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星风险发射(节选)》(原文全文)

引 言

92年的中国，像在寻找什么

旋转的地球，每天都有新的故事。
年轻的今天，天天都在走向昨天。
人类，总有那么多的希望。
人类，一生都在希望。
当国门开启，古老而年轻的中国又一次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
1989年12月8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提案，宣布1992年为国际空间年。这是人类首次在全球范围内，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来庆祝未来空间时代到来的盛事。
国际空间年的宗旨是：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共同迎接空间世纪的挑战，使全人类都能从空间科学的新发现和空间技术的实际利用中取得最大效益;中心任务是：执行“地球使命”计划，以保护和改善全球生存环境。
中国作为一个航天大国，一开始就积极参与了国际空间年的有关活动。那么，在这国际空间年里，是不是应该再来点什么呢?
这时，新华社宣布：1992年3月22日，中国将在西昌发射澳星!
于是，刚刚走过冬天的中国，一下子便显得活跃、兴奋、青春、希望起来;似乎寻来找去，今天终于找到了一块可以并且能够振奋一下精神的地方。
于是，一双双充满渴望和期盼的目光投向了西昌——渴望自己的祖国来一次新的腾飞，期盼古老的民族来一次耀眼的辉煌——似乎中华民族的命运在此一举，仿佛全中国的希望都系在了打澳星的人身上。
而打澳星的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默认了这一事实，部分或全部地接受了这一厚望。
悲剧便从这里诞生。不幸正从这里开始。
3月22日发射澳星那天晚上，全国有几亿观众端着饭碗守在电视机前，盯住西昌，盯住“长二捆”!
然而，大出所料! “长征号”紧急关机。澳星没有升天!
几亿双面对电视机的眼睛，在那一瞬间定了格。
那一时刻，夸张地说，全中国都傻了。
那个夜晚，过分地讲，整个民族都在失眠。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似乎受到了某种刺激。火箭子孙的情感好像遭到了一次小小的戏弄。
于是，中国在一夜间又激动了，甚至还多少表现出了一点愤怒。
当然，几天后，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但仅仅一百天，一枚重新研制生产的“长征二号”捆绑式大型运载火箭，又偏偏出奇地挺立在了西昌卫星发射场! 而且，新华社受权宣布：1992年8月中旬，中国将在西昌再次发射澳星! 国务院又一次斗胆决定：照样实施现场直播!
于是，人们刚刚平息的情绪又激荡起来，急于寻找的目光再一次按捺不住地投向西昌。那么，西昌，这次你让中国和世界看到的，又将是什么呢?

第一章

火箭点火冒烟，“长二捆”紧急关机。澳星危险! 火箭危险! 发射场危险! 尽管“黑色的3.22”已经过去，但人民有权知道，春天那个失败的夜晚
1.西昌又要发射澳星了。
打点行装，我匆忙上路。上路这天正是“八一”建军节，离澳星再次发射的日子还有14天。作为军人，赶上这天出发，自然别有一点悲壮的意味。
今年3月，首次发射澳星时，我曾去过西昌发射场。十八年前，还是娃娃的我，就在那儿开始了既痛苦又辉煌的军旅人生。
我乘坐的从北京开往成都的列车是七次特快。一上火车最大的感觉就是热。都说北京今年的夏天比往年热，加上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奥运会已经开始，而西昌将重新发射澳星的消息又已公布，因此，气候热、奥运热和澳星热，便全都热到一起了。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忘不了抽烟、喝茶、吹牛、聊天、侃大山。话题自然先是巴塞罗那、奥运会金牌，然后就是西昌，就是西昌又要发射澳星。接下来，由这次重新发射澳星，便谈起上次发射澳星的失败。
谈到失败，车厢里的人一下来了情绪。人们对上次的失败发表完种种感慨后，又开始议论这次的发射。而议论的焦点是：这次发射会是成功还是失败?
2.在西昌发射场，人们议论得最多的话题，你猜是什么?
失败。
无论在哪里，每当我同人们交谈时，几乎无人不谈到3月22日那个失败的夜晚。谁都想排除它，但谁也无法摆脱它，如同一道横空扯响的闪电，纵然稍纵即逝，却已深深溶进了夜空。
那个夜晚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那是一个与往常没有什么区别的普普通通的夜晚。
从气象情况来看，自1991年12月入冬以后，西昌发射场经受了几次来自北方的冷空气的袭击。发射前，发射场区的气候有些异常，气温偏低，降水量偏大。但发射的当天夜晚，没有雷电，没有乌云，没有狂风，没有暴雨。换言之，大自然没有向人类发出任何警示今晚的发射要出问题。
从发射技术准备情况来看，据发射场有关人士讲，这次发射准备，比任何一次发射所付出的代价都要大。当天各系统设备运行情况，也很正常。而且，发射前几天，我还问过“长二捆”火箭总师王德臣：“这次发射有把握吗?”他笑了笑说：“应该是没问题吧!”
再从当天的现场情况来看，秩序井然，相安无事。整个发射场区附近的山山岭岭，大路小道，同往常任何一次发射一样，围起了数千名参观的人群。不同的只是，这次参观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前几次发射。在指挥大厅观礼台上就坐的几百名中外贵宾，是分别乘坐三架专机当天赶到西昌的。他们的眼里除了好奇之外，同样充满着没有怀疑的期盼。
百里之外的西昌“腾云楼”宾馆，庆贺澳星发射成功的晚宴这时已经准备就绪。五粮液、健力宝、椰子汁等饮料均已摆在桌上。两小时后将在这晚宴上祝贺澳星发射成功的讲演稿，也分别装进了美国休斯公司和澳大利亚卫星公司代表的腰包。
正忙于全国七届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江泽民和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去了国防科工委指挥大厅。一双双热切的眼睛正注视着西昌发射场。
离点火发射大约还有十分钟时，电视上出现了中央电视台播音员张宏民的面孔。这时，你如果坐在了电视机前，那么一定清楚地看到了位于大凉山峡谷中的发射场，更看到了印有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三面国旗的“长二捆”火箭以及稳坐于火箭顶上的卫星。那么，这时的你，相信也一定是想急于欣赏到火箭腾飞一瞬间那幅人世间最壮丽的“风景”。
但是，遗憾，当指挥员一声令下，操纵员的指头分明已经揿动了“点火”按钮后，火箭却一动不动。片刻之后，火箭屁股下只是冒起了一股棕黄色的浓烟……
3.担任当晚“01”发射指挥员的是徐宏亮。他已连续三次担任“01”发射指挥员。事后他这样讲道：
担任“01”指挥员有一定的风险性，因为他的位置就在发射架下的“先锋指挥所”。要说不怕，每次发射时都有些担心;要说怕，也不怕。但那次发射前，宣传舆论搞得很厉害，每个工作阶段的情况新闻都要报道，这样搞得我们很紧张，心理压力很大，生怕出一点差错。在那段时间里我老做恶梦，每次做梦都是火箭，有一次还梦见火箭刚一起飞，“轰”地一声就炸了。
那天，我们是中午12点进入的程序。进入程序后一直走得很顺，直到我下达“点火”口令前，一切状态都显示正常。那天的“点火”口令我是准时下达的。操纵员徐宽听到命令后，立即准确无误地按下了点火电钮，接着我便听到了“点火好”的回音。当我刚准备下达“起飞”口令时，忽然发现有点不对头，该起飞的火箭没有起来，火箭只是动了一下。所以我“起飞”的口令已经到了嘴边，硬是又给咽了回去。
就在这时，火箭控制系统的指挥员刘洪海发出报告：“箭上计算机程序自动关机!”因为按设计要求，火箭点火后如果出现故障，在七秒钟内不能起飞，那么火箭就会自动实行紧急关机。接着，我看见火箭的底部出现了回火。这说明火箭已经自动紧急关机。但是不是已经关死? 发动机还会不会出现其它意想不到的问题? 我心里没底。如果关机没关死，再过五秒钟，火箭就该拐弯，一旦拐弯，火箭上的自毁系统就会发出引爆指令，那火箭、澳星和整个发射场将化为一片火海。因此，就在大约八到十秒钟的时候，我一拍桌子，下达了“紧急关机!”的口令。这样用人为的办法再关一次，可以做到双保险。
但紧急关机后，我发现发射架上火焰喷得厉害，就又下了一道“启动消防”的口令。可当时不知什么原因，电动阀门打不开，自动消防失灵，而火焰还在一个劲地冒! 我这下才紧张了，脑子好像顿时就懵了一下……
坐在徐宏亮身后的一位参谋，这样讲到当时的情景：
我那天晚上就坐在“01”指挥员的后面。火箭点火前，程序走得很顺利。点火几秒钟后，就见火箭冒了烟。由于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是火箭的上部，以为成功了，就呼啦一下站起来带头鼓掌。每次发射我们都是这样。可这次刚鼓了一下、两下，所有鼓掌的手就全都在空中停住了，像电影中的定格镜头。因为火箭光冒烟，就是不起来。仔细一看，才发现火箭烧着屁股了! 这下全都愣了!我和身边的几位弟兄，简直都傻了!
4.火箭点火前，指挥长胡世祥在离发射场六公里之外的指挥控制大厅。他没想到火箭点火后硬是不起飞，自然是吃惊不小。但是一旦发现险情出现后，用他自己的话讲：“可以肯定地说，当时并没有惊慌失措!”
是的，胡世祥在发射场滚了三十年，各种事儿经历多了! 火箭紧急关机这种情况，他自己就亲身经历过一次。何况，苏联在60年代发生的那次包括元帅在内一共近百名科学家和军人死亡的火箭大爆炸事故，一直在他脑海留下了血的印记! 因此，当情况突然发生时，他的确感到震惊! 但如何首先保住卫星、保住发射场、保住人员的安全，这在他脑子里是十分清楚的。所以，火箭紧急关机后约十秒钟，他就当机立断，下达了三个口令：
第一，切断箭上电源;
第二，按预案组织实施;
第三，记录好现场状态!
5.坐镇“先锋指挥所”的副指挥长佟连捷，当时两眼正紧盯在显示屏幕上。震惊是肯定的，但他毕竟是久经沙场的人了。作为基地总师，他显得沉着冷静。险情出现后，先锋指挥所里的人，眼睛几乎全都盯在了他的脸上。他立即命令“01”指挥员徐宏亮：“通知各系统指挥员马上到位! 抢险队做好准备!”
接着，他来不及征求任何人的意见，按照发生故障预案，果断地作出决策，并命令抢险队：“你们赶到现场后，要立即切断箭上电源，将所有火工品插头进行短路，取出爆炸器和引爆器，然后合拢固定塔摆杆和平台……”
不到一分钟，佟连捷总师便将预案工作安排就绪。
6.指挥长胡世祥刚一下达完命令，便将耳机重重地扣在了桌上，铁青着脸说了一句：“我去现场!”
国防科工委沈荣骏副主任立即说：“马上组织人员，处理好现场，一定要确保卫星、火箭、塔架和人员的安全!”
“明白!”胡世祥拨开人群，带着计划处长唐贤明，急匆匆一路小跑，冲出了指挥控制大厅。然后，打开车门就是一声吼：“快! 开车!”
我的车一出大门就直奔发射场。可刚冲出去半里路，身边的唐贤明说：“起飞信号已经发出!”我一听，大吃一惊。马上联想到苏联的那次事故，就是因为火箭起飞信号给出后，火箭上并没完全切断电源，才导致爆炸。我当时虽然下达了“切断箭上电源”的口令，但各系统电源是否真的切断，匆忙中没来得及问。于是，我又立即让司机调转车头，返身回到指挥大厅，再次与发射场“01”指挥员和佟连捷总师取得了联系，等确认箭上已经断电后，又下达了“三十分钟之内不许靠近发射场!”的口令，然后才重新朝发射场赶去。
7.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沈辛荪、“长二捆”研制总指挥于龙淮，以及“长二捆”总设计师王德臣在紧急关机后十分钟左右，就从指挥大厅匆匆赶到了发射场。当他们裹着渗有毒气的硝烟走到发射架下，朝火箭底部仔细一看时，不禁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火箭点火后，按顺时针方向已经转动了约一点五度，四个用来固定火箭的防风螺栓，在巨大的推力下，有三个全都错了位! 显然，如果紧急关机再晚一秒，甚至哪怕半秒，那现在的火箭和澳星恐怕早就化为一片火海了!
三人只简单地商量了几句，便立即开始了抢险的组织工作。
8.应该说，在火箭出现险情这段时间里，最惊慌的，是早早就拥挤在发射场四周的数千名观看者。当扩音器里传出“一分钟准备!”的口令时，几千双眼睛都同时瞪大，一起盯住了“长二捆”。
随着“点火!”一声令下，火箭底部忽地窜起一股棕黄色的浓烟，接着，六个发动机轰然喷火，导流槽浓烟腾起，火箭开始抖动……
几千人的心这时全都提了起来，他们急切地盼望着那辉煌的一瞬快快出现。然而，一秒钟过去了，两秒钟过去了，五秒钟又过去了，七秒钟也过去了，火箭依然没有升起。人们看到的只是笼罩在火箭四周的滚滚浓烟。
这时，一声“紧急关机”! 石破天惊，震动峡谷。人群还没从迷惘中反应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忽然一声惊叫：“完啦! 快跑!”于是，呼啦一声，卧倒的卧倒，躲避的躲避，跑掉的跑掉。一时间呼天叫地，惊慌失措，人们一下便四散开去。
据说，有的跑掉了鞋，有的刮破了裤，有的绊倒在地，有的跌进了坑，有的扭了腰，有的崴了脚。有的孩子被挤得哇哇乱叫，有的老太太则吓得双腿发软直哆嗦一屁股坐在地上，想跑却跑不动……
但西昌卫星中心发射站的官兵们，当一见发射场出现险情后，像听到了集合的命令，全部从四面八方不约而同地逆着人流奔向发射场，没有一个往外跑的! 尽管这时“半小时内不许靠近发射场”的命令已经下达，可战士们仍不顾警卫人员的阻拦，硬是拼命往里冲!
9.这时的发射场，危险依然存在。
尽管火箭已经紧急关机，但从六个发动机上喷出的余火还在继续燃烧，从箭体中泄漏的燃料仍不断腾起滚滚烟雾。显然，无论是澳星还是火箭，不管是发射设施还是参试人员，都随时面临着难以预测的危险。因为箭体内已贮满了四百多吨燃料，倘若稍有不慎，或者火箭本身万一发生意外，则必将引起一场大爆炸，其爆炸的威力相当于一万吨炸药! 果真如此，那发射场方圆两公里半的地方，都将化为一片火海;而有毒气体的辐射所引起的危害，则更是不堪设想。
因此，指挥部经过短暂的协商与部署后，一场保卫澳星、保卫火箭、保卫发射场设施的紧张战斗便开始了。
这时的发射场上，六个发动机喷出的余火正以两千度左右的高温炙烤着发射台。发射台是支撑火箭卫星的关键，一旦烧焦烧塌，则火箭卫星定将全盘覆灭。
几分钟后，抢险队长丁贤俊带着战士王宝剑、李文刚，连防护衣和防毒面具都顾不上穿戴，便率先冲出了地下室。接着，航天部的专家们和其余二十名抢险队员，也随着消防车冲进了发射场。
当丁贤俊等人来到发射架下时，由于发射台周围气浪太大，烟雾太重，无法接近。于是，三人便胳膊挽着胳膊，你靠着我我推着你，硬是扑进气浪之中，打开了消防阀门。但当他们来到发射台前时，眼前的情景将他们震得目瞪口呆：用来固定火箭的四个连结螺栓，除一个还连着火箭外，其余三个螺栓全部变形而失去了作用，五十米高、四百六十吨重的火箭已移出原有位置两厘米多! 也就是说，四百多吨重的火箭，现在只有一个防风螺栓与之相连，且这个螺栓也已松动。顶着近十吨重澳星的火箭，正处在颤颤悠悠、摇摇晃晃的巨大风险之中。
显然，燃眉之急，是尽快想法稳定住火箭。
但发射台上严重缺氧，部分燃料还在渗漏，卷着烟雾的余火还在喷发，六个发动机的火口上还存有一股较强的吸力。危险，显而易见。
第一个靠近发射台的是志愿兵王招华。他刚一靠近发射台，一股气浪迎面扑来，一下便将他冲倒在地。他只好从地上一寸一寸地爬着过去。经两千度高温灼烤过的发射台，被王招华的双脚踩在上面，“哧哧”作响。而刚被烈火炙烤过的火箭底座的连结螺栓，更是灼烫难忍。但王招华扑上去，忍着灼烫，硬是用双手将连结螺栓插入螺孔，然后再迅速用扳手将其固定。接着，与航天部的专家们一起，又用钢丝绳将另外三个连结螺栓迅速固定。
千钧一发的“长二捆”火箭与澳星，这才暂时摆脱了倾倒的危险!
10.火箭总算拥进了固定塔的怀抱，发动机的火势也开始逐渐减弱。但火箭上的电池插头还没拔掉，电爆器和引爆管等火工品也未取出。若是因某种因素产生静电，或者外界偶然出现干扰信号，则箭上的电池随时都有可能自动供电，使火箭再度启动程序，从而引发火箭的突然起飞。
因此，拔掉箭上电池插头，取出箭上电爆管，是确保火箭卫星安全的又一关键。
他，一个去年才跨出大学校门的青年，首先钻进了第一级火箭发动机的尾舱。舱内的电源插头都是用绝缘胶带缠死了的，为了抢时间，他心一横，竟用牙齿将烧烤得滚烫的胶带一截一截地撕咬了下来，然后再用手拔下电源插头。他的嘴和手顿时烫起一个个血泡，但他连哼一声的时间都没有，直到拔完最后一个插头……
还有他，一个年轻的基层指挥员，当他爬进火箭的尾舱时，有毒的气体使得他呼吸困难，因肢无力。他双手抓住电爆管插头，想赶快将它拔下来，可力不从心，就是拔不动。后来，他干脆一边用手抓住插头，一边用嘴咬住插头线，然后叫人抓住他的双腿，连人带插头，硬是死活往外拖! 插头终于拔下了，可他刚一站起，一口鲜血便从嘴里吐了出来……
……
电池插头、电爆管等火工品卸完了。但四百多吨燃料还在火箭的肚子里，价值上亿美元的澳星还在装有燃料的火箭头上!
因此，剩下的问题是：
燃料怎么办?火箭怎么办? 澳星又怎么办?
11.此刻，美国休斯公司副总裁约翰逊和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公司首席代表戈登·派克，都在离发射场百里之外的西昌“腾云楼”宾馆里。
两位先生都没去赴宴，彼此正焦虑不安。约翰逊先生站在窗前，望着阴沉沉的夜空，想说点什么却又一言不语;派克先生坐在沙发上，望着衣架上今天才挂起的几十串鞭炮，心里什么滋味都有。
本来，在通常情况下，类似这样的外交场合，他们应该备有两份讲话稿：一份成功的，一份失败的。可他俩都没准备失败的。而那份准备在成功的宴会上宣读的讲演稿，此刻倒分别装在了两位先生的西装兜里。如果今晚是成功而不是失败，那你会听到这两位异国朋友在宴会上的声音，是何等的热烈而赤诚!
休斯公司副总裁约翰逊先生兜里的讲话稿是这样写的：
这次发射，是我们休斯公司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我们为这颗澳星的发射成功，感到非常的高兴……
澳大利亚卫星公司代表派克先生兜里的讲话稿，是这样写的：
……今天，不仅对中国人，而且对我们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公司来说，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遗憾，历史老人在这个春天的夜晚，无情地扼杀了这两位异国朋友的声音! 此时此刻，两位先生深深忧虑的都是同一个问题：现在还悬坐在中国火箭之上的价值上亿美元的澳星，到底怎样才能确保其安全?
因此，中、美、澳三方，就下一步采用何种方案确保澳星的问题，紧张地展开了讨论。而讨论的焦点是：到底是先卸燃料? 还是先卸澳星?
中方意见：现在最重要的是确保澳星的绝对安全。虽然现在发射场大的问题已经解决，但不安全的因素仍然存在。由于燃料还在箭体内，有燃料澳星就有危险。因此，希望休斯方面要尽快先从火箭上卸走澳星。
美方意见：几百吨燃料还在箭上，如果现在就上塔去卸卫星，人员和澳星都极不安全，希望中方先卸下燃料后，我们再卸卫星。
这时，电话响了，是远在发射场的胡世祥打来的。胡世祥的声音在电话里急切而坦率：希望休斯方面尽快考虑先卸卫星!
但休斯方面对人员的安全问题，看得极为重要，还是希望中方先卸下燃料后，他们再卸卫星。
胡世祥的声音在电话里一下显得洪亮起来：“如果你们认为有危险，卫星由我们帮你们卸，你们只需为我们提供卸卫星的工具就行!”
但休斯方面的考虑是：卫星除美方工作人员外，中方人员绝对不许接触;虽不能说中方在卸卫星过程中会趁机窃取卫星技术，但这毕竟是个原则。
最后，美方的意见，还是先卸燃料后卸卫星。
中方勉强同意，准备天亮后开始行动。
然而，当时间的脚步走到凌晨两点半时，发射场值班人员打电话报告：发射架上冒烟冒得厉害!
为防止意外事故发生，中方指挥部又召开紧急会议，对情况再次做了分析后，决定连夜先卸卫星，并向休斯公司主任海伦打去电话，要求美方尽快派人卸走卫星! 海伦先生在失眠中拿起电话，很是不解：“刚才不是说好了先卸燃料吗? 怎么现在又要先卸卫星了?”
中方只得将情况如实相告：“火箭底部的防风固定螺栓现在只有一个在位，四百多吨的火箭与卫星全靠这一个螺栓支撑着。火箭的燃料重达四百多吨，而卫星的重量才近十吨，如果先卸燃料，就会形成头重脚轻。万一火箭倾倒，那卫星就彻底完蛋!”美方听后大惊，这才同意先卸卫星。
但燃料还在箭上，先卸卫星必然存在危险，故美方还是有些犹豫不定。
中方干脆表示：“你们如果考虑有危险，卸卫星的工作由我们来干! 我们可以保证，把卫星安全送回厂房!”
美方终于同意并很快为中方提供了工具。条件是：必须要在塔架上接通监视器，对中方卸卫星的全过程，他们要作全方位的监视。中方爽快答应。
这时，已是凌晨四点了。凌晨五点，身着红色服装的吊装战士，在队长万超的带领下，出现在发射架上。他们经两个多小时的艰苦努力，终于把处于危险之中的澳星稳稳当当地从火箭头上卸了下来。
但是，火箭里的燃料还未卸除。
12.本来，要将几百吨燃料一点不漏地“喂”到火箭的肚子里，就够危险够艰难的了。现在，又要按照相反的工作程序，让几百吨燃料再从火箭的肚子里“吐”出来，其危险和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
而且，按相反程序卸除燃料，不但战士们没干过，连已经参加过九次加注任务的指挥员也是第一次。
但险情就是命令，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
他本是一个技术相当熟练的加注战士，然而，当他将几十根管路和气管连接器连接完毕后，却苦于没有检测设备去判断连接好了的管路到底是漏气还是不漏气，因为管路一旦有泄漏，火箭中的燃料就会发生引爆。他终于无可奈何地想到了自己的鼻子——一个世界上最简单最方便也最可靠的检测工具! 他俯下脸，将鼻子尽量靠近管路，然后一寸一寸地、一次一次地闻! 他的鼻子顺着管路，缓缓横移着，当他的鼻子移到一个管路与火箭活门的连接处时，一股浓烈的臭鸡蛋味顿时充满鼻孔。他当即作出肯定判断：此处有泄漏! 于是，他顶着毒气，迅速拧紧螺栓。泄漏的燃料止住了，他却因中毒而倒在了发射台上。当同伴们将他匆匆送进医院时，他的呼吸道和肺部均已严重烧伤，奄奄一息地躺在了病床上。
……
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紧张战斗，四百多吨燃料全部安全卸除。
澳星保住了! 火箭保住了! 发射场保住了! 所有参加发射的人员也全部脱离了危险!
“黑色的3.22”终于过去。
第二章 略

第三章

如果这个世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民族始终装聋卖哑，不吭不哈，甚至连脾气都懒得发一下了，那么，你对这个民族还会抱有什么希望吗?
1.这是西昌发射场一个平静的夜晚，离澳星再次发射还有五天。
我在发射架下的一间屋里独自看信。这是澳星发射失败后，从当天晚上起全国各地发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信。信太多，多得难以统计，多得不知该从哪封看起?我翻开了第一封信。
敬爱的首长：
……听说这次为了澳星发射，牺牲了几位军人，六人负伤，不知是否如此? 如果真是这样，我有一个冒昧的请求：请求首长将负伤的军人(坐轮椅的)赐给我一位，我心甘情愿与他共度人生。我愿尽全力使他生活得每天都快乐幸福。
我自从懂事起，就热爱、理解军人。这次，当听说九人牺牲、六人负伤、首长抱住他们痛哭时，我的眼泪直往下掉——希望首长不要使我失望! 我高中毕业，22岁，爱好文体。

四川攀枝花市某乡 ×××

第二封信刚一打开，我便愣住了。信封上是手写体，里边信的内容却是打印的字体。写信人为什么不寄亲笔信而寄打印信呢?
中国长城卫星发射中心：
你改悔吧!
我是个中国人，但我现在只能算个人，没有中国可言了，在看到你们发射失败以后。我希望你们尽快帮我找回丢失的中国。
我不责备你们的失败。我也不听任何解释。我痛恨务实精神的不在。
不知道是谁的错。但不管是谁的错，都必须先直起龙的脊梁重整身躯。
科学允许失败，但决不允许骄傲的失败。
面对荧屏，我觉得那是失败与耻辱。离开荧屏，我更觉得那是中国科技事业的严重危机。
……
最后，我们要求尽快将卫星发射升空。
记住，不要冷了我们的心，中国人的心。
我，我们，中国人都在期待着……
此致，祝成功!

一个无颜的炎黄子孙伤痛泣泪书于月夜下

我继续读着一封封的来信，时而激动不已，时而感慨万端，时而陷入沉思，时而痛惜悲叹。从头天晚上七点，至翌日清晨，我看了整整一个通宵。这些来信的内容，已足以说明了一切。我决定从这数千封来信和来电中，择出部分，分为几类，如实照录。
2.A类
亲爱的故人：
真的没什么——那怎么可以算是失败呢?那只是一次小小的故障。请你们心平气和地面对它，找出妥善的办法。不要着急，也不要埋怨自己，更不要担心。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理解你们。请记住：再大的困难，再重的压力，我们都在和你们一起支撑。

甘肃 小梅

亲爱的前辈们，与澳星发射有联系(哪怕一点点)的所有同志们：你们好!
我认为，我们国家的新闻媒介的“作风”应该改一改，因为新闻媒介给我们的卫星发射工作带来许多不必要的压力。成功固然是美好的，但干成一件事成功只有一次，其余的全是失败，尤其是像这样高尖端的科学，失败更不可避免。因此，我主张：成功了，流点泪;失败了，露点笑。

青海西宁市十三中一学生

(笔者按：不承认失败者的伟大，却能伟大地理解失败者，或许这是我们民族的另一特性。在几千封来信中，此类信件最多。上至年逾古稀的老人，下至乳气未干的小孩，都纷纷投来一腔善良、纯朴、真诚而又火辣辣的情怀。)
3.B类
贵站领导及所有工作人员：你们好!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对这次为澳大利亚发射的卫星未能成功表示遗憾。我相信你们的心里也不好受。不过，我还是要说一句：“你们丢了中国人的脸!”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希望这次发射成功。没想到，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连看《妈妈，再爱我一次》都没有哭的我，此时，眼睛却湿润了。未能发射成功，对全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耻辱，一个莫大的耻辱! 仅用“出了一点故障”这句话就能补偿吗?首次为别人发射这种卫星，给予别人的回答只是两个字：“失败”，又有何感觉?你们要对中国人民的荣誉负责……

荆州地区卫校一学生

卫星基地负责同志：您好!
我不敢说我有先见之明，可我预料到了“3.22”发射大概要失败。原因何在? 因为你们(或者干脆说是我们大家)存在着盲目的自满情绪。此说从3月21日、22日两天的《人民日报》上可以看到。什么“发射前的特殊战斗”、工作做得那样细、那样准确、精密，发射手按电钮动作练得那么好(用得着吗?)，一句话，一切准备就绪，发射“万无一失”。结果如何? 出了个大洋相，什么“科学实验允许失败……”好大的道理! 不! 你们不是在搞试验，而是在进行商业性发射，在作买卖! 当然，作买卖也不总是成功，但输了要认账，要总结经验，下次再干。如果不认输，把责任推到“允许”二字上去的话，下次再干难免还要失败。

辽宁锦西市一个老兵

所有发射澳星的科技叔叔们，阿姨们：
今天是92年3月22日，真可以算得上是国耻日。你们为发射澳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是难免出错误的。但是，这已不是第一次了。我们发射的卫星为什么总是有这有那毛病?我希望科技叔叔、阿姨、伯伯们，不要忘记中国被玷辱的历史，不要忘记了十一亿中国人对你们的殷切希望，不要忘记你们所肩负的责任!

江西抚州一中 光勋

负责同志：
你们拿着国家的钱，丢着国家的脸。你们的领导应该让更能干更能争气的不听上级瞎指挥的人来干吧!
西昌发射中心：臭! 臭! 臭!

西安 一群众

(笔者按：写此类信件者，约占总信件的四分之一。或许有人会怪罪他们不通情达理，不心平气和。但反过来说，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怪罪他们呢? 不妨想想，古代的中国曾有“四大发明”可以在世人面前光耀祖宗。那么，近代的中国呢? 现代的中国呢? 如今，被捧为“国宝”的“长二捆”火箭意想不到地“丢了中国人的脸!”作为火箭的子孙，龙的传人，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能不受到刺激吗? 他们的脸面能不“发烧”吗? 他们那一肚子的火气能不冲着打澳星的人发吗?
当然，按理说无论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都该一样对待，无所谓大喜大悲。用一位学生安慰胡世祥指挥长的话来说：“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点火没点着吗?”那么为什么又会如此热热闹闹、沸沸扬扬呢? 是因为近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经受屈辱与失败的历史太久太久?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太习惯沉醉于成功的杯酒之中? 是我们这个民族一贯缺乏失败的心理准备? 还是我们这个民族承受失败的能力太差太弱?)
4.C类
负责人您好：
刚才我看了电视直播，心里很难过，觉得丢人。我十分怀疑是美国人搞鬼。我想，如果他们在卫星里安上什么东西对火箭的工作程序进行破坏的话，中国人是不可能知道的，或者是美国人利用天上的卫星对火箭进行干扰，使之不能正常升空。我十分不愿意中国火箭上有毛病，而毛病在美国的卫星上。

山西榆次 一学生

总指挥同志，您好：
我是上海一位年逾古稀的退休工人，虽然我不懂科技，但为此事，我也没有少动心思。我想：这次的失败，是不是美方作了手脚?如用电子干扰，或在澳星里装有干扰仪器等等……因为西方势力最怕我们在科技领域取得优势。他们与我们打交道，目的就是为了盗窃我们的科技情报，破坏我们的科技成果。他们绝不会真心实意地与我们搞科技合作，就像狼绝不会改变吃羊的本性一个道理。
同志：万万提高警惕!

上海杨浦区 一退休工人

(笔者按：写此类信件者大都是一些老工人、老党员和中小学生，也有老干部和军人，甚至还有幼儿园的孩子!
众所周知，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中国几十年来政治运动连锦不断，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竟长达十年之久!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喊了近半个世纪! 长期“左”的政治教化的结果，使相当一部分人形成了一种“阶级斗争”型的思维模式。
令人惊奇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也认为澳星的发射失败，是“美国人在搞破坏!”我可爱的小儿子李星就是一例，澳星失败的当晚，他痛哭流涕，跺脚大骂：“就是那些美国王八蛋搞的鬼!”由此我想到我们一些小学和幼儿园的教育，想到意识形态领域里某些“左”得可爱的宣传，想到渗透在我们这个国度里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左”得可怕的政治文化! 如果这些“左”的思维模式如此遗传下去，岂不比澳星发射失败本身更为可怕?!
历史早已告别了一个陈旧的世纪，高科技的发展已将世界联成了一个整体。各国联合起来，共同开发宇宙空间，造福于全人类，这是全世界人们的共同使命! 因此，有必要向那些来信谈到“怀疑是美国人搞破坏”的人们说明的是，中国发射澳星，完全是中、美、澳三方进行的一次纯高科技合作。虽然相互间在技术上要绝对保密，尽管彼此出自不同的利益，但都是绑在一辆战车上的卒子，双方的愿望绝对一致：只望成功，不愿失败。所以压根儿不存在谁“破坏”谁的问题。)
5.还说什么呢?
一颗小小的澳星，便牵动了这么多人的情怀，拨动了这么多人的心弦，从而引发出了一部调子不同、声音有别、感觉各异但又主旋律一致的“民族大合唱”，这本身不就相当相当说明问题吗?
封闭的时代已经死亡，人民毕竟有了说话的权利。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当人民的国家一旦发生了什么事情，国家的人民自愿站出来，或者讲讲话，或者发发言，或者生点气(哪怕话讲错了气生错了)，我想，这总是一件难得的好事情。一个民族有声音总比没有声音强。
试想，如果这个世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民族始终装聋卖哑不吭不哈，甚至连脾气都懒得发一下了，那么，你对这个民族还会抱什么希望吗?

第四章

历史吻别了失败，却留下了航天人悲辛的故事：发射场上“最后的晚餐”;带进骨灰盒的遗憾;火箭总师停看武侠小说;总指挥病倒专列上;还有大红枣·小孩子·司令员……
澳星失败，举国悲叹，大家心里都不好受。
那么，航天人的心里又是怎样一种滋味呢?
还是讲几段有关的小故事吧——

故事之一：发射场上“最后的晚餐”

中国的发射场，几十年来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每次发射前，总要准备一顿丰盛的庆功宴。发射一旦成功，便高高兴兴地喝上几盅，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然后再美美地睡上一觉。
但，澳星失败之夜，每个单位庆功的晚宴凉了又凉，却几乎没人动一下筷子。大多数屋里的灯光都悄悄灭了，一切语言都显得那样的多余。在一间死死关紧的小屋里，几位专家抱头痛哭。
西昌“腾云楼”宾馆专为贵宾和中外高级专家们准备的上等宴席，早就凉透了，也依然无人入席。
而就在此刻，离发射场不远处的协作大楼里，一个上层领导人的紧急会议正在进行。会议开得很短，决策的中心内容是：如何确保澳星、火箭和发射场的安全。但在议论到当晚的宴会是否举行时，几位领导都有些作难。
现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名外宾全都堆在了这里。宴会是继续举行? 还是干脆宣布散伙?举行，情调自然不谐调，场面也会尴尬;但不举行，岂不被人视为懦弱，更为丢人!
“我觉得这宴会无论如何还得举行。”沉默片刻之后，李宝铭部长建议说。
沈荣骏副主任想了想，终于表了态：“对! 没有别的选择了，今晚的宴会不管怎样，我们都得去。这次请了这么多的外宾，现在他们都在看着我们，我们应该拿出一个应有的姿态，才好有个交待。”
宴会原定是九点半开始，等沈荣骏和李宝铭驱车赶到宾馆时，已近十点了。这时，人们才开始礼节性地入座。
宴会气氛自然一点也不热烈。没有话语，没有慰问，更没有欢笑，相互间只是礼节性地点点头，表示理解
宴会由李宝铭部长先讲话。他站起来，欠了欠身，环视了一眼几百名阴冷着脸的贵宾和专家们，心里陡然冒起的是一股难言的酸楚。本来，此时此刻，站在这里的他，应该是高举酒杯，放声致贺! 可现在，他却只能强咽泪水，作礼节性的发言了：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不远万里，从世界各地来到西昌观看澳星发射，但遗憾的是，我们的运载火箭一、三助推器发动机工作不正常，导致发动机紧急关机。目前，现场正在做两件工作：一件是保护好澳星，保护好现场;另一件是组织专家尽快查找故障原因和制定新的措施。由于今晚没有发射成功，我们深感……深感对不起大家……”
李宝铭部长讲到这里，突然讲不下去了。
“但是，现在澳星完好无损，火箭也没受到多大损害，发射场和设备、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我们不会灰心，我们不会气绥!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在最短时间内找出故障的原因，继续组织再次发射! 到那时，我们、我们一定……一定还请大家来!”
有掌声响起，却是稀稀疏疏，既不响亮，也不热烈。几位外宾的叉子已经握在了手里，又轻轻放回桌上;几位女同胞，掏出手绢掩住嘴唇，发出了极度压抑的抽泣声。
接着，美国驻华大使发言，他说：
“……我们见证了中国技术人员高超的技术及果敢的决断，他们挽救了一场大的灾难。火箭及卫星仍然完好，我相信经他们小心查探后，澳星会再次升空。我感谢工作人员的合作!”
讲话结束。晚宴在伴有极其压抑的哽咽声中开始。
李宝铭部长刚一落座，连筷子还来不及碰一下，美国休斯公司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便来到身旁，小声说道：“李先生，有急事相商。”
李宝铭部长、唐津安总经理和陈寿椿副总经理等中方首脑人物，又随着斯坦豪尔匆匆离开了宴席。
这时，有人发现，美国休斯公司和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公司的两位代表，均未到场赴宴。
于是，发射场上这顿刚刚有点热气的“最后的晚餐”，又凉了下来。

故事之二：火箭总师停看武侠小说

王德臣，“长二捆”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
如果你认识他，那么，在8月14日澳星再次发射成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你便会在电视里不时看到，这位坐在前排的长得相当粗壮的黑脸汉子，脸上总算露出了点笑。当然，那笑并不是十分的开心，依然还带着几分沉重，几分复杂，几分辛酸。
但，在澳星发射失败那个晚上以及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从王德臣的脸上，你是绝对找不到一丝笑容的。有人说，就那一个晚上，王德臣瘦了一圈。这话并不夸张。
你想，一个火箭的总设计师，当几亿中国人以及无数港澳同胞、异国朋友坐在电视机前，一心一意等着你设计的火箭升天，而你的火箭却偏偏一动不动时，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虽不说责任完全归你，但无论哪个系统出了问题，你是这枚火箭的总师，说什么恐怕也是“在劫难逃”。因此，在那个难堪的夜晚，心灵上受打击最重的，或许就是王德臣了。
王德臣1957年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就去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他虽是飞机设计专业，却一直搞导弹设计。可以肯定地说，作为总师的王德臣必然考虑到了那次发射失败的可能性，但点火后的火箭竟然无视天下众生，老练得如同一位千岁老人，打个盘腿坐在那儿，连动都懒得动弹一下——单就这一点而言，王德臣(包括许许多多的专家)恐怕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或者至少说是没有足够理由去想到的。
那晚，王德臣坐在指挥大厅。当他从大屏幕上看见点火失败后，便很快带着秘书，驱车赶到了发射场。他的秘书后来回忆说，因晚上山里天气冷，王总身上只穿着单衣，我特意塞给他一件毛衣，可后来发现，毛衣被他扔在了车上，竟忘了穿!
王德臣到发射场察看了现场后，很快便组织人研究如何按相反的程序来处理现状。因为过去从未出现过如此情况，所以事先没有预案。直到很晚，他才回到宿舍。
他一回到宿舍，一声未吭，便仰身躺倒在床上。他住在一楼，进门后，没有关门，没有脱衣，没有脱鞋，就那么重重地躺下了。
我们不知道躺在床上的王德臣在那个不眠的夜晚到底都想了些什么? 也不清楚那个夜晚他心灵上的痛苦有多大，但由此可以肯定的另一个问题是，伍子胥一夜白了头的典故，绝非历史的虚构。因为，第二天有人发现，壮壮实实的王德臣不仅瘦了一圈，而且那本已斑白的头发，似乎又多了一片。
一连几天几夜，他忙于分析查找故障，始终沉默着。除了开会研究问题，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
其实，凡熟悉王德臣的人都知道，他能说会道，能讲善辩。一般场合，他寡于言谈，一旦侃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可是一把好手! 难怪早在二十年前，当他还在某厂工作时，工人们便都叫他“王铁嘴”!
你想，围绕澳星若干问题，中美双方先后共进行了十次技术协调会，而每一次会上，都是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美方先后曾提出大小几百个难题，主讲者都是王德臣。要是嘴皮子上没点功夫，能行?
可澳星失败后的王德臣，的确沉默了，话也少多了。而且，一个多年养成的习惯，竟也在百般紧张的工作中稀里糊涂就改变了——
王德臣没什么业余爱好，兴奋点几乎全都被火箭这位“恋人”勾去了。这位黑土地上长大的东北汉子，年轻时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体育。打球、溜冰、赛跑，样样都行。后来他考上北京航空学院后，业余爱好还是体育。他是足球队的队长，跌跌撞撞，拼拼杀杀，输输赢赢，挫折与失败，伤痛与苦难，不仅锻练了他的体魄，更强健了他的心智。
但，随着繁忙的工作愈加繁忙，随着沉重的担子愈加沉重，当中国的火箭一天天强壮起来时，他个人的身体却一天天衰弱下去，后来连体育活动也顾不上参加、无力参加了。只是，不知从何年何月何日起，他又有了一个业余爱好：喜看武侠小说。
王德臣爱看武侠小说，远近有名。出门时，他的工作包里，总要塞进一两本武侠小说。坐火车、乘飞机、住旅馆，途中总免不了要看上几章。工作之余一有空闲，他也会抓紧捧读。因此，他除了继续享有他“王铁嘴”的称号外，近些年又荣获一个新的称号：武侠高手! 那么，王德臣好看武侠小说，仅是出于一种兴趣吗? 是。恐怕也不全是。
武侠小说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强烈的悲剧性! 明枪暗箭。刀光剑影。杀机四伏。险象环生。它向读者展示的，是鲜血淋淋的人生! 尤其是金庸的小说，写人生悲剧美的境界，可以说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而人类为了进军宇宙所从事的航天发射，其最大的特点恰恰同样是强烈的风险性——悲剧性! 发射场虽不是战场，却胜似战场，同样充满了生生死死血血火火，同样潜伏着光明中的暗影和壮美下的陷阱。一点微弱的火星，可以引起燃料爆炸;一颗小小的螺钉，可以导致发射失败;一段程序的错乱，可以让火箭从空中栽落下来;一个手指头的失误，可以造成箭毁人亡，让发射场顷刻间化为一片火海!
可见，航天发射这一事业本身，就决定了它的风险性和悲剧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它除了向人们展示辉煌壮美的一面之外，另一面所展示的，同样是鲜血淋淋的人生! 它与武侠小说中所揭示的这一悲剧的同构性，或许正是王德臣好看武侠小说的真正内因。
因此，王德臣看武侠小说，除了娱乐消遣之外，他总能从中体味到一般人无法体味到的东西，那就是人类生命中最深层的悲剧意味!
他在发射场、研究院、试验室风风雨雨几十年，硝烟与烈火，燃料与毒气，挫折与失败，曲折与艰难，使他对人类与自然都有了更深层的感悟。于是，他一旦读起武侠小说来，当他潜意识中的悲剧意识与小说中的某一点相碰并沟通时，竟能读出泪来!
但，澳星失败后，他竟中断了武侠小说的阅读。

故事之三：不好意思进西昌

澳星失败后，西昌市出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街头巷尾，几乎见不到穿军装的军人。
过去，别说逢年过节，就是在平平常常的日子里，卫星发射基地的军人在西昌市里也是举目皆是。而且，当卫星发射基地的军人出现在西昌市里时，一般来说，都要比别的部队的军人要显得神气，自我感觉也更良好。有什么办法? 中国发射的近十颗同步通信卫星，都是从他们手上发射上天的。因此，有不少干部和战士出远门(尤其是进西昌)，当觉得需要和有某种意义时，总是喜欢自我广告一下：“我是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说这话时，声音宏亮，潇洒自如，理直气壮，语气中总是含着一种骄傲和自豪。而且，自我感觉一般都很良好。
但，澳星发射失败后，那感觉可就在不一样了!
一夜之间，发射基地的人都有了一种内疚的心理，许多人都不好意思去西昌。有人急着要进西昌办事，也都换成便衣。而且就是穿着便衣走在西昌街上，也有一种极不自在的感觉，仿佛四周总有无数双蔑视的眼睛在盯着似的;过去走在街上那种得意洋洋飘飘然然的感觉，想找也找不回来了。
因此，一连好几天，据说西昌市里很少看见穿军装的。上街买菜的军人，都像开过会似的，

一律换成了便衣。整个西昌市，绝对听不到过去常常听到的那句话：“我是发射基地的!”

有的战士还不无担心地说：“进了西昌，要是被人认出来了，会不会挨揍哟?”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战士平时很少有机会去西昌，有的甚至好几年都没去过一次。因此，澳星失败后，连队领导想利用这点空隙让战士们去西昌逛逛，可他们就是不去，说“等把澳星打上去再说吧，现在去实在不好意思!”

故事之四：大红枣·小孩子·司令员

堂堂司令员胡世祥，面对一斤半大红枣，感到了为难。
大红枣是澳星失败后不几天，山西太原一位叫李文文的同志寄给基地的，并有这样两句附言：“一颗红枣一颗心，请亲人收下!”
这大红枣该怎么办呢? 存放起来? 会坏，送给连队的战士? 又少了一点。最后，他想到了幼儿园。
幼儿园的阿姨们接到这大红枣，心头平添的并非是喜悦，反而是几分沉甸。虽然这些阿姨们远离发射场，但哪一次发射不牵挂着她们的心! 何况，她们的丈夫都在基地，有的就在发射第一线。
而且，她们知道，自澳星失败那晚起，孩子们都像患了流行感冒，一个个都减了精神。别说比较老实本分的孩子少了几分天真几分活泼，就连那些平常十分调皮捣蛋的孩子，也一下变得乖顺听话起来，仿佛一夜间孩子们全都长大了。
还有什么比这更叫阿姨们感动的呢? 她们比谁都了解，这儿所有的孩子们，几乎全都生在发射场，长在发射场，他们对发射场那种从娘胎里就烙下的感情，外界的人们是无法理解的。在发射场上长大的孩子，没有一个不爱看火箭、卫星和发射架的，没有一个不爱看火箭发射时那幅人间最壮美的“风景”的。
而且，他们每次看到的，都是胜利，都是成功，都是鲜花，都是锣鼓，都是彩旗，都是笑脸，都是飘香的美酒和那噼里啪啦放不够响不完的鞭炮!
然而，这一次，那美丽的梦幻飘走了，那童话的世界粉碎了，那幅人间最壮美的“风景”不见了。
我的儿子李星，当见火箭没有升起后，冲回家里抱着他妈妈就哭了起来，第二天又专门从千里之外给我打来电话，一张嘴就是：“爸爸，发射……失败了!”
失败，像一块从天而降的陨石，击碎了航天城孩子们往日天真的梦幻。无疑，这是下一代人的悲剧。
于是，面对这一斤半大红枣，阿姨们同样感到了为难。该向孩子们述说些什么呢? 怎样才能让孩子们懂得这一切?最后，阿姨们把孩子们集合起来，只向他们讲述了这大红枣的来历。然后，每人一颗发在了孩子们的手里。孩子们把大红枣捧在手心，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却谁也舍不得吃。

故事之五：总指挥病倒专列上

澳星发射失败的第四天，一列从西昌开往北京的专列即将起程。专列停歇在漫水湾车站。漫水湾是当地有名的风沙湾。据说，那天的漫水湾车站没有风，是个阴天，但，比有风还冷。
在西昌参加发射任务的部分航天部研制人员，将同伤痕累累的“长二捆”一级火箭一起，随同专列返回北京。国防科工委和西昌卫星基地有关专家与领导，以及发射技术人员，专程前来车站送行。
这是一次少见的带有几分凄凉与悲壮的送行。天气阴沉，一片清冷，平时吵吵嚷嚷的火车站静得几乎听不见什么声响。人们相互紧紧拉着手，彼此默默注视着对方，似有千言万语要说，但又一句也讲不出口，只有反反复复地握手。除了握手，还是握手。
汽笛一声长鸣，专列即将启程，航天部的专家们开始登车。“长二捆”火箭研制总指挥于龙淮再一次返身回来，含着眼泪与送行的人们一一握手。
于龙淮已是六十一岁的老人了。澳星失败后，一连几天里，他几乎没有合过眼。两个月前，当“长二捆”火箭从北京乘坐专列来到漫水湾车站时，迎接的场面是那样的喜庆热烈! “长二捆”是何等的威风凛凛! 可现在，“长二捆”血迹斑斑，伤痕累累，如同一个出征的勇士，枪炮刚一打响，便躺倒在血泊之中;而他，恰似一位打了败仗的指挥员，现在不得不带着受伤的队伍离开前线了。
人们望着明显衰老的于总，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口。有人只轻轻地叫了一声“老于……”便哽咽住了。列车徐徐启动，无论是车上还是车下的人，都一起含泪挥臂致意。车上有几位专家，禁不住哭了起来。于龙淮总指挥从车窗里探出头，使劲挥动着紧握的双拳，泪水唰唰滚落下来。
这时，有人追着列车紧跑几步，忍不住冲着车上的于总大喊：“老于，我们等着你们快点回来!”
列车越过几座大山，于龙淮的心才开始渐渐平静下来。但专列刚到成都，他便高烧三十九度，卧床不起。
于总1931年出生于东北，不久便随父流亡到了北京。1937年，年仅六岁的他，跟随着八路军的父亲和一个当抗日联军团长的舅舅，逃到了延安，从此成了一名“红小鬼”。1945年，他又随着父亲和张闻天的一支队伍北上。他拽着驴尾巴，一路走一路打着瞌睡，整整走了三个月。那驴尾巴留给他的印象，四十年后仿佛还握在手里。建国后，他又去了苏联着名的茹可夫斯基军事航空学院，一学就是整七年。
他性格活跃，喜好文艺，给人的感觉总是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即使年过花甲，依然童心不泯。难怪有人叫他“老顽童!”可此刻，躺在车上的于总似乎第一次有了年纪不饶人的感觉。
3月30日晚九时，经过五天五夜折腾的专列驶进了北京车站。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和副部长刘纪原、王礼恒等，前来车站迎接。
作为中国航天的挂帅人物，每次火箭运往发射场时，他们总要去车站送别这支出征的队伍;每次发射成功后，他们也要去车站迎接这支凯旋的队伍。今天，当这支“打了败仗”的队伍悄无声息地撤回北京时，他们同样以迎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这里，而且比任何一次都来得更早，站得更久!
然而，当专列停稳，车门打开时，人们首先看到的，却是一个慑人心魄的悲壮场面：伤痕累累的“长二捆”一级火箭卸下的同时，重病不起的于龙淮总指挥躺在担架上，被几位同事从车上抬下，然后一步一步地走进站台……
站台顿时一片沉静。人们的目光被那沉沉的担架牵引着，一直送出去好远好远。

故事之六：带进骨灰盒的遗憾

澳星发射之夜，他正躺在北京某医院的病床上。
那是一个全中国都在紧张的气氛中焦急等待的夜晚，唯独他的病房里，却显得很静，静得仿佛只能听到他那九十三岁的心脏在跳动——尽管跳得有些微弱，有些疲累。
怎能不累? 自九十三年前，他在四川那块贫瘠的土地降生后，匆忙的脚步就从未停歇。年仅二十岁的他，曾怀着科技救国的宏愿，漂洋过海，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新中国成立不久，大病初愈的他，便抱病出征，扛起了中国科技大军的帅旗。
中国要发射澳星的事，他自然是早就知道的。当澳星发射日期确定在3月后，他的心情就更难以平静了。只要有关澳星的文件或报道，他总要叫秘书念给他听。听到重要之处或不清楚的地方时，他还要叫秘书重念一遍。
但他毕竟重病在身，连床都不能下了。每天只能躺在床上，用心一天天计算着澳星发射的日子，用心想象着西南大凉山中那日日夜夜紧紧张张的西昌发射场。
遗憾，他一直没机会去过西昌发射场，但西昌毕竟是他家乡的一方土地。红军长征时，他就曾经路过那儿。红军巧渡金沙江后，在一次行军途中，当朱德与指战员们畅谈到红军胜利后的未来时，曾站在一座半山腰上，指着那儿的崇山峻岭说：“这儿很隐蔽，将来可以建立我们自己的导弹发射场!”许是历史的巧合，三十多年后，西昌果然建起了一座中国现代化的发射场。
然而这次，澳星的发射日一天天临近，他的病情却一天天加重。为了不让他的精神再受到任何刺激，连澳星发射那天，也对他实行了保密，因为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可能对他精神带来刺激。
发射那晚，他就那么躺在床上，两眼微闭。病房之外的世界滚热无比，夜色遮掩的病房却平静如水。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让他知道。
遗憾，发射失败了!
该怎样对他说呢? 最后，亲属和工作人员还是把发射澳星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了他。
那是一个阴冷的下午。他听完后，陡然沉默了。他两眼呆呆地望着阳台，望着阳台外的天空，望着天空中飘浮的云朵，不言不语，无声无息。只有他那微微颤抖的眼角上，挂着两滴浑浊的泪水。
很久，他才问：“前些日子的报道不是说，准备工作很充分，一切都准备得很好吗? 火箭咋个就没起来呢? 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工作人员告诉他，故障还不清楚，正在查。
他叹息一声，不再说话。那短促的叹息里，似包藏了无限的惆怅与遗憾。
不久，当他得知8月将在西昌再次发射澳星的消息时，脸上又平添了笑容，他关注着，担心着，也默默地期盼着。他每天望着日历，一天天掐算着澳星发射的日子，希望自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能看到中国的“长二捆”火箭那腾飞的雄姿，能最后看一眼西昌峡谷那辉煌的一瞬!
然而，他的生命毕竟隆隆滚过了九十三个年轮。1992年5月14日(三个月后澳星发射成功)，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根据他生前的遗愿，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西北酒泉卫星发射场。灵车冒雨来到陵园。这是一座已埋葬了五百余名为中国的航天事业而捐躯的烈士陵园。有将军，有士兵，有专家，有操作手。现在，他来了，和这几百名情同手足的兄弟儿孙一起，他的灵魂放心。
要是你有机会去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便会看到，在那座刚刚为他竖起的墓碑上，是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的亲笔题辞：

聂荣臻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第五章

火箭冒烟，板子该打到谁的屁股上?毫无疑问，当失败不可避免时，失败也是伟大的。但很重要的是，当面对世界时要能真诚地说一声：“我们不当阿Q!”
1.让我们记住这个日子：1992年3月22日。在中国的航天史上，历史在这一天写下的，是沉重、辛酸、反思与警醒!
关于这个日子，有很多说法。但焦点只有一个：这次澳星发射，到底叫不叫失败?
仅中国人，就有两种说法。
一种认为，这次澳星发射应该叫失败。因为“点火”口令已经下达，火箭发动机已经点火，火箭应该起飞而没有起飞;另一种认为，尽管火箭已经点火，但火箭没有离开发射台，更没造成箭毁星亡的恶果，所以可以不算发射失败。
外国人又怎么看呢?
外国朋友总的反映是出乎意料。他们惊异，并非因为他们想不到会失败，而是没想到会是这种失败。他们除了深表遗憾之外，并不像有些中国人那样惊惊咋咋，惶惶恐恐。
在美国，类似这样的发射很多，多到有时一个月就是好几次，失败的事情自然时有发生。不过，据说一旦发射出现故障，或者失败，电视和广播马上就会播出新闻。而且，失败之后，有关部门还要组织人员进行专门的调查，然后向全国人民披露失败的全过程。这样一来，本来很神秘的事反而倒不神秘了;人民反而懂得了发射火箭的艰难，了解了航天人的甘苦。久而久之，习以为常，无论是发射失败还是发射成功，在人们的眼里都是一样的正常。
因此，美国人在表现上就比中国人平静得多，并不觉得发射失败就“丢人”。他们更多的是从纯技术、纯商业上去考虑问题，而有关政治呀、社会呀等方面的问题，他们似乎操心不多，或者说根本用不着他们去操心。
至于这次发射，叫不叫失败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而感兴趣的是中国这次发射出现的那个奇特的险象! 因为像中国这种失败法，在人类航天发射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例。所以美国休斯公司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说：“这是一次最理想的失败!”
当然，要对这次发射作出合法的结论，需要重新履行国际法律手续。于是，1992年5月，中国、美国和国际保险公司三方代表，汇聚美国洛杉矶。最后，经休斯公司和长城公司双方法人代表认可后作出裁决：中国这次发射，不叫发射失败，而叫发射中止。
法律上如此认定是有其理由的。外国让中国发射澳星，购买的是中国对外发射服务能力，而不单单是中国的火箭，因此尽管火箭出了故障，并不等于发射服务能力彻底不行。既然澳星没毁，就无所谓失败不失败的问题，而赔款的问题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如果单从商业角度考虑，这就更不难理解了。从中国方面来看，因为这是属于商业发射，一旦被认定是失败，按事先合同规定，中方将赔款上亿美元!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作为中国火箭老板的中国长城公司，都不希望被认定为失败。
从美国休斯公司的角度来看，在发射澳星之前，休斯公司的卫星是在国际保险公司保了险的。如果一旦这次发射被认定为失败，那么国际保险公司将向休斯公司赔款。但既然国际保险公司赔了休斯公司卫星的款，那么这颗完好无损的澳星自然就该归属国际保险公司。国际保险公司向休斯公司赔款金额不过几千万美元，而一颗澳星则价值上亿美元。若国际保险公司将得手的这颗澳星再倒手给别的什么公司去发射，那休斯公司岂不吃了大亏?
由于国际法律最后认定这次澳星发射不是“发射失败”而是“发射中止”，所以中国这次没有赔款。
澳星发射失败后(请原谅，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仍使用“失败”这个名词)，从发射架上卸下的卫星作何处理，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美国休斯公司将卫星用飞机运回美国，等下次发射时再运回西昌。这样就是自家的孩子自家看管，谁也没啥意见;另一种就是把卫星留在西昌，委托中国人看管。
美方和澳方经反复考虑，最后决定将这颗惊魂未定的卫星留在西昌，委托中国人帮忙照料看管。卫星在西昌发射场存放的半年时间里，由于中国这位“保姆”的精心看管照料，使卫星这个十分娇弱的“孩子”没咳嗽，没发烧，始终健康如常。
因此，美国方面别的费用暂且不讲，至少“保姆费”是应该给的。
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个结果：不但中国没向美国赔款，反而美国还向中国付了钱。
2.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火箭未能如愿升天呢?
3月22日晚，火箭紧急关机之后，有经验的中国专家们很快便作出直观的大致判断：火箭发动机的推力未能完全建立起来，致使火箭不能升天。显然，问题可能出在发动机身上。
火箭发动机研制单位的负责人张贵田还未离开指挥大厅，便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位早在50年代就留学苏联，在火箭发动机身上已搭进了大半辈子的老专家，其心情恐怕还从未如此紧张过。
火箭的燃料刚一卸出，张贵田便带着人马迫不及待地开始检查发动机。检查结果，谢天谢地，不是发动机的问题，而是因为突然中断了正常的燃料供应，导致火箭一、三助推器停止工作。经全面检查，最后果然发现控制线路上的配电器里有两个接点被烧。
于是，仅巴掌大一块的程序配电器，当即便派专人乘飞机送到北京。
结论终于出来了：在这个巴掌大的程序配电器上，出现了一个像绿豆似的重量仅为0.15毫克的铝质多余物。由于这个多余物的出现，导致了电爆管的爆炸，使火箭的第一、第三助推器发动机关机，从而中断了正常工作。
于是，澳星发射为什么会失败? 我们便有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回答：因为有了一个多余物! 一个该死的多余物!
现在的问题是，假如我们的人民站出来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该死的多余物?”再假如我们的人民还要站出来问：“火箭冒烟，板子到底该打到谁的屁股上?”谁来回答? 又该怎样回答?
3.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对世界航天发射失败的历史，有必要先作一点粗浅的介绍。
苏联：世界航天界里当然的老大。因为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是它最先扔到天上去的。但苏联的火箭，在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之前，也是连续遭受了好几次惨败。1960年12月23日，“金星”号运载火箭发生爆炸，成为苏联航天史上最大的悲剧。1987年1月和1989年4月，“质子号”两次发射均导致失败。若是加上从60年代到90年代三十年里的失败事例，问题恐怕还会严重得多。
美国：美国早期的火箭发射，失败相当惨烈。“雷神”火箭在1957年1月至5月，连续三次发射都遭失败。“先锋”号火箭在1957年底到1958年初两次发射均遭失败。之后的发射中，又留下了四次失败的纪录。“宇宙神”火箭则接连创下了十次失败的纪录。直到1991年4月，“宇宙神一半人马座”火箭发射一颗价值三千五百万美元的日本电视卫星时，因在大西洋上空爆炸，造成日本四百万电视观众收看的节目产生了周期性中断。
法国：“阿里安”火箭1980年5月首次失败。1982年9月第一次投入商业发射时也遭失败。1986年5月，第十八次飞行时又告失败。之后又惨败一次，致使两颗日本卫星坠毁，损失高达六亿美元!
……
由此可见，航天发射，是一项相当复杂艰难而又颇具风险的事业! 不仅中国会失败，外国也会失败;失败，并非只是中国人的专利。并且，在中国的航天发射史上，失败也不是第一次!
1962年3月，中国发射第一枚自己设计研制的火箭时，火箭升空后只有十秒钟，便从空中一个跟斗栽落下来，掉在了离发射架三百米处的地方，将一个厕所炸了一个大坑。
再以中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为例。从1970年4月24日到1992年3月22日，“长征”系列火箭一共发射了二十七次，失败了四次，其总成功率为85%。
也许有人会问：中国的火箭曾有过四次失败? 怎么在这几十年里，人们知之甚少甚至一概不知?
是的，由于中国的科技几十年来一直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这里不指技术保密上应有的封闭)，再加之过去我们形成了一种很难改变的思维定势：什么事情总是过于从政治角度去考虑，因而把一个平平常常的问题反而搞得神神秘秘。其实，科学技术中的成功与失败，我们无需硬要生拉活扯地把它同政治拽在一起。尤其是在宣传报道上，过去采取的基本是“报喜不报忧”的办法。成功了，大讲特讲，举国欢庆;失败了，一声不吭，无人知晓。
于是，久而久之，客观上便给国人造成这样一个错觉：中国的火箭真神，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同时，还自觉或不自觉地给本民族培养了这样一个习惯：只会欣赏成功，不能接受失败!
那么，发射火箭，为什么会如此艰险?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惨败呢? 原因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火箭本身的技术结构太复杂。一枚火箭，有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个零件(包括元件)，只要一个零件或元件不可靠，便可造成发射失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大爆炸，“阿波罗13”号飞船贮氧箱爆炸，导致登月失败，皆是因为一个零件的不合格造成的。要使火箭的可靠性达到99.9999%，则元件的可靠性应达到99.9999999999%。即是说，抽验100亿个零件，不可靠者不得多于一个!
二是火箭的某些方面采用的是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由于新，必然就会冒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新问题。
三是火箭的工作环境相当恶劣。一枚火箭在发射时，许多的零部件都是处在高温、高压和强震动等恶劣环境之中的，而要求重量尽可能减轻的火箭零部件，又相当的娇嫩! 因此，只工作几分钟的火箭，则要求它的各元件无故障工作时间必须达到几万小时乃至几亿小时!
四是人为的因素是个复杂而重要的原因。1970年美国进行导弹发射试验时，由于操作员对某一个螺母少拧了半圈，导致失败;1980年“阿里安”火箭第二次试飞时，由于操作员不慎将一个商标碰落，堵塞了燃料室喷嘴，导致失败;1990年2月“阿里安”火箭爆炸，则是因为工作人员离开时不慎将一块小小的擦拭布遗留在了发动机的水循环系统中，造成管道堵塞所致……
据不完全统计，自“挑战者”号失事到1991年底，世界各国共发生箭毁星亡或卫星完全丧失功能的重大事故为十五次。
可见，由于航天发射所具有的这种区别于其它行道的特性所在，因而也就决定了它的艰难性和风险性。难怪苏联一位着名的火箭专家曾经说过：搞火箭的人，即使不比别人死得早，也会得神经分裂症!
4.接下来，对中国航天队伍的现状，也不妨再作一点简单的了解。
首先，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事航天工作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从战败国德国手上获得了较丰富的导弹技术资料、机器设备和优秀的技术人才。加之两国本身就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因此他们从事航天工作，不仅起步的基础好，而且工作条件也相当优越。
中国的航天起步于5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后，导弹航天方面，几乎是一个大○。在中国航天刚刚起步的一段时间里，苏联“老大哥”的确帮助过中国，而且可以说这种帮助的意义还非同小可。但后来“老大哥”生气走了，“兄弟”俩就这样一赌气便赌了几十年。
几十年里，中国的航天人靠的就是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如果认为中国的航天人就喜欢自力更生，喜欢艰苦奋斗，那是一个误会。
就说发射澳星吧。这是世界性的商业发射，要干和干好这件事情，必须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如先进的仪器设备、靶场设施和交通运输等。但要完全具备这个条件，对国民人均生产总值被排到了世界第125位左右的中国来说，目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事情还得照干不误，不干就没有出路。于是，许多属于高科技的东西，在中国便只能靠大量人的繁重的苦力去完成，在近似原始的作坊里去实现。
例如，火箭发动机上的焊接工作，在国外采用的是高级电子速焊设备，进行整体的自动焊接。但中国没有这种设备，或者说买不起这种设备，便只有全靠人一点一点地进行手工焊接。一枚火箭加起来共有几万个焊点，想想，单完成这一项工作，人所付出的代价，该是多大?
可见，现代化绝不只是一句时髦的口号。要真正走向现代化，得具备现代化的条件。如果中国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能再设置一些现代化的仪器设备(现在工厂里所使用的仪器和设备，不少还是五、六十年代的产品)，进一步改善工作条件，人不仅可以从繁重的苦力中解脱出来，而且故障率也必然相应减少。
其次，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是在沉重的生活重压之下从事航天工作的。
有一则笑话，说的是“长二捆”火箭总师王德臣，听说火箭如果发射成功后，航天部要奖励总师1000元人民币，便又喜又忧，问秘书：“我说奖励这么多钱到时该怎么花呀?”
这则笑话令人心酸，它说明中国的科技工作者穷惯了穷怕了，一生中已经习惯了没有钱，一旦有了一点点在旁人看来简直是少得可怜的钱，又担心这钱花不了，怕作废似的。
第三，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从事航天工作的。
众所周知，从1957年的反右斗争，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一直受到“左”的种种干扰，有的甚至遭到残酷的打击，把命都搭进去了，却始终不能在一个正常的宽松的社会环境里工作。直到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情况才开始好转。
然而，随着新时期的到来，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中国的航天队伍又面临着新的矛盾与困惑。过去几十年里，号称“百万大军”的中国航天队伍，长期以来过日子全靠国家养着，所承担的工作也全都是指令性任务。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国家不再拨专款养活这支队伍。这些一向吃惯了“皇粮”的科技人员，要过日子就只有靠自己去挣钱。
于是，为了填饱肚子，为了保住这支队伍，近几年来，中国的航天人在拼命完成国家任务的同时，又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去拼命挣钱。有的搞冰箱，有的产彩电，有的做灯泡，有的造轮胎，有的搞包装箱，有的造香烟机，甚至有的还去生产石油泵、胶囊机。
于是，中国的航天人一肩便挑起了两副重担：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威望，必须大力发展火箭、卫星等尖端科学技术;另一方面为了几十万人的生存，又要拼命挣钱，自己养活自己。
相比之下，国外搞航天的科技人员，无论是工作条件还是生活条件，都要比中国好得多。
就说打澳星，美方人员在西昌发射场工作，一天按六小时计算，超过六小时算加班;加班一小时，可得美金30元。同时，每天可得生活补助30美元。回国之后，每人还可得国外出勤补助几千美元!
但中方人员就大不相同。航天部的同志，每天可得出差补助五、六元钱;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官兵们，不仅没有出差补助，就是天天加班，也没一分钱!
由此看来，中国的航天队伍，的确是一支世界上了不起的队伍。尽管有时也会出现差错，但在如此一种现状之下，恐怕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
5.如此说来，火箭冒烟，发射失败，研制“长二捆”火箭的航天人，就毫无责任吗?
中国的发射有过失败的历史，但像近两年这样接二连三出现发射失误，尚属罕见。澳星失败第三天的一个深夜，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在一个高层人物的会议上对此曾经说道：“中国的航天，继十二次连续成功之后，接连失利。去年年底国内通信卫星没有送入预定轨道;时隔三月，这次的澳星竟又受挫! 这是沉痛的教训! 我们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了。要从深层次总结!”
是的，航天发射，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允许成功，当然也允许失败。但是，失败——也是要有理由的。
公正地说，中国火箭专家们的技术水平，与世界相比，也是第一流的。因此，中国的专家们搞“长二捆”火箭，单就技术水平而言，是胜任的。但可以做到的事情，为什么偏偏又没做到?
在捷报频传的同时，我们有没有必要作一点冷静的反省? 在欢呼成功的间隙，我们是否也需要来一次深刻的检查? 比如：
我们在设计上是否无懈可击?
我们在思想上是否真正重视?
我们在质量上是否严格把关?
我们在岗位上是否忠于职守?
我们在管理上是否天衣无缝?
我们在体制上是否尽善尽美?
6.毫无疑问，澳星失败，航天部作为“长二捆”运载火箭研制单位，自然应该负有责任。
那么，航天部之外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又有没有责任?
澳星发射为什么失败? 如果换一句话讲，就是火箭的质量问题。而质量问题是一个全社会的大问题。一枚火箭，决定其质量的因素很多，把握质量的关口也很多。比如，火箭使用什么样的原材料，对火箭的质量保证至关重要。再比如，发射澳星，中国同国外打交道中，完全是按照世界纯商业活动的章程和规律办事。但在中国内部，干这件事主要靠的又是行政命令、计划指标。这样一来，一个矛盾便开始凸现出来：同样一笔生意，对外靠市场经济，对内按计划经济。发射任务一旦下达，各个企业必然陷入困惑：干，没钱或者钱少，对企业来说极不划算;不干，这是国家下达的任务，不干也得干。再说，都是炎黄子孙，还得为国争光。但由于金钱没有同企业直接挂起钩来，商品经济规律无法制约一枚火箭生产全过程的方方面面，那么谁能保证，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每一道关口、每一道工序，每次都能保质保量地完成? 而类似这种各式各样、方方面面、说不清道不明摸不见看不着查也查不出的责任，又该由谁来负?
还有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社会舆论。
如果我们稍加回忆，便会清楚地记得，当时发射澳星前的中国，是怎样一种如火如荼的情景! 中央电视台要首次向全国和全世界进行发射现场直播，全国各家报纸，要争抢头条新闻，中外贵宾和当地群众要观看发射。弹丸之地的发射场，一下涌进几千人，吃喝住都成了卫星中心一个突出的难题。
毫无疑问，电台、报纸、广播在宣传中国航天事业这一工作中，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起到了不可抹杀的作用。尤其是中央电视台首次进行实况直播，十分艰难，相当不易!
但也有一些宣传效果未必就好。甚至有的把发射澳星好像还当作了一种政治口号，喊得满天价响。那音调，那气氛，那情景，那阵势，那好一派“革命乐观主义”的姿态，让人感到好像澳星已经上了天似的。
但上帝却偏偏和中国人开了个小小的玩笑。
不妨想想，如果在澳星发射前，不去作过多的渲染，而在鼓励成功的同时，也能冷静地考虑到失败的一面(哪怕能发出一点警示)，这既能减轻科技工作者心理上的压力(有的科技工作者说，简直像被人架在火上烤)，同时又能让我们的国民有一个承受失败的心理准备。这样，社会效果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7.其实，澳星失败了，就失败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或者说在世界的航天史上，像中国这样一次小小的失败(何况还不是本质意义上的失败)，又算得了什么呢? 那位中学生说得多好：“不就是点火没点着吗?”
细细想来，哪个民族没有失败?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就是由失败构成。人类发展的历史，既是一部成功的历史，亦是一部失败的历史;它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总是生死相依，同时共存。“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连我们的老祖宗都懂得的道理。
所以，我们无需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更用不着作清高状。
大诗人惠特曼曾经说过：“当失败不可避免时，失败也是伟大的。”
的确，失败了就失败了，失败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对待历史，应有我们起码的诚实。只谈成功，不讲失败，这是虚伪。巴黎公社只存活了七十二天，最终失败了，但它并不因失败而影响其伟大!
一个民族，如果不光只会欢呼成功，而且也能接受失败，甚至还可以达到一种欣赏失败的境界，那这个民族该是多么的伟大而不可战胜!
因此，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明明已经失败，还要去掩盖失败;重要的是失败之后，要敢于再次爬起，当面对这个世界时能真诚地说一声：“我们不当阿Q”!
这，才是一个民族起码的气魄和胸怀!

第六章

为了牛奶面包，为了开拓市场，专家、教授走出国门，当起了推销火箭的“皮包商”。中国要18个月造出火箭，美国“大力神”火箭副总师说：“会不会是吃了鸦片?”
1.澳星发射失败，单从时间上讲，不过是几秒钟的事情。但澳星要是从酝酿期算起，却走过了八年曲折的历史。
澳星和亚星能有今天，或许都不应该忘记一个日子：1984年4月8日。这个日子对中国的航天人很重要。因为就在这个日子里，中国首次成功地发射了同步通信卫星! 也因为从这个日子起，中国有那么几个人，脑子突然开始转悠起来：中国的火箭能不能打入国际商业市场?
他们对外发射这一设想得到了聂荣臻、张爱萍、宋健以及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等有关领导的支持。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以敏锐的眼光和超人的胆魄，很快便负责组织成立了开发国际市场十人小组。
1985年2月，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首次开始接触发射服务。同年10月，中国正式对外宣布：“长征”火箭进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承揽国际发射业务!
也许是巧合，抑或是天意，美国航天飞机失事，辞退了国际上大部分商业用户，使之出现了世界暂时性的“运载危机”。这对正急于寻找机会走向世界的中国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
于是，中国很快准备了六套火箭发射服务的方案。“长二捆”运载火箭，便是方案之一。
接着，航天部于1986年底，决定在美国洛杉矶设立中国对外发射服务办事处，以此作为中国开发对外发射服务市场在北美的一个窗口。该办事处的负责人，便是黄作义。
2.黄作义这名字对中国绝大多数人来说，无疑还是陌生的。但在中国的航天走向世界的先期历史中，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
当黄作义了解到国际上第二代大型通信卫星正在加紧研制时，为了让中国的运载火箭能及时适应国际发射市场的需要，他在1985年，就画开了“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的草图，并开始了论证。
同时，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领导人王永志、沈辛荪、于龙淮、王德臣等人在一间简朴的办公室里，悄悄酝酿了一个大胆的方案：为让中国的火箭能抢占新的国际市场，可尽快研制新的大推力火箭。
他们很快画出了三张原理草图——在可靠的“长征二号”火箭基础上，再加上四个助推器，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两级大推力运载火箭。
于是，带着火箭的设想草图，乌可力、陈寿椿和黄作义等人便漂洋过海，到处游说，开始推销中国的“长二捆”火箭。
黄作义说，在国外搞航天开发，真正的难点在于国内的诸多方面一时难以与世界同步。通常，外国公司的发射招标都要求在半月内、甚至一周内就要收到发射建议书;而有些问题的答复，则要求当场解决，或者一两天内回话。但按我们国内一般工作程序，一份报告或文件要逐级呈送审批，需多次开会，要几经研究，然后再反传下来。这样，很难适应国外的工作节奏。
还有残酷的现实，常常使他们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两难境地之中：一方面，在国内还没有现成的火箭和成功先例的情况下，他们要凭着手中的几张草图和有限的资料，想方设法让国外的用户相信中国的火箭技术实力，从而促成外商下决心与中方签约;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在还未拿到国外正式发射合同的情况下，绞尽脑汁去争取得到国内有关领导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从而促使国内提前进入火箭的研制状态以吸引外商。
1988年1月底，休斯公司在北京与长城公司签署了“长二捆”火箭发射美国卫星的订座协议。同年3月，长城公司收到了休斯公司正式的发射招标书。
1988年1月16日，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公司公布：美国休斯公司中标。澳大利亚政府空间部门还对外公开宣布：澳大利亚购买的休斯公司制造的通信卫星，将由中国的“长二捆”运载火箭发射! 如果美国政府不批准，澳方将重新考虑与休斯公司已签订的总承包合同。
3.然而，像中、美、澳三方这种国际大买卖，最后要真正落到实处，还相当的艰难! 作为国际发射市场老手的休斯公司，不到条件满足和万不得已时，是绝不肯轻易与中方签订正式发射合同的。
但中国长城公司又希望正式合同尽快签订为好。要是没有签订正式的合同，国内很难下决心。原因是“长二捆”一旦决定上马，就要投入大量经费。要是火箭造好了，国外又不需要，岂不白干?
于是，中国代表团于1988年10月，前往洛杉矶进行谈判。但是，半个月过去了，正式发射合同还是无法签订下来。时间只剩下10月30日最后一天了。
问题的焦点是，休斯公司不肯接受中方再次发射澳星的条件。为此，中方代表团又进行了反复酝酿讨论，最后决定：明日继续和休斯公司谈判。
但美方回告中方：明日是礼拜天，公司老板休息。
中方：贵公司若是感到为难，我们只好放弃合作的机会，另作打算。
美方：请稍等，我们马上禀报老板。
半小时后，中方得到美方答复：公司老板同意明天再作最后一次谈判。
当晚，中方代表团加紧准备，通夜未眠，总算制定了一套严密的谈判方案。第二天，一夜未眠的中方主谈代表黄作义一行，连早饭也没来得及吃，便匆匆赶到休斯公司总部大楼。
然而，谈判从上午九点到晚上七点，双方仍然不能达成一致。谈判陷入僵局，关键是保险问题。
航天发射由于具有高风险，故每次发射前，火箭拥有者和卫星制造者，都要为自己的产品找到保险商。为了保证澳星能在中国发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冒着巨大风险，为其作保。但美国保险界一直持怀疑和犹豫的态度，致使休斯公司难以一锤定音。
端坐于谈判席上的黄作义这时反而倒显得出奇的冷静。他有意拖延了几分钟，然后按事先与乌可力、李宝铭商定好的计划，平静而又颇感为难地说道：
“先生们，很遗憾，属于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却遇到了麻烦。如果我们在今天还签订不了合同，那明天将有另一家公司和我进行洽谈。很抱歉，我们的优惠价格只向最先使用中国火箭的用户提供。现在，另一家公司的代表就等候在我老板的房间里，我的老板乌先生很着急，正等着我们的消息，以便考虑如何最后决择。”
黄作义刚一说完，美方代表席上便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显然，美方代表已听出了黄作义话中有话：休斯公司如果这次不合作，中国将同别的公司另结良缘;要是想等到以后再合作，就没有优惠价格了!
而优惠价格恰是一个最为敏感的问题。休斯公司和澳星公司之所以选用中国的火箭，除了信任中国的火箭技术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价格优惠!
作为生意场上的老手，休斯公司当然比谁都清楚国际航天发射市场的行情：美国的“大力神”火箭一次发射的价格为一亿至一点二五亿美元;法国“阿里安”火箭一次发射的价格为五千万美元;而中国的火箭一次发射要价，才只有两千五百万美元! 即是说，中国的要价，低于国际市场一半! 因此，美方代表在一阵短促的骚动之后，很快表态说：
“请允许我们离席三十分钟。”
不到三十分钟，美方代表便面带微笑回到了谈判席上。
晚九点三十分，黄作义终于同休斯公司草签了用“长二捆”火箭发射两颗澳星的发射服务合同。第二天，即1988年11月1日上午九时，在休斯公司总部大楼第二层会议室里，乌可力又代表长城公司与休斯公司举行了正式的合同签字仪式。
4.合同总算签订了。但合同中却有这样三条规定;中国在1990年6月30日前，必须保证“长二捆”试发一次。发射失败或无正当理由推迟发射，美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赔款一百万美元;美方将在1990年4月前后，对中方的火箭、发射场等进行一次评审。若有充分理由认定中方不能发射，则美方有权单方撕毁合同，并仍要赔款一百万美元;“长二捆”在发射中若有两次不成功，同样罚款。
无疑，合同就是法律。但有了合同的中国仍承受着巨大的风险：没有火箭，没有发射场，没有与之配套的许许多多的工程设施，甚至连发射塔的设计图纸都还没有。更为严峻的是，从签订合同之日起到火箭发射，只剩二十个月了! 但要研制一枚这样的大型火箭，像美国那样好的条件，至少也要三年!
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个故事：美国着名的“大力神”运载火箭副总师史密斯先生有一次同王德臣总师相见时，王德臣总师向史密斯谈了中国将在十八个月完成对“长二捆”火箭的研制计划。史密斯先生听后很是惊讶：“王先生，我得提醒你，像这种火箭，在美国至少也得三年!”
王德臣：“是啊，我们何尝不希望有更充足的时间，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不过，我相信我们可以完成!”
史密斯朗声笑了：“王先生，你们中国人是不是又吃了鸦片?”
王德臣：“不，史密斯先生，我们很清醒! 这样吧，十八个月后我请你到西昌观看发射!”
其实，当长城公司从国外拿回发射合同后，国内也曾有过一阵争议。有人认为，先签合同后搞研制，是一种冒险;有人还指责说，什么都没有，就签了合同，这是拿着国家的钱在开国际玩笑!
但也有人认为，当今的国际发射市场，群雄角逐，强手如林，变化多端，机遇比什么都重要。如果等你先造好了火箭，再去谈判，再去签合同，那生意早就被人抢走了。因此，能否抓住一个挤进国际市场的机会，往往是成败的关键，日本的H2火箭连影子都还没有，却叫喊得比谁都响亮，广告做得像真的一样! 日本可以这么搞，中国为什么不能这么干? 航天技术既然是高投资，必然就是高风险! 中国的科技要走向世界，就需要一批有识之士顶着头皮、背着债务、迎着苦难、忍着泪水、冒着风险实实在在地去干! 否则，大家都去玩麻将、玩股票、玩金钱、玩政治，那民族又怎样发展?
5.1988年12月24日，国务院终于批准了用“长二捆”火箭发射澳星的方案。现在，合同签订了，方案也批准了。即是说，“长二捆”火箭终于可以造了!
新的问题是，造火箭需要钱。但全中国遇到的难题都一样：缺钱!
因此，国务院办公会在批准“长二捆”方案的同时，强调：“长二捆”的研制经费由中国火箭研究院自己从银行贷款解决，国家不拨专款(也无专款可拨)。至于贷款的巨额本息的偿还，需靠“长二捆”研制、发射成功之后，从发射澳星的收入中支付!
本来就一贫如洗的中国航天人，一下要去贷款几个亿的人民币，将意味着什么?
50年代勒紧裤带干，60年代戴着“帽子”干，70年代捧着“宝书”干，80年代又要背着债务干! 中国的航天人哟，几十年来承受的是一种何等尴尬的命运!
但不干就没出路，不干命运更惨! 为此，专家们强烈呼吁：只要搞“长二捆”，贷款再多也干! 欠下的债要是我们这一代还不清，就让我们下一代接着还!
于是，航天部大胆决定：立即从银行贷款!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作为总承包商，承揽了研制任务。
然而，当这些基本条件具备时，离合同规定的第一次试验发射时间，只剩十八个月了!
6.中国过去研制一枚新型号的火箭，一般是五至六年。现在研制“长二捆”大型运载火箭，却只有十八个月时间。于是，从1988年1月起，几乎半个中国都迅速为“长二捆”而兴师动众起来。
最紧迫、最沉重的，当然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挡在他们面前的，有五个难关：
第一是理论关。大型捆绑火箭技术目前只有美、苏、法等几个国家才能掌握，中国虽然有“长征二号”火箭为基础，但捆绑式火箭毕竟从未搞过。二十多个技术理论难关都必须首先攻克之后，设计方能下手：
第二是设计关。“长二捆”必须要完成二十四套四十四万张图纸的设计。这本是两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但留给设计部、设计所的时间却只有九十天!
第三是生产关。“长二捆”全箭共有八千多项生产加工任务，几十万道工序，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万个零组部件需要生产，这些本需两年半方能完成的生产加工和装配任务，计划安排却只允许有四百天：
第四是试验关。地面试验是对设计方案和生产质量的总检验。为确保首次试飞成功，就必须要在半年时间完成大小近三百项地面试验。而且，由于经费紧缺，时间短促，每次试验都要确保一次成功;
第五是发射关。发射是对设计和研制出来的火箭最终的检验。火箭到底行还是不行? 最终取决于是否闯过发射关。
显然，要闯过这五关，对中国的火箭专家和技术人员来说，除了智慧，还得靠苦力。
但十八个月里，中国火箭研究院成功地采用了新技术二十一项，突破技术难题二十个，新工艺难题一百二十六项;完成设计图纸二十四套、四十四万张;完成近八千项、数十万个零组部件的加工生产和总装，包括五千套特殊工装的设计和生产;完成地面试验近三百项。
7.要把“长二捆”火箭发射上天，得有发射场。但当时的中国，没有可以发射“长二捆”这种大型火箭的发射场。于是，在研制“长二捆”火箭的同时，兴建大型发射场的工程也在西昌开始破土动工。
建这样同等规模的发射场，美国用了一点一亿美元，法国用了二点五亿美元，而中国的经费却只有一点四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的经费要少于美国的四倍、法国的九倍。
再一个问题是时间。如此同等规模的发射场，美国用了十九个月，法国用了二十九个月，而中国只有十四个月。如果在1990年4月前发射场不能如期竣工，势必拖延发射，从而导致罚款。
新的发射场地乱石成堆，一片荒丘。破土开工时，正值冬季。寒风刺骨，大雪纷飞，数千名施工者个个冻得瑟瑟发抖。由于没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发射场坪的基础工作就只有靠推土机、拖拉机、大卡车、牛车、毛驴车和竹筐、背篓、铁锹、铁镐、钢钎以及大量的人的苦力去完成。
在只有四十五天的时间里，他们曾将九万一千多米的钢管搬运就位，将七万多个扣件一个一个地扣套在钢管上，将十八万套螺栓用扳手一下一下地拧紧在发射塔上;
小战士甘国林每天爬进离地面七十四米高的“黑洞”里作业，一人竟拧了二万三千个螺栓;
浇铸导流槽时急需数以百吨的钢筋。这数以百吨的钢筋，战士们用肩膀扛了七天七夜。当副队长冯在强见战士们一边扛着钢筋，一边打着瞌睡迈着“醉步”时，实在不忍心了，便大声下了一道命令：“休息五分钟!”话音刚落，五十二名战士呼啦一声全倒在了一片潮湿的泥地上，只一瞬间便全都呼呼地进入了沉睡状态。可五分钟刚一到，他一狠心，又使劲吹响了手中的哨子。战士们呼啦一声又全都爬了起来，迅速将沉重的钢筋重新压在红肿的肩膀上。
……
在抢建发射场的四百二十天里，安装大队的九百三十七名官兵每天工作都在十二个小时以上;每人体重平均下降三公斤;有十七人在此期间亲人病故，待他们建好发射场回到家里时，亲人的坟上已长出了嫩绿的青草。
8.在国内赶造火箭、抢建发射场的同时，中国对外的许多工作，也在紧紧张张的气氛中默默进行。
商场如战场。这句话对竞争激烈的国际航天发射市场来说，同样十分恰当。由于西欧某公司的介入，并采取了大幅度降价的手段，致使中国长城公司在国际发射市场的竞争中，曾经损失过几百万美元!
但，中国迈向国际发射市场的脚步，并未因竞争的激烈而退却。
1990年6月29日，中国第一枚“长二捆”大型运载火箭，终于竖立在了西昌发射场九十七米高的发射塔上!
离发射合同规定的时间，仅差一天!
可火箭尚未升天，一个年轻的生命便因工作而提前结束。死讯传开，群情激奋。
7月9日，火箭即将发射。但由于正值火热的中午，温度很高，而火箭体内温度又很低，从而引起火箭大量“出汗”。发射只好推迟到第二天。
第二天天气照样热，火箭照样“出汗”不止。于是，一声令下，调来几百条毛巾，立即组织人员爬上塔架，每人手拿一条毛巾，为火箭一点一点地擦汗。可箭体表层的“汗水”刚一擦净，箭体内又不断有新的“汗水”往外沁出。为慎重起见，指挥部决定：暂时中止发射。
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又突然而至：由于燃料的腐蚀，火箭四个助推器上的传感器出现燃料渗漏!
于是，火箭总装厂副厂长乔守棣带着三十名工人和技术员，立即进行排险! 当晚十二点，险情终于得以控制。可陆阿宏等十二位同志，皆因中毒而被送进了医院。其中有四人被发了病危通知。而魏文举师傅则由于中毒严重，经全力抢救无救，于当晚七时停止了呼吸。医生说，魏师傅的肺全被四氧化二氮烧烂了，完全失去了呼吸的功能。
噩耗传来，数千名参试者悲痛难抑。几位与魏文举一起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哥们，抱头痛哭不止。
“长二捆”还未点火，两条人命已经祭天。
紧张的发射场上，一片肃穆悲壮。
三天后，“长二捆”大型运载火箭终于飞向太空!
至此，中国的火箭才算真正领到了发射澳星的合格证。
然而，当中国的航天人憋足干劲，想在3月22日晚真枪实弹地大干一场时，一个小小的该死的多余物，却将威力无比的“长二捆”置于一动不动的尴尬地步!

第七章

伟大的寓言从失败开始。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中国被迫在一百天内重造火箭。沉默的研究院再度陷入沉默，只有不灭的灯光彻夜在燃烧
1.3月22日发射失败给中国带来的问题的严重性，至少有如下两个方面：中、美、澳三方原协定好的3月份发射第一颗澳星、8月份发射第二颗澳星的计划已无法执行;由于“长二捆”火箭已经实施点火，第一级火箭被烧得遍体鳞伤，中国必须重造一枚新的“长二捆”火箭!
但时间如此之短，谁能保证就一定能造出新的合格的火箭?
稍稍有点安慰的是，还在发射失败的当晚，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公司的代表戈登·派克在接受美联社记者的电话采访时明确表示说：“今晚发生的这种事情并不少见。人人都非常失望，但你可以听到几乎人人都在说：‘我们将再来一次!’”
而且，澳星发射失败后，中国专家们最大的幸运是没有受到任何追查，更没有政治迫害。
的确，中国的专家们真正怕的其实并不是失败，而是政治上的迫害! 他们最难忘记的，是1970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情景。那时，工厂、试验室、设计所、发射场，到处挂满的都是政治标语口号，无论哪项试验，都必须“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卫星里的仪器上，要刻上毛主席的头像;技术说明书上，要印上毛主席语录;走进发射场，要先“早请示”;离开测试间，须作“晚汇报”。卫星发射场，本是科学的领地，却被变成了政治游戏场! 专家们每干一项工作，每作一次试验，无不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唯恐政治的“定时炸弹”有一天会在自己的头上突然“引爆”!
令人欣慰的是，整人的时代总算已经过去。
发射失败后，从中央到国防科工委、航空航天部，无论哪一级领导，都没有责怪，没有批评，更没有层层追查责任。而有的只是安慰、鼓励和支持。专家们那疲惫不堪的心灵，不再承受政治的风风雨雨。因此，专家们说，我们没理由不尽快造出火箭!
2.北京。南苑。在以紫禁城为标记的中轴延伸线上，坐落着中国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火箭技术研究院。
这里，原是清朝皇室的狩猎地。这里，曾是与世隔绝的秘密角落。三十多年来，它始终沉默着。它在沉默之中孕育了中国一枚又一枚的运载火箭。它用沉默送走了一个时代。它的秘密属于整个民族。
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沉默的大院开始有了生气，变得有了活力。专家们的脚步开始离开这个大院，向世界走去，而世界的脚步也开始向这个大院走来。自1985年10月对外宣布“长征”系列火箭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对外发射之后，火箭技术突飞猛进，六年中中国发射卫星的数字超过了前十五年的总和。
1992年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这个秘密的大院门口，终于第一次斗胆挂出了一块赫然醒目的牌子：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这个研究院，便是“长二捆”大型运载火箭诞生的摇篮。
澳星发射失败后，拥有近三万人的研究院一夜间仿佛便坠入了一个无底的黑梦之中。专家们流泪了，工人们流泪了，家属们流泪了，连几岁的孩子也流泪了。刚刚热闹了一阵子的大院，又陷入了比往日更加沉默的沉默之中。
“长二捆”发射失败，无论什么原因，不管任何理由，他们作为该火箭的研制者，心里总有一种愧对祖国、愧对人民的负罪感。他们不想作任何解释，也不打算作任何说明，只想靠默默的行动，重新造出火箭，向全国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然而，这次属于他们的时间，只有一百天!
3.从3月22日到6月30日，正好一百天。一百天，中国的航天人又造出了一枚新的“长二捆”火箭。
为了在这一百天内造出火箭，他们打破了传统的工作体制，让一切非科学的东西全都靠边，让那些堂而皇之的官僚主义通通稍息!
过去，组装一枚火箭至少两个月，可这次，组装一枚火箭只用了二十四天! 这是中国火箭研制史上从未有过的记录。
都是逼出来的!
哀兵必胜。发射失败后，中国的航天人已被逼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他们几乎是用血肉在铸造这枚火箭;他们几乎是用生命蘸着鲜血，在挥写这一百天的历史。
于龙淮，那位高烧病倒在专列上的“长二捆”火箭研制总指挥。他从专列上刚一抬出站台，就被送进了医院。发烧。卧床。输液。整整三天三夜。他人躺在了病床，心却无法离开火箭。他不停地打电话，不停地请人来医院商量生产工艺中的各种难题。小小的病房，几乎被他变成了临时指挥部。
还有“长二捆”千千万万有名的和无名的科技工作者，全都是从发射场一回到北京，下了火车就走进工厂，走进车间，走进设计所，走进实验室。无论白天夜晚，不吭不哈，只管默默苦干。时刻伴随着他们的，是研究院那彻夜燃烧的灯光。
1992年6月30日午时三十分，载有“长二捆”火箭的第二列专列从北京南苑出发。试验队大部分成员伴着“长二捆”火箭，一同前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等待这枚火箭的，又将是怎样一种命运呢?

第八章

中、美、澳三方，再度风险合作。虽然彼此各居东西，拥抱的却是同一个太阳同一轮月亮同

一片星空;而澳星传递的，更是同一种悲欢同一份焦虑同一个旋转的节奏
1.1992年7月4日晚九时四十分，载有“长二捆”火箭的专列经五天四夜的长途奔波，终于安全抵达西昌漫水湾车站。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美国和中国的各路航天专家，亦先后纷纷到达西昌。中、美、澳三方风险合作，再次拉开序幕。
我驱车进入发射场，是8月8日的上午。这是一个好天，太阳很温暖。我一进发射场，获得的第一个总体感觉，就是沉闷、压抑、平静。
前几次发射，可不是这样。上次首次发射澳星时，几千人拥挤在小小的山沟，光新闻记者和参加直播的人员，就达二三百人! 但这次不同。发射场乃至整个大山沟都显得沉稳而平静，毫无惊咋、躁动之感。无论你走到哪里，总能感到，发射场上每个人的心里都憋着一股劲，人人都是一副准备豁出命去的样子，甚至连空气里仿佛都有一股悲壮的气息在默默流动。
指挥长胡世祥依然潇洒。但稍加认真体察便会发现，他那轻松的表象掩盖下的内心，其实比谁都沉重。澳星发射失败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同样处于高度紧张之中。当大量繁重的工作尚未完全结束时，新的“长二捆”火箭又来到了发射场，当然就更辛苦，更疲累。而且，这次发射要求更高，每个人的压力自然就更大。
就为一块二点五平方厘米的小黄片，加注中队丢了两条命! 是两位小战士，一个十八岁，一个二十岁，都是孩子。他们哭哭啼啼来到这个世界上，除了苦，什么都还没尝过。
事情很简单。澳星失败后，发现加注系统中一个仅二点五平方厘米的小黄片不知掉到哪儿去了。因为火箭发动机的转速很快，极小一点多余物都会酿成大祸，所以必须找出来。
于是就找。就怀疑小黄片在一个五十立方米的大燃料罐里。十八岁的小战士王京辉首先下到罐子里，可刚下去不到两分钟，小王扑通一声便栽倒了。
另一位二十岁的小战士陶永春见小王中毒栽倒，马上下到罐子里去救小王。可小陶刚一下去，也扑通一声栽倒了。接着，分队长又下去，分队长也栽倒。再接着，呼啦啦又下去了十几个，十几个也全部栽倒!
事后分析，由于罐子里有一个阀门密封性能不好，产生燃料内漏。漏出的燃料吸干了罐内的氧气，造成下去的人缺氧窒息。
都是因为质量!
2.又见到了“长二捆”总师王德臣。
王总真的瘦了。说话走路，明显感觉出他身体的虚弱。不过，他那一股从骨子里透射出来的倔强与自信，依然咄咄逼人。
澳星失败后的王总，一直忙得不可开交。偏偏这时牙又犯病。为了抢时间，只得被迫采用快速拔牙法：一次拔三颗，一周拔11颗! 而且，到西昌后又一直拉肚子。但他的整个生命，仿佛全都溶进了“长二捆”。至于苦呀病的，简直毫无感觉。
不过，在如此繁重任务的压力之下，他也没忘了多一个心眼：他让秘书替他买上一只大手电，并装好电池，发射那天随时带在身边。他说发射那天万一出现什么意外，带上这玩艺儿好钻仪器舱。不然到时黑灯瞎火的，又乱套了!
长城公司副总经理陈寿椿还是那么风风火火，还是那么匆匆忙忙。
中国的火箭由国内的科学试验轨道变为国际商业发射轨道，这对中国的科技来讲，自然也是一场空前的大革命。而这次澳星发射，更是至关重要。
因此，当我问陈寿椿，如果这次澳星再失败，其结果会怎样时，他说：“如果这次发射失败，那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公司可能破产，国际数家保险公司可能倒闭，美国休斯公司将面临萎缩，而中国长城公司将债台高筑、誉利俱毁!”
3.有人告诉我，要了解美国人，就去“腾云楼”宾馆。我就去了“腾云楼”宾馆。
澳星即将再次发射，中国人忙，美国人也忙，整个宾馆好像都很忙。但美国人的脸上较之过去，都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缺少笑容。
美国人可是一个爱笑的民族。两年前发射“亚星”时，住在“腾云楼”宾馆的美国人干得欢，玩得也欢。每当周末或平时晚饭后，打球的，游泳的，跳舞的，唱歌的，喝酒的，说笑的，玩牌的，逗乐的，无论是过道上、房间里，还是酒吧间、娱乐场，比比皆是。整个宾馆充满了欢乐，充满了潇洒，甚至连偶尔发生的争吵也充满了热烈和无所顾忌。
澳星首次发射前，住在宾馆里的美国人也同样如此。而且，有些美国人在西昌玩得不过瘾，过上一段时间，还飞到香港，灯红酒绿逍遥一番之后，再飞回西昌。
然而，高兴的日子已成过去。
当我这次踏进宾馆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静。静得让人觉得反常。没有了歌声，没有了笑语，没有了叫嚷，没有了打闹。美国人脸上的笑神经仿佛全都短了路，讲话的声音也似乎换了调，甚至连走路的脚步亦放得很轻很轻了。
都是因为澳星发射失败!
澳星失败后，美国人比中国人还难过。本来澳星让不让中国的火箭发射，美国国内就有不同意见。因此，到中国参加澳星发射的休斯公司人员，从上到下，都是背负着某种心理包袱踏上中国国土地的。成功了，回去好说;失败了，回到祖国，该是什么滋味? 又作何交待?
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澳星仍然留存在西昌发射场，就意味着一部分看护澳星的美国人还得继续留在西昌。那些留下的人员，自然就要继续忍受大山沟的孤独，继续忍受性生活的苦闷!
同时，由于澳星没打上去，休斯公司无法用事实来回答新研制的这种卫星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必然就会影响同其他用户的订货，必然就无法去加入飞速运转的商业轨道。因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元钞票或者港币法郎，也就不能源源不断地流进美国人的腰包。
但在失败的当晚，休斯公司的项目经理江深却向指挥长胡世祥打去慰问的电话。后来胡世祥说，我没想到失败后接到的第一个安慰我的电话，竟是美国人打来的!
而作为卫星的澳洲主人戈登·派克，澳星发射失败那晚还在指挥大厅就当场流下了眼泪。后来在机场告别时，他还对中国朋友说：“等着我，我会再回来的!”
果然，一百天之后，派克再次作为澳星公司的全权代表，又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但在这次澳星临近发射的前夕，派克尽管外表若无其事，内心却比谁都着急、担心! 因为澳大利亚国内的通信卫星寿命将尽，等着中国发射的这颗卫星接替工作;倘若这次中国再打不上去，那澳大利亚国内的通信就有面临瘫痪的可能。
4.不能不谈到麦琪。我们亲爱的麦琪。
麦琪是美国休斯公司的女安全官。她的真名叫玛格丽特，麦琪是她的爱称。
麦琪这次来西昌，已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在两年前西昌发射“亚星”时。那次麦琪也是担任休斯公司的安全官，主要任务就是看守保护好卫星。
这次发射澳星，她又来到西昌。她上班拼命干，下班便尽兴玩。她喜爱迪斯科，一有舞会便跳，跳到了近似疯狂的地步。她尤其爱笑，无论她在哪里，总能听到她的笑声。
然而，澳星发射失败后，麦琪的舞步停止了，笑声消失了。那晚，她不吃不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独自望着窗外的夜空，悄悄抹着眼泪。
几天后，她在电梯里同中方联络官许建国先生相遇。刚一见面，她便拉住许先生的手说：“我只想对你、对你们说一句：中国人能造出世界上最好的火箭! 你们不要愁眉苦脸，要露出点笑来，啊，要笑!”
一说完，她就强迫自己先笑。可她脸上的笑还未挤出，眼里的泪水倒先流了下来。
两天后，休斯公司大队人马要返回美国了。由于澳星决定留放在西昌发射场，美方就得有人留下来看守保护澳星。留谁呢?
麦琪第一个举手：“我!”
结果，麦琪留下了。从1月到8月，她在西昌大山沟里一呆就是半年多! 和她一起留下的，还有十几位美国安全官。他们的任务，就是守护卫星厂房里的澳星和二十四小时昼夜值班。
我这次见到麦琪是在澳星发射的前两天。
我问她：“亚星”和澳星的两次发射你都参加了，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土地上执行发射任务的美国人，你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
麦琪很认真地想了想，说：“能到中国参加卫星的发射任务，我从心里感到荣幸! 中美之间能一起合作，共同开发空间，这很不容易。因此，我非常非常的珍惜这一机会。”
的确，从“亚星”到澳星，中美走过了一个从误会到理解、从冲突到和谐的过程。如今，一颗小小的澳星，已把彼此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尤其这次发射，双方都在暗暗使劲，以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将澳星托举上天! 甚至为了支持中国的这次发射，休斯公司还提前支付了五百二十万美元的巨款!

第九章

发射即将开始，中方“浮子”偏偏不见，美方“夹子”突然失踪。终于，澳星还是平安升空。专家们凯旋回京，车站只有十束鲜花相迎。有人问刘纪原副部长成功后有何感想? 一句话：“夹着尾巴做人!”
1.1992年8月11日下午。发射场区大礼堂。中方发射指挥部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确定澳星正式发射日。
会议开得谨慎，却很透彻。一个人发言，其余的人脑子都跟着在转：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哪个方面没有想到?还有什么意外可能出现?还有哪个部件的质量是否都可靠?
最后，会议一致认为，“长二捆”可以发射。
但哪天发射最好? 这需由气象条件决定。最后，会议大胆决定：14日晨正式发射!
一份加急电传，当即飞往北京。
2.北京。当日下午。
中央书记处书记丁关根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广播电视部、航空航天部、国防科工委主要负责人。会议中心议题是：这次澳星发射，是继续向国内国外进行现场直播，还是干脆取消?
之前，两种意见就一直存在。据说，开始有关部门曾经作出决定，这次澳星发射只向国外直播，国内不再直播。其理由是，上次澳星发射失败后，由于是现场直播，影响面很大，引起全国一片议论纷纷，故这次不再直播。但一部分人认为，这次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建议有关部门还是要现场直播，一方面为“雪洗”上次蒙受的“耻辱”，另一方面为让全国人民看到历史真实的画卷。最后，两种意见趋向一致。丁关根一锤定音：上次直播这次不播，理由不多;国外直播国内不播，群众意见多;发射不成功，就是不直播，责备照样多!
会议意见，火速呈报李鹏。李鹏当即批示：同意现场直播!
3.西昌。次日下午。
发射场区小宾馆二楼会议室。中、美、澳三方在此举行了正式的发射签字仪式。字一签定，双方皆大欢喜。
当晚七时。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播出一条新闻：我国定于8月14日七时正，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再次发射澳星! 届时中央电视台将向全国进行现场实况直播。
坐于电视机前的观众，自然感到振奋。而西昌发射场上的科技工作者们，却一下变得紧张起来，但这紧张中又充满了兴奋与激动。上次现场直播，结果火箭冒烟，在全国人民面前“丢了脸面”! 这次又现场直播，其结果会是怎样呢?
意想不到的事情，偏偏在这时发生!
我迅速驱车赶到发射场，跳下车便匆匆爬上了发射架。发射架上几乎聚满了中方所有专家：林宗棠部长、刘纪原副部长、王德臣总师、李占魁副总师，还有指挥长胡世祥等。我发现，专家们神色都很紧张，每说一句话都格外谨慎，仿佛全陷入了一个相当尴尬而又为难的境地。而且，好几位专家的额头上，已沁出了一片细密的汗珠。
怎么回事?!
一位专家悄声告诉我，大约九点时，一位试验队员在检查工作时突然发现火箭第二级储箱内传感器上掉了一个浮子。这个浮子虽然很小却很重要。找不出这个浮子，就无法给火箭加注推进剂!
问题再清楚不过了，若今晚找不出这个浮子，明天早上就不能加注;明早不能加注，就意味着后天早上的发射将推迟或者取消!
可全国各大报纸已经发了消息;中央电视台刚刚播放了新闻;世界各国和港台地区已经传播了这一信息;国外和港澳的数百名贵宾已经接到了邀请;而且，北京的专机按计划明早将飞往西昌。
显然，当务之急是尽快想法找出浮子。但怎样才能找出这个浮子? 如果有一个现代精密的仪器，只需往传感器上一靠，便可知道这个浮子到底在不在里面，到底在里面什么位置。但，中国还没有这种仪器，西昌也没有这种仪器。
还是老祖宗伟大。想起老祖宗的是航天部总体设计部总体室主任刘竹生。他说浮子有磁性，若能找来一个指北针测试一下，便可知道浮子在不在里面。于是胡世祥下令，从几十里之外火速找来一个小小指北针。一测，浮子是在传感器里面。
但科学需要严谨，需要准确。虽然浮子是在里面，可到底在里面的什么位置? 是掉在了传感器的底层? 还是被卡在了传感器的中间? 如果仅仅是掉在了下面而未被卡住，那燃料一加注进去，浮子便可漂浮上来;假若不是掉在了下面，而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那加注之后，浮子照样不可能漂浮上来。而浮子是加注中一个带有标志性质的重要物具，一旦浮子不能漂浮起来，发射照样无法进行。
王德臣总师的确不失大将风度，尽管一个小小的浮子搞得他焦头烂额，却依然透出一种少见的冷静。沉思片刻后，他说：“现在无非是两个方案：一个是推迟发射，先卸下传感器，拿回北京，再重新换一个传感器，这大概得需要一个月左右;另一个就是按原计划发射，明天早上提前加注一点，估计一加注，浮子就能漂浮起来。当然，这就得冒风险!”
怎么办? 两个方案，必择其一。
到底是放开胆子冒点风险? 还是宁慢也要求稳? 专家们又是一阵翻来覆去的讨论。最后，专家们大胆作出决定：明早提前加注，按原计划发射!
当专家们拖着疲累不堪的身子走下近百米高的发射架时，已是午夜的零点了。而那个小小的浮子，却依然还漂浮在每一位专家的心上。
这一夜的发射场很静，但专家们没一个人合上眼。次日清晨，加注按时进行。所有专家们都提前围在了传感器的旁边，等着那个不是奇迹却又是奇迹的奇迹发生。
终于，那个小小的浮子漂起来了! 但专家们没有欢呼，只是长长地吐出一口闷气。
这时，有人仰起脸来，忍不住一声惊呼：
“哟，下雨了!”
4.真的下雨了。
远山，近水，牛羊，人群，一会儿工夫，便全都湿透了。整个发射场，也在顷刻间锁进了凄迷的烟雨之中。
发射场区的人们，纷纷走出了屋子。有的急着望天，有的忙着看地，有的伸手去接雨。
火箭已经开始加注，明早就要点火发射，今天偏偏又下开了雨! 人们当然着急。
但气象专家吴传竹这时却在雨中散步。说是散步，其实是在观天，但望着那哗哗流淌的雨水，吴传竹心里涌起的竟是一种说不出的喜悦!
今天下雨，是吴传竹和其他气象工作者预料之中的事情。一下雨，就降温，一降温，对火箭燃料的加注就十分有利。而且明天就应该是个好天!
但此刻的吴传竹也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他与气象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深知老天爷的确是位极难伺候的主! “长二捆”第一次试验发射时，由于正值西昌的夏季，气温变化复杂，结果造成火箭大量“出汗”，不得不赶紧调来几百条毛巾，让人去为火箭擦“汗”，结果迫使火箭发射推迟。
去年12月发射国内通信卫星时，由于气候出现反常，正好在发射那天，偏偏突然下了一场百年难遇的大雪。当时，大雪覆盖了山山岭岭，亦覆盖了整个发射场。即将升空的火箭卫星，被厚厚的白雪紧紧包裹着，在风雪中“冻得瑟瑟发抖”。指挥部只好当机立断，土法上马，火速下令调来整整一百床军用被子，及时盖在了火箭的身上，这才没让火箭“感冒发烧”。但发射还是被迫推迟了二十四小时。而这次发射恰恰又碰上了一个火热的夏季! 因此，有人担心地说，这次又会不会再来个“火箭中暑”或者“火箭拉肚子”呢?
5.发射场上的天，渐渐亮了。
天，亮得让人高兴，亮得让人感觉到了希望。
于是，有人深有感慨地说：“这次发射，用了四条人命祭天，老天总算开了大恩! 昨天加注，需要下点雨，就给下了点雨;今天发射，需要出太阳，就给出太阳。神了!”
然而，就在这时，发射架上又出事了!
事情再简单再偶然不过了：一个美国人在对澳星作最后检查的工作中，别在衣服上的一个小小的工作夹不小心掉了下去。这夹子到底掉在了什么地方——是在澳星上?还是火箭里?四位美国人爬在发射架上，四处找来找去，找得心急火燎，找得汗流浃背，可就是不见踪影!
显然，这小小的夹子不找出来，发射无法进行。可这时，离点火发射只剩80分钟了!
没有办法，本来一帆风顺的发射程序只好被迫暂时中止!
但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美国人那小小的夹子还是没找着! 发射场上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了。
终于，发射架上传来一个声音：“夹子找到了!”
话音刚落，四位美国人随同指挥长胡世祥从发射架上走了下来。人们惊呼：四位美国人那棕黄色的头发，全被汗水染湿了!
虚惊一场的发射场，这才平息下来。发射程序再次启动。但发射时间已被耽误了整整半小时。
6.“各号注意! 五分钟准备!”
指挥大厅。中外首脑专家端坐于大厅的前排，专注地望着显示各系统状态的大型彩色屏幕，期待着这发射的最后一刻。被耽误的半小时，这时已经被赶抢回来了。点火发射，仍按预定时间不变。
“一分钟准备!”偌大的指挥大厅，顿时沉静下来。
等待，一种充满悲怆的等待，一种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等待。人人都像受着某种压迫，浑身难熬，可每个人的每一根血管，又仿佛都在激动、澎湃、燃烧。咋一望去，谁的外表都很平静，但谁的心里都在暗暗憋着一股狠劲。犹如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急切想知道的是：自己生下的到底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子? 还是一个气数已尽的怪胎?
七时正，火箭准时点火。起飞推力高达六百吨的“长二捆”轰然一响，呼啸而起。
一秒，两秒，十秒，十二秒……火箭飞行正常!
数百名在大厅里观看发射的外宾，激动得欢呼雀跃，使劲鼓掌! 但中外专家们坐在那里，个个仍沉静着脸，好似无动于衷。
火箭点火起飞后，还要由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拿出测量数据，证明中国的火箭的确已将美国的卫星送到了预定的轨道，并保证了卫星正确的飞行姿态之后，中国才算发射成功。否则，这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点问题都绝对不行。而要完成这一系列工作，还需二十余分钟。
很快，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送来了星箭分离时的卫星姿态数据和卫星的初始轨道根数。美方对照之后，认为参数完全吻合，便当即履行了法律手续：签字。
于是，指挥长胡世祥正式宣布：根据测量数据表明，“长二捆”火箭已将澳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中国的这次发射，完全成功!
掌声雷动。一片欢腾。
但这时的王德臣等火箭专家们，谁都没有表示出特别的惊喜与激动，他们只是与外国专家们相互握手、拥抱、致谢，让复杂的泪水默默含在眼里。
7.当日中午。“腾云楼”宾馆举行宴会。
中、美、澳三方代表，高举杯盏，欢聚一堂。沉寂了几个月的“腾云楼”宾馆，又变得活跃起来。
酒吧厅里，几个月来第一次响起了迪斯科乐曲。麦琪小姐、余小姐等美国朋友，放肆地跳着、唱着。跳得是那样的疯狂，唱得是那样的奔放! 他们时而又相互抓住他人的后背，组成一条长龙似的队伍，沿着酒吧，随着音乐，孩子似的转来转去。
音乐声中，我问麦琪：“澳星成功，有何感想?”麦琪认真地想了想，妈妈似的乐了：“就像刚刚生下一个又白又胖的乖小子!”
然而，在会客厅前，当有记者举着话筒请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谈感想时，刘纪原副部长却苦笑着只轻轻说了一句：
“夹着尾巴做人!”
8.8月12日，奥运会结束。
8月14日，澳星发射成功。
“奥运热”，“澳星热”，热遍全国。
8月17日，第二颗澳星发射动员会在北京南苑火箭技术研究院召开。年底发射第二颗澳星的计划又拉开了序幕!
8月18日上午，参加第二十五届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京广中心举行发奖大会。会上，获得金牌的运动员各得一级奖章一枚，奖金八万元;银牌、铜牌获得者除奖章而外，也分别获得奖金五万元和三万元。
同日下午，我走进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司令员胡世祥的办公室，进门便问：
“这次澳星发射成功，为中国挣了一块最大的金牌! 你这当司令的，打算给同志们发多少钱?”“对，这次豁出去了，一定要发!”胡世祥说得很诚恳。
“能发多少?”
“干部一百! 战士三十!”
胡世祥报得很响亮，但很快又补充道：“当然，这是初步打算。我们已做了一下预算，仅按这个数发，就得拿出三十万!”
说完，胡世祥两手一摊，一脸愁眉苦相。他发愁的是这三十万元的奖金到底从哪儿出?
与此同时，航天部向参加澳星发射的专家、司机和饮事员，每人颁发成功奖一百二十元。
8月21日下午，正当全国各地纷纷向奥运健儿捐款之际，参加澳星发射的澳星功臣们从西昌返回北京。迎接他们凯旋的，除了领导和亲人外，仅有十束鲜花!
正当这些专家们与自己分别已久的亲人含泪拥抱，依依交谈时，耳边却响起了林宗棠部长的声音：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澳星这次虽然发射成功，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夹着尾巴做人，还要马上准备打好第二颗澳星! 还要准备打好第三颗、第四颗、第十颗、第一百颗国内星和国外星!”
紧接着，于龙淮总指挥的声音也随之响起：
“大家赶快回家去吧! 和家人聚一聚! 为了打好第二颗澳星，明天好好休息一天，后天一早，全部上班!”

尾 声

告别昨天，寻找新感觉

历经八年艰难与风险，澳星在中国终于起飞!
应该说，这是中国的火箭发射的第一颗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卫星。
中国从最早在这个地球发明人类第一枚火箭那天起，走过了整整一千年的岁月，一直走到今天，似乎才总算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老祖宗发明的火箭，是用来造福人类的，而不是留给后人作供品的。于是，终于向世界迈出了第一步。
当然，这一步迈得很沉重，很艰难，很惊险，却又很勇敢，很悲壮，很雄健。而且，作为一个曾被封建社会封闭了三千年的民族来说，能不失时机地迈出这一步，已是十分的难能可贵和相当的了不起了。
因为中、美、澳三方空间合作，澳星在中国发射，不仅使美国休斯公司研制的新一代大型通信卫星有幸第一次获得了一个在空间显示其功能与价值的机会，也让澳大利亚卫星公司从卫星的正式商业投入使用中获得新的巨额利润;而对中国来说，则是打开和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关键的一步。
然而，仍需重复强调的是，在通往世界商业发射市场的路上，在开发宇宙造福人类的途中，中国只是刚刚开始，仅仅是开始。
澳星这次虽然发射成功，但并不意味着今后次次都能成功。肯定地说，在今后越来越多的发射中，不可避免的失败还会发生。失败和灾难是任何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无法摆脱的命运。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理准备。我们需要记住的，不应该只有成功，还有失败与灾难!
而且，一个聪明的民族，始终应该具有和保持一种正视现实的坦诚，一种对外开放的姿态。而纵观历史风云，面对八面来风，随时需要睁大的应是两只眼睛：一只认清本国的现状，一只瞄准世界的“风景”!
当今世界，已有五十八个国家投资发展航天技术，有一百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航天技术成果，其总投资高达六千亿美元以上! 美国每年用于航天的投资约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零点五，高达一百至二百亿美元;前苏联每年用于航天的投资约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一至二，高达一百至三百五十亿美元;而中国至1985年止，近三十年来用于航天的总投资还不如美国一年!
从发射次数来看，全世界可发射航天器(主要指卫星)的国家和组织共有近三十个。现已发射的航天器总数共达三千六百余个。其中，苏联两千三百三十七个，美国一千零四十八个，中国却只有三十六个! 中国与美国相比，是30倍之差;同苏联相比，是近百倍之遥!
再从世界航天总的概况和发展趋势来看，航天技术已进入成熟时期，且正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美国、苏联已分别实现了载人航天、登上月球和月球探测以及部分星球探测计划，并且空间站也已投入使用，从而开辟了新的科学和空间军事领域。此外，日本、巴西、印度、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在积极参与航天活动。甚至连刚刚结束战争的伊朗和伊拉克，也在积极发展和准备发展自己的航天产业。
毫无疑问，中国在经济如此落后，投资远远不足的情况下，在航天领域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是相当了不起的。尤其是“亚星”和澳星的发射成功，不仅表明中国的火箭已从完全封闭的状态中走了出来，而且在国际火箭高技术领域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的航天技术仍与世界有不小的差距。
因此，对刚刚跻身于世界商业发射市场的中国来说，绝不能满足现状，更不能关起门来自吹自擂。昨天无论多么荣耀，毕竟已成过去;面对当今飞速旋转的世界，需要重新寻找的，是新的感觉。
当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和期待，在通向宇宙的远征途中，在开发空间资源、创造空间文明的风险路上，中国将再次出现新的起飞，新的辉煌!

1992年9月—12月于北京平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