。因为女士居多，他的吃相很斯文，全不像他的朋友在印象记中的说法——吃相很恶。他很会讲故事，每讲到起劲的地方，就神情专注地竖起一根手指左右晃动。他的手指很富于表情。聊过几次，都离得很近，却永远看不清他的眉眼，永远只能看见一团魂魄。

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也活得越来越累。曾听他讲起过，每天只能睡四个钟头。他的家里永远高朋满座，异性的爱慕者也相当不少。曾有大龄未婚的女青年，拎了酒到我家，让我为她请阿城。这让我很为难，阿城是有家室的人，我显然成全不了她。于是引来怨恨，生出不少流言。

无论阿城的道行多深，这一切对他都不可能没有影响。起初听到称赞的时候，阿城还正色答曰，你这是害我。后来他似乎很习惯别人逢迎。名士风度也越演越烈，终于一丝不挂地爬到了小说集的扉页上，不知是羞辱别人，还是羞辱自己。

他后来写的东西，我不敢恭维，狡黯多于素朴，个体情结导致的内心混乱，使他丧失了早期作品的宁静。随着韩少功《爸爸爸》的发表，与莫言引起的轰动，阿城的自信心开始动摇。我揣想这是他后来毅然赴美的主要原因，因为以前他曾说过要坚守国内的。

此后的事情大多是从他的朋友访美归来后的印象记中得知的，间或也有访华的美国朋友谈起他。他在美国要为生计奔忙，想必很辛苦，但总比在北京时要活得从容些。然而，来港后，在《明报》上看见了一则摘自台湾报纸的报道，言阿城说，扎入文学圈就像进了女厕所似的。可见仍然摆脱不了受虐的感觉，或许是异性的崇拜者仍然很多。但那篇报道说阿城丰腴了不少，这样他的眉眼大概清楚了一些。

听说他还写了一部关于女人的电影，然而却无缘一睹。有那么多受虐的经验，他应该能写得很深刻。阿城发在《九十年代》上的文章，重返笔记体，至少在形式上返朴归真了，但却没有了早期作品中的灵气。他大量写到食的匮乏与性的压抑所导致的各种悲剧与精神异状，仍然是那个受苦受难的耶稣的形象。其间也写了一个叫小玉的女孩子，不再羞怯而充满了温情，这大概是他多年美国生活的最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