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大裁军(节选)》(原文全文)

第一章 从国庆阅兵讲起吧

一

信息时代，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时刻——全世界注视着地球上的某一个点。1984年10月1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就是这样一个“热点”。
这里，正在举行规模盛大的阅兵式。这是中国人民自1959年国庆节以来25年间，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全世界都瞪起好奇的、兴奋的、疑惑的、渴望刺激的眼睛。
上午十点钟，实地坐在天安门前和通过屏幕仿佛坐在天安门前的人们一起骚动起来。阅兵式开始了。
一辆黑色敞篷“大红旗”轿车驶到金水桥头。北京军区司令员挺立在车上，敬了一个漂亮的军礼，响亮地报告——
军委主席：
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阅兵式，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阅兵总指挥：秦基伟

军委主席邓小平以庄严的注目礼接受了他的报告。这位当之无愧的三军统帅没穿军装。他是一位没有军衔的元帅。
黑色“大红旗”敞篷检阅车平稳、庄严地驶上东长安街。邓小平举起右手，向严整的受阅部队致意。
“同志们好!”
“同志们辛苦了!”
他的四川口音清晰、浑厚而洪亮。他在这最令人激动的场面中显示了恰如其分的平静。统帅的威严与长者的慈祥，阅兵首长应有的标准化动作与老资格政治家的固有风度，完美地统一在他的举止神态中。他使所有的天才演员都难以模仿。
情绪昂扬的受阅官兵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的统帅，视线随着他缓缓移动……在同龄的中国革命家中间，他是最键壮的一位;在同等资历的领导者中间，他是最年轻的一位;在同辈的领袖人物中间，他是经历的历史阶段最丰富的一位——1976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新时期，给了他做出独特贡献的机会。现在，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的他从草绿色队伍面前走过，像一座移动的青山，一座活的纪念碑。
他是一部活动的历史。
他正是以历史的冷静目光，检阅着这支庞大的军队。
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中汇进了震撼人心的脚步声。分列式开始了! 军事院校、步兵、海军、空降兵……受阅方队依次通过天安门检阅台。
这是一支崭新的队伍。受阅官兵全部换上了挺括齐整的新式军装，陡增三分神气和威风。虽然这只是迈向正规化的一个起码的外观形式，却赢得了广场上数十万观众的一片喝彩。
你们好啊! 年轻英俊的军校学员——未来的将军们! 毫无疑问，你们是这支军队的骄子，人民的宠儿。军校的方队走在整个受阅大军的前头，这是多么意味深长的事! 想当初，走投无路的被压迫、被奴役的人民扔下讨饭棍拿起大刀长矛的时候，只能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军校里去吸收指挥人才和才能。从先辈们掠下人家的帽徽、领章拉起自己的队伍，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军事院校体系，这是多么漫长的路程! 前进吧，荣幸的令人羡慕的年轻人! 你们是我军新的素质和建设方向的象征;在你们脚下，一条通向正规化、现代化的道路正等待着你们坚定的步伐!
“咔! 咔! 咔!”——什么声音，这样有力，这样整齐，这样令人兴奋?! 是人的五指握住带刺刀的步枪，虎口压下枪身;是小臂夹紧了枪柄;是枪托靠上了腰际——啊，步兵! 他们把每一个武装者都熟悉的最基本的“持枪”动作，做到一丝不苟、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使人与武器的接触发出钢铁的声音，表示了一个合格的军人所应有的素养、意志和力量。我们曾被称为“传统的陆军大国”，我们的步兵每一步历程都充满了功勋和荣誉。今天，她仍然是我们所依赖的令人放心的守卫者。
人们是否都意识到了，我国的海疆几乎同陆地边界一样长? 为了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我们还需要一支怎么样的武装力量?——强大的海军! 瞧，他们的方队走过来了! 明丽的阳光下，上白下蓝军装，精神抖擞的海魂衫和活泼的飘带，尤其是当它们结成一个整体时所呈现的鲜明、清新色彩，引起人们特殊的兴奋。脚踏陆地的脚步声，此时似乎变成了为军舰扬帆远航而壮行的军鼓，蓝色的“大海”，雪白的“浪花”，令人无限神往。
这是什么队伍? 蓝军裤，绿军衣，威风凛凛的野战钢盔……啊，空降兵——我们的“飞将军”来了! 现代立体战争中，已经没有了人们所习惯的前方与后方的区别。每一个国家的首都以及一切重要目标，都在敌对一方的射程之内。只消几十分钟，大型运输机便可以将成团成师的部队和重装备，投放到几千英里以外的敌后战场。因此，空降兵，不能不负有特别重要的使命，他们将由最优秀的军官和士兵组成。啊，我们年轻的空降部队，你们不但有你们英雄的战友黄继光所代表的压倒一切的意志，而且有了闪电般的空中坐骑。在未来战争中，你们将建树前人所未曾有过的荣誉!
……
脚步声，口号声，震动着整个广场，震动着电视机和收音机前的每一空间。一种豪迈的情感，在中国人民的每一个胸膛里冲撞、每一次脉搏中共鸣……
直线加方块的图案美，士兵的军靴每分钟一百一十六次踏击地面的节奏美，是任何别的图案和韵律所不能代替的。没有什么能比阅兵的脚步声更能唤起一个民族的自尊、自豪和爱国激情。自从有战争以来，人类便懂得把阅兵纳入国家最隆重的庆典，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节目。出征前，人们以此鼓舞士气，激励民心;凯旋时，人们以此欢庆胜利;贵宾临门，又会以此欢迎尊贵的客人。斯大林元帅甚至在法西斯军队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依然泰然自若地在莫斯科红场大阅兵，以唤起全国民众的斗志和必胜信念。
今天，中国的阅兵式属于哪一种呢?
……观礼台上忽然响起热烈的掌声。啊，女兵方队走过来了! 姑娘们一个个都那么标致、俊俏，头戴威风凛凛的大檐帽，下着深蓝色军裙和秀气的皮靴，神气活现。雄壮的步态在她们脚下变得犹如舞蹈，激昂的口号被她们喊得好像歌唱，气壮山河的大检阅中，插进一段优美的变奏。力与美的结合，使人们大饱眼福。
邓小平同检阅台上的其他领导人都愉快地笑了。他们喜爱这支朝气蓬勃的军队。
二十四个机械化方队开过来，马达声震天动地，反坦克导弹，火箭布雷车，装甲运输车，新式坦克，自行火炮，岸舰，潜地和地空导弹，中、远程导弹和战略火箭……全部是我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全部是第一次同公众见面。它们显示了我军空前强大的阵容，为了军队的今天，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若干年的政治动乱和经济困窘之中，殚精竭虑，发奋自强，付出了多少代价啊。
隆隆车声尚未远去，天空中骤然滚过尖厉的呼啸。九十四架轰炸机、强击机和歼击机组成的飞行编队掠过天安门上空。阅兵式的最后一个节目让人们一齐抬起头来，似乎要给庄严肃穆的阅兵来一个诗意的升华。
遗憾，飞机通过天安门的时间虽然分秒不差，但有几片薄云却未按照秦基伟的指挥准时褪尽。飞机和它们喷吐的彩色烟带，仿佛罩在纱幕中。最精彩的结尾未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却给人们留下更多想象的空间。
邓小平也在抬头观望。他举手遮挡着阳光，边看边向别人指点着……他可能看得更远些、更清楚些，似乎看到了别人尚未看清的地方。他看了很久，直到数万只和平鸽和五颜六色的气球升入战斗机飞过的天空……
天安门检阅台上，邓小平的高级助手们也在凝神观望。同当日中国的大多数军人一样，将军们穿的还是旧式“涤良”军装。这大概是世界阅兵史上少有的有趣现象。它毫不掩饰地表明，我们的国家和军队正处在变革的新旧交替之中。
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也在观望。他的微笑是坦然而矜持的。作为这支军队一切重大行动的实际组织者，今天，即便在别人最激动的时刻，他的笑容中也蕴含着沉思。
昨天晚上，当天安门广场进行最后的装饰和清扫的时候，总参军务部接到军委办公厅的电话：“杨副主席要看‘方案’，请立即送来。”
是阅兵的方案吗? 不，是这支军队即将实行大规模精简整编的方案。他一连看了几遍。虽然在此之前他已主持军委常务会议研究过多次了。
今天的检阅，似乎包含着某种向历史告别的意味……

二

国庆阅兵一个月之后——11月1日，中央军委委员们，包括海、空军，第二炮兵和十一个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在内，聚集在京西宾馆的会议厅里，举行军委座谈会。邓小平主席同大家打过招呼，轻松地在讲台前坐下来，然后发表了将近九十分钟的讲话。他以幽默诙谐的口吻，表达了一个惊人的战略决心。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这份讲话无疑是重要的历史性文献，仅从风格和演讲艺术上来说，也是一篇精彩的感情丰富的散文。
“从哪里讲起呢?”邓小平随和、亲切地望着高级将领们。
“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
“我说有个缺陷，就是八十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
八十岁的军委主席触及了对在座的人来说最敏感的问题，即军队高层领导老化问题。他由此讲到军队的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实行精简整编的必要性。就在这次会议上，他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惊人论断。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我军“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使我军从此走上了和平时期建军的轨道。
据此，邓小平提出要裁减员额一百万!
这位以清醒果断、坚韧不拔和善于处理最复杂局面而着称于世的统帅人物，把最大的决心传达给在座的每一位将军。他说：
“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 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他是直接针对高层领导老化问题讲的。但就他面临的全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来说，这话也完全恰如其分。
裁军，在国际上和在中国国内，都不是新题目。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灾难中诞生的联合国，一开始就把裁军列为它的最高目标和基本口号之一。整个国际社会都承认，裁军是当代人类安全与幸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1945年以来，各种形式的裁军谈判和会议，五花八门的裁军方案和机构，令人眼花缭乱。人人都在喊裁军，喊了四十年，结果却越“裁”越多，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超级大国那里，“裁军”成为一种政治把戏和掩盖军备竞赛的烟幕，整个世界都被拖着不由自主地滑向危险的深潭。
据联合国十人专家小组1962年2月28日的报告，当时全世界用于军事的款项“等于全世界全部物资和劳务年产量的大约百分之八九;它至少是所有不发达国家全部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二，而根据有些估计则差不多一样多。它接近于全世界每年输出的全部商品的价值，相当于整个世界每年留作资本形成总量的全部资源大约二分之一。”而且，事情还在发展。专家小组做出上述测定时全世界军事费用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到1969年，已经是两千亿美元了。到1980年是五千亿美元，到1985年已接近一万亿美元了。大量的物质资源和人类的创造力，被应用于毁灭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目的;尽管再三保证不这样做，但是随着更加复杂的新武器的每次出现，世界变得更不安全了。这种形势，给人类社会以一种深远的不安定的影响。
中国政府一直主张裁减军队，反对军备竞赛。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国情，决定它对此必定怀有诚意。实际上，到1985年以前，我国政府通过精简军队员额，紧缩军费，将军事设施转交民用或军民合用，军工企业转产民品和支援地方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措施，不但为自身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推动世界裁军进程做出了贡献。即便如此，我们对自己的现状仍然不满意。
我国的军费数额是很低的，而且在政府财政开支中的比例逐年下降。1985年，我国的军费只有一百九十一亿人民币，折合六十亿美元，约占同年美国军费的百分之二;还不及苏联的一个零头。但是我军员额相当于美军的两倍，和苏军的人数差不多。军费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众多兵员的“人头费”占去了。这不但是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负担，也直接限制了军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据统计，我国1953年至1983年三十年间的武器装备发展费，比美国1982年一年的同类经费还少二百亿人民币。
员额多，结构又不合理。据统计，世界几个国家军队的官兵比例是：苏联为一比四点五六;美国为一比六点一五;联邦德国是一比十;法国是一比十七。而中国是一比二点四五，平均每个军官领导两个半士兵。
军官多，首先是由于机关庞大。每个军区的领导班子有十几名二十几名之多，邓小平说，打麻将都得凑好几桌。他有一句尖刻的话，从1975年讲到1985年：这样庞大的机关，不要说指挥打仗，“跑反都跑不赢”!
早在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军委工作时，他就提出军队要把“消肿”作为首要任务。近十年来，我军进行了三次精简整编，经历了曲折反复的过程。由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弦绷得太紧;由于“人多好办事”的旧观念还在起作用;由于没有从体制上加以改革，部队的编制和员额缩了又胀，再缩再胀。1981年，邓小平曾经说过：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一次搞好了，得罪就得罪这一次。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
经过1982年的精简整编之后，我军员额已经做了很大压缩。邓小平仍不满意，他在整编方案上批道：这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现在可以作为第一步实行，以后还得研究。
从1983年起，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为进一步实现“消肿”的目标花费了大量心血。
现在，该下决心了。
邓小平在阐述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论断之后说：“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
他说：“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他表达的正是党中央集体定下的决心。
于是，一个引起国际舆论轰动的重大战略决定形成了。1985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
这一年，人民解放军三总部机关的人员编制比整编前精简了近一半;原先的十一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七个;减少军级以上单位三十一个;撤销师、团级单位四千零五十四个;县、市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干部战士退出了现役;各级领导班子都减少了副职干部;机关、部队的七十六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从这一年起，三年内将有六十万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
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进、退、去、留的选择和被选择，每个军人家庭的实际利益都受到触动。
这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震荡”，“全方位波动”。这是对一个庞大机体实行的脱胎换骨性的“大手术”。
这一切，都发生在南疆的自卫还击战场枪声不绝的时刻，发生在全党大力整顿力求党风根本好转而尚未实现的关口，发生在整个国家经济、政治生活大刀阔斧改革图新、各种事物新旧更替的背景之下。这就使得这一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
它是惊心动魄的。它是引人深思的。

第二章 成昆之变

三

1985年5月20日，数架次军用客机相继在首都西郊机场降落。首先是全军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接着是军以上单位的军政主官，分两批被召集到首都京西宾馆，举行军委扩大会议。
大规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方案经过一年多的酝酿、论证、商榷，如今要“定盘子”了。十一座“大庙”之中究竟哪四座被“拆”掉;你我他，谁去谁留，谁进谁退，就要揭晓。
可以有把握地说：十一个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之中没有一个人反对精简整编，他们每个人都明确表示过，不论撤销哪一个军区，都坚决服从。然而他们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顽强的念头：最好别撤到我们头上。
俗话说：孩子是自己的好。作为一个军事领导人，他一手组建和苦心经营起来的部队，就是他自己的孩子，连着他的肉，牵着他的心，半年来，军委就撤并哪几个军区的问题，已有初步方案，在座各位是参与过讨论的。一些可能被撤销的军区，并依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同时，他们也情不自禁地做过另一种论证，其结果，总是本军区被保留的论据更充分些。你说你是边关重镇，濒临前线;我说我是物资集散中心，便于屯兵;他又说他那里是打大仗的总预备队，可以兼顾几个作战方向……即便不大可能被保留的军区，它的领导人上飞机的时候仍然怀有一丝侥幸心理。
比较起来，昆明军区的张铚秀司令心情是坦然的。按照军委的初步方案，昆明军区将与成都军区合并，定点昆明，以昆明军区机关为主，组成新的昆明军区。理由无须多说，昆明地处中越边境前线，自1979年自卫还击作战以来，那里战斗一直未断，是目前唯一还有作战任务的大军区。这年春节期间，党中央胡耀邦总书记、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总政余秋里主任等领导人，曾经亲临前线视察，对军区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总书记还为军区部队题写了“国威军威看西南”的条幅，这恐怕也是保留昆明军区的一种迹象。上述方案虽然还不是最后定论，但是四月全军各大单位参谋长会议讨论之后没有改变，因此，他和谢振华政委已经做好了接收成都军区机关的一切准备，从昆明上飞机的时候，随行的军务部长和干部部长，带来了全套的接收方案，准备在会上与成都的同志具体协商。
5月23日，军委党委会公布了合并后新的军区领导班子名单。张铚秀已经不在其列了，而原来有消息说他要继续任职的。这个变化不算小，在他本人看来也理所当然。他已经七十一岁了，即便任职，也是过渡人物，早些交班于工作更有利。因此，他仍然谈笑如常。休息时间，该下棋就下棋，该看戏就看戏，兴致很好。
军委扩大会进展顺利。用邓小平的话说，是“大家想到一块了”。他对新班子的选配和这次退下来的几十位老同志所表现的觉悟和风格，感到高兴。因此，原定5月31日扩大到军一级主官的第二阶段会议，提前到5月26日开始。
6月3日中午，成都军区的代表们一反常态，关起门来嘁嘁喳喳，没有人睡午觉。
而昆明军区司令员、政委以下代表和工作人员都睡得很香。
成都北较场。
五月六月之间，正是气候宜人时节。军区机关大院经过三十年经营，大操场绿草成茵，办公楼前繁花似锦。但是，人却打不起精神。半年来，正如保留昆明军区的消息从未变过一样，撤销成都军区的消息也很牢靠。从外面看起来，机关干部们照常出操、跑步，照常上班，但是眼里手上没有几件事情是属于发展性、建设性的。干部部和各层领导空前忙碌地找人谈话：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 愿意去昆明、下部队还是转业? 干部部长这次去北京开会，皮包里是一份落实到机关每一个人头的移交、处理方案。
大院里一座现代化大楼的停工停建，尤其令人触景生情。那将是一座很漂亮的通讯、情报中心。但现在，已经挖好的地基要填平，在上海定制的两架电梯正在谈判退货。仅这两笔，就要损失几万元。可是不退、不填，留它何用?
6月3日夜里，司令部副参谋长接到王诚汉司令员从京西宾馆打来的电话，指示他：通讯大楼的基坑暂停回填;上海的电梯暂不要退货。这消息你一人知道就行了，不要外传。
这是个神秘的指示。两个“暂停”说明了什么? 尽管司令员指示不要“外传”，但绝对不外传便无法执行“指示”。
第二天，这消息虽说口耳相传，却以无愧于电子时代的速度传遍北较场。人们得出一致结论：变了……
成都距昆明约一千公里，高山阻隔，只有一条航线、一条铁路和一组电话线相通。两大军区虽少工作往来，个人与个人却不乏横向联系。不知怎么一来，北较场的传闻被昆明听到了，并且同样以无愧于电子时代的速度传遍了机关大院。所不同的是，人们大多不相信，但又面面相觑，神色惶然。
6月7日，从北京飞来的专机，在蒙蒙微雨中降落在昆明机场。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张铚秀、谢振华一行终于回来了。机场上已经有几十辆小车在等候，凡在家的副司令、副政委和三大部领导，几乎全体出动，前来迎接。这是从未有过的阵势。张铚秀、谢振华走出舱门，略微有些吃惊。
握手，握手，还是握手。迎接的人，被迎接的人，今日全无言语，也几乎没有表情。
车队在沉默中疾速地驶向昆明城。
现在他们正在急转弯，一百八十度。“船小好掉头”，而他们的车太重了。可是必须转! 邓主席在会上说过：要在大局下面行动。在军事上，为了战略全局而牺牲局部是常有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昆明军区党委和机关在精简整编中的表现是相当出色的。半年来，他们为迎接成都军区的战友到昆明来工作，做了充分准备，表现了很高的风格。军区党委决定，严格控制干部提升，以便给成都的同志留出位置。这种“严格”甚至达到了过分的程度。比如，到6月1日以前，军区司、政、后机关就有二十六个二级部正副部长缺编。下面报上来的递补方案，一律不批。军事法院院长、军事检察院检察长缺编。签署法律文书都成了问题，党委的答复仍然是：留待合并后统一考虑。与此同时，军区抓紧动员临近离、退休年龄的同志离职，以便空出位置。已经离、退休的同志提前搬进干休所，以便空出宿舍。机关刚刚建好一栋漂亮的宿舍楼，可以安排五十户，机关缺房干部早已望眼欲穿。党委决定一律不分，全部留给成都来的同志。
一批本来可以提拔使用的干部失去了机会，一些本来应该解决的生活福利没有解决。多年的老部下，包括一批很有发展前途的干部，将要做出很大的牺牲……作为他们的首长，张铚秀和谢振华有一种沉重的欠账感。
我们的领导人似乎已经预见到这个矛盾。在6月6日的军委扩大会上，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曾一再提醒大家顾全大局，坚持原则。这里有一个问题：是照顾感情重要，还是遵守规矩更重要? 所有的老同志当然都懂得，立下一条好规矩，重要得多。
不论有多少困难，多少理由，大局是要服从的，命令是要执行的。这是我们的高级指挥员们起码的观念和素质。昆明军区党委会上，做出了明确的符合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决定。决定包括：坚决执行精简整编命令，不许借机突击提职、突击花钱，不许侵占公物，不许利用职权干预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安排……
昆明军区三十年的历史上有过光荣的令人自豪的篇章，现在他们将要写下难写的最后一页!
同昆明军区一样，武汉、福州、乌鲁木齐军区和众多的军以下撤编部队也面临着这样的题目。如果让他们选择是撤编还是上前线，他们宁愿选择后者。而历史留给他们的却是前者。他们正在经历一个非常时期。

第三章 最后一页

四

6月11日，张铚秀飞到了中越边境地区的前线指挥部。“前指”的同志也面临整编，但这里尤其要稳定。
当直升飞机降落在文山市地面的时候，他忽然异样地激动起来。这里，他来过无数次。1979年二十八天的自卫还击作战，他曾作为杨得志司令员的副手参与指挥。1981年的扣林山战斗，1984年的老山、者阴山战斗，及其以后从未间断的大小战斗，作为战区的最高指挥员，他一直同前线的将士们息息相通，共同承担着战争的惨痛和胜利的欢乐。而今天，作为军区司令员，他可能是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了。按照军委和总参谋部的命令，他将在7月30日把指挥权移交给新组成的成都军区司令员。
他忽然意识到，此行似乎是来向前线告别的。
在“前指”结束了传达和工作部署之后，张铚秀继续向前走，在一个又一个前线指挥所和边防团，留下一个即将卸任的司令员和久经战阵的老兵的嘱托。他爬上八里河东的一座边防哨所，同哨所的干部们合影。
最后，他来到麻栗坡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着1979年以来历次战斗中留下的年轻生命。将军的感情总是矛盾的。在战斗中，他毫不容情地要求部下一往无前，流血、牺牲绝不能动摇他的决心;一旦战斗结束，当人们欢呼胜利的时候，他又为部队付出的每一分代价感到深深的痛惜和内疚。他们，毕竟是在他的指挥下牺牲的! 没有这些年轻人的奋斗和牺牲，指挥员任何意图、部署和命令都等于零。有一位师长，看到有些连队因为麻痹、骄傲，战场管理不严，致使战士在非战斗情况下被地雷炸伤，他火冒三丈，痛彻肺腑，宣布：“从今天起，哪一个连队再出现雷伤，我就让他们的所有干部到手术台前站着，看医生怎样锯掉他的士兵的大腿!”这就是将军对部下最重的处罚!
陵园的土地是有知的。十八岁、十九岁、二十岁……他们永远停留在这个绿色的年龄上。正是他们，用青春的热血，奠定了胜利和荣誉的基础，为他们的部队、为军区的历史增添了光荣。作为他们的司令员，他深深地感谢他们;作为战友，他将永远地怀念他们。
他在随行的边防团长和作战部副部长协助下，亲手将一个巨大的花圈敬献在烈士墓前。挽联上写着：
为国捐躯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你们的司令员、战友张铚秀
他默默地低下头，站立了很久、很久。

五

张铚秀飞临前线的时候，担心同志们因整编而波动，因松懈而吃亏。但是，他看到的是强烈得有点可怕的复仇情绪，他转而担心指战员们因此而莽撞行事。
1985年夏季，这里大概是几百万解放军中唯一未因整编而影响情绪的部队，真正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部队。
敌人没有给他们留下考虑其他事情的时间。战争，没有在他们的脑子里留下一丝空白。五月下旬，当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云集北京的时候，这支部队正在二十公里正面的千百条泥泞小道上，向前沿运动。在绿荫和夜幕掩护下，他们静悄悄地从兄弟部队手中接过了阵地。按计划，他们的指挥所将在5月31日凌晨接替指挥。这时，北京的会议由于进度加快，提前四天进入第二阶段。撤防部队的军政主官要进京赴会，军区“前指”与即将接防的张志坚部队长商量：你们可否提前接替指挥? 张志坚同意了，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
这是5月29日的中午。其他首长正在下属各部队指挥接防，张志坚紧急通知他们立即返回指挥所。30日，召开了接防后的第一次作战会议，用六个小时分析敌情。从种种迹象分析，敌人很可能在近期实施一个进攻型计划，估计进攻规模在团以上，进攻时间在五月底-六月初;主要攻击方向在“山口”地区，主攻点不详。
这些天来，敌人在老山方向上不断实施偷袭，而“山口”一带却很平静、反常。30日中午，天气晴好，敌人在“山口”地区的几个点上各打了二三十发炮弹。——敌人炮兵在试射!
30日晚八点，我方获悉：敌一线部队明天四点起床、五点开饭……这很可能是敌人发起攻击的时间。
于是，我方部队政委和副部队长们，乘夜赶往前沿各指挥所，紧急进行战斗准备……
31日拂晓四点钟，敌人果然发起了全线进攻，在其主攻方向“山口”地区投入了一个团的兵力，重点目标是夺取A高地。前沿各要地一片火海。
如果北京的会期不提前的话，此时正是两支部队交接指挥权的时刻。敌人也在“配合”我军的精简整编呢!
幸而，张志坚和他的同志们提前四十个小时行使了指挥权。我军尽管“立足未稳”，但毕竟“立足了”。大炮刚刚进入阵地，还未经过试射，误差只能在战斗中校正了。战士们接过了阵地，还来不及熟悉地形、道路和敌人的情况，人的心理、行动还不适应战争，然而战斗来临了。他们的主要依托便是坚强、勇敢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口气的决心。
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我军在立足未稳、仓促应战的不利局势下，粉碎了敌团规模的进攻。据敌人自己承认的数字是损失了七百人。张铚秀司令员战后第十天赶到前线，评价他们是“刚上阵地就打仗，给敌人以较大杀伤，基本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计划。可以说是首战胜利。”
但是参战将士们不能满意。这是一支士气高昂的珍惜荣誉的部队。他们为自己这一次的仓促应战被动挨打而懊恼，他们要的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这一天的战斗下来，张志坚似乎瘦了一圈儿。他感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
这本来是一位精明干练、长于韬略的指挥员。虽然抗美援朝时期，他只是一名文化教员，直到作为一名部队长，他还从未指挥过真正的作战，然而他勤奋好学，思想敏锐，在训练改革中曾经有过建树。1984年部队举办大专班，他不顾年长位高，同参谋、干事和连排干部们一起当学生，被传为佳话。他是在军队长大的，却不是那种经验型干部，倒更接近学者型。对眼前这场战争，他承认缺乏经验，承认不适应，但如果给他稍微充裕一点的时间，他相信自己会打得更好。可恼的是没等他施展韬略，战斗便结束了。
他比任何人都急于再战，急于复仇。但是理智告诉他，他必须比任何人都沉着冷静。他咬紧牙关，为的是退一步进两步，夺回战场主动权。他与急于求成的情绪抗衡着，设法推迟敌人新的进攻计划。

六

除了前线将士之外，L政委大概要算不可多得的不为整编的波动所左右的人物了。他是偕同夫人去大连疗养的途中被召到北京开会的，在这以前，他已经游历了哈尔滨、长春、沈阳三大城市。这样一次会议，不论从哪方面讲，都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何况L政委所领导的野战军是撤销单位，军长已接到升任军区副司令员的命令，并且很快就要到任。试想，该有多少工作等着L政委去做啊，即使没有工作要做，在这种时候一个军党委书记怎能不满腹心思、归心似箭呢! 他的部下有一位牛师长，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位宣称要让管理不严的干部去看他的战士被据掉大腿的人物，在传达撤编命令的大会上，不禁潸然泪下，几次读不下去。而他的军政委却能“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会议一结束，他即请假去山东办私事。既然休假未完，已经到了北方，顺路去办点私事也未尝不可。其实，他办私事并没用几天时间。之后，他便偕同夫人由青岛到上海，之后是宁波、普陀山、杭州、桂林……优哉游哉地观起光来。直到6月26日——军委扩大会议之后第二十天，才回到军部驻地。此时军长已到了报到的最后期限，两人擦肩而过……
真乃豁达大度人也。

七

1985年8月14日，昆明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
半个月前，昆明军区向新的成都军区移交了作战指挥权。这样的行动，在昆明军区、在全军都是没有遇到过的。
再过半个月——8月31日，昆明军区党委和机关就要停止办公。到那时，沿用了三十年的“昆明军区”之称，就要改为“原昆明军区”了;下属部队将按照新的成都军区的命令开始调动。
张铚秀代表军区党委做三十年总结报告。人们好像第一次认识自己的部队，她竟是这样光荣，这样可爱。解放大西南、剿匪、平叛、勘界警卫作战、抗美援越、援老筑路、开发边疆、对越自卫还击……一桩桩一件件，都值得细细品味。这就像一个人对于他的无论是幸福的还是苦难的童年，都怀有深深的感情一样。
最后，谢振华政委的讲话结束了会议，也结束了昆明军区党委和首长的工作。他说：
“在即将结束昆明军区历史使命的时候，我们对部队确实恋恋不舍，我们还有许多话想给部队讲，但是没有更多机会了。在我们交班的时候，我们殷切希望广大指战员珍惜昆明军区部队的荣誉，把我区部队的好传统、好作风发扬光大，永远保持下去。……在你们将来交班的时候，如果能够无愧地说：我们没有辜负昆明军区党委的重托，部队的老传统、老作风保持得很好，那样，我们就感谢你们了。”
大礼堂里鸦雀无声。干部们事后反映，这次会议是军区所有会议中最成功的一次，张、谢首长的讲话简直进入了艺术的境界。人们被打动了。
在历史的这一刹那，到会的每一个人都充满了崇高的使命感。
如果能把这一刹那的崇高保持住，该是多么好啊!

八

奇怪，当某些部队将要撤编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各个都很出色。他们在急刹车、急转弯、转轨改向的时刻所表现的优良的自我调整、自我控制能力，他们在结束自己历史使命的关头所表现的高风亮节，尤其证明他们不愧是传大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乍看起来，仿佛军委是专门挑选优秀的部队撤掉一样。
某军在被宣布撤编之后，军首长每天早晨照常带操跑步……他们依然是正正规规的军人!某军机关大院在移交前夕，路照修，树照栽，礼堂照盖，基层工作的会议照开。军队建设的大局，军队未来的利益，是他们最高的行为准则。
某师长年在贺兰山区分散放工。撤编前夕，师长跑遍全师每一个分散单位，包括只有一个战士的执勤点，完成了他多年的夙愿。
某军一面进行撤编准备，一面加紧施工，为某市的煤气化工程埋设管道四十余公里。另一野战军在撤编前夕为驻地市、县抢建公路和给水工程，还修建了四个电视差转台……
他们为军队、为人民做出最后一次奉献之后，立即遵从整编命令，坚决、利落地完成了最后一个军事动作——撤编。
塞外某师长年担负艰苦的施工任务，十四年中有十三年住在工地和民房。他们坚持完成施工任务之后，许多同志工具一放，工作服一脱，连营房都没回，就从工地踏上了退伍的旅途。有的干部送走了退伍、转业的战士，连洗澡、理发都没顾上，下山就进了“编余干部连”。
这是一次非战争情况下的全军紧急动员、紧急行动。东北大地，寒冬的逼近使他们的行动格外紧急。不然，几十万经过调防和重新组合的部队将来不及进行性命攸关的冬防冬贮工作。同一时间内，他们进行了建制和部署调整，干部选配，兵员复补，装备收交和封存，冬防冬贮工程……多项工作同时展开，交叉进行。命令一下，东北的铁路线上先后有一百三十三个列车梯队，公路上有一百八十个摩托化梯队隆隆开进，一个月内全部调动完毕，创造了军区历史上最宏伟的场面。
1985年秋冬两季的中国大地上，到处都在演出着与将士出征同样震撼人心的一幕。

九

9月1日上午，S师师长刘代坤和政委柴家信乘坐一辆北京吉普，去省城参加军区党委扩大会。这是军以下部队整编“定盘子”的会。
以往去军区开会，他们总是兴冲冲的，急于知道会议内容。不论布置什么任务，他们都摩拳擦掌，在车上就议论怎么贯彻，生怕落在兄弟师后头。可这次，一上车心里就酸溜溜的，只盼车子慢点开，晚点到，晚一分钟听到那个“不幸”的消息也是好的。
S师自1949年3月组建以来，参加过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云南剿匪、勘界警卫作战等战斗，是一支有战功的部队。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又创造了“岱乃阻击战”这一着名战例，涌现出“攻坚英雄营”、“能攻善守英雄连”和“守如泰山英雄连”等三个受军委命名的英雄集体，出现了山达、阿尔子日、徐泽贵、李水波四名全国着名战斗英雄。获得荣誉称号的集体和个人，在本军各师中是最多的。1985年该师侦察连赴前线参加侦察作战，又是同批参战侦察连中的佼佼者，军区授予该连“英雄侦察连”称号，军委命名该排排长傅孔良为“战斗英雄”。平时完成任务也很出色。1983年总参推广过他们实行“战士班长化、班长干部化、干部多能化”的训练改革经验。
但是，他们在本军内毕竟是组建最晚的师，按照“去新留老”的惯例，他们早就预感到有可能被撤编。
政委柴家信四十四岁年纪，有二十七年是在这个师度过的。他在这里入团、入党、提干，而后是排长、指导员、干事、股长、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师宣传科长、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几乎一步不落地挨着台阶走上师政委的岗位。他的青春，他的历史，他的痛苦和欢乐，都与这支部队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他多么希望她永远存在下去啊。
刘代坤是1983年1月由兄弟师调来当师长的。三年来，他干得顺心得手，意满志高。遗憾的是，三十几年来，师长换了一茬又一茬，偏偏赶到他当师长的时候，一切都要终结了。他感到忧伤和不平……
晚上六点，刘代坤和柴家信总算晃进了省城。
9月4日，首长宣读了该师撤编的命令。虽是意料之中的事，此时还是一阵悲凉。9月8日，一宣布散会，他们即刻登车上路，没心思与任何人打招呼。去哪里? ×××团。
团部离省城仅五十公里。刘代坤和柴家信想到就要站在部下面前了，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惋惜、忧伤的情绪被神圣的责任感挤开了。现在他们该想的不是撤不撤、愿不愿撤，而是怎样撤!
当天，他们就召集了干部会，传达了撤编命令。心情不轻松，话语就沉重。柴家信说：“谁对自己的部队没有感情? 正因为有感情，才不能给部队抹黑，哪怕是到了最后一天。如果我们撤得乱糟糟的，就对不起我们师的老前辈，对不起在本师服过役的干部战士，尤其对不起埋在云南屏边的二百零二位烈士!”
这个团对云南前线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们的二连在岱乃阻击战的两天两夜中，先后有七个干部代理过连长，十四个正副班长代理过排长指挥战斗，真正是前赴后继。代理连长杨金红头部被炸伤，他推开来背他的战士，喊着：“我不下去! 我不下去!”战士硬把他抬上担架，他却死死拉住担架旁的一棵小树，直到把树枝拉断……“战斗英雄”徐泽贵在头部被子弹击中的一刹那，把最后一枚手榴弹投进了敌群，人已牺牲，手还举在空中……
刘代坤说：“我们师仗能打，平时工作不含糊，撤编也要撤出个样子来! 如果平时我们干工作用了八分力，现在就用十分!”
一个布置“散伙”的会，居然充满了战前誓师的悲壮气氛。
从这天起，到年底整编结束，师党委的八名常委没人休过星期天，一年中没人休过假。他们真的用了“十分力”，决心“撤出个样子来”!
部队整编，最棘手的是干部进、退、去、留问题。想走的，部队需要，不能走;想留的，按干部“四化”要求，又往往不能留。如果从“甩包袱”或迁就照顾个别情绪出发，会少许多麻烦，又可以被感谢，但部队建设要受损失。何去何从，对领导者的党性观念和个人品质是个严格的检验。
按整编方案，该师撤销后，将以师机关为基础，加上另外两个坦克团的干部，组建坦克旅。上级把筹建坦克旅的任务交给师党委牵头。于是，许多同志巴望师党委在坦克旅领导班子和机关里多挤进几个“自己人”。老实说，师里几位领导在最初拟定的预案中，也未能摆脱这种情绪的支配。
这天，政治部主任朱勋耀带着预案去参加上级主持的协调会。会上先由两个坦克团介绍干部情况。朱勋耀一听，两个团的一些营团干部条件很好，整编后旅直辖营，团一级没有位置了，把这批有专业特长的干部放走太可惜了;而预案中有些位置安排的却是不懂坦克业务的本师干部。他没敢把预案亮出来，赶紧回来汇报。为此，师党委开了三次会。最后还是决定从有利于坦克部队建设出发，对师机关原已选入的干部忍痛割爱。结果，旅参谋长、副参谋长、技术部主任、作训科长、战勤科长以及技术部大多数干部，都由两个坦克团的干部担任。旅机关包括旅领导在内的九名副团职以上干部，师里占四名，两个坦克团占五名。这个方案一报上去，一次就通过了，军里和两个团都满意。
被师党委“忍痛割爱”割下来的干部，有一位叫王振乾。他1968年入伍，当过十年作训参谋、四年教导队队长，对步兵业务很熟，精明能干。七月份师教导队撤编，调他代理军务科科长。整编期间，军务科是任务最重、最繁忙的部门之一，他任劳任怨，加班加点，干得很出色。师里本来安排他担任坦克旅副参谋长，后来把这个位置让给了一位毕业于装甲兵学院、熟悉坦克业务的干部，把他“编余”了。
采访时笔者见到了王振乾，此时他是“善后办”行政组的负责人，相当于司令部参谋长的角色。前不久，成都军区李硕副政委在关于编外干部工作的电话会议上表扬了他。
这确实是个优秀干部。他说，他对军事工作充满兴趣，提升不提升是小事，就是想在部队干一番事业。但是，现在路已堵死了。军里几次考虑启用他，都未成功。前不久又介绍他到省军区所辖预备役师当团参谋长，也被退回来了，因为那里的干部也多。军干部处的同志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得承认现实，确有不正之风，一些优秀干部的位置，被一般化干部顶了。现在，我们只能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组织上尽量替你考虑;一方面，你自己找找门路，只要有接收单位，我们立刻放人。”
听到这些情况，我越发觉得该师党委当初的“割爱”之举难能可贵。
整编中，这个师要交出去四十三个连队。怎么交? 交出一支什么样的部队? 党委成员想法很一致：整编不单是减少人数，而且要达到提高全军素质的目的。以后，我们作为一个师，再没有给军队效力的机会了，交出去的这些连队，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贡献。我们师的作风如何，战斗力如何，将从他们身上体现。因此，一定要交出一支呱呱叫的部队。
选配、调整这四十三个连队的干部，只有一条标准：选好的! 不少老首长、熟人和上级机关的同志打电话、递条子，或者找上门，要求对某些干部给予照顾。凡不符合上述原则的，一律不办。到整编结束，他们共压了二十三张条子。
10月6日，S师某团二营要出发了。这是“能攻善守英雄连”所在的营队，他们在“岱乃阻击战”中最先建树了功勋。如今是该团唯一保留的营，将转隶于兄弟师的一个团。
一大早，十八台汽车编好行军次序，载着装备器材，整齐地排列在大操场上。干部战士背着行装，列队在前面。
师柴政委、张副师长和团里领导都来送行。柴政委和张副师长已在这个团住了将近一个月。他们从全团挑选干部，充实到这个营。营长配的是军的“连长标兵”罗真宪，教导员是“战斗英雄”朱山荣，副营长是年年立功受奖的好连长朗一偏初。另外还由本团选出的八名干部和炮团的四名大、中专毕业的排长，换下了该营十一名岁数较大、文化较低的干部，由于该营训练任务重，战士饭量大，是有名的“超粮户”，师里又给他们补粮三万七千斤，外加两千元钱。
天下着小雨。团部的大喇叭播放着进行曲和动人祝词。机关干部们来了，团部的家属、孩子，二营“共建单位”以及驻地附近的群众听到消息也自动赶来了。
张副师长代表党委讲话。他是这个营的老营长、该营四连的老连长。
“亲爱的同志们：在我师的序列中，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作战、训练、生产、施工等各项任务，出现过闻名全军全国的英雄模范，为我师的史册增添过光荣的篇章。……师党委感谢你们，全师指战员感谢你们!
“……同志们! 我们师和我们这个团的建制撤销以后，新部队的首长和同志们，将从你们身上看到老部队的作风和素养，你们就是我们这个师和团的代表。同志们，师党委拜托你们了……”
队列里和送行的人群中，有了低低的啜泣声。
营长罗真宪站出来代表全营致词，可是，他只讲了句：“敬爱的师、团党委，首长和同志们，我们……”就讲不下去了……
战士们低着头。老首长们擦着泪。人群中的妇女和孩子哭出声来。
依依惜别的时刻，团长、政委代表团党委向二营赠送锦旗，上面绣着：保持光荣传统，创造更高荣誉。
接着，二营要回赠一面锦旗。这是许多人没想到的。师和团都要撤销了，这旗往哪儿挂呢? 旗上写什么呢?
教导员朱山荣流着泪，将旗哗地抖开，只见上面是十一个大字：
永远铭记老部队养育之恩
——有地方挂也罢，没地方挂也罢，他们要离开了，老部队要撤销了，这面旗他们不能不送! 全营每个指战员都想说的这句话，他们不能不说!
鞭炮、锣鼓响起来。二营在惜别的泪雨中上路了。他们是开赴新的营地，依他们的心情，倒宁愿让汽车直接开到战场……
至今，柴家信谈到当日的情景，仍然热泪盈眶。他说，除了在战场以外，他体会战友感情最深的就是这种时刻。他们师的侦察连7月份刚从前线撤下来，接着就撤编了，干部战士要转隶到兄弟部队去。他们是半夜出发的，天又下着雨，凡在家的师领导都去送别。这时候，最调皮的战士也那么恋恋不舍。他们没有更多的话讲，就是摸着黑拉住你的手不松开，热泪吧嗒吧嗒地掉在手上……想想他们，我们觉得这些年的工作总算没白做。个人即使受点委屈，即使将来解甲归田，也认了……
当我来到这个师的时候，他们已撤编七个多月了。这里还有包括各团在内的四百多名边学习边等待转业、分配的干部，在“善后办”的组织下过着军事生活。原来师党委的八名常委除参谋长和主任被纳编、一名转业外，有五名列为“编外”。他们包括史景贤顾问在内，每天上午和“善后办”机关的干部一样照常上班，一起碰头，研究工作。营区里没有杂草，没有垃圾。雇请的花工、维修工比以前一个不少，空出的营房正在逐一维修，花草树木该移栽的移栽，该修剪的修剪，仍然蓬蓬勃勃，充满生气。
柴家信政委说：“已经撤编半年多了，可我老感到我们师好像还存在一样……”
是的，它的形体消失了，灵魂还在，遗风还在。它将被保留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分钟。

第四章 为了后方的精简整编

十一

部队在第一线上英勇地坚守了一个夏天又一个秋天，已经相当疲惫。频繁的战斗，夜以继日地绷紧每一根神经，防偷袭，防渗透，防炮击。山洪冲毁了道路和工事，雨水灌进猫耳洞。在那些距敌人只有几十米、十几米甚至七八米的前沿哨位，下面是积水，上面是雨水，加上蚊虫叮咬，战士们身上已经溃烂。补给线被敌人炮火封锁着，为运上去几听罐头常常要花血的代价，为抬下一个伤员常常要出现第二个伤员……于是，在前沿坚守九十天、一百天，成为人的体力所难以逾越的纪录。战士们撤换下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体力自己走下阵地……
于是一个念头悄悄地爬上了前线干部战士的心里：该换防了吧?
没有人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姜福堂必须回答。
按正常情况估测，似乎该换防了。但是现在没有消息。为什么? 姜福堂能够理解。没有消息，就等于是继续坚守作战的命令。为了一切神圣的目的，也为了这支部队能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必须使指战员做好长期坚守的思想准备，保持高昂的士气。
党委会上，姜福堂提出要使每个指战员明确：后方正在进行精简整编，这是我军实行战略转变、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措施。我们延长坚守作战的时间，就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后方的精简整编。
——这是哪里来的精神? 上级这样布置过吗? 没有，这是一支教养有素的部队对于自己战略使命的自觉! 这是一个指挥员所应有的通晓全局、勇于牺牲自己局部利益换取全局胜利的品质。
精简整编，对这个局部来说，就意味着更多的血和生命的付出啊。
党委的意志和决心，通过政治思想教育一级一级贯彻下去。效果究竟如何? 同志们能不能想得通? 战场上的政治工作，容不得半点虚假和马虎。姜福堂亲自下去，直接了解。
“同志们，我是来感谢大家的，代表党委感谢大家!”每次爬上阵地，走进坑道、猫耳洞，他开头总是这样说。然后，身上带的烟、食品，罄其所有，与战士分享。作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他对浴血奋战在第一线上的干部战士怀有强烈的敬佩和感激。他觉得自己应该在同志们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刻出现在他们身边。
这天，姜福堂来到前沿某连阵地，与一个叫粘成山的战士攀谈起来。他问他：“你说说，我们为什么要长期坚守? 连里是怎么讲的? 这些理由对不对?”
出乎意料地，小粘告诉他，战士们对连里讲的三条理由中的两条有议论。比如，说我们少换防一次，就给国家节省一大笔交通费用。战士私下说：“省钱是不错，可我们要是当初不来，不更省钱吗?”又比如，说我们部队作战时间越长，受锻炼就越大。战士说：“那么，兄弟部队受锻炼不就小了吗?”只有支持后方精简整编这一条，战士没意见，想得通。
姜福堂大受触动。我们的战士是有头脑的，是在了解一切的情况下自觉自愿为祖国献身的，政治工作中不能有任何一点哄骗的意味。尤其令他感动的，是战士们对“支持后方精简整编”这一条的充分理解。这种“支持”可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以血和生命做代价的呀!
后来，姜政委根据这些情况和政治部的调查，及时地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教育的要求和方法。他在小粘后来给他的信上，写了长长一段批语，传达到排以上干部，要求他们不要满足一般教育效果，要了解战士的具体困难和要求，即便有的困难不能解决，领导也应知道。要把工作做到每一个猫耳洞，做到每一个战士，每一个家庭。
部队得到了一股新的动力。从长期坚守作战的需要出发，他们加修工事，发动群众研究战法，仗越打越精。
张志坚部队长早已从不利局面下缓过手来。他成功地推迟了敌人可能在近期发动的进攻计划，在“七·一九”防御战斗中粉碎了敌人两个营的进攻，接着，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九·二三”、“一二·二”、“一·二八”……战斗一次比一次打得漂亮，一次比一次代价小、战果大，而士气也越来越高。
1986年新年以后，有一个故事从前线流传到后方，说是有一个战士找姜政委这个“大老乡”走后门，要求参加“突击队”。这个走后门要求参加突击队的战士，不是别人，就是前面写到的新战士粘成山。临下阵地的时候，政委握着小粘的手，问他：“家里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事要我办?”
小粘对政委已经毫不见外了，他犹豫了一下，终于说：“政委，我在前线流血、牺牲，都不在乎，就是老惦记一件事：爹妈就我一个儿子，他们年纪都大了，住的还是破房子。砖、瓦、木料都有，就是村里不给宅基地……”
“这事交给我吧。”
下来以后，姜福堂一直记着这件事。不久，恰好一位干部要出差到山东去，他把这事当作一件任务交给他，就这样，小粘唯一惦记的问题解决了。
十二月，粘成山所在连队接受了收复某高地的任务，要组织突击队。突击队员应是全连最信得过的人，是准备有去无还的人，战士们也称它为“敢死队”。哪个人能被选中，将是前线战士最荣耀的事情。
全连差不多都报了名。这个说：“我家在山区，从小就爬山，善于山地作战。”那个说：“我们家乡对军烈属优抚工作做得好，我没有后顾之忧。”另一个说：“我是老兵，军事技术过硬!”……
小粘呢? 他长得胖乎乎的，个不高，体不壮，又是新兵，又是父母唯一的儿子……可他不甘心，他也在寻找自己的“优势”，他想到了他的“老乡”。他立刻给政委写了封信。这时，政委正在团里蹲点。
姜政委：
我们连正在选突击队，竞争太激烈了，看来我是选不上了。可是，我一定要去呀，我盼了多久才盼到这一次机会呀! ……政委，请你看在老乡的分上，帮我说说情吧……
姜政委一看是为这事，顿时眼眶发酸。走后门干什么的都有，没听说有走后门参加“敢死队”的。有这样的士气，还能不打胜仗?
——好! 这个后门我就给他开!
恰好这时团里开会，小粘所在连的指导员也来了。姜政委给他讲了这件事，当时团里几位领导也在场，都大受感动，当场拍板：算他一个，让他去!
突击队开始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和训练。新年前夕，山东省慰问团赶来给突击队员们敬酒壮行，姜政委也去了。他特意把小粘叫到身边，敬了他一杯酒。干杯之后，小粘悄悄对政委说：“政委，谢谢你帮了我的忙。过年了，我送你一副对联。”
姜福堂打开一看，写的是：
老乡非老乡，革命感情山高水长同心又同德，将军士兵共守南疆
姜福堂很激动。“这是你写的?”
“是我和大伙一块编的词，请地方一位老师写的。”
“给没给人家钱?”
“给了他一块四。”
“写得好!”姜福堂说，“奖励你——两块!”
啪! 姜福堂把两元钱按在粘成山的手掌里，紧紧地握了一握……

第五章 还有一条保障线

十二

像S师一样，有一批部队撤编撤出了名。大报、小报和军区、总部的工作组，都写过他们的事迹。写者动情，读者感奋。如果把他们的表现同另一些人的行为比一比，简直不敢相信：同是共产党，同是解放军，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S师的政委柴家信说：“部队整编不是一次了。凡是领导把关不严的，每次都要坑害一批干部。这就像打仗时一样，在战场上好像是‘不拿白不拿’，回来后都要来个‘一切缴获要归公’。结果是有的受处分，有的挨通报。”
师长刘代坤说：“我们坚持在财、物上把关，与师里三年前发生的贪污案的教训有直接关系。”在那起贪污案中，一个科长被判刑，一个助理员被开除党籍，降职降级。他们栽了跟头，终生遗恨，作领导的也很痛心。
他们是聪明人，他们有远见。他们在行动之前就看到了行动的后果，可谓“警钟长鸣”。而另一些同志却似乎失去了理智。
如果长期生活在一个组织中，生活在某一组织的领导、教育、关心和约束中，那么，一旦这个组织被解散，就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人与人的一切联系都切断了。你不再领导我，我不再监督你，你我他谁也管不着谁了。像突然脱离了地心引力，人心失重了。在这种状态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约束、控制和匡正，庄严的战略性行动将在一片混乱中变得面目全非，为着崇高目标的一切努力，将被四面八方的冲击力和摩擦力消耗殆尽。
对此，党中央、中央军委在下决心的时候是有充分准备的，并且显然具有足够的信心。为了保证体制改革、精简整编顺利进行，为了避免同志们在大转折的关头犯错误，军委邓小平主席、杨尚昆副主席等领导同志，从军委座谈会上提出整编之日起，就一再提醒各级领导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发扬风格，顾全大局，模范执行纪律。各总部在制定行动方案的同时，也制定了各种政策、规定和要求。6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和总部领导同志再次向与会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解释、说服，向全军发出号召。
还在部署整编行动之前，5月，军委纪委首先召开了全军纪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和纪检工作如何保证这一战略行动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总政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全军各级政治机关发挥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搞好整编中的思想教育。接着，全军各级纪委几乎都召开了会议，分别制定出若干“必须”、若干“不准”，层层下达。
组织是严密的，规定是具体的，行动是坚决的。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全军纪检系统的工作同志，将个人的进、退、去、留置之度外，刚正不阿，辛苦备尝，表现了坚强的党性和很高的效率。——除了南疆前线的忠勇将士们之外，他们是这场百万大裁军的又一条保障线。
毋庸讳言，某些单位在整编中发生的问题是严重的，其范围和程度甚至超出想象。然而同样超出想象的是：查处这些问题的过程竟然相当迅速而顺利。这一组矛盾现象中，不乏值得回味和记取的东西。
1985年6、7、8月，传说某撤销单位的大院里出现了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热闹气氛。
今天分机动福利费，明天发烤火费，后天又发购买学习资料的党团费。端午节、“七一”节、“八一”节，节节“补助”。起初的几笔款项，都还有些合情合理的缘由和名义，到后来，有的部门分得兴起，分得手热，也顾不上是什么“费”什么“金”了。有的用文化教育奖励费和办公费买电炒锅和毛毯，有的分了用业务费买来准备发给部队的收录机和照相机，有的分了出租军教片和射击场的收入……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尽所能”，三个月内，机关人员平均每人分得八百三十九元。
正当这里分得热闹时，军委纪委的专职委员带着工作组到了。他们的皮包里装着寄到北京的揭发信，装着军委首长的批示：“严查”。
俗话说：“法不责众”。问题涉及的层面这样宽广，既得利益者如此众多，怎么查? 工作组和本部纪委的同志感到棘手。但是，他们除了决心之外，还有一条足以显示决心的事半功倍的途径：先从上头查起!
应该说明，绝大多数领导同志都没有伸手要过什么东西，但是当管理部门把东西抬到门口时，也没人拒绝。既然如此，当他们对下属的分钱分物风“有所察觉”时，也无话可说了。
上行一寸，下行一尺。要刹住歪风，当然也应自上而下。领导同志首先做出检讨，并且立即公开地彻底清退违反规定配发的物品。这一来，群众中原来的抵触情绪顿时消解，清查工作可以说一帆风顺。该退出的财、物，很快如数归公。
看来，法未尝不能责众。无论歪风多大，要刹住倒也容易。办法并不难想，关键在于是否认真。

十三 “857210023”行动

某些看似复杂的问题所以能够迅速解决，乃是当事者自身矛盾斗争的结果，是他们尚未泯灭的觉悟与良知的顽强表现。如果我们贴近观察一下这个过程，将是很有意味的。
7月19日，某后勤部物资局正在召开支部大会。按计划，要在会上讨论几个同志的奖励问题。但会议开始不久，题目就由精神领域转到物质领域里来了。
原来，物资局和物资供应站合办了一个木材加工厂，盈利六万元，按协议两家平分，作为各自的生产费。1985年6月，即得知两大军区合并之后，局长派人从供应站把这三万元提出来，以私人名义存入银行，保证“随时可取”。
支部大会上有人建议，要研究一下两笔财、物的处理问题，此时局长外出，工作由财务助理员、党支部组织委员M负责。会议留下这样的记录：
李××介绍情况：木材加工厂有点盈利，局快解散了，提前给大家分成。该厂提出给每人买个照相机或给钱……
汪××介绍情况：局长讲，把生产费提出来(分十四人)。
——“分十四人”，即按十四个人平均分配。主持会议的M助理员说：“局长走之前给你们交代，可没给我交代过。照机机和三万元生产经费的问题，要等局长回来以后再定。”他的意见立即遭到了反驳，有的说，有责任由局长和我们大家负，你怕什么? 有的说，听说经费开支马上要冻结了，再过几天就发不成了。M助理员还是未敢松口，但参加会议的八名党员中，同意分钱的成了压倒多数。最后，为了打消他的“顾虑”，也防止有朝一日承办人说不清楚，又由一位支部委员执笔，写了一份“会议纪要”：
关于三万元生产费的分配方式，不是哪个人提出的，是大家一致要的，与具体承办人毫无半点责任，如此款分得不妥，立即如数收交，不得借故拖误。
下面，是在家的八名党员和两个驾驶员的签字，包括M助理员。经手分钱的同志还觉得心里不踏实，当他把钱交到每人手上时，又让他们在本子上留下亲笔签字，以备查询。可是，这些名字是为什么事而签的呢? 总不能明明白白写上“集体私分××××元”吧，于是，他颇为得意地编了一个既能保密又无歧意的行动代号：“857210023”。破译出来，就是：1985年7月23日，分得二千一百元。
局长的那一份，由承办人存入银行，暂时代为保管。不久，局长回来了，没有任何动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二百一十张“大团结”是很诱人的。但得到钱的人心里并不很踏实。尤其是那位M助理员，一直处在矛盾的痛苦之中。这时，他即将被调到新的军区工作。一天，他向前来接收的处长请求改行做其他工作，离开物资部门。理由是物资部门出差多，政治学习机会少，又经手财、物，不正之风盛行。他想采取逃避政策，逃出是非之地，逃避良心的谴责。为了替自己的请求注解，表明要求改行的诚意，他列举了物资局不正之风的几个事例，其中提到了私分三万元生产费。但他再三强调：所举的例子只是为了说明要求离开物资部门的理由，而不作为向任何人反映汇报的依据。
不日，物资局局长召集全局大会，一上来就说：“今天早上，后勤部首长找我谈话，说有人反映我们分了那笔钱，让我来追查。反映的人是我们局里的，这个人对这笔钱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你们谁分了钱谁就说。”会场立刻炸了锅。有的嚷道：“是哪个小子反映的! 让他站起来说说嘛!”有的说：“我已经花了，退不出来!”有人出来献计：“局长，你就跟上边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谁反映的让谁赔钱!”
M助理员暗自叫苦。这个会不是追查分钱的事，倒像是在追查反映情况的人。
在一片吵嚷声中。局长说：“好了，这个问题就谈到这儿。既然大家都说没分到钱，那我就跟上面说没这回事。”
局长的“追查”就这样结束了。他果然向上汇报说：“没有这回事。”直到两个月后，后勤党委再次追查此事，M进一步反映了事情经过，并首先退出二千一百元之后，才真相大白。二万九千四百元现款即刻退齐，原来谁也没敢动，正应了“会议纪要”上的“伏笔”：“如此款分得不妥，立即如数收交，不得借故拖误。”
物资局私分生产费行为受到上级通报批评，局长因此事及其他错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文件中也给M记了一笔：“主持会议讨论私分的M同志对此负有重要责任”，他“既没有采取坚决的态度制止私分，又没有当众拒收分给他的钱”等等。
不错，M同志不是个响当当的英雄，但他毕竟没有丧失一个党员基本的觉悟和良心。

十四 188/03048号军运

某军区纪委调查组刚刚查处了一起倒卖汽车案，准备班师回朝，“大本营”来电：先不要走，顺便查查他们的政委。材料随后就到。
于是，我们得到了下面的故事。
××火车站，一辆可载六十吨的车皮正在突击装车，货场站台上，停放着九台解放牌卡车外加一辆吉普。四十七名战士挥汗如雨，把大小几十个沉重的包装箱从卡车上抬到火车上……
军运号码：188/03048物资：115M3 定量：30T
里程：1450km 运费：2070元
一位铁路老职工问身旁擦汗的战士：“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调防?”
战士说：“不，我们政委在搬家。”
老职工目瞪口呆：“我的天! 这个当官的可捞肥了……”
这位“当官的”，读者已经认识了，他就是军委扩大会后绕道旅游二十天后才返回部队的L。
如果没有本节披露的故事，或许他绕道旅游那件事尚可原谅。如果他自知有愧，回来后努力工作，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可是，他回来后忙了些什么呢?
10月的一天，L政委的儿子小L找到修理所技师说：“喂，我家说了，叫你给设计一个花房，要能拆卸拼装，用角铁做，材料你直接找运输助理员去领就行了……”
在抓紧赶制花房的前前后后，政委还办了这样几件大事：
向军后勤部和下属某师要了二十一张包装板，说是搬家时打包装箱用。
拿走公家的索尼微型收录机一部，磁带五盘。小口径步枪两支。
搬走办公室大写字台、衣架、小茶几各一个。
替姐夫花三千元买一台“退役”汽车，额外又要了四桶汽油。
……养花的，打鸟的，听曲儿的，都有了，还让警卫员从军部图书馆背走八十几本书。
以上各项，都是政委亲自操办的，除买汽车外，当然都未付款。与此同时，政委夫人和他的儿子小L，“背着”政委进行着同类性质的勾当。
应该说明，L政委一家人处心积虑地搜罗家具和养花打鸟的玩物，并不是立刻告老还乡。不，他没有后顾之忧。他已被任命为某省军区政委。他不过想趁部队撤编的“方便”，先把家搬到山东去。
如此庞大的家资，没有一个车皮是装不完的。
九台卡车装得满满登登，就要上路了。养花的钢架房涂着锃亮的草绿油漆，也装好了。有人忽然想到公路部门的一条规定：钢材不许出省。L政委急忙命战士挖些养花肥土盖上，上面又放些花盆……
车队浩浩荡荡出发了。装车的战士望着尾车的影子，怅然兴叹：政委真是“刮地三尺”啊——把军营的地皮都拉走了!
告状信，差不多是与L政委的搬家车皮同时北上的……

十五 忙坏了李廷忠

8月31日，昆明军区机关停止办公。
司令部、政治部工字形的办公大楼，刚刚整饰一新;一座饰有天蓝色涂料的现代化通讯中心，高踞机关大院的一角，造型优美，鹤立鸡群。可这一切，顿时都失了生气。
楼道上到处是丢弃的废纸、过时的公文，办公桌横一个竖一个，有的四脚朝天摞在一起。这景象，看一眼都寒心。
李廷忠小心翼翼地躲开满地的废纸，仄着身子从横七竖八的桌子缝里钻过，到楼道头上他的那间办公室去。那里是军区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
这座楼里，只有他们还在办公。
管理员来过几次了，催他们交房子，交钥匙。李廷忠摊开两手，苦着脸说：“不行啊，你看得见，我们正是最忙的时候!”
纪委办公室的桌子上摊着卷宗，还有十几个同志在埋头工作。其实，“纪检办”名义上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全都是无职无权的干部，李廷忠则在两个月前就接到了离休命令。
李廷忠六十四岁了，担任纪委正师职专职委员已有四年。由于纪委副书记身体不好，他实际上是纪委日常工作负责人。
李廷忠1937年入伍，1941年入党。从那时起，他就是副耿直心肠，至今不会打弯儿。用他自己的话说：“老正统，改不了啦。”
顺便提一下：这位“老正统”早就与上文的L政委打过交道。L当师政委时，明知故犯，超标准修造领导干部宿舍被检举。李廷忠一到，先打招呼：“我这次的任务，可能与您有关系，请多包涵。”L面不改色：“查吧，保证没问题。”一查，大有问题。L挨了通报，受了处分，这几年“官运”倒还不错;而李廷忠如今连原位都维持不住了，却仍然是L们的“克星”。这次直接负责查处L政委的，就是李廷忠带起来的一位年轻的“纪办”副主任。
离休命令公布以后，李廷忠一切照常，而且他更忙了。他步量过，从他的家到办公室，一千三百米，以前他是一天两个往返。现在变成了三个——晚饭以后，他还得去加班。没有了结的案子，要抓紧了结或准备移交，档案要清理，纪委干部个人也面临进退去留问题，他要挨个做工作……更成问题的是：进入整编以来，揭发信和上门告状的多起来了。
下面的同志不管你是否已经离休，部门是否已经撤销，照样到这里来反映情况。他们仍然信赖你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那么，李廷忠就不能离开，不能不管。别的权力没有了，他还可以反映情况。直到9月1日以后，他们仍然每周一次地向上写报告。
李廷忠大概是该军区机关最后一个撤离办公室的人。别人忙碌意味着事业兴旺，他是越忙越痛心。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些“失态”的角色，都是党员，都是干部，而且都刚刚经过整党啊! 中央和中央军委整顿党风的决心还不够大吗? 全党为之花费的人力、物力、时间还不够多吗? 整编当中，从军委到各级党组织，关于防止种种不正之风的首长讲话、文件、纪律、规定……还不够详尽吗?
可以说，整编中发生的种种问题，没有哪一种是军委、总部事先未曾预见到和提醒过的。
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是否还有什么未被认识的规律在起作用呢?
应该说明，本文上面罗列的种种不良现象，都是有关党组织和纪律检查部门已经查清和处理了的。违法乱纪的是党员，揭发检举的也是党员，查处错误行为的仍然是党员，有的就是犯错误的党组织本身。这正是我们的党和军队自身抵抗力的一个证明。
前面说过，以为某一组织解散就是一切社会联系被切断，只是一种错觉。当初费尽心机忙忙碌碌贪占便宜的同志，最后除了留下懊恼、悔恨、耻辱和教训之外，什么也没得到。
1986年8月，中央军委发出通报，宣布给予L同志党内撤销一切职务、行政撤销省军区政治委员的处分。在此之前，军区党委常委曾经集体与之谈心，耐心等待他的觉悟。L同志在几次会议上做了比较诚恳的检查，按照纪委查实的数目，补退了四千八百多元现款。不止一个人告诉我，他非常后悔，几次在上级和老同事面前流泪。他的上级和同事们也同他一样感到痛心。
这些教训及其引起的思考，可说是精简整编的额外收获。

第六章 七嘴八舌说干部

十六

一夜之间，人民解放军有六十万干部被列为“编外”。六十万相当于英国或法国的总兵力!
这“一夜”是很长的。其间有一系列复杂的动作、深刻的学问，关联到整个体制改革、精简整编过程中最难答得圆满的一道题，这就是——干部工作!
你、我、他，究竟把谁划到编外，把谁留在编内，又把谁提拔到高一级的岗位?
年轻化，化到什么程度合适? 如果一个干部年轻些，另一个干部能力强些，应该提拔谁?
知识化、专业化，以什么为标准? 你说这个干部有文凭，学历高;我说另一个干部实际工作能力强。究竟谁看得准?
革命化，虽然不是新题目，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衡量革命化程度的标准是否也应有所改变? 你说他成熟、稳重，我说他保守、圆滑，缺乏创造精神;你说他敢作敢为，勇于改革、开拓，我说他骄傲自大，思想偏激……究竟谁是谁非?
……干部制度、干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其中充满着难以量定的千差万别和时刻在变动的因素。除了它本身所具有的矛盾之外，在实践中还处处受到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影响，受到领导者和具体执行者个人品质和政治素养的制约，这就使其更加复杂。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主席提出裁军一百万的时候，是从哪里讲起的? 是从干部工作，从干部工作的现状和改革任务讲起的。它是整个体制改革、精简整编行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又是完成整编任务的一条基本保证。
“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邓小平说，“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他把事情的复杂性、艰巨性说透了。他把决心说足了。他和我党我军整个最高领导层都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沉重使命。
谁都不会否认，经过整编，我军干部队伍的构成和干部工作本身的面貌大大前进了一步。最难解决的高层领导老化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我们不但有了五十几岁年富力强的大军区一级司令员、政委，也有了四十几岁朝气蓬勃的总参副总长、总政副主任和总后副部长。在团以下，前几年已经在干部“四化”进程中迈出较大步伐，这次整编，又使干部平均年龄下降二至三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所占的比例，提高了百分之十五;经过军队院校培训的干部所占的比例，提高了百分之十二。干部队伍趋于稳定，基层得到了充实。而在军、师一级，领导班子的新气象是最引人注目也最令人兴奋的。我在各部队采访，随时都会遇到一些新走上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他们的宽广视野，勃勃雄心，强烈的改革、开拓意识，充沛的体力、精力、记忆力和思想穿透力，每令你产生今非昔比之慨。
但也毋庸讳言，整编前后所暴露的矛盾、问题仍然是大量的。一段时间内，这些问题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探亲访友的议论中心。到部队走一趟，无论军、师以上谈吐严谨的负责干部，还是下层参谋干事连排长;无论退下来的老同志，还是在位的“新官”，几乎每个人都能指名道姓地讲出几个真实故事。他们愤愤不平，他们啼笑皆非，他们叹息感伤，他们含酸带刺……无论哪种语调和表情，都使我感到一股推进改革、匡正时弊的愿望和激情。

十七

当矛盾产生的时候，解决的办法就在酝酿着了。当矛盾充分暴露的时候，解决的时机就成熟了。
精简整编打破旧的结构、秩序和某些观念，它使原来的人际关系松动脱榫，它使潜藏的矛盾充分露出本相。它是一次革命性质的动荡，让陈腐的过时的东西当众出丑，而对新生的进步事物则是一次解放。
它提供了一个机会。
那些分钱分物，“刮地三尺”，大发“裁军财”的人;那些趁机徇私提拔自己的子女、亲信，让他们一夜之间“成长”为军队“栋梁”的人，都看准了这个机会。
1985年7月18日，成都军区政治部在整编最忙乱的时候召开了一次改革讨论会，干部部长程功明在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抓住极好时机，改革干部制度》。
他看准“这次精简整编是改革完善干部制度的极好时机”。他像等待播种的农夫终于盼来了积雨云，把他的耧车敲得梆梆响，急切地呼唤：“抓住这个时机，我们就抓住了干部工作建设的时间和效率，改革将事半功倍;失去这个机会，我们将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干部制度的改革，单靠领导和干部部门关起门来改是改不出名堂的，必须打破神秘化和封闭状态，向群众开放，借助群众的力量。1985年5月，成都军区机关将要撤销的消息弥漫大院，上上下下都在进行“收摊”和“散伙”的准备，政治部却反常地发起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活动：向全区指战员征求关于干部工作改革的建议，并将举行干部工作改革讨论会和设立“干部工作改革建议奖”。
没想到，各部队在整编前夕情绪波动的情况下，竟有那么多人关心这项活动。两个月内，干部部收到了几百份建议书。作者中有师一级的领导干部，也有十八九岁的新兵;有干部工作者，也有从事军事、后勤、技术工作的同志;有立志献身军队建设的年青干部，也有离休多年和即将转业的老同志。有的同志为使建议具有说服力而做了大量调查。正如政治部主任邵农在讨论会上所说，这次活动使他“听到了许多在办公室里听不到的真知灼见”，看到了群众对改革干部制度的迫切要求和极大热情，说明“干部制度、政策上的种种不完善和弊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改革使军区的干部工作充满生气。1985年底，三总部联合工作组听取了程功明的汇报，对他们的改革精神和作法十分高兴，责成他写成书面材料上报。总政在《政治工作信息》上全文刊登。杨尚昆副主席看得十分仔细，在材料上留下多处圈点，批示总政加以研究。
我想，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能感受到干部工作实行民主化、科学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而使干部工作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转变，那么，我们通过精简整编即使没有别的收获，也可以自慰了。我甚至觉得，与干部工作的进步相比，整编中发生的即使呈天文数字的损失和浪费，也尽可以忽略不计!

第七章 “第二战场”

十八 困 惑

1985年，十三万余名军队转业干部——他们是六十万“编外大军”的第一梯队，携家带口拥向地方，急切等待安置。它像一股巨大的旋风，使地方的每一方每一级政权机构和社会都感到了压力和冲击。
中国社会的构架尽管庞大，干部位置终究有限，要一下子增加六十万人，非同儿戏。尤其是某些地区，由于出兵多，转业回来的干部也多。据说山东省平均每个县要接收团级以上转业干部二十一个半;而江苏省无锡则要接收五十二个! 如果平职安排，把局以上干部全换下来也不够。
于是出现这样的对比：头一年转业的连队指导员担任工会主席，第二年转业的团政委当他的副主席。
个别地方，曾出现这样的“谈判”：
地方单位的领导说：“要我们接收几名转业干部，可以;但是，能否从部队带点嫁妆来?”
“嫁妆? 什么嫁妆?”部队的办事人员不解。
“比方说：你们有没有电子计算机? 录像机? 复印机? ……反正部队也解散了嘛……”
——这是在做买卖吗? 一斤瘦肉搭一斤肥膘，一盒好烟搭两盒次烟，一台机器搭一个转业干部?!
夏日的一个傍晚，有位战友找到我那光线暗淡的斗室，求我帮忙。我想他如果不是信息不灵的话，那一定是走投无路了。——噢，他要转业! 他与妻子两地生活十五年，刚调到一起，全家还没欢喜够，马上又要迁回他那边远的故乡小县;而他既无“后台”，又没“门子”，结果想必是不妙的。他为此愁得睡不着觉，转业，对于他仿佛是世界末日的来临。
在一份材料上，我看到一则打油诗，是一个撤编单位等待转业的干部们编的：“喂喂鸡，拣拣蛋，老婆上班我做饭。三十多岁没事干，何去何从怎么办……”我知道，不久他们就参加了全军普遍开展的转业前培训，不会“没事干”了，但他们当初的茫然、灰暗情绪仍然使我颤栗。
也许是出于同命相怜，出于直觉，出于不情愿，我心里渐渐浮起一个沉重的疑问：转业，果真值得我们的军官如此痛苦，如此茫然和凄惶吗?
为着支持和保证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消化裁减下来的几十万干部，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文件，号召各地顾全大局，发扬风格;各省召开省委常委会、省长办公会作出部署，要求把接收转业干部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各级政府部门层层下达指标，分配任务，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保证接收下来，安置下去……整个国家机器都在运转。1986年6月，国务院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召开了一次军转安置工作暨转业干部先进代表会议，我看到一大包生动感人的关于安置工作的先进事迹材料。
然而，在那字里行间，我也产生一种驱不掉的沉重感：既然要求“顾全大局”，就是说接收转业干部对“小局”毕竟是一种损失，不是吗? 既然要兴师动众，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才能接收下来、安置下去，就是说转业干部归根结底是一个“包袱”，不是吗?
我多么希望找到相反的证据!
有一份材料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武汉市有一个三十万人口的青山区，七年来接收、安置了二百一十七名军队转业干部，基本上做到了别处基本做不到的按军队职级安排相应职务。更奇怪的是，1985年我军裁减一百万的决定公布后，区委居然向市里写报告，要求多分一些转业干部。未等中央和省市召开安置会议，区属几十个机关、企业、街道就纷纷到组织部和人事局要指标、争名额，全区各单位预报的接收数量，累计超过市里实际分配数的一倍!
青山区的党组织和政府为什么积极性这样高? 他们为什么没有单纯任务观点?
1986年8月中旬，正是“大火炉”武汉最难熬的时候，我热汗涔涔地走进了青山区委和区政府的大门。

十九 区委尝到了甜头

青山区委魏庆山书记是个坦率、耿直、务实的人。他几乎没怎么谈到对于“大局”、“政治任务”的认识之类，他更强调的，是下面这一番实实在在的道理。他说：
“地方干部也超编，这是事实。可你知道，超编不是因为能干的人太多，而是不需要的人太多，真正需要的人才反倒不够。由于‘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历史欠账，地方干部老化现象严重，干部结构不合理。又由于他们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各种关系盘根错节，要动一动很不容易。在这个时候，进来一批军队转业干部，这就等于加了一个推动力，促进了地方干部的更新，促进了职务终身制的的废除。有的转业干部。年龄和身体可能已不适应军队工作，但到了地方还是年富力强的。比如这几年青山区接收的转业干部，平均年龄三十四点五岁，平均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其中具有大专学历的占百分之二十四。而且一般党性较强，作风扎实，能吃苦，很快都能胜任工作。事实证明，这比向社会招聘的办法更可靠。就是一部分复员战士，以工代干，也比刚毕业的待业青年管用……”
最后，魏书记用一句话戳破了全部秘密：“我们在接收、安置转业干部工作中，之所以比较主动和自觉，归根结底，是转业干部干得好! 区委尝到了甜头。”
这真是一个痛快的结论。毫无疑问，我们的新一代军官和士兵，为祖国和人民而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为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以至所有共同事业的进行提供了感情的基础。但是，安置军队转业干部不是抚恤烈士和残废军人，不是一项社会福利事业。它在本质上是一批劳动力、生产力的转移;是社会对这批人的重新选择;也是这批人创造和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转业干部需要的主要不是荣誉和物质待遇，而是一个适于自身发展从而更有利于社会的环境。在这里，仅凭“感情”是靠不住的。如果安置工作不能使地方政府和人民，使社会生产得到实际的利益，这种“感情”也不会持久。
青山区的转业军人们由军事型迅速转变为经济型人才，有什么必然因素? 除了区委和区政府的合理安排、培养之外，他们从军人出身中带来了什么优势? 在青山区成为普遍性的现象，在全国有没有共性?
我带着重重疑虑继续寻觅。
一天，总政干部部负责军转工作的冯少武处长告诉我：云南有个叫李世俊的转业连长，写了一本书，叫《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受到国内外企业界的重视……
我眼前仿佛划过一道闪电，将重重疑云撕开裂缝……我预感到那书里将有某种必然性被揭示，我的那些问号将获得解答。
我寻踪迹到昆明，打听了不下二十人，终于找到了李世俊——云兴公司总经理。

二十 “军转理论”

李世俊1962年入伍，1979年从对越自卫还击战场下来时是某师通信营架线连连长。身高一米八○，略显削瘦。阔额长脸，棱角分明。嗓音洪亮，想必在大操场上面对几百人讲话不用麦克风。他那不紧不慢的“云南普通话”里洋溢着自信，时而仰脸大笑，感染力很强。
总经理头天下午刚从深圳飞回昆明，当晚，与一位外商有生意谈判。而今天上午，他同我一见面便说：
“我转业七年来，第一条体会就是：转业干部要充满自信。不少军队干部下来时都遇到一个尖锐的矛盾：进入新的领域，一切都是陌生的，别人的眼光也带有偏见，不信任，不欢迎。半年、一年以后，就会有相当一批转业干部受到重视。这时，他们的自信心开始恢复了。——这是普遍现象。
“那么军队转业干部树立自信心的条件是什么呢? 最有利的条件就是管理方面。管理，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结合在一起时，为了完成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单独完成的工作所开展的活动。它存在于人类一切共同活动中，对一切行业都是通用的。不论是部队还是地方，你担任领导，你就是在搞管理。而管理的核心是管人。在这方面军队干部的素质往往更强，甚至可以说是军队干部的专长。
“第二个有利条件在于，经济工作，实际上也是一场战争。在国内，企业之间有竞争，在国际上，更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我国由于长期计划经济，厂长、经理们经营战略意识和竞争意识薄弱。现在，随着经济格局的变化，我国企业界正在把管理的重心由考虑内部和谐转向外部竞争。这个问题，对地方干部同样是新课题，军队干部相对说来还占优势，因为较量和对抗是军人的本行。
“第三个条件：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必须具备一往无前、坚忍不拔的精神，而军队历来培养的就是这种素质。
“再从实践上来看，相当一批成功的企业家是军人出身。外国好些大公司的董事长都当过兵，国内也是如此。最近深圳有人做过一个统计：深圳成功的企业家之中，百分之六十是军人出身，百分之三十是科技干部，只有百分之十是其他成分。这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仅仅指50年代，战争结束了，大批干部放下枪杆子搞经济，那是自然转化，很好理解。不，我指的是80年代的企业家，是地方干部强调知识化、专业化的时候，居然有百分之六十的企业家出自军人。这不是很说明问题吗?
“因此，我想我们军队转业干部大可不必自卑，而应该充满自信地下来。当然，要了解我们的优势在何处。了解这一点，你在服役期间，就应该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学好军队的管理。不管你是搞军事的，还是搞政工的，你在部队是强的，下到地方后一般来说也是强的……”
他的道理是如此朴素和晓畅。他像挑破一层窗纸那样轻而易举地推倒了把我们隔在此岸的高墙。我怀疑他是专攻“军转理论”的学者，虽然世界上还没有哪所大学和研究所设有这个专业。十多年前他设想写一本孙子兵法用于经济管理的书，那时他就说过：“我这本书肯定畅销，因为每年都有一批军人转业到经济战线上来。”
十年后的1984年10月，他的着作《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果然出版了，书的扉页上写着：
献给：今天的军官和士兵，明天的企业管理者……
好像他是专为迎接兵员大裁减、干部大转业的这一天而奉献了这本书似的。实际上，他在十几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无意留下的轨迹，恰好成为军队转入和平建军时期某种必然性的实证，成为大批军队干部“转型”的路标。他虽然只是一个新兴企业的经理，却代表着策应我军大裁减的一个方面军，一个“第二战场”。

二十一 策 应

1985年6月4日，李世俊在深圳听到广播：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我军将裁减员额一百万…他像一个策应方向的指挥员听到了统帅部发出的信号，以最快速做出反应。当天，他一个长途电话打到昆明，给他的副总经理兼昆明分公司负责人赵安然：“听到广播没有? 全军要大精简。请你马上与部队联系一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目前，至少可以帮他们办一期转业干部培训班……”
当时，云南省军区恰好刚宣布一批干部转业，反正这批人闲着也是闲着，有这样的好事，不妨试试看。
约有五十名干部前来培训班“试试看”。坐下一听，被迷住了：他们视为畏途的经济管理，竟然如此新奇有趣，而且与军队的专业如此贴近! 听课的人越来越多。
课程的中心，是李世俊亲自讲授的“用兵法经营”。当他走上讲台的时候，有人还纳闷儿：这不是××师的那个架线连长吗? 转眼之间，他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学问?
其实，李世俊的专着已出版半年，企业界早已熟悉他的名字，不过是军旅中人未曾留意罢了。
李世俊确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兵。他以做一个合格的军人为荣耀，严格训练自己的意志和本领。1964年全军大比武，他和他所带的班都是军区的技术尖子，多次参加比赛。
他信奉“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信条。还在当战士的时候，就读过有关孙子兵法的书籍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发现这两本书的问世时间相隔两千年，其精义却惊人地相似。于是他对中国的古典军事理论更加尊崇备至。
虽然这个“想当元帅”的士兵做出了一切努力，“仕途”却总是不顺。于是，他日积月累的文韬武略只好暂时郁积胸中。
恰在这时，一张报纸改变了他的道路。
1974年5月，他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日本特别重视对孙子思想的研究。一名叫大桥武夫的企业家着了一本《用兵法经营》的书，据说，他的公司应用这种理论后，效率大大提高，业务飞跃发展。
犹如一道电光，在他眼前哗地打开一片天外之天。他看到了我国古代兵法应用于军事领域以外的巨大价值和广阔前途。这一线闪电下稍纵即逝的天外之天，引得他苦苦摸索了十年;这消息又如一记闷雷，沉重地敲击着这个热血青年的民族自尊心。孙子兵法是中国的瑰宝，竟然在外国人手里开出奇异新花。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有何颜面!
读到这则消息的中国人何止成千上万，却极少有人像这个小连长这样热血沸腾，奇想联翩。那时的中国，几乎无“经营”可言。人们在忙于“内战”。李世俊曾作为军代表到工厂“支左”，生产瘫痪的景象令人心寒。然而他有一个朴素的预感：久乱必治。到那时，人们归根结底要生产，要经营。他决定现在就开始研究，为日后的经济复兴写一本书。
立志研究孙子的人意然找不到一本《孙子兵法》。他借来郭化若着的《孙子兵法新编》，之后又借一本《十一家注孙子》，两本书共计四十万字，全部一字不漏地抄下来。后来，他终于买到了一本《孙子兵法》。熟读之余，又涉猎了《孙膑兵法》、《史纪纲要》、《市场学》、《日本经济调整发展的奥秘》，大学工业管理的全套教材、“哈佛管理丛书”等兵书、史书和经济理论着作。仅一套“哈佛管理丛书”，全文四百万字，他就做了五十万字的笔记。
1979年打完仗以后，大批年轻干部提拔上来，已经当了八年连长的李世俊不能不转业了。若在几年以前，他会认为这是极大的不幸，而现在，用个不雅的比方，转业对于他等于把王八甩到大海里了。一开始，他被分配到司法部门当宣传干部，他主动要求到工厂去。他说：“如今我们国家的政工干部多如牛毛，最缺的是经济管理人才。我个人在这方面有点兴趣。”于是，他被分到一个不景气的小厂当了名厂办秘书。就这，还带点照顾性质，人家并不欢迎。
从零开始。他倒愿意从零开始摸清工厂的每一根经络。
1982年，全国经济培训中心在昆明举办经济管理师资培训班，李世俊作为预选的“苗子”被送去学习。这时，我国经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放政策指引下，正处在改革浪潮中，对五十年代沿袭下来的苏联那一套管理理论已不满足，欧、美、日本、香港等地的管理经验蜂拥而入，令人眼花缭乱。中国该走什么路? 大家都在摸索。一天，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凌阁在训练班上介绍了日本专家村山孚的《中国古代思想和日本企业家》。多数学员头一次接触这个课题，议论纷纷。
下课后，李世俊遇到凌教授，说：“我研究这个课题已经多年，准备写一本书，摸一摸中国自己的管理理论……”
教授大为惊讶，当场考问。李世俊用他那不紧不慢的“云南普通话”，提纲挈领，条分缕析，讲得头头是道。教授激动地嚷道：“你为什么不写?!”
写! 是时候了。李世俊昼夜不停，一鼓作气，写出了《用兵法管理》的长篇论文。云南省《企业管理动态》破例为这个小人物开设专号，全文发表，引起企业界的注目。
1984年底，他完成了《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内部发行一万册，一售而空。同年10月，经全国六家出版社投标后，广西出版社争得版权，一次印行十万册，又被抢购一空。
有人认为：此书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管理科学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该书出版当年，香港三联书店应读者要求，在港翻印发行;英籍华人、着名女作家韩素音决定译成英文向世界推荐;日本研究兵法经商的权威大桥武夫与李世俊以书赠答，交换翻译出版权;1985年初，国家经委将该书定为古代管理思想和管理现代化研修班教材，聘请李世俊为授课教师……
李世俊一直念念不忘使他得以成长的部队，念念不忘已经转业和尚未转业的战友们的苦恼和需求。他对记者说，他准备与军内有关部门联系一下，配合干部转业，待军队院校或机关培训干部时，向他们提供一些教学资料。
他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光荣儿子。他始终以一腔赤子心肠，一砖一石地为军人走向经济管理的自由王国铺设着桥梁。

第八章 悲壮的进军

二十二

当“国际和平年”——1986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总体上完成了裁减一百万员额的战略性行动。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和平诚意。当然，这一行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表白什么。我国党和政府公开承认，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节省军费，减轻人民负担，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同时也为了保持一支更有效地抑制战争、维持和平的武装力量。这同样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联邦德国《波恩评论报》说：大家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
巴基斯坦《黎明报》评论道：中国裁减军队一百万的决定将会受到全世界欢迎。它确实是一次单方面行动。这与其他国家一方面连篇累牍地发表军备竞赛如何如何坏的慷慨激昂的废话，另一方面，继续加紧生产武器，甚至拼命地部署人员和武器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事实证明，中国军队的这场伤筋动骨的大手术是做得利落而成功的。当然也付出了代价。它留下了尚未愈合的创口和不适的反应;新的编制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改进;人们需要一个适应过程。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并在预料之中的。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杨尚昆副主席曾经坦率而中肯地指出：“军队员额减少一百万，粗看起来应该节省四分之一经费，事实不是这样。因为精简整编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腾出经费来改善装备，这一点还没实现。国家给的军费是包干的。增加工资、干部转业、营房整修、工事封闭都要钱，所以要想省出钱来搞装备，三五年内还办不到。”(1985年11月11日《在全军生产经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有人估测，整编的花费加上不正之风乘机造成的挥霍浪费，损失的钱超过同期一百万员额所占的国防费。这是可能的。但这是暂时的，一次性损失，换来的是永久性收获。
留下来的，还有情感上心理上的创伤。如同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国民痛苦地向旧的秩序、旧的习惯和自己身上的包袱告别那样，人类走向新的美好的时代，心情并非都是轻松愉快的。历史上任何实质性的变革和进步，都充满悲壮的气氛。
悲壮是一种美，它给予人们的不是倒退而是前进的激励。若干年后，我们将为自己曾经有过那样悲壮的时刻而自豪!
贺兰山上，某守备师要撤编了。一切工作行将结束，全师干部战士还有一桩心事未了——部队长年在贺兰山里担负国防施工，留下了一批烈士。将来，这支部队不存在了，谁来给他们扫墓? 谁来陪伴他们度过漫漫长夜? 在远离人烟的大山里，这些年轻的灵魂会感到孤单和寂寞。
在地方政府的理解、赞同下，师党委郑重决定：将烈士们迁进靠近市区的烈士陵园，让他们和故去的父老乡亲在一起，让他们守着公路和城市，看着汽车和过往的人群，听着祖国前进的马达和人们生活的脚步声。
十一月，贺兰山的天空积聚着灰色的雪云。师长和政委带领着长长的队伍，抬着烈士们的遗骨，踏着沉重的哀乐，从山上走下来。十里长街泪沾襟。沿途男女老少自动停住脚步，泪眼相迎……一支光荣部队的历史上最后的一幕，是多么深沉动人!
驻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某师撤编之前，留在指战员心里的是另一种遗憾。“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师的一部分人员奉命“支左”，看押“走资派”。有一位原州委书记，进疆多年，深得当地各族人民的拥戴，“文革”中备受摧残，死在狱中。这是一桩历史悬案，“支左”部队被认为是迫害老书记致死的直接责任者。于是，这个师的干部战士在昌吉州尤其是昌吉市人民面前一直背着洗不清的恶名。“文革”之后，师部迁进了偏僻的琉璜沟，在那里，“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搞得很有名气。但是，还没有得到昌吉市人民的谅解。现在，部队要撤编了，他们将永远失去洗刷的机会。难道这支部队就这样与新疆人民告别吗? 难道让这样的名誉永远留在解放军的历史上吗? 不，不能。部队要有一个完满的结束，要给人民留下怀念而不是仇恨。
恰好，昌吉市新修了一座人民公园，需要在园内挖掘一个人工湖。部队在整编工作千头万绪空前忙乱的情况下，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派出一个营的部队投入施工。开始，军民的交往是不和谐的。供水常常出问题，买菜也要受刁难，干部战士在大街上行走，随时会遇到挑衅性的挖苦和唾弃。师党委提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个“文革”时期才用得着的口号，号召每一个指战员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能够树立自己形象，取得群众信任和谅解的只有行动!
年轻的这一代干部战士明明是代人受过者，但是，军人的荣誉从来是与他们的前辈、与整个部队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既然有资格享受前人创造的光荣，也同样有责任洗刷历史留下的耻辱。咬紧牙，把羞辱和眼泪咽进肚子里，于! 风里雨里，泥里水里，无论如何要坚持走好最后一段战斗历程，写好最后一页历史。在这种特殊的带有悲壮色彩的激励中，指战员们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顽强和自觉，以惊人的速度，在十八天内完成了原定两个月的工程量。一座优美、明净的人工湖出现在昌吉人民面前。
人心的向背有时是突然变化的。应该说，主要不是有形的湖泊，而是年轻的干部战士们忍泪苦干的身影博得了群众的理解、赞佩和尊敬。现在，是一些曾经唾弃、羞辱过他们的人流着泪向部队道歉了。这支部队成为最受欢迎的人。市政府考虑部队撤编后的困难，主动提出计划之外更多地安排一些转业干部和家属。这件事在新疆传为美谈。
这时，1985年的国庆节就要到了。自治区准备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庆祝游行。军区党委意味深长地把受阅任务交给了这个即将撤销的师。
受阅前的训练在激昂的气氛中进行。每一个人都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刻苦、认真的崇高的使命感。
10月1日，乌鲁木齐市中心广场流光溢彩，万头攒动，鼓乐齐鸣。
阅兵分列式开始了!
咔、咔、咔……一个又一个步兵分队，踏着《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以每分钟一百一十六步的固有节奏，率先迈进了广场。
每一排面上挺进着二十个同样矫健的身躯，每一个节拍，荡起二十条同样敏捷的手臂和二十条同样善于登攀跨越的腿。军人的无比丰富的情感，全部蕴蓄在最简单的直线和方块之中，军人的所有豪迈和勇猛体现在最单调的固定节奏之中。它把简单、对称、整齐的美推向极致，它迫使人们忽略一切个性的差异而感受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力量。一个军官或一个士兵，如果能在这样的场合出现一次，能够在那分不出你我的方阵中充当一员，他就会忘却一切屈辱、烦恼和一己的私利，而在一瞬间把个人升华为“军人”，升华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
我们在城市和乡村，以公园、影院的门口或者在商店的柜台前面，经常看见军人。但是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发现他们竟是这样健美，这样崇高，这样令人钦敬。阅兵式——没有情节、没有故事的表演竟能使人无端地蓄满泪水，引发出欢呼的欲望。
前导的步兵方队通过主席台前。大会广播员赞美着队伍的雄健整肃和人民军队的光荣。
突然，她语调一转，充满感情地报告道：
“同志们! 现在经过主席台的这支部队，再有五天，他们的番号就将从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消失了……”
人们突然屏住了呼吸，瞪大眼睛重新审视这支队伍的每一张面孔，每一步动作……莫名的泪水，从千万双眼睛里涌出来。突然有人喊出：“向人民解放军致敬!”“人民解放军万岁!”自发的一呼百应的呼喊，决开了一道道激情的闸门……
军乐在响。军鼓在敲。
士兵们每分钟一百一十六步踏击声，震动着祖国的大地。
受阅的战士们，一张张脸上全挂着泪水……
历史，不论记载着多少荣誉，寄寓着多少感情，我们总要与它告别。
面对未来，不论有多少代价，多少牺牲，我们也必须跨出决定性的一步。
人民解放军，在悲壮的气氛中，义无反顾地跨过了一道分界线，从旧的质与量走向新的质与量，从历史遗留下来的战时体制走向和平时期的建军轨道。
这支曾经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军队，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86年9月于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