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怎样出笼的》(原文全文)

历史已经证明：1966年6月1日发表的、震惊神州大地、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一手策划的反动的大字报。
十几年前，康生在一次接见外宾时声称：“这张大字报是我搞出来的。”并以此作为自己“光辉”历史的一页，到处炫耀。然而，这张大字报的出笼经过，恰恰成了揭穿康生狰狞面目的绝妙材料。
1979年11月30日上午，前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陆平同志，在工作繁忙中接待了我。他说：“北大反动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笼不简单，现在应该把野心家康生的罪行公诸于世。”陆平同志语调缓慢而激愤，陷入了对往昔的深深回忆之中。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20世纪60年代初，对于英雄的中国人民，是面临困难和考验的时候。
在党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引下，我们国家胜利地度过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又出现了新的生机。亿万人民笑逐颜开，同心同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
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平常的。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带头发难。“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样对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做出准确解释的情况下，以姚文元这篇反动文章为开端，逐渐展开着、进行着。
1966年，北京的春天是那样的清新而迷人，但批判“三家村”的浪潮却像一片乌云，在人们的心上投下了一层阴影。
北京处在巨大风暴的漩涡之中。
5月14日，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同志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华北局指示，强调各级领导要坚守岗位，加强对运动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积极投入斗争。
这一天的中午，康生以中央理论组的名义，派他的老婆曹轶欧带七人“调查组”到了北京大学。
“记得那天中午，我下班刚回到家里，校党委办公室来电话，说曹轶欧带工作组来了。”陆平同志回忆说，“我放下饭碗，赶到办公室，只见曹轶欧和一个人坐在那里。我说：‘调查组需要了解什么情况，我们准备一下，做个汇报。’曹说：‘不必了，我们是来了解学术批判情况的。’我问：‘你们住下吗?’曹说：‘住下’。接着，我要办公室的同志准备房子，好好接待。”
晚饭后，按照往常的惯例，陆平同志前去住处看望“调查组”，结果发现室内空无一人。他心一沉，感到很纳闷。想，曹轶欧不是说要住下吗? 到哪里去了呢? 他沿着未名湖畔，缓步走着。湖面微波翻动，他的心也像这湖水一样，泛起了涟漪。曹轶欧一伙行止的蹊跷诡秘，引起了他的疑虑。
“十几年后，我才清楚，原来他们秘密地住在西颐宾馆，秘密地找北大一些人到那里策划。我们哪里想到了这些呢!”陆平同志说着，站了起来，在屋内踱了几步，显示出一股难以压抑的愤慨。

“北大点火，往上搞”

的确，曹轶欧的“调查组”，住在离北大有五里之遥、僻静的西颐宾馆。
调查北大的情况，不住在北大校内，搬到离校这么远的地方秘密住下，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的。
原来曹轶欧临行之前，康生面授机宜，明确要调查组在“北大点火，往上搞”，并且点了宋硕同志的名。在康生的指使下，曹轶欧完全撇开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干尽了阴谋勾当。他们声言“要参加会议”，可是北大邀请他们又拒不出席;他们说“要了解北大‘文化大革命’情况”，可是陆平同志找曹轶欧汇报，又被断然拒绝。但是，人们发现，曹轶欧从早到晚，频繁地找学校的一些人到宾馆密谈，有的人甚至谈了二次、三次。北京5月下旬，天气还不那么热，可是，那个被指名调到“康办”的哲学系教员，每天挥汗如雨，得意地穿梭于燕南园一带，奔走于北大和北大在北太平庄、十三陵水库分校之间，忙得很。他们鬼鬼祟祟，想方设法搜集北大党委的情况，扬言要揭开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盖子，把矛头直指中央。
由谁来带头“点火”、“揭盖子”呢?康生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他们知道聂元梓在北大臭得很，没有什么号召力。所以，就找陈守一同志。因为陈守一是北大党委常委，法律系主任，有威信。
5月的一天，曹轶欧打电话给陈守一同志，作了自我介绍之后，表示要到陈家谈谈。接着曹就到了陈守一同志家里，询问了北大的学术批判情况后，她阴险地说：“北大的学术批判方向错了，陆平要负责。”
陈守一同志辩驳说：“学术批判，党委常委分工由我负责，有错误，首先是我的责任，希望具体指出。”曹轶欧碰了一鼻子的灰，没有再说什么。临走时，她告诉陈守一同志：“我和你谈话的事，应该保守秘密。”
过了几天，曹轶欧又私下约陈守一同志到西颐宾馆见面。并且一再叮咛不要对任何人说这件事。陈守一同志到了那里后，曹轶欧劈头就问：“你对聂元梓的印象如何?”
陈守一同志感到问题提得很突然，略作沉思，回答说：“聂元梓在社教中闹得太不像话。”曹轶欧这时亮了底，说：“你们应该揭发陆平、宋硕，最好你领头，和聂元梓一起搞。”陈守一同志迟疑了一下，估计聂元梓就在隔壁的房间里等候着，坚定地回答：“北大学术批判有错误，是我的责任。我不能诿之于人。”
曹轶欧挑拨说：“你没有责任，是陆平、宋硕搞的鬼。”
陈守一说：“别人可以这样说，我却不能这样看。”曹轶欧见陈守一同志态度坚决，大失所望，不敢提出与聂元梓见面的事。
康生的密谋遭到了严重的挫折。曹轶欧在送陈守一同志上车时，怕露马脚，不得不一再嘱咐，要对这次谈话绝对保守秘密。站在一旁的“调查组”另一个成员弦外有音的说：“曹大姐送人从来没有这样客气过。”
这就是康生指使他的老婆，用鬼蜮的伎俩，精心策划，点火北大，上整市委、中央，搞乱全国的重大阴谋。见不得人的人，干着见不得人的事。善良的人们哪里能料到这些呢?

“是王八蛋也要支持”

1966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气候和天候一样，温度一天天上升。康生策划的阴谋也在紧锣密鼓之中。策动陈守一“点火”失败之后，他和他的老婆又多次与聂元梓密谈。聂元梓是个权欲熏心、野心勃勃、臭名昭着的人。在市委主持召开的传达中央解决北大社教问题的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上，虽然迫于形势，作了一点检查，但是心怀不满，伺机反扑，因而同康生一拍即合，立即达成了一笔反革命政治交易。5月下旬，“调查组”亲自出马，召集北大一些人开会，直接授意写大字报。大字报写些什么内容，他们煞费了一番苦心。开始，他们准备翻北大社教的案，但感到马上把锋芒指向中央，时机还不成熟，不如从市委下手容易得逞。他们就别有用心地抓住宋硕同志5月14日传达华北局指示的那个讲话，杀气腾腾地叫嚷这个讲话是捂盖子，要揭宋硕、陆平、彭佩云。
这几天的白天、晚上，聂元梓根据曹轶欧这个调子，同其他几个人一起密商、起草大字报。他们两易其稿，终于炮制了出来，于5月25日下午贴在北大的一个饭厅墙上。这张反动的大字报，用歪曲事实，截头去尾，诬陷栽赃的卑劣手法，诬陷宋硕5月14日讲话中提出的现在要急切加强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诬陷“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批判上去”;攻击中央规定的“内外有别”等纪律，是“清规戒律”，“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等等。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和中央，引起了全校师生员工的极大愤慨。化学系分析教研室和法律系的许多同志首先贴出反驳的大字报，指出这张大字报违反中央“内外有别”的精神，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在大字报贴出的短短半天时间内，全校自发地贴出了一千五百余张大字报，其中绝大多数对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加以驳斥和揭露。当时还有千余人围着聂元梓辩论。聂元梓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
在大字报贴出的前一天，即5月24日，北大党委传达了中央、国务院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的五点指示，强调要内外有别。当时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明知中央指示精神，却公然无视党纪国法，就是有康生为后台老板。
5月25日深夜12时许，当时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同志、周恩来总理又派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部的负责人来北大，重申中央关于运动中张贴大字报的指示，并传达了周总理的四点补充指示。周总理特别指出：作为党和国家的纪律，这就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严肃批评了聂元梓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康生得知周总理批评后，惟恐揭破其反革命面目，急急忙忙让曹轶欧要走了大字报的底稿。当“调查组”的人反映大字报贴出后，因为聂元梓政治上、生活上有不少问题，太臭，北大反对激烈，当初不应该选她带头时，康生恶狠狠地狂叫：“是王八蛋也要支持。”露出一副赌棍的凶相。

捣鬼有术

康生不愧是个搞阴谋诡计的里手。他要走大字报后，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等政治局常委，继续他精心策划的这张大字报的阴谋活动，报告了毛主席。
6月1日晚上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北京的空气一下子好像凝固了起来。人们疑虑环生：北大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呢? 中央不是明确规定要“内外有别”吗?
在这同一天晚上，陈伯达和工作组在研究《人民日报》6月2日的社论和主要版面安排。当时，有人汇报北大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其他一些高等院校的人到北大去，秩序很乱等等。陈伯达听了后，决定要亲自去看看。王力、关锋劝陈不要去，由他们去看看再说。王力、关锋从北大回到报社后，就宣扬北大形势好得很，哪有什么乱，完全是一派革命大好形势。所以，就这样起草了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由陈伯达同意签发，同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起，刊载在《人民日报》6月2日第一版上。自此，先是北京，后是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以北大为“榜样”，揪斗校系领导，冲垮了各级组织，使全国高等院校陷于混乱。
6月2日下午和3日晚，陈伯达两次到北大看大字报。这个自诩为“小小老百姓”、实则是大大野心家的陈伯达，对于北大革命师生不怕高压，反对聂元梓大字报，支持校党委的正义行动，极为仇视。他看完大字报回到报社后，立即“指示”工作组写了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发表在6月5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上。这篇反动的社论，大翻北大社教运动的案。把贯彻中央指示、纠正北大社教运动错误的“国际饭店会议”打成“1965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将攻击矛头指向了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使全国亿万维护党的领导、不愿起来造所谓“走资派”反的群众，顶着“保皇派”、“保皇党”的帽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摧残，造成了群众之间严重的对立和分裂。
大字报广播后，康生们欣喜若狂，弹冠相庆。康生在一次会上说：“大字报广播后，我感到解放了。”聂元梓从这张大字报中捞到了不少政治资本，因此，她对“顾问”康生感恩戴德，急忙给康生写了一封感谢信，肉麻地吹捧康生，表示要“为康生同志争气”。不打自招地供认了他们的反革命勾结。1966年8月4日，康生又在北大的万人大会上，针对刘少奇同志、周恩来总理对大字报的批评和广大群众的反对，狂叫“大字报贴出后，反革命想扼杀它”。穷凶极恶地把矛头指向了刘少奇同志、周恩来总理。他的老婆曹轶欧也由后台跳到了前台，以工作组副组长的头衔到了北大，继续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开了极为恶劣的先例

北京大学这个光辉的名字，是同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联系在一起的。她曾经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和主力军;她是孕育中国最早一代共产主义战士的摇篮;她为祖国的繁荣和昌盛，造就了一大批人才。然而，今天，康生这伙凶犯使她蒙受了极大的历史耻辱。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反革命主犯，连续炮制反动文章，污蔑北大的党是“修正主义的党”，“假共产党”;把党的组织、党的纪律一概攻击为“黑组织”、“黑纪律”;把社会主义的北京大学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把数万北大师生打成“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等等。使在校的教职员工和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北大学生，蒙受不白之冤。这张大字报的出笼，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造成我国长达十年大动乱的一个祸根;开了一个肆意颠倒是非，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利用“四大”进行政治诬陷和人身迫害的极为恶劣的先例。北大成了人间的地狱，数百名干部、教师被抄家、揪斗、游街，一些人被活活打死。康生一伙又把北大的经验作为全国的“样板”，到处推销，派聂元梓到上海点火，到中央和国家各部委去抢权。他们组织全国两百一十二万四千多人到北大“串连”、“取经”，把北大的“经验”带到各地，煽风点火，揪斗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冲垮各级党组织。康生利用这张反动的大字报，“点火北大”，上整中央，搞乱全国，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陆平同志十分痛心地回顾了这段历史，他说：“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不行呀! 刘少奇同志是国家主席，还有陈老总、贺老总、彭老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是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活活整死呀!”说到这里，他再也不能强抑住自己的情感了，热泪夺眶而出。是的，人民不能没有法制。唯有社会主义的法制，才能倾听真理的呼声，维护人的尊严。