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吴晗》(原文全文)

有人以为写“遵命文学”一定很保险，名声纵然不太好听，但有实惠可得，总不会像那些敢于讲几句话(其实是真正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讲的)的人那样，没有好下场。奇怪的是，这类人大都是些新阿Q，自觉问心无愧，于是，行若无事，该做什么的还是做什么，只有不准他们做了的，他们其中才没法做。一下子变成一摊拣不起的狗屎堆的人似乎并没有，即使有我也不知道。对这一现象当然有人很不高兴，总想把这些人整到彻底完蛋为止，那样，事情就会好办多了。于是，频频发动这样那样的事端来把这一批知识分子好好制服住，而对于人民那么切齿痛恨的贪污腐化、违法乱纪，对于那么多、那么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他们中有的人却视若无睹，念念不忘的只是严厉惩治几个话多一点的知识分子。其实，如果惩罚不当，惩罚一次丧失一次人心，实在是得不偿失，或者说有失无得。

由于风波迭起，几乎没有平静过，于是，有些眼热的人就沉不住气了，看见山雨欲来，他就赶快给你个“风满楼”，忙着起哄大写其左批右判的文章，自以为这回总算跟对了，或者说不赶紧跟上就迟了，倘若功劳都被别人抢去，自己岂不吃了大亏? 于是，牙根一咬，反正攻错了人家，自己也吃不了什么亏，无非被人在背后骂几句而已。骂几句值几文钱? 实惠我还是得到了，即使不被明令记功，至少有些上司对我也增加了了解，印象不错，晋升补缺的机会总是比别人多。骂又何妨，几十年前的共产主义理想，早还给马克思了，虽无得息，但分文不少，如数还清。

近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的《注释本》修订本(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看了吴晗教授的那一段事迹，不禁对书而叹，悲从中来。吴晗教授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学者，抗战后期他在反独裁、反特务、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各项运动中，无不以一个着名学者的身分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他的着作如明史论文、论朱元璋、论钱谦益、时论杂文等，当时我虽在延安及其他解放区，但吴文每一出版，我必定恭读，对他五体投地。解放后我读到王冶秋同志的回忆录，才知道他还参加了党的地下秘密工作。他是否共产党员，如是，是什么时候入党的，这些我至今不知。但我却认为他早就具备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条件了。

解放以后的吴晗忙于政治活动，研究与写作的时间少了。当然，他也过分天真，以为都民主了，自由了，平等了，要写也往往是遵命文学。但天威叵测，他的惨死，他一家人的惨死，其悲惨程度，在“文革”中是少有的吧，在历史上又能找出多少呢? 我现在就抄引上述《注释本》中的一段叙述，看看吴晗及其一家是怎么死的。这是一本公开发行的书，公布了好多过去不为大家所知的秘闻，但这是“大道新闻”，不是“小道消息”。这本书上说：

1959年4月党中央上海会议期间，许多同志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时都提到要提倡敢讲真话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学习海瑞。他在一次会上讲了海瑞的故事，并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他看过一出有海瑞出场的清官戏《生死牌》(又名《三女抢板》)，并表示称许。1959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庐山会议前夕，胡乔木约请吴晗为《人民日报》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谈话时，吴晗还答应再写一个以海瑞为主人公的戏。1959年8月党中央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开展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要区分左派海瑞与右派海瑞的问题。1959年11月，吴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论海瑞》一文。文章的结尾已写上了毛泽东的这个观点……1960年底，剧本(指吴晗的《海瑞罢官)——引者)写成，原名《海瑞》，后接受别人意见(这个“别人”指着名植物学家蔡希陶，这是1978年国庆日晚，蔡先生在昆明亲口对我详细说明的——引者)，为区别于其他海瑞戏，改名为《海瑞罢官》……

从1962年开始，党内在对“大跃进”的错误的认识，对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所采取的调整措施的认识等问题上的分歧有所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江青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后来还是被“说服”了……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整个写作活动是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除毛泽东外都无人知道，更不用说别人了。

以上引文较长，但抄得并不吃力，因为作为发动祸国殃民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的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就是这么全部由最黑暗的“阴谋”制造出来的。江青是什么时候开始左右政局的，是1966年“文革”开始后吗? 上面这段引文已经清清楚楚地表明了，这个妖后之在后宫掌握党国大权，仅从这一件事已可看得十分明白了。什么慈禧太后，比之江青，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这叫无产阶级专政吗? 这叫人民民主吗? 它们的影子在哪里的呢?

吴晗的惨死，当然是一个惨剧，但更主要地是一个悲剧兼喜剧。按照鲁迅的精采说法，悲剧是把伟大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把丑恶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从上述材料看，“喜剧”的性质已经用不着解释了;悲剧呢? 吴晗这位正直的大学者死得太冤，他不懂得什么叫阴谋阳谋，他全心全意拥护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他哪里会想到这个红太阳随意射出来的一点火星，就把他一家人都烧成灰烬了呢。吴晗写的有关海瑞的文章和戏剧全是百分之百的遵命文学，谨遵圣旨执笔而已，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大的创见。他哪里会想到奉旨惟谨地在撰写遵旨文学的时候，也就是在为自己全家人的惨死一镢头一镢头地挖掘坟墓的时候。

现在急于搞“遵命文学”之类的人，比过去当然少多了。可是争着去猛干这类事的人也还是大有人在。因为利之所在，总有那么一些急于功利的人。我想善意地劝告这类同志一下：吴晗一家惨死的内幕你知道不? 他的教训你要接受不? 依我看，不要太那么急功近利了，还是接受一下吴晗的教训为好。否则，吴晗在前，覆辙在后，功臣固然要烹，功狗也难免被烹。我不是说吴晗是功狗，而是说像他这样奉旨惟谨的人，也终于被烹了，专写“遵命文学”的人，难道就不想一想么?

此外，吴晗事件的始末，当时知道得很清楚的人，应该为为数不少，而且也都不是凡人之辈，但谁曾出面替吴晗说过公道话呢(在“文革”初期，在历数彭真同志的“罪行”中，记得有彭不赞成那么整吴晗的一条“三反罪行”)? 似乎没有听说。我在这里丝毫没有责备这些同志的意思，因为他们的遭遇也已经同吴晗一样，或者还要严重得多。同样是死，甚至是惨死，能为吴晗辩诬而死，则名字之留芳，当在吴晗之上。我盼望中国有一天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如果历史万一再对中国开一次大玩笑，在中国土地上再一次出现吴晗一类的事情，但是知情的人却都一致抱定宁可辩诬而死，也决不沉默而死的态度。吴晗被长期惨遭迫害时，无人敢于舍死出来说明真相，这难道不够叫人痛苦吗? 这就说明，为什么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张闻天是那么令人景仰，是那么应该留芳百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